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树勋与清末广东禁赌

袁树勋与清末广东禁赌

作者 李振武

  [提要]袁树勋是清朝历史上倒数第二任两广总督，在其任职期间，广东地方赌风猖獗，社会上禁赌之声日见高涨。袁树勋一方面顺应民意，表示赞成禁赌；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如何填充因禁赌后停收赌饷而形成的巨大财政亏空，以维持地方行政体系的正常运转。处此两难困境，袁树勋提议招募商人承包粤省盐务，以新增之盐饷来承抵赌饷。该方案受到社会各界强烈反对，认为会增加民众负担，是“病民肇变”之举。另外，此时清廷正拟推行盐政改革，以图加强中央对盐课收入的掌控，故不愿广东地方先行一步，打乱中央的统一规划，并在盐课收益中谋取更多地方利益。故此，袁树勋的禁赌方案未获得朝廷通过，袁树勋与广东绅商间的关系亦因之出现更大裂痕。通过考察袁树勋在禁赌中的所作所为，可以了解清王朝覆亡前夕广东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管理方面的某些得与失，从一个侧面体会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困顿。

    晚清时期，广东地方赌风极盛，几乎到了 “无地不赌、无人不赌”的境地。赌风猖獗，不但败坏社会风气，危及民众生计，而且“盗因赌生”，不少赌徒流为盗匪，使社会治安形势更趋恶化。因此，禁赌成为晚清时期广东颇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围绕如何禁赌，中央、地方、民间不断博弈，最终各方妥协，达成一个初步的禁赌方案，定于 1911年 3月 30日起实施禁赌。过往有关清末广东禁赌的研究，关注点侧重于以谘议局为代表的民间势力一方，对官方所力持之筹抵赌饷多视之为敷衍、拖延禁赌之举，予以道义上的谴责。其实如果考虑到晚清时期各省财政的支绌窘况，则会对官方的筹抵之举有一份同情之理解，对禁赌过程之曲折、艰难也会感同身受。袁树勋是清朝历史上倒数第二任两广总督，其任职之期，恰逢社会上禁赌之声日见高涨之时。袁提出招募商人承办广东盐务、以新增盐饷承抵赌饷的禁赌方案，但终因各方之反对而未能付诸实施，袁与广东绅商之关系亦因之更加不睦。袁自觉在广东难有作为，遂引疾开缺。通过考察袁树勋在禁赌中的所作所为，可以了解清王朝覆亡前夕广东地方政府在社会危机管理方面的某些得与失，并从中体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顿挫。

    袁树勋 (1847～1915)，湖南湘潭（现属株洲）人，字海观，号抑戒老人，由军功起家，历任江苏高淳知县、铜山知县、上海知县、江西景德镇知府、天津知府、湖北荆宜施道、苏淞太道、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署两广总督等职，是晚清时期以热心新政而闻名的官员。在任苏淞太道期间，袁机智处理大闹会审公堂案，支持绅商筹办上海城乡内外总工程局，实施地方自治，颇得绅商好感，认为他对于民众的利益能“维之、护之、赡之、恤之、赞之、助之，罔不如其所欲而止。”在任山东巡抚期间，他大力推进各项新政建设，尤以勇于裁撤冗员而闻名，有报纸曾报道说：“东省自历任抚军位置私人，各局所委员有增无减，虽库帑奇绌，而冗员薪水靡费不资。袁中丞到任后，力矫前弊，大加裁汰。……按若辈各有机关，诸多运动，根深蒂固，裁汰颇属不易，海帅竟毅然行之。在表面每年可省库款四十余万，而百姓暗被鱼肉者当倍蓰此数，则东省诚蒙福不浅。”正是因为在新政中的出色表现，在出任山东巡抚一年后，袁便再官升一级，于宣统元年(1909)五月调署两广总督。广东是清王朝的财赋之区，同时，由于地处南疆，毗邻港澳，对外交涉事务烦杂，又是革命党人活动频繁的地区，因此，清廷十分重视两广总督的人选，“惟广东地方紧要，……非得威望素著、情形熟悉之人，不足以震慑”。袁能够得此重要职务，说明朝廷对其能力的肯定。

    袁上任伊始，即表示 “粤省赌风向甲他省，为害最烈”，“必须严禁，以除民害”。在八月二十四日向朝廷汇报广东禁赌情况的奏折中，他特意强调赌博会妨碍正在进行的宪政筹备工作：“如谘议局章程，营业不正，不得有选举权。而粤省开赌者号称赌商，且有贸然赴部注册，自比于公司者，妨碍者一。地方自治，方在萌芽，他日实行，对于此项赌博，必应在驱除之列。粤省则凡此项赌徒，区分地段，招人承充，既至其地，则事属饷需，官长亦不得阻止，奚论绅士？妨碍者二。巡警保卫治安，对于聚赌之徒本应拘解。粤省高张旗帜，巡警不得过问，而盗贼潜滋，妨碍者三。教育为万事之母，筹备清单尤所注重。然一乡一邑设一学校，不敌设一赌馆，习染移人，子弟多暴，教育将何所施？妨碍者四。”对于如何禁赌，袁表示视筹抵情况而定，“筹款多则多减赌饷，筹款少则少减赌饷，饷则递减以至于无，赌则递禁以至于绝”。他请求朝廷明降谕旨，将闱姓即榜卜饷翌年禁绝，彩票则到当年底禁绝，承饷较巨的番摊 (缉捕经费)、基辅山票则节节限制，凡无赌之区，不得再开赌博，有赌之区，仍着设法筹抵。

    为谋求地方绅商支持，袁将这个分类、分期、分区禁赌的方案作为议案提交谘议局第一年常会讨论，结果招致议员们的普遍反对。议员们认为，“此议案须分两问题研究，盖禁赌为一问题，筹饷又一问题。故本议案须先议禁，然后再议筹饷。若必待筹足抵饷而后禁赌，则永无禁之日”。议员们还对方案的可行性提出质疑：“分类禁绝，不过减少赌博之名目，而嗜赌之人既有此数，仍可移其罔利之心于未禁之赌类”，“况番摊、基铺山票之为害最巨，又最普及，不此之禁，实等于无禁”；分期禁赌，但“禁绝年期既无定限，一视筹抵之迟速以为差；而筹抵之实行又责望于乡邑，现在各属地方举办要政，安能两面兼顾？及早筹抵，以一省之力既可限于抵款无出，置之分期禁绝，一乡一邑为力甚微，更以抵饷无出，暂就苟安”；而分区禁赌，由于无赌区和有赌区相隔甚近，赌徒仍可 “注集于有赌博之区，而为赌博者如故”。议员们还认为即使实行筹抵，也应根据赌饷的用途而定，“用之于国家行政经费者由一国筹之，用于一省行政费则一省筹之，以属之国家费开办之水陆营饷责之一省”，对广东人民来说是不公平的。经过一番讨论后，谘议局呈文要求袁奏请朝廷宣布定期一律禁赌。

    在接到谘议局的呈文后，袁随即复书回应议员们的质疑，强调 “今日言筹抵问题，先从事实上着想”，“目前姑从分类分区办起，亦非谓得此已足。盖除害之事，除一分即少一分，……赌类既多，不能不就力所能及者先行筹禁，并此不办，不几空言之愈无裨于实事乎？且此定期一律禁绝之说虽为理论所称快，按之事实而逾远者也。”袁还援引朝廷谕旨、谘议局章程以及宪政编查馆的电文，指出赌饷“既以新旧军政为大宗，自系国家行政范围，援照鄂督近日奏案，不能不就本省设法腾挪。是目前舍 ‘筹抵’二字，禁赌则别无他法。”“本署部堂仍照奏案，一面与司道等筹议。倘有大宗款项绝此颓波，能如陈议员一律禁绝之理论，固亦甚善，然此则可欣望而不可预必者也。”实际上等于回绝了谘议局定期一律禁赌的要求。

    谘议局不满袁的答复，又引谘议局章程据理力争：“今札复既不以表决为然，亦无交令复议字样，是不能无疑义者一也。”“此次筹抵赌饷并非议减军饷可比。军饷属于行政范围，筹抵赌饷则属于义务增加。”“况馆电属于命令，又非专为禁赌筹抵而发。局章属于法律，其效力最大。若稍加傅会，遽以馆电废止局章，此不能无疑义者二。”“饷项骤绌，势不能取偿中央，即不能不设法筹措，责无旁贷。惟筹措之权，应归官吏，承认之责，乃属本局，权限划清，始免侵越。故前次呈报中，经请另题交议，并无拒绝筹抵之说，尚非不负责任可比。粤省舆论中亦有主禁赌不主筹抵者，本局从事实上着想，深悉无米实难为炊，故仍请另题交议，尚非不明时事可比，督部堂当可深谅。札复言下几以本局为不认筹抵，殊于呈报之意不无误会，此不能无疑义者三。”呈文最后要求袁就谘议局的议决明确表态——是允准施行？还是由总督自行定夺，不再交局复议？

    袁树勋很快作出批答：“本署部堂交议之时，原不过欲议员熟察本地情形是否可以办到，初无固执此议之意”。“而各议员将禁赌筹抵偏分而为二，且于分区筹抵之法不无疑虑，要请另题交议。本署部堂悉心裁夺，亦知分区办法诚如议员所论，故详加答复，仍照奏案，与司道等通筹办法，以期得有大宗款项，逐项禁赌。至于果出何途，本署部堂实难骤决，无从遽尔交议。来牍致疑之处，颇多误会，特此批答。如果将来筹抵之款项确在谘议局应议权限之内，届时自当交令讨论”。袁的批复表明，他已将该议案取消，不再交谘议局复议。

    在将筹抵赌饷问题交由谘议局讨论的同时，袁树勋与其司道同僚也在抓紧谋划筹抵之策，他们很快就打起了盐饷的主意。据报载，袁初次与司道官员在督署会议厅讨论筹抵赌饷事宜时表示：“现今各处条陈均乏切实筹抵善法，惟据司道开列清折，以盐斤加价为筹抵赌饷，尚属简易能行。”“当时由司道各大员再三讨论，均以盐斤加价较有把握，惟加价之数目，必须按诸赌饷全数核计盐斤总额，以定多寡。”督署随即将此意向函告陈宝琛等商人：“粤商赌博为害，现已奏明分别筹禁。惟禁赌必以筹饷为先，地方绅商均有应尽之义，或将盐务如何改良，或将商务如何整理，务竭力筹集巨资，将筹办之法与夫可筹款数详议妥章禀办。”陈宝琛等人商议后回复袁树勋，表示愿集资承包全省盐饷，每年认缴正饷一千万两，另向有关衙门缴纳公费二十万两，方案如获允准，即先缴按饷银二百万两。

    盐饷骤然比原来的三百三十万两增加了近七百万两，赌饷筹抵有了着落，袁树勋自然应允了商人们的提议，并在批示中称赞陈宝琛等商人“力顾公益，深堪嘉尚”。

    盐饷属于国家正课，如欲有所变动，须得到朝廷的允准，故袁树勋于宣统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致电军机处转奏朝廷，希望朝廷允准广东通过改良盐务来筹抵赌饷。他在电文中说：广东各项财政亏空统计已近一千三百余万两，赌饷数额巨大，“非别筹大宗款项，断难有济”。而粤省盐务却因私销充斥、陋规盛行等弊端，盐课年收入只有三百三十余万两。如果改由商人承办，则会从根本上祛除以上两大弊端，盐饷收入将会达到一千万两，“除运司原收额银外，其余即可抵作赌饷，并酌补亏短之用”。袁预料此项改革会受到各方非难，“图始为难，在深明大局者固乐于赞成，而自便私图者亦故存反对。如窟穴盐务中人则不愿改办，窟穴赌馆中人则不愿禁赌。其倚赖盐规、赌费之人亦群焉附和之，且时时责官长以一律禁赌，而又不愿官长设法筹抵，此种议论，实与破坏无异。”因此，他请军机处代奏朝廷下令度支部、农工商部先行立案，以坚承办者之心。朝廷对此的答复是度支部、农工商部知道。

    经与商人反复商议，袁树勋于十一月十六日发出告示，允准陈宝琛等集资包承粤省盐饷。

    果不出袁所料，商包盐饷的消息甫经传出，即引发轩然大波。粤商自治会先是推举前贵州巡抚、在籍大绅邓华熙致函袁树勋，对该方案提出五个方面的质疑：一、盐价暴涨，影响民食；二、港澳洋盐入口，致开交涉而长漏卮；三、盐商设轮缉私，勒限加价，会断绝渔户生路；四、水陆缉私必领大帮军火，会发生串匪走税的事情；五、该商等均赌博无赖，恐非殷实，致蹈包厘覆辙，有碍饷源。十一月十三日又致电中外各埠商人团体，联请力拒：“一般豺狼虎豹以千二万托词抵赌，包承盐务，加抽食盐，男妇老幼，均永受害，实行势必激变，乞力拒，遏乱机。”上海、汉口、福州、天津、九江、南洋、美洲等地的粤商团体纷纷复电表示支持，小吕宋的广东会馆并致电摄政王：“粤督加盐税抵赌饷，准奸商增价揽承，病民肇变，比赌尤烈，害无穷期，乞电饬袁督批销另筹。”旧盐商孙致和等联名向度支部控告，称 “匪类瞒包粤盐，志在混骗，督宪急于禁赌，遂被欺朦。” 粤商英龙驹等上书广东籍京官，控告该筹抵之法 “不取之绅富之九牛一毛，而竞通括于凡有血气之口食，实不知其何所取也?”他们还声称：“所以舆论哗然，咸以某大吏得贿四百万，全省报界得若干万，谘议局员亦弥缝若干万，又辇金数十万，入京点缀同乡大老，欲使全省封冤，硬制死命云云。窃以为大吏之乐于为此者，谅非绝不加察而谬然为之，其中必有可以一家肥者，不遑计广东瘠耳。至报馆为舆论之母，亦缄口结舌，非铜毒归心，何以不发一语评论?果尔，中国前途尚堪问乎?”

    广东谘议局常驻议员在看到报纸上登载的度支部电粤督将粤省盐务加价全数解部、不得以之移抵赌饷的消息后，立刻集议，商讨对策。议员们认为，“盐务加价之利害，尚须详细研究。即万不得已，至于加价以抵赌饷，尚属两害相权取其轻之意，然民情已不尽贴然。若以加价复解归部，则是广东之赌害未除，而更增加盐害，粤民其何以堪哉?”他们提议议长即日晋谒督宪，洵明报载各节是否属实。如属实，则一面电达度支部力争，并电同乡京官助力；一面电北京及上海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协助；同时召开谘议局临时会，筹商办法。

    广西是粤盐的引地，广东盐价波动必然会影响到广西的盐价。正因为利益攸关，广西谘议局十分关注粤盐商包问题，曾两次通过广西巡抚张鸣岐致电袁树勋，表达对粤盐加价的担忧：“粤垣如逾五分，西省必昂多一倍，贫民恐难负担，越盐且暗畅销，请酌办。”并表示要派议员来广东调查。

    面对各界的质疑反对之声，袁树勋竭力作出解释。他在给粤商自治会的复函中，一一回答了该会所提出的五项疑问。针对商包盐饷将导致盐价大涨的疑虑，他如是解释：“查粤盐最贵时，以近几年为比例，曾每斤至五分六厘左右。今拟定价，盐缺价昂时，不得过五分六厘，寻常仍照市价。其熟盐、提盐加以人工者，仍照旧听民间自定，是并无每斤涨至一二百文之说也。可无虑者一。”对于包盐商人多系赌博无赖之徒，并无殷实财力，包盐会蹈包厘覆辙、有碍饷源的问题，他分辩说：“此次承办各商多半有旧商在内，惟承饷既巨，不能不添入新商，报纸传闻颇有失实。况此次须先缴按饷二百万，原所以备不虞，与包厘办法截然不同。可无虑者五。”他还以自己老家湖南的盐价为例，称 “湘南所食淮盐，每斤至二百二三十文，湘中之硗瘠尚不以为苦，况粤省财力究饶于湘。而筹议之始，即预拟至贵不得过若干之价，以免借口而顾民食，似可告无罪于邦人君子矣”。他信誓旦旦地保证：“如果实行，则取之民间者无几。而一旦遏绝赌祸，使各饷有着，较之空言筹抵，实不啻天渊。”∞他致电张鸣岐，对广西谘议局出面干涉粤省盐务的作法深表不满：“广西谘议局应否参预，以盐饷是否国家税为断。夫盐饷之为国家税，犹之地丁、钱粮，固无一非取之于民也，若以取之于民者，即视为义务增加，则天庾正供不为人民负担者几何?该局员于国家税性质辨之未明，率引局章比附于提议事件，置馆电于不顾，敝处实无凭承认”。“若谓广东禁赌，广西因盐务之关系，即可出而干涉。无论两省谊若一家，广东协助桂省饷需本不为少，今盐饷既纯系国家税性质，我辈为国家办事，责在兴利除弊，诚不能徇少数人省界之见，再为国家分界。该局员来东调查，听其自便，但于谘议局应否干涉范围，不能不明晰剖示”。

    为安抚人心，十二月初六日，袁树勋于督署贴出公告，对商包盐饷的方案再度作出说明，并表示：“此事现经奏咨，自应静候核议施行，此外并未有部电如各报所登者，显见有人运动，从中鼓煽，冀遂破坏之私，使盐蠹赌饷永无廓清之日，而后大快于心。”“至于未经核准开办以前，一切暂照旧章”，“各该商等毋须妄生疑虑，更不必徒听谣言”。

    十二月二十七日，袁树勋上奏朝廷，从十个方面详细阐释了盐务改良计划的可行性：一、商办愈于官办；二、商办只设公所，不立公局；三、预缴按饷，以备不虞；四、承办三个月后，按月缴足全饷，即一律禁赌；五、商人取具殷实保结，并所缴按饷，分存官银钱局及大清分银行，以昭证信；六、承办各商，仍由旧商组织，而不得不招新商；七、预定相当价值，免妨民食；八、严杜洋盐洋股，完全商办；九、仍循照旧时引地，不致浸灌他省；十、商办而仍无碍于官筑盐场及旧商办理盐田。奏折还对来自各方的责难进行了辨析，指出绅商所提的以膏捐和剔除各局所糜费来筹抵赌饷的方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对于将筹抵和禁赌分为两事处理的说法，袁解释说：“粤中赌馆自光绪十年弛禁后，继长增高，当时徒便其筹款之易，而日久乃知其受病之深。迨前督臣岑春煊、张人骏稍稍议禁，然承饷既巨，又以水陆军饷为最多，诚虑一日无的款之抵，则一日有哗溃之虞。于是言禁赌必先言筹抵，几成不刊之论，情势使然，非臣倡之也。而一般舆论乃欲先禁赌而再筹抵，其不切情事更如此。”表示不为“报章异同之论，华侨影响之电，绅士诘问之书”所动，“为今日计，不禁赌则已，欲禁赌则舍改良盐务，粤人殆永无出水火、登衽席之一日，此臣所敢断言也。”奏折还就盐饷的分配使用作了详细说明，并附上商办粤盐总公所章程。朝廷对此的答复是令督办盐务大臣详查议复。

    在将盐务商办的方案奏报朝廷后，袁树勋又于宣统二年正月初三日致电农工商部、度支部寻求支持，他强调：“不改商办，则盐饷无由骤增；不整顿盐务，则赌饷何从筹抵?此事计划颇苦，疑谤相随，目前议论已平，而主张官办之人，尚不无保全私橐之见。树勋惟有开诚布公，破除情面，尤赖钧处提倡维持，以期有济。”

    在袁树勋将盐务改良方案奏呈朝廷后，粤籍京官、外务部尚书梁敦彦等上奏朝廷，指出商包盐饷存在诸多弊端：一、“食价既增，漏卮日甚”；二、“涨价勒买，病民取盈”；三、“逾数取偿，致增民困”；四、“不筹于蠹盐之陋规，而但筹于食盐之贫户”。奏折还特别反对由包盐商人来承办盐务缉私，认为那样做将会导致军火走私内地和藉端扰民的后患。他们请求朝廷“饬下度支部、盐政大臣，将原案核议，并责成督臣袁树勋妥筹办法，务令实禁赌博，整顿盐纲，俾民困稍苏，盗风少戢”。紧接着，广西籍京官、学部侍郎唐景崇等上奏，称“粤盐加饷，西省受害最深”。粤籍给事中陈庆桂又奏称“粤盐加价，藉抵赌饷，宜妥筹办法，以保国课而卫民生”。

    来自民间的反对声音朝廷故然可以装聋作哑，听之任之，但来自尚书、侍郎、言官的意见朝廷就不能不考虑了，于是朝廷下旨令督办盐政大臣将袁树勋和梁敦彦等人的奏折一并议复。

    正月二十六日，督办盐政处复奏，决定派督办盐政处提调、度支部署右参议晏安澜赴广东实地调查盐务情况。奏折中说：“该省地居南海，距京窝远，此次所拟包盐承饷办法，究竟新商身家是否殷实？旧商生业是否无碍?公所包办是否毫无流弊？认缴抵饷是否确有现款？各埠盐价是否不致抬高，他省引地是否无虞浸灌？洋盐洋股是否无虑搀人？盐场盐田是否无损利益？以上诸端，实非臣等所能遥断，自应遴派妥员前往该省，将粤盐向来积弊及现在办理实在情形详细确查，筹拟办法，以昭审慎。”

    经过一番调查后，度支部尚书、督办盐政大臣载泽于五月二十六日上奏朝廷，认为袁树勋所提商包盐饷办法存在加饷太多、限价太贵、垄断太甚、联络港澳隐患难防、尽夺官权矫枉过正等弊端，建议仍由旧盐商办理，分年递增盐饷，至七百八十万两为止。载泽还将了袁树勋一军，他在奏折中说：“规费一项，最为盐务之蠹”，“该督原奏谓各项规费与正课相埒。臣等派员到粤，该督犹面称规费实有四百余万，而新商则谓规费有五百余万两，甚至有七百余万两之说。该督等自必确有所见，拟请旨饬下两广总督，将粤省盐务各规费，切实逐款查明确数，和盘托出，详细分晰造报，不得任意含混，亦不得扰累商民。此项规费，将来查明，拟酌提数十万两，留为改盐官公费，及购置缉私轮船之用，其余悉数留抵该省赌饷。”朝廷准载泽所奏。

    督办盐政处将赌饷筹抵归于整顿盐务陋规，使袁树勋藉盐饷以抵赌饷的计划完全落空，他在议复盐务规费的奏折中申辩说：“所谓埒于正课者，本以盐户、运商诸多弊混，又加以各项规费，并数计之，故与正课相埒。今积弊既已整顿，饷数业已递加，而别求一与正课相埒之规费，此则断章取义”。对于如何筹抵，袁树勋奏称仍是依靠盐务新加之饷以及膏牌、烟酒缴捐之款。督办盐政处虽对袁树勋的辩解予以驳斥，但最终也同意以新增盐饷拨抵赌饷。

    九月谘议局第二届常年会议开幕，广东谘议局对禁赌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九月十日开会当天便通过《定期全面禁赌案》，呈请袁树勋三日内代奏，否则谘议局将停议力争，力争不得则全体辞职。袁树勋先是以禁赌一事须以筹抵赌饷为先着，而筹抵之数尚未明定，未便具情代奏，令谘议局照常议事。三天后，谘议局果然停会。去意已决的袁树勋也不再坚持原意，将谘议局的要求上奏朝廷，谘议局遂于二十日恢复开议，但朝廷的答复仍是视筹抵赌饷的迟速来做决定。九月二十七日，朝廷允准袁树勋以病请辞。

    禁赌必先筹抵赌饷这一原则并非袁树勋首倡，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向社会征求筹抵办法时即表示：“抵款能得若干，即先禁若干赌馆；一属能筹得抵款，即先禁一属；一乡能筹得抵款，即先禁一乡。一俟筹饷全得，立即会奏立案，将全省赌馆永远禁止，不得以款绌之故再行弛禁。”宣统元年六月，袁树勋的前任张人骏又在复议粤籍京官、给事中陈庆桂所上禁赌奏折时强调：“欲实行禁赌，非妥筹抵饷不可。嗣后粤省无论筹得何款，均先尽赌饷拨抵，务期赌博陆续禁绝，赌饷次第停收，以端治本而革浇风”。

    几任两广总督之所以都坚持禁赌必先筹抵，与广东窘迫的财政状况密不可分。如岑春煊曾表示：“欲救粤民，第一当从禁赌下手。无如司局各库每年出入不敷三百万两，又历年积欠亦三百余万两，现在各项赌饷共五百余万，一旦禁革，何以为继？即以番摊一项而论，承饷已三百万元，款目太多，如何抵补？”圆张人骏也慨叹：“所有防营勇饷及一切杂支类多取给于此 (按：指赌饷)，加以近年举办新政，添练新军，用款日增，每藉赌饷以资挹注，倘若遽行停止，势必愈形竭蹶。此中为难情形，有非局外人所能深悉者。”袁树勋在向朝廷奏报广东财政状况时亦云：“各项并计，粤省负累已达一千三百余万两，所以赌饷不能遽裁者，皆因其款均指拨水陆勇饷、新军经费等要需，而行政经费又不能遽由中央担任。此亦过渡时代所无可如何也。”

    开征赌饷最初只是广东地方政府为解决一些临时性事务的经费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如咸丰十年，为筹集修复贡院的费用，广东地方当局公开批准民间赌“闱姓”；同治四五年间，广东地方当局又向承充“闱姓”的赌商征缴 14万两军饷等。但随着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赌饷越来越成为广东地方政府离不开的财政收入来源，至宣统二年，广东常年赌饷收入已达440万余两，几占财政总收入的 1／5。在这样一种财政来源构成格局下，要想禁赌，而又不致因赌饷的缺失而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作，就必须另谋财源，以弥补赌饷停收后留下的财政亏短。评价袁树勋等人所坚持的禁赌先筹抵原则，应有设身处地的考虑。

    那么，袁树勋所提议的商包盐饷、以抵赌饷的方案为何失败?除了上文所说的各方反对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其方案有欠周详。例如，他说商包盐务后，盐饷可以增加到一千零二十万两，盐政处对此提出质疑：“引地如故，销数如故，一旦骤加巨饷，若无十分把握，岂可轻为尝试？”应该说这种疑问是有一定道理的。再如，袁树勋最初为了说服朝廷同意其盐务商包方案，故意夸大其词，称盐务陋规和盐课相差无几，有三百余万两之多，但后来当朝廷责成其清查陋规、以此抵补赌饷时，他又矢VI否认规费有那么多，实际上是自打耳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度支部尚书载泽从中作梗。在袁树勋与各方的争执中，度支部表面看似处于一个中间仲裁者的地位，不偏不倚，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才做出裁决，但实际上度支部最为关注的是盐课收入的安全性。在奏请朝廷派员考察粤省盐务的奏折中，载泽就曾表示：“就害之一面言之，新商包盐承饷，为数至一千万两，设或力小任重，半途中辍，彼时旧商已散，新商复逃，匪特筹抵赌饷，巨款无着，即盐务岁人三百余万之常款，亦不可保，大局败隳，何以收拾。利害相悬，出入至巨，白非澈底清查，确有把握，何敢轻言变法？”同时，度支部此时正在图谋通过盐政改革加强对地方财政权的控制，并不愿意地方插手盐政改革，从中谋取地方利益。据报载：宣统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度支部盐务处会议盐政，载泽提议，“各省盐价纷歧不一，非切实整顿，难免流弊滋多。刻拟严定章程，嗣后各省如有再请增加盐价，须由会办盐务大臣将其理由先行咨报盐务处，经本处核准，再由盐务大臣领衔入奏，请旨施行。至关于地方行政筹款，决不准取资于盐价迭次请加。倘有盐商盐官通同舞弊，未奉部文、私行加价者，一经查明，即照赃私律严行惩处。会办大臣稽察不力，亦照章奏请予以应得处分。”

    透过清末广东禁赌事件表面的纷纷攘攘可以看出，尽管官方与民间都已深刻认识到赌博之危害，但由于所处位置不同，在考虑具体禁赌方法时，则有不同的考量。地方绅商及本籍京官多考虑地方利益，而袁树勋作为朝廷派往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在处理地方政务时，既要维护广东地方的利益，同时也要考虑整个王朝的利益，当两者相矛盾时，他必须首先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毕竟朝廷比地方绅商更能决定其前程、命运。由于清末实行仿行立宪的政策，给地方绅商权利的扩张提供了很大空间，他们利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对地方事务施加影响，使地方政府的施政行为受到越来越多来自民问的制约，地方政府若想推行重大改革措施，须顾及和尊重民意。在禁赌事件上，地方绅商和粤籍京官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挥舞起道德的大棒，对广东地方政府征收赌饷予以鞭挞：“一国财用自有常经，以国家维正之供，至取之无赖赌匪之手，自古安有此政体？环球安有此宪政？”“疆臣动日粤省岁入恃赌饷为大宗，此言至为辱国。今各国无赌饷而治，各省无赌饷而亦治，广东举办诸端，无以异于各省也，乃独恃此赌饷，而地方转以不治。在粤民为切肤之痛，在国家为饮鸩之谋，在宪政前途，为害苗之蟊贼。夫筹款，至无把握之事也，设或竞不能筹，则饷之不减，赌之不禁可知，是此项赌害永无禁绝之一日。恶醉而强酒，恶湿而居下，岂今日立宪国所宜有此？”应该说，这种道义谴责颇具舆论上的影响力，使得袁树勋难以从容应对，这是其“以盐饷抵赌饷”计划失败的原因之一。同时，由于清末满清权贵藉宪政改革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令督抚权力备受掣肘，不能自主地实施地方治理，此亦袁树勋筹抵赌饷方案未能实施的重要原因。我们评价袁树勋在广东禁赌中的得失时，不能只以其反对者的声音为依据来作出判断，毕竟这些言论没有考虑到粤省实际的财政状况，只能属坐而论道之类的大言。“在其位，谋其政”，如是可以理解袁树勋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