酉兄对家谱研究认真专心 ，钦佩。
但是我们要时常警惕着蔡邕一句这样话：「吾撰墓志多矣，独郭有道(即郭林宗)无愧词。」
这反映他写墓志看在润笔费上的、看在权贵面子上的都是「吹牛」的多。所以墓志记载也未必100%正确；大体上，世代关系记载是比较可信。
子为父写墓志，古时少见，因分明是「自吹」，故不为也。袁滋公文章非不佳也，且书法著名，他建袁氏先庙而倩韩愈撰写碑文，第一当然重其「文起八代之衰」的威力，其次就是不敢「自吹」。
新唐书的撰写不是篇篇欧公经手，他只是主持这项工作，请看下面所引资料：
『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于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佑、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佑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佑”，而非“景佑”。显然，《宋祁传》是将“皇佑”误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 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佑三 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 的失误，一是不知“景佑”当为“皇佑”，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 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 佑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佑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 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着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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