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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高足”袁振英
陈鸣鸣
袁振英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的上海“中国共产党”、“广州共产党”等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中作出过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位于新渔阳里六号的外国语学社。
袁振英
我们于“五四”青年节之际,向大家介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袁振英。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中,在记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有两处提到过袁振英的名字。
“陈独秀的高足”
1920年7月到1921年8月,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广东,袁振英都与陈独秀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他们既有师生之渊源,又是社会主义的同志,也是工作上的伙伴,甚至共居一室,朝夕相处。那时袁振英被陈独秀倚为左右手,在广州时,社会上的一些人也视袁振英为“陈独秀的高足”。
出生于1894年的袁振英,1915年毕业于香港黄仁书院,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20年初任香港《晨报》兼广州《新民国报》编辑。其间为声援广东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斗争,参加了“广东游东记者团”。
1920年7月,袁振英来到上海,陈独秀见到他,要求他“帮忙一切”,于是他留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并为《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撰稿,担任《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的编辑。此外,他还曾远赴武汉争取恽代英加入党的早期组织。
1920年8月,袁振英参加早期上海共产党组织。9月1日应陈独秀邀请参与编辑《新青年》,担任“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
共产主义的见证地
上海的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为两层楼砖木结构石库门建筑,于1915年(民国4年)8月下旬申请建造,约次年至1919年前建成。
1920年春,杨明斋陪同共产国际代表到上海,同陈独秀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时,租赁渔阳里6号为活动地点,并开设“中俄通讯社”,后改称“华俄通讯社”,自任社长。
1920年8月22日,经上海早期党的组织领导人陈独秀倡导,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袁振英、叶天底、金家凤共8人(另说是陈独秀、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在这里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21岁的俞秀松担任书记。同年9月,在这栋建筑里创办了外国语学社作为掩护。
次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同样在这里设立团中央机关。4月29日,遭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没收了纪念劳动节筹备委员会的宣传品。后因俞秀松赴俄参加少年共产国际二大,社会主义青年团于5月间暂停活动。华俄通讯社至1925年(民国14年)8月1日后才关闭。
1921年,渔阳里改名铭德里。1957年,旧址按原貌修复,弄名恢复旧称。1959年5月26日,渔阳里6号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3月4日,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渔阳里6号进行进一步的修缮。楼上东西两亭子间分别为俞秀松、杨明斋卧室。杨明斋的卧室又为华俄通讯社办公室,客堂楼为团中央办公室。
外国语学社
渔阳里6号的客堂在当时是外国语学社的教室。
外国语学社旨在输送有志青年赴俄学习,造就革命人才,可以称得上是中共最早的干部学校。
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任校长兼授俄语,俞秀松任秘书管理行政事务,魏金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教授俄语,李达教授日语,李汉俊教授法语,后又聘王元龄任俄语教师。时年27岁的袁振英则在此教授英语。
上海团组织在外国语学社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计有:李中、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桢、傅大庆、周兆秋、柯庆施、梁百达、卜士奇、袁达时、彭树之、廖化平等。建团不到一个月,团员已达30多名。
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早期党的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革命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外国语学社名义上公开招生,实则由各地早期党的组织或早期共产主义者推荐,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许之桢、汪寿华、柯庆施等50余人。
从民国10年(1921年)春起,陆续派遣青年学员赴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至同年5月结束,先后选送数十人。
传播马列主义
《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袁振英担任这一专栏的主编。
同年底,袁振英随陈独秀到广州。当时去广州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他和陈独秀都不懂粤语。袁振英和陈独秀既是师生,又一起共过事,而且能讲粤语和英语,所以他就成了陈独秀和魏金斯基身边的传话人,充当他们的翻译。
1921年1月,袁振英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今广州广雅中学)校长,力排众议倡导并实行中学男女同校。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袁振英为该组织成员之一。
《新青年》迁至广州后,袁振英继续负责该刊“俄罗斯研究”的编辑和撰稿。以“震瀛”为笔名,撰写、翻译了大量文章、译作,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袁振英在这个专栏发表译文24篇,占到这个专栏文章总数的2/3。
事实上,《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共早期组织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列主义。
然而,由于信仰无政府主义以及对陈独秀的不满,就在中共一大召开的前两个月,袁振英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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