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切从家乡说起

【大家】一切从家乡说起

   作者：袁伟时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摘要]离开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就没有现代国家政权。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上半叶现代政权仍处在生长期，简陋和缺陷俯拾皆是。

    经验事实证明现代政权和现代社会都是逐步生长出来的，很难按照一个蓝图一夜间就拼装出来。

    政权实质是社会管理方式。中国异于传统政权的新的管理方式，诞生于戊戌变法时期。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黄遵宪建立的湖南保卫局，是社会管理的全新方式，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仍不失为现代地方政权的嚆矢。

    他建立的保卫局，不是一般的公安机关，实际是以维护社会治安为掩护，建立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机构。从机构设置到职权范围和执行方式都体现了这一精神。最特别的是“本局设议事绅十人，以本局总办为主席。凡议事均以人数之多寡定事之从违，议定必须遵行章程。苟有不善，可以随时商请再议。局中无论何人，苟不遵章，一经议事绅商查明，立即撤换”。 议事绅是由“本城各绅户公举”的，总办则由议事绅公举，禀请巡抚批准。[1] 不幸，随着戊戌变法失败，这一机构也被废止了。

    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其中之一是从1902年开始在全国建立警察制度，取代依靠绿营、八旗兵和保甲制维持治安的方式。后者已彻底腐败，以经过训练的警察取代他们，在当时情境下不失为进步；加上逐步推行地方自治，新的国家架构开始萌芽。广东的警察制度是从1902年12月22日开始筹办，1903年3月29日开始运行的。

    离开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就没有现代国家政权。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上半叶现代政权仍处在生长期，简陋和缺陷俯拾皆是。从我老家兴宁的山旮旯里亦可略窥一斑。现有材料表明，它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新招牌，老方法，新老自然递嬗。

    兴宁全县现有面积2100平方公里，从明代开始至1922年划为东南西北四厢。要办警察了，四厢各设警察局。先祖父述初公出任北厢警察局长，但他处理宗族矛盾、刑事案件依然按士绅的习惯办事。

    “民国三年（1914）傅杨两姓械斗，陈尸数具，各不相下”，述初公“闻之恻然，为息事宁人计，不惜解囊排解，卒使两造翕服，言归于好”。（民国30年代编《袁氏族谱》卷四十第八页）当官的自己掏钱，摆平两造；现在无法想象，士绅治乡却毫不奇怪。涉案人士为了表示感谢，述初公收到两件礼物：

    1.一个漂亮的姑娘，这就是我的祖母刘姨娘。我共有三个祖母，据说另一个祖母是办另一个案子后收到的礼物。

    2.一块风水宝地；他仙逝后成为永久的归宿地。至今子孙去扫墓，当地人仍热情招待。说是祖上有遗言，袁述初祖孙来，一定要好好招呼。

    据说，为了感谢他们，述初公回赠了一些田亩。

按现在的法治水平，这样办事绝对不足为训。但在当时却公认是热心公益的士绅公平合理办了一件大好事。此后，他又办了民团，除维护治安，“凡族中诸事悉归民团办理，族人至今仍称道不已”。（同上）

    直到1922年后区、乡政府才取代了这些组织。至于古代保甲制重新建立，在兴宁县则是1941年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以后的事了。

    第二，机构非常简陋。

    兴宁是粤东大县，纺织、造纸等工商业非常发达。40年代“全县常住人口385167人，其中靠工商业、挖矿、交通运输，人事服务等生活的198215人，占51.5%；靠农业生活的159820人，占41.5%；无业者27132人，占7%”（《兴宁县志》第154页），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都超出邻近各县；即使按现在标准看，非农人口也是相当高的。

    县城府前街是政府机构的集中地。一座几进的平房大门口一边一块挂着两块大招牌：兴梅地区行政专员公署，兴宁县政府。门口有持枪的卫兵守卫，我没有进去过。隔着一个不大而荒凉、可以随便进去玩的中山公园，是一座旧祠堂的后门。那家祠堂是国民党兴宁县党部。其书记长是我共曾祖父的堂哥袁荫庭，他的儿子驾欧虽然口口声声叫我“伟时叔”，实际是同龄人和小学、初中的同班同学。这个县党部敞开大门，任人出入，前面一块用木板隔成几个房间，办公人员不到十个；后进是荫庭哥的住地。县里后来成立参议会，参议长是荫庭哥。

    区政府呢？以罗岗为例，办公地点设在街上一座低矮的平房，连警察在内也就20人左右吧。区长是张英，1920年，他率领一支500多人的武装占领了兴宁北部，后来改任罗岗区区长。上任后把街道改造得整整齐齐，秩序安定，商业繁荣；老百姓感谢他，在半山建了一座张英亭。每到墟日，他必到各墟场唱山歌，宣传抗日。区政府的工作很简单，什么婚姻登记、户口登记都是没有的，连工商税收也是承包给商人办理。一个卫生院有两个医师，几个护士和接生员。

    罗岗不是特例，其他镇区也差不多。据30年代的档案材料，县城所在地的附城公安分局是人数最多的，警察24人，警长3人，加上局长和其他官员及五名杂役、伙夫在内，总共才45人。与罗岗规模相当的黄陂公安分局，只有五名警兵，全局合计11人；加上区政府的官员，多不了多少。

    乡政府则只有乡长、文书和杂役各一人。初中同班同学黎念广的爸爸黎汉雄40年代做过乡长，每月薪金是一担谷。

    乡下面是保、甲，保长、甲长是乡民，没有报酬。

    他们平时闲着没事，要办的公务不外两条：一是区政府派人来收田赋，夏征、秋征各一次，通知各家各户纳粮。收田赋的人手上有一部所谓“鱼鳞册”，密密麻麻画着每一块田亩和所有者的名字，按田亩征收，各户照章缴纳，没有田的佃户自然不必缴纳，不见有什么冲突。国民政府财政困难，常常提前征收以后几年的田赋；征收人常说“预征”到民国多少年了。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是每年要抽壮丁。公开抽签，都是族人，不敢舞弊；抽中者不愿去当兵的可以出10—20担谷，找人顶替。

    1948年我的表哥刘清源抽中了。保长是他的伯父，将消息告诉他，并说要就拿12担谷出来，请人顶替；要不就赶快跑。表哥家里很穷，第二天就跑到汕头去找在那里的舅舅；没人闻问，在那里学会开车，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做司机，后来是海南铁矿的汽车队长。那时没有户口登记、查验等制度，只要出得起路费，全国各地可以到处走，就业、读书都没有地域限制，自由度是很大的。

    政府组织如此简陋，但县长大权在握；参议会没有什么实权；民间组织更加凋零；离现代社会相当遥远。

    以管窥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枝叶大体如是。（来源：腾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