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晋南朝陈郡袁氏家族的政治态度
袁瓌、袁猷当为陈郡袁氏南渡之第一代，史载“瓌与弟猷欲奉母避乱，求为江淮间县，拜吕令，转江都，因南渡。元帝以为丹阳令。中兴建，拜奉朝请，迁治书御史。”④（卷83《袁瓌传》）东晋侨姓士族之过江，并非完全出于偶然，除地理因素外，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质言之，袁氏要在乱世中使门户不衰并有所发展，就必须加入东晋政权。田余庆先生曾这样论述：“东晋士族门户的社会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袭意义，但在法律上毕竟与封爵世袭不同，要维持士族地位于不坠，要使门户利益得到政治保障，必须有本族的代表人物居于实力地位才行。这也就是唐长孺先生所论‘计门资’还要同‘论势位’相联系。”⑤所以，陈郡袁氏非常重视与当权大族的关系，尤其攀附掌握军权之重臣。大将军王敦“引（袁瓌）为咨议参军，俄为临川太守。”④（卷83《袁瓌传》）袁乔屡被桓温辟为司马，后“迁安西谘议参军、长沙相，不拜。寻督沔中诸戍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建武将军、江夏相。”④（卷83《袁瓌传附子乔传》）袁猷孙袁宏与谢尚、特别是与桓温的关系更非常密切，“谢尚为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引宏参其军事。累迁大司马桓温府记室。温重其文笔，专综书记。”④（卷92《文苑•袁宏传》）袁宏还不失时机地讨好桓温。他“为大司马（桓温）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⑥ (《文学》袁宏始作《东征赋》条）东晋之高门王氏、桓氏是掌握军政大权的人物，故此时期陈郡袁氏注重与他们的关系，也因此而参与了军事，并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才能而获得战功。袁耽参与平定苏峻之乱“峻平，拜建威将军，历阳太守。”④（卷83《袁瓌传附袁耽传》）袁瓌也是这样，“苏峻之难，与王舒共起义军，以功封长合乡侯，征补散骑常侍，徙大司农。寻除国子祭酒。顷之，加散骑常侍。”④（卷83《袁攘传》）时桓温谋伐蜀，众以为不可，袁乔则从地理、人心、军事策略上都进行了非常准确的分析，“温以为然，即一时俱进。”“李势既降，势将邓定、隗文以其属反，众各万余。温自击定，乔击文，破之。进号龙骧将军。”④（卷83《袁玉瓌传附子袁乔传》）东晋时期陈郡袁氏在政治上大致是处于对东晋一流大族的依附地位，从刘宋时期起，陈郡袁氏逐渐平稳地过渡到一流高门士族之林。刘宋时陈郡袁氏有姓名可考的共有13人，其中早卒的7人，余下6人中一品三人，三品一人，四品二人。如果我们将其与陈郡谢氏相比较，可知在东晋末到陈这一阶段约167年里，谢氏官宦可考的人数共计59人，出任最高官一品者仅二人，陈郡袁氏与庞大的谢氏家族在人员总数上是无法相比的，但在刘宋短短的59年里，陈郡袁氏任一品官的人数竟超过终南朝之世的谢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陈郡袁氏从刘宋时期起其地位开始达到一流高门士族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最重要的原因是陈郡袁氏在政治上表现出的言论与行为的忠直义行，得到了朝廷皇室和其他高门的共同认可，因而获得了很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陈郡袁湛东晋末随“高祖（刘裕）北伐”, “时人美之。”⑦（卷52《袁湛传》）南朝时，开此守正不阿先风的为湛弟子袁洵与袁淑。袁洵元嘉末年“为吴郡太守。元凶刘劭弑立，加洵建威将军，置佐史。会安东将军随王诞起义，檄洵为前锋，加辅国将军。事平，顷之卒，追赠征虏将军。溢曰贞子。” ⑦（卷52《袁湛传附弟子询传》）元凶弑逆，袁淑坚持不从，并劝说刘劭云：“自古无此，愿加善思”。且警告说：“（将）为天地之所不容，大祸亦旋至耳。愿急息之。”结果被刘劭杀于奉化门外，但其忠义行为连刘劭也很钦佩。刘劭即位时，追赠为太常，赐賵甚厚。宋孝武帝即位，又使颜延之为诏曰：“袁淑以身殉义，忠烈邈古。遗孤在疚，特所矜怀。可厚加赐卹，以慰存亡。”⑦（卷70《袁淑传》）袁淑早在担任御史中丞时，便不畏权贵，“时尚书令何尚之以徐湛之国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诸辞诉，一不料省。湛之亦以《职官记》及令文，尚书令敷奏出内，事无不总，……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并奏免官。”⑦（卷71《徐湛传》）这种忠直德行成为了袁淑的特点，也成为其自诩的资本。顾觊之“尝于太祖坐论江左人物，言及顾荣。袁淑谓觊之曰：‘卿南人怯懦，岂办作贼。’觊之正色曰：‘卿乃复以忠义笑人。’”⑦（卷81《顾凯之传》）袁山松的《后汉书》中更明显地表现出其忠义之思想：“献帝崎岖危乱之间，飘泊万里之衢，萍流蓬转，险阻备经，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观其天性慈爱，弱而神惠，若辅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于勤王，终至滔天，遂力制群雄，负鼎而趋，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迴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汤武而杀君，操因尧舜而窃国。所乘不同济，其盗贼之身一也。”⑧（卷92《皇王部•孝献皇帝》）袁粲的思想与山松如出一辙，“（宋后废帝）仓梧暴虐稍甚，齐高帝与（褚）彦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过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纵使功成，亦终无全地。’” ⑨（卷28《褚裕之传附褚彦回传》）在军事方面，陈郡袁氏似无突出的业绩，但若涉及皇权的稳定，袁氏家族的侠义雄勇便溢于言表。如元徽二年（474年）, “桂阳王休范为逆，粲扶曳入殿，诏加兵自随，府置佐史。时兵难危急，贼已至南掖门，诸将意沮，咸莫能奋。粲慷慨谓诸将帅曰：‘寇贼已逼，而众情离沮。孤子受先帝顾讬，本以死报，今日当与褚护军同死社樱！’因命左右被马，辞色哀壮。於是陈显达等感激出战，贼即平殄。”袁粲一贯崇尚清虚，但当他看到齐王萧道成有谋反之心后，即从行动上和思想上都有所准备。史称“齐王功高德重，天命有归，粲自以身受顾讬，不欲事二姓，密存异图。”⑦（卷89《袁粲传》）最后袁粲在与齐王的战斗中与子最同死。这种忠义之行，在齐代也受到了表彰与认可。刘宋时代陈郡袁氏的忠直风格，得到了百姓与后世帝王的充分肯定。褚彦回因没有与刘宋共存亡而心归齐高帝，齐建以后，“然世颇以名节讥之，于时百姓语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为彦回生。’”⑨（卷28《褚裕之传附褚彦回传》齐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 （约）疑立袁粲传，以审武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⑨（卷72《文学•王智深传》）这是明智地承认历史真实，也是激励袁氏后代继续在政治上效忠于齐皇室。齐代袁昂“永元末（500年），义师至京师，州牧郡守皆望风降款，昂独拒境不受命。”⑩ （卷31《袁昂传》袁昂并没有遭到杀身之祸，反而因此受到了梁武帝的重视。天监二年（503年），除给事黄门侍郎。其年迁侍中。以后不断晋升。直到普通三年（522年），为中书监、丹阳尹。后又迁司空、侍中、尚书令等显职。可见政治上的忠直是使袁粲能在异代改葬，袁昂能在异代担任高官的最重要的原因。这种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资治通鉴》卷162太清三年（549年）“张嵊起兵”条胡三省《注》曰：“袁氏自淑至觊、粲及昂，皆以忠贞著节。”终南朝之世，陈郡袁氏一直保持着这种家风。陈武帝受禅，袁昂子敬在广州，依欧阳頠。“及頠卒，其子纥据州，将有异志。敬累谏纥，为陈逆顺之理，言甚切至，纥终不从。（陈）高宗即位，遣章昭达率众讨纥，纥将败之时，恨不纳敬言。朝廷义之（指敬），其年征为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骑常侍。俄转司徒左长史，寻迁左民尚书，转都官尚书，领豫州大中正。累迁太常卿、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加特进。”11（卷17《袁敬传》）陈高宗病重，袁敬兄子袁宪与吏部尚书毛喜俱受顾命。“始兴王叔陵之肆逆也，宪指靡部分，预有力焉。后主被疮病笃，执宪手曰：‘我儿尚幼，后事委卿。’”祯明三年（589年），隋军过江，“隋将贺若弼进烧宫城北掖门，宫卫皆散走，朝士稍各引去，惟宪卫侍左右。后主谓宪曰：‘我从来待卿不先余人，今日见卿，可谓岁寒知松柏后凋也。’”11（卷24《袁宪传》）《南史》 卷26《袁湛传》史论对袁氏世代忠义家风作了非常精辟的概述：“天长地久，四时代谢，灵化悠远，生不再来，所以据洪图而轻天下，吝寸阴而贱尺璧。夫义重於生，空传前诰，投躯徇主，罕遇其人。观夫宋、齐以还，袁门世蹈忠义，固知风霜之概、松筠其性乎。若无阳源之节，丹青夫何取贵。顗虽末路披猖，原心有本。𧰲之出处所蹈，实懋家风。粲执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谓疾风劲草，岂此之谓乎？昔王经峻节，既被旌于晋世，粲之贞固，亦改葬于齐朝，其激厉之方，异代同符者矣。昂命属崩离，身逢危季，虽独夫丧德，巨节无改。拒梁武之命，义烈存焉，隆从兄之服，悌心高已。既而抗言储嗣，无忘直道，辞荣身后，有心黜殡。自初及末，无亏风范，从微至著，皆为称职，盖一代之名公也。枢风格峻整，宪仁义率由，《韩子》称‘人臣委质，心无有二’，宪弗渝歳暮，良可称云。敬、祕立履之地，亦不为替矣。”陈郡袁氏家风能受到皇室与舆论的认同，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刘宋后期皇权争夺异常激烈，宋、齐、梁朝代更替频繁，是以前历史上所少见的。当时君主非常希望臣下对皇权尽忠，以保全自己的江山，因此从皇室到舆论上都推崇陈郡袁氏的忠直义行，陈郡袁氏也由此得到了政治上与社会上的高门地位，并将此优势保持到南朝末。
此外，陈郡袁氏的显赫与其所居之官职有关，吏部尚书是很重要的官职，掌握选举大权，担任这一官职的必须熟悉谱碟，南朝各代帝王都非常重视谱碟。王僧孺“入直西省，知撰谱事。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后起（东晋）咸和二年（327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梁）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州郡多离其罪，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10（卷59《王僧孺传》）这说明了渡江士族都有谱蝶为依据，因此担任领选官职必须熟悉谱碟之学。齐武帝拟用皇室萧莺（后为明帝）领选，王晏启奏反对说：“莺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谱），恐不可居此职。”⑨（卷24《王镇之传附弟孙晏传》）陈郡袁氏则具备上述条件，并受到皇室的信任，因此出任吏部尚书、尚书吏部郎的世代不绝，如宋袁淑、袁顗、袁粲，齐梁袁昂、袁君正，陈袁枢、袁宪，世代掌握选举大权，因此其家族比较容易得到升迁。与陈郡袁氏相比，琅邪王氏历代虽也有任吏部尚书之职的，但总体上琅邪王氏的腐败，在齐梁时继续发展，首先是它竞逐清闲官职，仕官的指导思想是厌恶繁琐政务，追求傣禄优厚而又闲散的官位。所以琅邪王氏及其他一些士族的热点起家官是清闲的秘书郎，尚书省郎署，宪台事繁的官职大都不肯屈就。再经过梁末侯景之乱的洗劫，王氏和其他一些高门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陈郡袁氏却一直到陈代在政治上占有显赫的地位，这应是陈郡袁氏虽然没有出现如东晋时期琅邪王导、陈郡谢安那样的杰出人物，但却能跻身王、谢、袁、萧四大高门之一的重要原因。 (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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