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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献3918 发表于 2013-9-29 15:37: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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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袁文献3918 于 2013-9-29 15:38 编辑

破解“麻城县孝感乡”之谜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陈世松
                                                                         《四川客家通讯》2005年特刊总第13~14期
       民国《南溪县志》在质疑清初湖广家族“多言麻城孝感乡”这一现象时,首先提出了其中可能有“冒其籍求荫以自庇”者,值得“待考”。接着,张国雄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中,也对冒籍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先辑录有关冒籍的具体实例,再来作进一步分析:
       例1:民国《合川县志·氏族》载,胡氏移民家族的迁川始祖胡正鼎,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按:永州零陵在湖南,该县无孝感乡;既称孝感乡,肯定属于麻城县
       例2:民国资阳《陈氏宗谱》载,陈氏先祖原本湖南宝庆人,但在“老谱序文”上却说:“陈氏之先,本湖南省黄州府人也。”又说“始祖于明初,至湖广黄州麻城孝感乡奉旨填居四川,来至资州。”该家族后裔在撰修新谱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指出:湖南宝庆与黄州,相去一千余里。“试问黄州府果在湖南吗?” 连他的后裔都指出,造成这样的错误的原因,“就是由于当时地理学不明”。
        例3:清光绪《周氏宗支碑序》载,周氏祖籍来源于“湖北武昌府麻城县出南门四十里孝感乡”。麻城明明属于黄州府,又如何与武昌府扯上关系?
       例4: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四川泸州《黄氏支谱序》在追忆其祖先的原籍时称:“居楚邵武府建宁县楚溪上包麻城孝感大坟坝” 。按:邵武府建宁县在福建,又何来麻城孝感乡。
       例5: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追溯自己的家史来源说:“(潼南县)双江镇杨氏家
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
       例6:著名作家艾芜在 1947年追述自己的家族历史:“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1948年,艾芜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又重申道,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而事实上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1980年代《汤氏族谱》发现后,尤其是李义让、庄巨川《艾芜先祖入川考》一文发表后,艾芜承认先祖来自湘西洞口,不是麻城。
       例7: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广安邓家的老祖先是江西吉安庐陵人,在明太祖洪武年间入川,从此开始了广安邓氏的新纪元。但是,长期以来,“连我的叔叔(按:指邓垦)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以上7例姓氏的祖先均非出自麻城孝感乡,但他们都毫不例外地误把“湖北”或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其中第1、2、5、6四例,发生在湖南籍中,占总数的57%;第1、2、3、4四例明确记载由清代开始冒籍的,占总数的57%;第5、6 例不知道何时开始误会麻城孝感乡为祖籍,占29%;不知道何时误会湖北为祖籍的1例,占14%,不知误会为何时的2例,均系老一辈人一代代传下来的,其源头有可能间接追溯至清代。其中以宗谱、墓碑等方式附会祖籍的共4例,占总数的57%,其余3例出自一代代的口碑传闻,占43%。由此可见,在发生冒籍行为的氏族中,约有57%是出自于清代湖南籍的移民,冒籍的方式约有57%是采用宗谱和墓志来编造。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这需要联系清初移民高潮的形成过程,以及各省移民迁川的先后形势来认识。
       原来,清朝初年外省移民大量迁入四川之前,元末明初就已入居四川的黄麻籍和“麻城孝感乡”的老民,是清政府最先招辑的对象,他们从外地逃难返籍归来,成了在战乱后再造天府的资格最老的居民。康熙十年(1671年)“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的闸门刚刚开启之后,与四川邻近的湖北移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就曾经有人大批迁川的特殊历史渊源关系,轻车熟路,捷足先登,与陕南移民一道,成了最先在四川落户的外省客民。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移民才开始恢复并大规模进入四川。而这时,湖南本地的开发已经出现饱和状态,于是,湖南南部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中心区域。据当时湖广官员奏称,在衡阳、永州、宝庆、武冈、沔阳、零陵等府州县的楚南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托名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百姓入川络绎不绝,仅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再后来,到雍乾之际,才是广东、福建两省人民紧随其后,结伴迁往四川,至此移民入川形成高潮。
       依次入川的新移民在落户到某一个具体地区时,由于人生地疏,必然面临着更为强大的土著势力和众多的竞争对手。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求生存,立住脚,他们不得不动用一切有利的社会资源,求图“荫以自庇”,得到当地社会名望家族的支持与保护。在这方面,元末明初以来从麻城孝感乡迁来的老民——土著居民,无疑最能当此重任。一方面,由于他们入川时间早,资格老,“他们长期在四川的经历形成的对四川的认识与经验,已融入当地社会的现实,都使其在后来的移民面前。具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人数多,而且素质高,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明清以来他们中产生了不少名人,在光绪《麻城县志》卷24《耆旧·流寓》上,辑录了明清时代先世由麻城入蜀的3位“以文章功业震耀当时,洵足增光梓里”的名人:一位是明代状元杨升庵,第二位是明代思想家来知德,第三位是清代康熙朝的户部尚书张鹏翮。这些都在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的地望声誉,以至形成 “麻城孝感乡这块牌子,在清代的四川社会上事事都觉得高三分。”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有些移民出于同其他省籍移民竞争社会资源的需要,在入籍之初,便把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于麻城孝感乡。而最具有条件这样做的,首先是来自于湖南籍的移民。由于在历史上,湖南、湖北同属于湖广行省,称得上是“大同乡”。尽管清初已经分设湖南、湖北两个布政司,但在民间人们仍然习惯以湖广来称呼。由于历史上有这层渊源关系,所以湖南移民很容易把自己纳入于湖广圈子,视孝感乡为故乡的标志,进而融入麻城孝感乡籍中去。而来自麻城籍的土著旧家,为了壮大自己在当地的竞争实力,也可能以“大同乡” 为旗号,大事招纳湖南籍的移民归属在自己麾下。总之,不管属于哪种情形,冒籍发生在湖南移民中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移民冒籍后究竟能得到什么实际利益?有论者认为冒籍是为了获取政府给移民的优惠政策,这未免把事情理解得太简单了。且不说冒籍者本来就移民身份,假冒麻城孝感乡为的也不仅仅只是这一点眼前利益。根据清代惩治冒籍的范围,冒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科举考试中,冒充他籍应考,以牟取私利。清制规定,凡生童初身不正冒籍应试者,或隐瞒原籍,违例在籍报考者,俱照冒籍惩处。二是将他人冒入自己户内,以逃脱赋役。清制规定,这种行为亦按冒籍惩处。那么,清初湖广移民冒着风险,隐瞒自己的真实祖籍,而把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究竟可以从中获取什么好处呢?
       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田野调查表明,许多外来移民在处理与当地土著的关系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借鉴。当移民在入籍某地时,往往会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以便以合法的身份,登记为政府户籍管理下的“编户齐民”,而不至成为“化外之民”。这种情形,在封建王朝实行严格的户籍登记政策,尤其是明清王朝实行里甲制度下,时常发生。能够在政府的户籍管理下,为自己取得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有头有面的合法开基祖的身份,对于移民家族说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了它,就等于使所有的宗族成员共同享有一种身份证明的资格。于是,以后宗族不但可以向其他人炫耀家族历史,提高家族声望,在地域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一种象征;而且,还可以使用祖先开立户籍,购置土地,登记纳税,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享有其他需要编户齐名身份才能合法享有的权利。这样,户籍制度与宗族社会相结合,使户籍自然就被视为宗族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与制度性资源,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标签。
       正因为冒籍可以带来如此之多的实际好处,所以,不仅湖广籍移民有意冒籍麻城孝感乡,而且就连一些势单力薄、同样需要“求荫自庇”的外省籍移民也会这样做。渠县《李雷族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冒籍冒姓的实例:据谱载,渠县李氏的先祖,李君讳佑, “本籍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谢家庄人士”,元末因仕入川,后家于蜀北渠县云合里刘家湾。其后,因为兵乱不能归。“当是时,同来楚黄而居者众,惟雷氏最为枭雄,人莫敢犯”。故李氏祖先与友邻“向、左、李、温、周五姓,共议姓雷”,并“依龄为序,以避残杀之害”。原谱所载五姓人为了寻求庇护, “以避残杀之害”,共议改为雷姓之事,发生于何时,时间有一些不清晰。根据大的历史背景分析,可能在明末清初。
       至于冒籍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入籍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然后再以纂修宗谱、镌刻墓碑等手段将其合法化。久而久之,他们的后裔就会把冒籍当成事实,甚至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就是产生“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成因。
       由此可知,在今天以麻城自居的家族中,既有真的出自麻城孝感乡者,也有意假冒者;既有入川始祖的祖籍原本不明,无根可寻而从众附会者;也有因时间久远,弄不清祖籍,而牵强附会者。总之,虚虚实实,真假莫辨。
       时过境迁,当年许多家族的祖先冒籍以求荫求庇求利的经历,已经成为尘封往事和历史记忆之后,作为他们的后裔,由于历史上种种真假莫辨的原因,仍然众口一词称自己祖籍来自于麻城孝感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过分拘泥祖籍的真实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我们这样一个重视讲“籍贯”的国度里,对一个有着“湖广填四川”这样大“换血”,以及其后频繁发生省际人口大迁移的区域说来,我们既不能忽视“籍贯”问题,但也不必拘泥于“籍贯”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现代社会中人口的流动更为自由,人们原有的籍贯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对于现代社会的人说来,籍贯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只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代号,模糊不清的影子。
      另一方面,今天许多移民家族的后裔在把麻城孝感乡当成自己祖籍时,并不一定再与某种实际利益相挂钩,更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心理,正像艾芜那样,他是把麻城孝感乡视为故乡的一种标志。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他是那样充满深情地追思麻城孝感乡,显然他已经把孝感乡“内化”到灵魂之中,麻城孝感乡已成为他自己心中的天堂——神圣的移民故乡和永远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移民史上,把一个省区的移民祖籍来源,归之于某一具体地方的现象,不只四川存在,至少在全国共有8处之多。由此形成了中国寻根问祖的八大朝宗圣地:山西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河北小兴州。这些移民圣地的形成时代有别,被公认的地域范围各异,但都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存在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心中。他们之作能够在一定地域内煽起人们的思乡念旧、寻根问祖的激情,并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的神圣殿堂,是一定地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而形成的。
        因此,蕴含在省籍背后的,更多是一种文化认同现象。具体到四川而论,对于一个自明代以来湖广人就是这一区域人口的主体,湖广文化一直占居优势的人文生态环境中,人们把麻城孝感乡视为自己的祖籍,更多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其所表达的是对一方地域文化的心理认同。探寻祖先来源,叩问“我从哪里来?”这是人的最基本也是最质朴的精神需求。当人们众口一词称自己来自同一个移民故乡——湖北麻城孝感乡的时候,一股由“麻城情结”油然而生,通过共同故乡这一精神纽带连接而成的巴蜀地域文化精神,得以粘合凝聚在一起,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正是近三百年来,在巴蜀文化这棵根深叶茂的巨树上,所结出的移民文化的丰硕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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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友 发表于 2013-9-30 09:19:15 | 显示全部楼层
好文章!楼主辛苦了!
    最近翻看清朝全国袁氏联修谱,其中有一支内容是“原籍某地”,“寄籍湖广麻城孝感乡”,“迁居四川省某地”。大家体会一下“寄籍”二字,便可以知道为什么“麻城孝感乡”为什么原著民如长江之水,源源不断了!
   大家寻根,如果寻“麻城孝感乡”,只寻到了“寄籍”地,并非源头,造成了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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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2 09:27:10 | 显示全部楼层

尽管如此,可还有有人“执迷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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