资友 发表于 2006-12-24 14:36:00

史料在家谱研究中的作用

  史料在家谱研究中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现了一种众声喧哗多元化的语境。从国内来看,由于所有制的多元化,导致了社会经济成分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多样化,所以发表任何意见都越来越不容易取得共识。
  从国际大环境来讲,近些年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兴起。中西文化价值观念的碰撞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情。比如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为本位,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西方人受神话传说影响,把龙视为邪恶的象征,而中国人却以“龙的传人"自居。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的确有极少数西方反华势力企图通过价值观念的输出对中国发动一场“软战争”即政治作战,在社会主义国家搞一场无声无患的“颜色革命’’。这也必然在一部分人中造成了观念的混乱。
  不过,多元化的语境虽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阶段使人们莫衷一是,但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消极现象。不同人观念的差异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允许差异,尊重不同声音,是我国在民主化进程中取得长足进步的生动表现。更何况通过不同言说相互批评和制约,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在不同观点的撞击中,有时也能进发出真理的火花。
  既然在多元化的语境中难于取得共识。判断是非曲直在很大程度上就要依赖于史料,也就是“让事实说话"o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史料可能比意识形态更具说服力o
  1898年的6月11日至9月21日,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百日维新”。在这103天当中,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发出了几十道改革令,如废八股,办学堂,开银行,设译局,精兵简政,广开言路等等。“百日维新”虽然没有动摇清王朝的体系,却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先河,自有其进步意义。但近来却有些文章和著作揭露康有为,说他抬高身价,欺世盗名,特别是所谓“公车上书’’,可以说是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大欺骗,因为康有为的这份万言书根本没有呈递给光绪皇帝。但大量史料证明,从1 888年至1898年,康有为百折不挠,曾经七次上书给皇帝。第一次上书被当政大臣截留。1895年他组织了一千多个应考举人联名上书,即“公车上书”.也没有到达皇帝面前。“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原来联名的举人们纷纷离散,但康有为仍然以“公车上书”的呈文为基础,以个人名义第三次上书,终于递到了皇帝手中,并使皇帝深受感动。这就为1 898年的维新运动奠定了基础。如果史实如上所述,虽然康有为在自己的著作中有夸张和神化自己的成分,但把他说成“骗子”肯定是不合适的。
  让史料说话,也包括替历史上的反面人物说话。根据流行说法,慈禧太后挪用清朝海军军费三千万两白银为自己修行宫颐和园。后来又有人说挪用了四千万两、五千万两乃至六千万两。但当年颐和园主体建筑如佛香阁、大戏台的建筑费用.清单保存至今,统计下来大约是6O0多万两,说明“纣虽不善,未如是之甚也”。
  我是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深感在这个学术园地上史料的作用也在加强,近年来多次召开了史料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过去有人说,沈从文1949年3月9日自杀跟两件事有关:一是郭沫若的批判文章《斥反动文艺》,二是丁玲会见沈从文时态度冷漠,“俨然身居要津的人.物”,使沈深受刺激。(刘祖春:《忧伤的退思怀念沈从文》,《新文学史料》1991年1期)但史实是:沈从文自杀时丁玲远在辽宁沈阳,完全无法跟沈从文见面,直到当年6月8日下午丁玲才抵达北平,此时距沈从文自杀已有三个月。去年,在故宫博物院的人事档案中还发现了1955年11月22日丁玲致刘白羽、严文井信,内容是转达沈从文想调动工作的请求。凡了解当代文艺运动史的人都知道,当年9月6日,丁玲已错定为“丁陈反党集团"头目。在逆境中,她仍为处境比她好的沈从文操心,可见有些人在沈从文问题上对丁玲的批评是欠公正的。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很多理论著作被译介到中国。这些著作提供了不少新的观念和研究.范式,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改变了过去单调僵化的思维模式。但也有些学者和学生唯西方的马首是瞻,对这些著作的局限缺乏清醒的认识。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美籍华人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的著作就被一些人奉为圭臬,亦步亦趋。今年6月13日,《文艺报》在“理论与争鸣’’版对这些著作进行了批评,其特点就是从史料入手,让事实讲话。比如,当年让李欧梵一炮走红的著作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去年9月由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
  但这本书中错讹甚多。这本书说,在民国的头十年(1912年至1922年)里,刊登哀情小说的杂志有<月月小报>《小说林><小说世界><绣像小说>《小说时报》等,发行量都很大。事实上,《月月小说》《小说林》《绣像小说》在清末均已停刊,而《小说世界》直到1 9 2 3年才创刊。这四种杂志在民国头十年怎么可能发生广泛影响?李欧梵的男一本书《现代性追求》200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说南社创立于1903年,而实际上成立于1 9 0 9年1 1月1 3日;说南社拥有一千余名会。员,实际上只有8 2 5人;说包天笑是南社的活跃成员,而包实际上只参加过一次南社雅集。从史料角度进行批评,避开了意识形态的纠葛,又破除了“洋迷信”,帮助读者对这些舶来书籍树立正确的阅读态度。
  要充分发挥史料的作用.首先要对史料的真实性进行鉴别。即遵照周恩来对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指示,做到“去伪存真"。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文史领域作伪的情况屡见不鲜。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密令军警查抄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革命者;事后公布了苏联“阴谋’’之证据《致驻华武官训令》,指控第三国际唆使中国共产党人制造“南京惨案”,成为当时反苏反共逆流中的一张王牌。半个世纪以来,一些海外历史学家一直信以为真,有些国家还将这一《训令》收入本国政府的外交档案。现已查明,这份《训令》是在张作霖授意下,经奉系官员密谋,请一个叫米塔列夫斯基的白俄记者伪造的。前些年有人编造毛泽东到北京八道湾拜见鲁迅的神话.,经有关部门组织专人进行广泛调查,也已证实纯属伪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又有人散布周作人出任伪职系中共派遣,以及中央负责同志要为周作人摘掉汉奸帽子的政治谣言。正直的文史工作者义正词严地谴责了这种作伪的行为。直至去年2月2 1日,参与编注毛选的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发表了《毛选注释上的周作人》一文,这场历时二十年的风波才暂时平息。
  需要说明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