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籍画家袁运生艺术展今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南通籍画家袁运生艺术展今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2017年4月6日，“走向文明的自觉——袁运生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将持续至16日，此次展出集中展示了袁运生先生的170多幅作品，其中大型作品110多幅，呈现出南通籍画家袁运生在艺术创作上的种种思考。当然，我们希望每一位观者不仅看到画，还要看到画外，他所做的事。毕竟有些事，比画画还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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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运生先生

　　
    画画是天生的缘分
　
    石涛的《一画论》对袁运生启发很深，特别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起来简单，思想方法却很有趣。他做了个形象的描绘：“在画布上画第一条线的时候，没有任何毛病；画第二条线的时候，就会和第一条线产生一个关联；到画第三条线的时候，这张画的大构造就出来了。构成了大的格局，也为其他部分留下了想象的余地，如此一步一步走下去，画儿就画完了。”依循这种方式画出来的画，便是内心潜在感受的真实反馈，反映出作者此时此刻的真实想法。正因如此，袁运生画每张画时都不打草稿，因为在他心中早有丘壑，他不喜欢在细节里来回折腾的感觉，而享受“大刀阔斧”带来的淋漓与畅快。
　　
    有意还是无心？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命题，但或许与袁运生八九岁时画画的经历有关——“当时在我家有一个小石桌，石桌表面很光滑。一有时间，我就用毛笔蘸着水在石桌上画画，这样既不浪费纸，又可以自由的进行创作，可以写字也可以画画。这是技术训练的过程，也是学习抒发的过程，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一直到上中学前，这个小方桌都是我的‘画布’。”

    对袁运生来说，画画是天生的缘分，虽然考试成绩一直稳定在班里的前十名，但上中学时他已经认定自己要去学画画了。他画过学校里的那几个石膏像，但觉得并没有太大意思，所以更多时候都是去画速写、画创作，这对他来说都不是很难，因为“有东西就在那里”，画下来便是了。1955年，18岁的袁运生参加中央美院入学考试，考题是画一个半身石膏像，很多老师围在他身边看他画画，“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对我比较感兴趣，结果我就考了个第一，当时油画系就招5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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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思琴 壁画 430cm x1050cm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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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飞天 壁画 430cm x1050cm 2005 年

    赴美14年，坚持走中国自己的路
　　
    1982年，袁运生应邀赴美，在几所大学做访问学者，后来成为职业画家，而这一走就是14年。这段经历，在袁运生的艺术生涯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使他坚定了“走中国之路”的信念。
　　
    最初，袁运生去美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想去画画，为自己的创作争取到充裕的时间与广阔的空间，同时观察西方艺术与中国艺术的异同。他深知自己的创作需要变革，需要将更多注意力放在社会与人的问题上，并通过画笔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上世纪80年代，正值美国艺术运动的剧烈动荡的时期，不少激进学者以“进化论”为依据，认为艺术要不断更新、不断否定，推动新派别出现的同时否定旧的派别，否定到后来便不知往何处去了，以致在上世纪80年代末抛出“绘画和雕刻已经死亡”的论断。在强劲文化潮流的裹挟下，袁运生始终保持着理性与审慎的判断，他认为美国尚且“年轻”，尤其是在艺术上的激进态度，显示出他们在文化根底上的缺乏。而在与迪库宁、罗森伯格等美国顶尖的艺术家的交往中，他也发现这些人对当时激进的艺术潮流并不感兴趣，反而以更平和的心态去看待自身艺术创作的变化，而他们的艺术地位旁人也无法轻易撼动，这更坚定了他之前的看法。
　　
    “美国看起来很自由，但潜在的不自由，比表面的自由更可怕，他们对事物的理解太过‘简单’”——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袁运生将自己的创作视野，重新置于中国的道路上来。每次回国，他总要花大量时间去考察各地的石窟和寺庙，毛笔、宣纸更是须臾不离，“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千年的传承过程中荡涤，留下了无穷尽的文化积累。人是最宝贵的‘资源’，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文化若不能领先，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必须要从西方的思维禁锢中走出来，好好把握自己的文化，从中找到可行的方法和道路，走好自己的路。”
　　
    对民族艺术精神的追寻，让袁运生选择回国，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1996年，袁运生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这一干又是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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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踪 纸本水墨 144×367cm 2006

　　
    这件事，比画画更重要
　　
    中国艺术，必须要走自己的路——这些年来创作与思考，使袁运生在实践中不断印证着之前在美国时的看法。而若想走自己的路，其重点在于建立一套完备的“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即从高校的美术教育入手，让学生建立对中国文明的认同，“中国现代的美术教育历史不过100年，最开始强调和西方学，因为当时中国自己的美术教育底子弱，本土培育的教师尚未成长，从欧洲归来的留学生转而成为教师的主力；后来中苏关系友好，我们又向苏联学习，但一直徘徊在西方的边缘，自始至终没有建立自己的美术教育体系。董希文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主张艺术要走中国自己的路，在当时，我便很认同他的想法。”
　　
    如果说之前几十年是缺乏必要的物质和师资条件，立足当下，中国的艺术院校为数众多，各个省都有美术学院和专科学校，可供利用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也很丰富，是时候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美术教育体系了。
　　
    袁运生认为，在基础教育方面，应当把中国的雕刻、壁画、青铜器和书法作为美术基础教学的素材。长期以来，中国的美术基础教材一直沿用的是西方的雕刻，西方雕刻在造型上，解剖、比例、透视精准，是一个科学的系统，背后所体现出的，是西方的文化价值，而中国雕刻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是“天人合一”；青铜器作为礼器，是观念性的象征，它通过端庄大方的造型来传达观念，作为造型艺术观念性培养的教材非常适宜；中国的石窟资源丰富，特别是壁画和雕刻，历朝历代均在前朝基础上丰富与完善，体现出中国思想传承中“并非亦步亦趋跟着模仿，而是从理解基础上得到经验，并由此生发”的特质，有着发散性的启示作用；而书法作为抽象艺术，丰富的内容与严谨而平和造型结合交互，形成了厚重的文化含量，对绘画造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了给基础美术教育积累素材，这几年袁运生带着自己的团队开始了“中国传统雕塑复制”工作。项目组在国家文物局以及全国各省市博物馆的支持下，对一些带有地域和时代鲜明特色的，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雕塑进行复制，用于“八大美院”美术教育基础课的教学素材。
　　
    有了教材，自然还需要教师。袁运生坦陈，“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关键在于美术教育基础课的变革，这就对从事基础课教学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重新学习、重新理解、重新实践，打破以往的认知局限和障碍，更新封闭的观念，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中国文明的传承，需要培养一代代能够创造、并有所发展的人，需要在学校教育上大力变革，“纵然其中会有波折与磨难，但我坚信这件事是终究会完成的。我很喜欢画画，但在推动‘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建立这件事上，我花的精力要比画画多很多，但我觉得很值，因为这件事，比我画画更重要。”（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