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凯歌行进的原因
李自成起义军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几次粉碎官军的大规模围剿,把明王朝的腹心地区河南变成起义军的前进基地呢?除了这里的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崇祯十三、四年的严重灾荒以及起义军经过长期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等因素以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李自成起义军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的宗旨是反对地主阶级的暴虐统治和残酷压榨,以解民倒悬为己任。因此,他们能够得到河南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
当时,河南遭受连年大灾,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起义军所到之处,废除了明政府的逼比钱粮,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同时“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94),使贫苦群众能够安心生产。义军对贪官污吏和豪强富室实行“籍其家以赏军”(95)的政策,既打击了官僚地主,也弥补了军队的食用。在起义军内部从上到下实行了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同心同德地度过难关。“所掠金帛、米粟、珠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费俱出自掌家,但报成数。请食不足,则均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96)。精兵是作战的主力,每天吃三顿饭;其他士卒和家属只吃两顿。连李自成这样的统帅人物,也在饭食上“粗粝与众共之”(97),穿著方面“衣帽不异人”(98),混在战士当中都使人难以识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平均主义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自发的反应,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本能的简单的表现。”(99)从李自成初起事时“率本地少年挖人藏粟,散粮于众”(100),到崇祯十四年以后攻克洛阳,义正词严地斥责福王朱常洵等“王侯贵人剥穷民”,“富甲天下”而“不肯以一丝一粒赈济百姓”,处死福王后大开福邸仓囷“令饥者以远近就食”,对其他“贪污吏及豪强富室”也“籍其家以赏军”(101),都体现了农民们要求铲除被剥削者同剥削者之间极其尖锐的贫富对立的平均主义思想。千百万农民正是在这种当时“最革命的思想”(102)鼓舞下呼啸前进,向吃人的封建统治阶级展开了拚死的搏斗,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否定和贬低封建社会中起义农民的平等、平均思想,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实际上都必然导致抹煞农民革命的正义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辩护士。其二,起义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也体现在起义军内部的供给制度方面。他们所采取的原始共产主义分配方法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既然农民们憎恶社会上的贫富悬殊,他们要求在自己的队伍当中把生活上的差异缩小到最低限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起义军的鲜明阶级属性还表现在它纪律严明,严禁抢掠民间财物、随意杀人和调戏妇女。张岱记载说,起义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103)进攻开封时,李自成也发布过命令:“窝铺内藏匿妇女者斩。”(104)义军作战时的军令也极其严格,令行禁止,“临阵无得反顾”,“前者死,后者继进。”(105)攻城时为了实施爆破或拉崩,命令军士派人冲往城下凿取三块墙砖,完成任务的回营休息,不足数的正法。尽管城上矢石交下,战士们仍然奋勇攻城。
起义军的这些优良作风同明王朝官军的无恶不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河南人民从事实当中认识到李自成起义军是自己的真诚保护者,由衷地欢迎和支持起义军。如史籍所说:
“朝廷方急献贼,竭天下之兵马钱谷专向一献贼。贼自成乘间养势,势遂大。又能假仁愚百姓,百姓当他贼过,人畜巢卵靡有孑遗,即官兵过亦不下贼。惟闯贼过则家室完好,亩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归附,势益大。”(106)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甲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桨,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107)
封建文人的笔下能出现这样接近实录的描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它清楚地表明,李自成起义军其所以能所向无敌,根本原因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朱明王朝自居正统,把起义军斥之为犯上作乱、十恶不赦的盗贼,老百姓却基于自己的亲身感受根本不信这一套。他们的心是向着起义军的。史籍中保留了一些河南人民支援起义军的片段记载,例如:“初,贼之至他邑,有候于途者,有饷之粮者,有贻之弓箭者”(108)。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左良玉所统官军“冒雪行抵裕州”,当地“士民皆潜伏女墙,浇水冻城,为贼坚守,即粒粮根草呼之不应,与价亦拒。”(109)由此可见,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扩展决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某些封建史籍中以“虚声煽动”等诬蔑之词所能解释的。它归根结底反映了李自成起义军,是农民阶级为了反对地主阶级及其政权的压榨而组织起来的革命武装,表达了人心所向。
注释
⑴关于李自成起义军是从什么地方出发、经过什么路线进入河南的问题,请参看拙稿《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何处入豫?》(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四期)。至于到达河南境内的具体时间,由于所见材料有限,还不能作出结论。目前所能肯定的是,一般史籍记载的时日都偏迟了一些。例如,郑廉在《豫变纪略》卷二中记崇祯十三年十一月“甲午,流贼李自成出商洛入豫,哨至淅川。”是月朔在戊寅,甲午为十七日。根据康熙《内乡县志》卷一○《兵事》的记载,李自成在这年十月二十二日就曾经“潜率五百骑攻内乡县东北乡薛家寨(一名天宁寨),守严不克。二十七日退去。”又当时任明政府河南游击将军的高谦,在其所撰的《中州战略》里,也记载他在崇祯十三年“仲冬(即十一月)上旬”接巡抚李仙风谕帖说:“近据宝丰、鲁山塘报,皆云闯贼哨马四出,老营不动……。”当时高谦统兵在外,考虑到宝丰,鲁山塘报送到省城开封和李仙风谕帖送达高谦的时间,帖中所言李自成部的动向最晚不能迟于十月。何况,宝丰和鲁山距陕豫交界处已有相当一段路程。另据《嵩县志》记载:崇祯“十二年(当系十三年之误),闯贼李自成败亡,仅数百骑遁入嵩、卢深山。冬月,由南山出,攻破万安、田湖、新庄及樊店盘龙砦、西崖山砦,掠万人,连破宜阳、永宁等县,饥民从者已十余万。”(见康熙三十一年《嵩县志》卷一○,《杂志·灾祥》附录“被兵始末”;又见乾隆三十一年《嵩县志》卷六,《星野》附祥异)这说明,李自成起义军入豫以后,还曾经在嵩县、卢氏一带深山里休整。依据这些材料,作出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秋天已经进入河南的判断,大概是可以成立的,至少可以证明《豫变纪略》所说十一月十七日入豫不符合事实。
⑵康熙五十年《武安县志》卷一八《艺文》,《崇祯十四年乞免钱粮疏》。
⑶康熙二十九年《辉县志》卷十八。
⑷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二,《复劝倡义赈荒疏》。
⑸《豫变纪略》卷二。
⑹《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
⑺《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⑻乾隆五十五年《永宁县志》。某些史籍把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宜阳和永宁的时间前后倒置,实际上攻克宜阳是二十一日,克永宁是二十七日。
⑼郑廉《豫变纪略》卷二,记牛金星是“乙卯举人”,乙卯为万历四十三年;耿兴宗《遵汝山房文稿》卷七《牛金星事略》云:金星“天启辛酉举于乡”,辛酉为天启元年。可是,康熙三十四年《汝州全志》卷五下《选举》、乾隆八年《重修宝丰县志》卷三《选举》、嘉庆二年《宝丰县志》卷五之《选举表》,都说牛金星,字聚明,“天启丁卯科”举人。嘉庆县志还说:“崇祯三年香山塔记,碑阴载金星崇祯丁卯科举人。案:是时天启丁卯七年八月帝崩,庄烈帝(即崇祯)立,犹未改元,依志称天启丁卯为是。”赵士锦在《甲申纪事》中,述大顺军队长姚奇英之言,亦谓牛金星“系丁卯科举人。”可以断定:牛金星在天启七年中举,其他的说法都不对。
⑽《国榷》卷九七,记崇祯十二年四月启七日“河南贡士宝丰牛金星有罪戍边。”关于牛金星被革去功名下狱论戍的原因和投入李自成起义军的过程,各种史籍的说法略有不同,可参见赵士锦《甲申纪事》、郑廉《豫变纪略》、耿兴宗《牛金星事略》、康熙或雍正《陕西通志》中所收《石可砺传》、《卫桢固传》、康熙五十六年《城固县志》卷七,《石可砺传》。
⑾《豫变纪略》卷三。
⑿关于谶语“十八子主神器”的来由和流传情况,沈定平同志在《明末“十八子主神器”源流考》(见江苏人民出版社《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一文中,山东曲阜师范学院杨绍溥同志在收入第一次清史讨论会的《关于李自成自称十八子的考释—兼论古谶李氏当王和农民起义》论文中,作了详细的讨论,可资参考。《明史》卷一一八载,朱元璋之子谷王朱橞觊觎大宝,“伪引谶书云:我高皇帝十八子,与谶合。”李清《三垣笔记》下卷载,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极后,御史张孙振云“皇上御讳为十八,所云‘十八孩儿与胡战者’,非谶乎?此万年祚也。”说明在有明一代,“十八子”当主神器的传说不绝如缕,不仅在民间流传得很广,在统治集团中也颇有市场。
⒀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五八八。
⒁请参看《李岩质疑》,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五期。《再谈李岩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⒂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上福藩启》。
⒃同上。
⒄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绥寇纪略》卷八;孙之騄:《二申野录》卷八。
⒅一说王绍禹部卒用绳索汲引义军上城,见《明德先生年谱》。
⒆《谈往录》卷中;《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杂传·吕维祺》。
⒇《平寇志》卷四;《国榷》卷九七;《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吴伟业大概是认为福王“泥首乞命”有失大体,在《绥寇纪略》里竭力加以掩饰,记作“福王趺坐于地,贼逼之,王闭目摇首不语,已而大骂,因遇害。”
(21)徐树丕:《识小录》卷二,《襄福二藩陷没》条;同书卷四《福藩之变》条,记李自成之语作“汝在藩王,富甲于天下,当此兵荒,汝不肯以一丝一粒赈济百姓,汝奴才也。”文字略有不同。
(22)《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杂传·吕维祺》。又,吕维祺之子吕璜在《吕太傅忠节述乞言》中,记李自成诘责语为:“吕尚书今日请兵,明日议剿,何逼人太甚?”见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二五,《艺文》。
(23)《绥寇纪略》卷八。
(24)《豫变纪略》卷三。
(25)文秉:《烈皇小识》卷七记:“李自成以邵时昌为河南伪知府。”其他史籍一般只说以邵时昌“总理城守”,不说授何职。这里是根据当时随李仙风领兵重占洛阳的明游击将军高谦所作《中州战略》。
(26)《平寇志》卷四;《绥寇纪略》卷九。
(27)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灾异》。
(28)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河南宝丰县,当地武生陈四对、居民何英“持牛酒往献。自成喜,署四对为游击将军、何英为守备。”(乾隆八年《重修宝丰县志》卷五,《兵燹》)这种例子是比较少见的,反映了当地居民自发地支持起义军;作为一项政策来说,李自成这时还没有部署地方官吏,更没有分拨军队留守地方。
(29)崇祯十五年十月二十日,陈泰来在《上河南沦陷安集讨贼疏》中说:“臣闻贼之蹂汴也,破一城即尽其城而毁之。其无大志、奸谋,于此毕见。故臣昨冒昧具疏,以为非贼之利。然贼之设心,以为城郭不存,则守令不能露处,无守令而民散,虽欲不从我不得也。”(见《陈节愍公奏稿》卷上)。陈泰来听说起义军每攻下一个城镇都把城墙拆毁,以为这表明起义军领导人胸无大志,其实是误解了起义军的战略意图。
(30)陈洪绶:《备陈一代兴亡疏》,见《甲申朝事小纪》二编卷二。据当时参加这次召对的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记载,朱由检说:“亲叔不保,皆朕不德所致云云,言讫大痛,掩袖流涕。”(见《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31)花村看行侍者:《谈往录》卷中。
(32)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33)《烬宫遗录》卷下;又见《绥寇纪略》卷八。
(34)李光壂:《守汴日志》。
(35)同上。
(36)究竟是什么人射瞎了李自成的眼睛。史籍中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陈永福射的,崇祯十六年陈永福投降李自成时还说过“亲集矢于王目”的话。《守汴日志》、《豫变纪略》等书则说是陈永福的儿子陈德(时任明军守备)射的。还有的史籍说是官军士卒所射,陈德据为己功,向朝廷请赏。周在浚《大梁守城记》说:“究不知为何人所射,陈总镇遂攘为其子陈德之功,以守备擢游击。”又根据一种传闻,说是谢三所射,“三名不显,故为陈所掩云。”
(37)《守汴日志》。
(38)李自成、罗汝才两部起义军开始联合作战的时间,《国榷》记于九月,《怀陵流寇始终录》记于八月,《平寇志》、《豫变纪略》记于七月。据《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三三六至三三七页所载《兵部为塘报邓宛枣随等处贼情事》,崇祯十四年七月间,李自成与罗汝才二部已在河南唐县联合作战,故取七月说。
(39)《绥寇纪略》卷九。
(40)今湖北钟祥县。明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之前的旧邸在这里,他的父亲兴献王(后追尊为帝)的陵寝也在这里。
(41)按,颍河流经项城东南,项城的西面有泥河,在项城和汝宁之间,可能河名有误。
(42)顺治十六年《项城县志》卷八《灾祥志》记:“崇祯十四年九月有大星陨。总制傅宗龙剿贼至城南火烧店。连战十三日,援兵不至,死之。余兵统城安营,贼不敢窥。”同书卷六《人物志·名宦》附《总督傅公全项纪略》有更详细的叙述,也说双方作战地点在项城南火烧店,没有提及起义军赚城事,而说傅宗龙死后,“余兵抵城下,遇贼至辄挥泪奋击,无不以一当十者,项赖以全。”看来,《平寇志》卷四、《国榷》卷九七,记起义军“遂攻陷项城,屠之”,是靠不住的。
(43)见《平寇志》卷四。这条史料说明李自成起义军非常注意宣传鼓动工作,《九问九劝》之祠估计是用问答方式通俗地阐明起义军的宗旨和政策,揭露明王朝的罪恶,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关于李自成称闯王的问题,由于史料既芜杂又缺略,不易弄清。清初许多史籍说李自成原是高迎祥部下,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牺牲以后,李自成即继为闯王。这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在崇祯九年以后,明政府任事官员(如杨嗣昌、洪承畴、孙传庭)的奏疏中,提到李自成时仍称之为闯将。崇祯十四年以后确实有不少材料把李自成称作闯王。按我个人的浅见,闯王和闯将本来都是绰号,没有高低之分,不存在由闯将晋级为闯王的问题。李自成直到崇祯十六年统一了除张献忠部以外的各支起义军时,被推举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也还没有称王。看来,李自成的“闯王”称号有可能是在他的威信迅速上升以后,中原百姓和起义军士卒感到称他为闯将不雅,改呼闯王以示尊敬。李自成本人未必会把绰号闯将改为闯王,也未必曾经把闯王作为自己称王的名号。正如崇祯八年起义军东下安徽等地时,民间呼起义军首领为千岁一样,李自成对百姓和部卒等称他为闯王没有必要加以制止。这种解释是否恰当,仍有待于研究。
(44)张永祺:《偶然遂纪略》。乾隆十一年《叶县志》卷八,《杂记·纪事》将起义军攻克叶县,误记于崇祯十五年,与同书卷一《祥异附兵荒》所记“十四年十月,流贼李自成陷叶,副将刘国能、知县张我翼死之”,自相矛盾。郑廉《豫变纪略》卷三,记起义军攻破叶县于十二月乙卯(十四日),误。又顺治《南阳府志》卷三,《祥异》记起义军攻克叶县的时间是崇祯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45)朱聿键在崇祯五年袭封为唐王,至九年秋京师戒严时擅自提兵勤王,加以他事被废为庶人,圈禁凤阳高墙。其弟朱聿镆承袭唐王,为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南阳时所杀。朱聿键在弘光帝登级于南京时遇赦得出高墙。后来即位于福州,即南明隆武皇帝。郑廉《豫变纪略》卷三记,“十一月,流贼破南阳府,唐王走”,似未深考。
(46)《汪忠烈文行录》卷上。
(47)顾炎武《明季实录》、边大绶《虎口余生记》所载,边大绶掘毁李自成祖、父墓的塘报中说,“贼墓已破,王气已泄,贼势当自败矣”;汪乔年的回札亦云:“接来札知闯墓已伐,可以制贼死命。他日成功,定首叙以酬。”《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云:“闯贼破洛阳后,声势日张,或奏其祖墓宜有异,下旨乔年密察之。”如果这个说法可信,那么掘墓的初谋就出自明朝廷,录以备考。附带说一下,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占领西安以后,亲自率领李过、刘芳亮部大军攻陕北,途经家乡米脂。米脂士民因发墓事惴惴不安,谣传将要屠城;李自成只处决了一个参与策划并且积极探访墓地所在的生员,其他一概不问。后人有诗云:“李王一怒返梓乡,恸削先茔恨莫赎”“农夫走说毫无犯,士女闻言喜欲狂。”(见民国《米脂县志》卷九下,《艺文·诗词》。)从这件事里也可窥见李自成的胸襟是多么开阔的了。
(48)《国榷》卷九八。
(49)《汪忠烈文行录》卷上。《豫变纪略》卷四亦载此语,但较简略。
(50)顺治八年《襄城县志》记:“十五年壬午二月十三日,闯贼李自成围督师汪乔年于襄城,攻五昼夜,城破,乔年死之。”(卷七,《杂忠·灾祥附变乱》。)
(51)《守汴日志》。
(52)《豫变纪略》卷四。
(53)康熙四十九年《保德州志》卷十一,《艺文》中,卢宣:《表忠记》。
(54)《绥寇纪略》卷十一附纪《豫抚陈益吾与同年许霞城书》中说:“朱仙镇之败,良玉以七千之众率先倡逃,致十八万人马一齐溃散,而中原之事遂不可复问。”
(55)朱仙镇之役,《国榷》卷九八记于崇祯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平寇志》卷五、《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记于是年七月初一日;《石匮书后集》卷一载于七月,时日均误。这里是根据李光壂《守汴日志》、周在浚《大梁守城记》和郑廉《豫变纪略》。
(56)《守汴日志》。
(57)在开封战役中,富商大贾们站在明政府方面,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李自成当时尚未提出“平买平卖”的保护商业政策;二是开封巨商主要是为藩府和官绅服务的,具有很大的依附性。参看佚名:《如梦录》。
(58)白愚:《汴围湿襟录》。李光壂《守汴日志》中也谈到,有霍卖婆“假采菜出城”为起义军提供城内消息,李自成赏以金银六锭,入城时被搜出,明政府“遂禁妇女出城”。
(59)康熙十四年《香河县志》卷十一,《艺文志》,《奏疏》,《明崇祯十五年河南开封府汜水县知县周腾蛟揭帖》。
(60)郑廉:《豫变纪略》卷四。白愚:《汴围湿襟录》也记载了这件告示,文字有出入。如郑廉所记说,明朝文武官员如果“仍旧延抗”,起义军破城后将严惩不贷,“置尔等于河鱼腹中”,白愚文本却说:“本营不日决黄河之水,恐尔辈尽葬河鱼腹中矣!”看来,有可能是白愚在明政府决河灌汴之后,为了嫁祸于起义军,私自偷换了文告的文字。
(61)《守汴日志》。
(62)《守汴日志》。又,马士骘《汴城围陷述》中记:“乃又有一二职官借养兵之名,倡搜粮之举.而不肖绅衿如杨铨、张尔猷辈,挟城狐社鼠之奸,恣狼贪虎噬之计。逐门挨户,掘地排闼,不为人留一糠粃,犹然曰搜粮以养兵也,乃竟轰入富室,拷夹仆婢,金珠银钱,无不卷去。甚至按家派粮,指名发营,无论绅衿巨室,昼则铁其项,夜则绳其足,罄家所有,以饱贪弁。”
(63)马士骘:《汴城围陷述》,见顺治十七年《河南通志》卷四一,《艺文》。
(64)王紫绶:《大梁宫人行》,见郑廉《豫变纪略》;又见康熙《开封府志》卷三四,《艺文四》;《河南通志》卷七三,《艺文二》,文字略有不同。按,将军指总兵陈永福,抚军指河南巡抚高名衡。马士骘《汴城围陷述》中也说:“壬午夏初,卷土重来,粮尽援绝,掘罗无计,晨饭杀男,午炊煮女,百姓之死于饥者凡几,死于杀而相食者凡几。哀此残黎,向之十存一二者,今百无一二矣。”
(65)陈之遴:《浮云集》卷四。按,决河灌汴是明河南高级文武官员串通密谋的结果,具体执行人为河南巡按御史严云京。崇祯十六年正月,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在《治河击奸疏》内说:“今覆按其自供狡贼坐困一揭,及臣同官刘昌与总漕史可法各疏,始知周藩迁徙,汴民惨死,新漕梗塞,泗陵震憾。皆云京一决为之。即寸磔其身,尚不足以抵偿诸罪。”(见李永茂《枢垣初刻》)。陈之遴诗中所云,出奇算之“绣衣使者”即指严云京。崇祯十七年正月给事中光时亨在《王言更新疏》中,要求朱由检下罪己诏,也把决河灌汴列为明政府所犯罪过之一。他说:“孰凿挖河堤以致汴城亿万化为鱼鳖,反开冒功幸赏之门,为亲藩避地之始者乎?”(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三,《纠劾》。)
(66)蒋德璟:《愨书》卷十一,《回奏议调宁兵及汴城捞银揭帖》。
(67)同上。关于明亡前夕明政府的“汴城捞银”,薛所蕴有《汴中曲》云,“省括昨日下州府,提取丁夫城汴土。汴城土厚十余丈,云有昔人藏金所。一日挖掘才一尺,干粮用尽无气力。略倚铁锹定喘息,长官鞭扑风雨急.长跪长官莫楚毒,掘得金银将身赎。熬来万苦与千辛,不见朱提见石骨。”(乾隆四年《祥符县志》卷二○,《艺文·七言古诗》。)
(68)开封淹没后.崇祯帝曾召问开封府推官黄澍,“澍利口,诿凿渠事于李自成。”两天后虽有给事中陈燕贻劾“黄澍决水灌城之失”,朱由检却包庇“不问”(见《国榷》卷九八)。此后封建统治阶级多沿袭此说,例如康熙四十六年爱新觉罗·玄烨巡视河工时曾说:“自明末流贼李自成决坏黄河之后,一经靳辅修筑,至今河堤略不动摇,背其功也。”(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九;《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也有类似记载)。
(69)这种说法充斥于封建史籍,如《明史》卷二六七《高名衡传》云:“会有献计于巡按御史严云京者,请决河以灌贼。云京语(高)名衡、(黄)澍,名衡、澍以为然。……我方凿朱家寨口,贼知,移营高阜,艨艟巨伐以待,而驱掠民夫数万反决马家口以灌城。”
(70)康熙十四年《香河县志》卷十一,《艺文志·奏疏》。
(71)郑二阳:《郑中丞益楼集》卷四。
(72)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五,《宁南侯传》。
(73)许多史籍记载说,起义军得到贺人龙被杀的消息后“酌酒相庆,曰,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也。” 这种把贺人龙描绘成义军劲敌的说法未必可靠。彭孙贻在《平寇志》卷五中评论说:“夫开县之溃,陈州之逃,谁则为之?谓其勇猛为贼惮者,伪也。”
(74)按时间顺序,起义军歼灭傅宗龙部在崇祯十四年,击败汪乔年部在十五年。疏中颠倒了次序。
(75)《国榷》卷九八;侯方域:《壮悔堂文集》。
(76)《石匮书后集》卷二五,《左良玉列传》云:“良玉欲率其军三十万,觐督师于河北。督师知粮无所出,乃谕之曰:‘将军以兵三十万称盛,然止四万在额受粮,实又未给度支,今远来就我固善,第散其众则不可,若悉以来而自谋食,咫尺畿辅,将安求之?’卒不得与良玉军会。”
(77)《绥寇纪略》卷九。
(78)《国榷》卷九八。
(79)这次战役因官军被击败的地方名叫冢头,有的史籍称之为“冢头之败”。《怀陵流寇始终录》又有另一种称呼:“当传庭出军,天大雨,粮车不进,采青柿以食,士卒冻饥,故甚败。豫人谓之‘柿园之役’”(卷十五)
(80)乾隆十年《洛阳县志》卷一○,《祥异》。又见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灾异》。
(81)《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记左金王为蔺养成,争世王为贺锦。《平寇志》卷六也说“左金王名蔺养成”。当时明朝安庐池太巡抚郑二阳在给淮抚朱未孩、淮按张修其的信中说:“在楚,革、左三营借口于粮路不通,移营就食。皖之争、治两营,犹自恭顺如初。”在给佥院徐蓼莪的信中谈到同一事件时又说:“革、回之众,启衅粮路,又虑其与贺、刘二营合。”(见《郑中丞益楼集》卷四)这里“争、治两营”和“贺、刘二营”是同义词,看来说争世王为贺锦、左金王为蔺养成不是没有根据。但一般的说法贺锦的名字左边为金宇故称左金王。在未取得确证前,暂从通常说法。
(82)郑二阳:《郑中丞益楼集》卷一。
(8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明皖抚郑二阳给兵部尚书陈新甲、侍郎吴甡的信中也说:“迩来逃死饥民,往往奔趋贼营,乐为效用。我之一举动、一号令,贼皆得讠冏知,岂不令人愤懑欲绝?”(见《郑中丞益楼集》卷四)
(84)戴名世:《孑遗录》,见《南山集》卷十五。又见《甲申朝事小纪》卷三,《桐城纪事》。
(85)《蕲黄四十八砦纪事》卷一,《鄂砦篇》引《张仁熙致杨卓然书》。
(86)康熙三十年《新蔡县志》卷七,《杂述》。
(87)顺治十五年《沈丘县志》卷十三,《丛纪志·灾祥》。按,左髻王即左金王,格料雁即革里眼。
(88)康熙元年《汝宁府志》卷一○。
(89)康熙《汝宁府志》卷一○,《武备·军功》记:“十四日晨,有通谋崇王中贵,矫王旨议降。或以告文岳,文岳大怒,举刀砍柱,厉声曰:有敢言降者手刃之。至午,贼自西北门入城。”
(90)《平寇志》卷五,记崇王名朱由桧,河阳王误书为河南王。《国榷》卷九八,记世子名为朱慈焲。这里是根据《明史》卷一一九。但《明史》卷二六二《杨文岳传》,亦记起义军“虏……河南、怀安诸王以行。”按情理.明封郡王不应以河南为号。
(91)直到崇祯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李自成起义军再克洛阳时,仍然采取了拆毁城墙的措施,“因忿城中驻兵与彼作难,遂令伪将驱其男女平城。”(顺冶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灾异》)汝宁战役以后,史籍中不再见有平城的记载(指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军;张献忠部因实力较小,直到崇祯十六年三月攻克湖北蕲水时仍然平城,同年五月占领武昌以后才改变策略,据城设守,开始建立大西政权),而代之以派遣地方官员,如十二月“发精兵千余骑,送襄阳徐秀才往邓州上任。”(李永茂:《枢垣初刻·襄阳再陷疏》)。
(92)《绥寇纪略》卷九,记崇祯十六年九月孙传庭统兵出潼关,侦得起义军“老营在唐县,精锐屯襄阳”,乃派游击折增修领兵间道潜攻唐县。结果唐县被攻破,起义军“辎重俱尽,妻子细口被杀”。这虽然是半年多以后发生的事情,但起义军把安置家属和辎重的老营另行屯驻,不再随精锐部队迁徙大概要早一些。
(93)康熙三十三年《武强县志》卷六,《列传》。张星法:《李令尹列传》。按:李令尹即李模,河南郏县人。据传中所说,李模当时也参加了考试,“鼻耳皆截去”,大概是属于故意不成章者。顺冶年间,李模中了进士,殿试时清世祖当面询问过那时的情况。
(94)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
(95)同上。
(96)查继佐:《国寿录》卷一,《徐一源传》。
(97)《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
(98)《国寿录》卷一,《徐一源传》。
(99)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二二页。
(100)费密:《荒书》。
(101)出处均见上引。
(102)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引自《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一七页。
(103)《石匮书后集》卷六三。
(104)《守汴日志》
(105)《平寇志》卷十一。
(106)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107)《石匮书后集》卷六三。
(108)康熙五年《许州志》卷十四,《碑记》,吴尔壎:《许昌全城死节冢碑记》。
(109)《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三四四页。
2楼倒数2段: 李自成指定人员募兵设守洛阳,是义军在占领区内建欢政权的尝试。 建欢? 只有继续通过反复的运动战歼灭官军的有生力量,才有可能在地方上站住脚根。 脚根?(好象也可以这样说) 5楼3段: 朱由检获悉援军溃败,丁启睿在狼狈逃窜时竞把督师的敕书、印、剑都丢失一空,愤恨不已,下令把丁启睿逮捕下狱,杨文岳也革职候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