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皖南事变中牺牲最悲壮的新四军将领

袁国平：皖南事变中牺牲最悲壮的新四军将领

陈杨桂

袁国平1936年于延安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事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6日，当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人奉命北移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8万余国民党军队围攻。我军被迫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大部分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冒死请命，被国民党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暗害。万分危急之际，一位负责军队政工的将领挺身而出，率余部继续北撤。激战中，他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弥留之际，为不连累战友，他悄悄将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颅，成为“皖南事变”中牺牲得最悲壮的我军高级将领。他，就是被毛泽东亲自推荐到新四军任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
         
    袁国平原名袁幻成，又名袁裕，字醉涵，笔名最寒，1906年5月26日生于湖南邵东县，6岁时被父母送入私塾，后转入邵阳最好的学校——循程高等小学读书。在循程高小，他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加上个子最矮，穿着最差，常常受到一些富家子弟的欺侮。作为拳师之女的母亲，平时教给他一些拳脚功夫，告诫他要极力忍让，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易在人前动武。袁国平牢记慈母教诲，从不争强好斗，惹是生非。可是，有一天放学后，老是欺侮他的富家子弟又挡住他进行挑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袁国平奋起还击，将那帮小家伙打得落花流水。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侮他了。

    袁国平不仅胆子大，武功好，而且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而在同学中很有号召力。有一次，因先生体罚同学过重，袁国平看不顺眼，讲了几句公道话，反被那位先生训斥了一顿。第二天，袁国平以不上学表示抗议。班上其他同学见他不来上学，也纷纷跟着罢了课。那位先生在校方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跑到袁家说好话，保证今后不再体罚学生，袁国平才答应邀同学复了课。从此，老师们都对他另眼相看了。当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邵阳的时候，他每天带领同学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反对廿一条”的口号，开展抵制和查禁日货的爱国行动。

    1922年，袁国平考取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学习刻苦，爱好广泛，对国家大事尤为关心。由于他成绩优异，思想进步，能团结人，加上能言善辩，同学们一致推举他为一师的学生代表，参加长沙市学联。

    1923年6月1日，长沙各界为收回旅大举行反日示威，日本水兵枪杀市民，造成“六一惨案”。惨案发生后，袁国平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游行示威和罢课、罢工、罢市斗争。

    袁国平酷爱文学，是一师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深得国文教师田汉的赏识，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袁国平1925年1月于一师毕业后，接到已经离开一师到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田汉来信，邀请他去上海协办“南国社”。袁国平遵从恩师之约，来到上海。不久，南国社因宣传进步思想被反动当局扼杀。这对袁国平是一次极大的震动，他深感军阀混战，时局险恶，只有推翻反动的旧政权，中国才有希望。此时适逢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袁国平毅然决定投笔从戎。

    1925年10月，袁国平乘船至广州，经复试被录取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入校后，他积极参加左派学生运动，努力向共产党靠拢。在周恩来、萧楚女等共产党人的培养教育下，这年年底，他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袁国平提前毕业，担任国民革命军左翼宣传队第四队队长，参加北伐。每到一地，他便带领队员向老百姓做政治宣传，并深入各阶层群众中开展社会调查，赶写宣传材料，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策动反革命力量疯狂进攻武汉革命政府。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革命军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表示要与反动派血战到底。袁国平在随军开赴鄂西作战前夕，给母亲寄去一张照片，并在背面写道：“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博一快。他日，儿成仁取义，以此照为死别纪念……”表达了他为革命甘抛头颅洒热血的坚定决心。

    1927年8月1日，袁国平率领学兵连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部队转战广东，途经江西会昌时，他带领全连指战员与守城的国民党新军阀浴血奋战，全歼敌军100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使部队得到有力的补充。

    会昌战役后，部队经闽入粤，到达广东汕头。袁国平奉命留下联络和收容失散的南昌起义人员和赴粤参加革命的同志。11月底，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广州举行工农武装起义。袁国平受党的派遣赶到广州，参加起义前的准备工作，负责接待和安置各地前来广州参加起义的人员。12月11日凌晨3时半，广州起义爆发，袁国平参加了攻打公安局的战斗。他指挥一部分战士及工人赤卫队员爬墙进入公安局，配合周文雍指挥正面进攻。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激战，敌人就被全部解决，大获全胜。起义军打开牢门，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800余人。当天成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

    12日，在英美帝国主义炮舰的配合下，军阀张发奎部从四面八方向广州进行疯狂反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部队经浴血奋战后，决定撤出广州， 袁国平也转移到花县。这时，来到花县集中的起义人员已有1300多人。经袁国平提议，起义部队召开了党的负责人会议，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由叶镛任师长，袁国平任党代表，立即开赴陆丰，与红二师会合。

    红四师从花县出发，一路过关斩将，攻下东江区第一座县城——紫金，公开处决紫金县县长邱国忠等17名罪大恶极分子，于1928年1月2日与红二师胜利会师。1月23日，红四师抵达海丰县城，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赤卫军会师。

    在海丰期间，袁国平一边积极协助彭湃开展以海陆丰为中心的东江流域土地革命，一边认真总结南昌和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狠抓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他主持召开师党委会议，决定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出版《红军生活报》、《造反》等刊物，对官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样，全师上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大提高。在4月中旬的葵潭战役中，红四师的一个连配合当地200名赤卫军，打垮敌人一个营；5月上旬的惠来战役中，红四师3个连又打垮敌人一个团，并击毙团长向卓然。国民党《中央日报》对此哀叹不已：“红军在海陆丰愈闹愈凶，日甚一日，全省治安，大费踌躇。”敌人急调10倍于红军的兵力“围剿”东江革命根据地。为保存革命力量，东江特委与红二、四师党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红军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并派彭湃、袁国平等绕道香港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1928年11月，袁国平受党中央指派到达湖南平江，担任湘鄂赣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后接任了王首道的湘鄂赣特委书记。

    1930年6月，红三军团成立，彭德怀任军团长、滕代远为政委、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当时，以王明为首的中央要求红三军团攻打武昌。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经过分析，认为这是个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指示，不宜执行。于是，他们改变了作战计划，攻占湖南岳阳，造成进攻武昌的假象，然后乘长沙守敌空虚之际，掉转头来长驱直入，一举攻克了湖南省会长沙。进入长沙城后，袁国平立即带领全体政工干部，刷标语，出墙报，搞演讲，大造宣传声势，并派自己的夫人邱一涵及其兄邱炳接管伪《国民日报》社，排印《红军日报》，及时报道红军攻克长沙的胜利消息。为了办好《红军日报》，袁国平除了动员各方力量为之撰稿外，他自己身体力行，审阅或亲笔撰写了大量重要社论和文章。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言简意赅，很有鼓舞力和战斗力。

    1930年8月，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彭德怀任副总司令，袁国平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并继续兼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35年2月，在红军的政治、思想、组织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每次战役开始前，他都注意写出该战役的政治工作计划，在战役结束后又及时写出该战役的政治工作经验，用以指导以后的工作和战斗。他还把多年来创造的政治工作经验加以整理，写出了《战时政治工作经验》一书，为红军大学训练干部提供了一本有益的教科书。

    1934年2月，袁国平出席了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尽管长征是在匆忙中开始的，但袁国平还是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大转移前的政治动员。长征开始后，由于博古和李德继续实行错误的军事路线，致使红三军团在抢渡湘江时损伤惨重。袁国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与彭德怀一道批判博古、李德完全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他们都希望毛泽东能在危难之际重新出山力挽狂澜，领导全党和指挥红军。

    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后，袁国平通过各种方式，及时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团以上干部。在遵义会议精神鼓舞下，红三军团在贵州土城县青岗村的战役中，一举歼敌两个团，使红军转危为安。接着，又打响了娄山关战斗，这是一场与敌人抢时间争速度的比赛。在抢占娄山关的急行军中，袁国平组织宣传队，沿途写标语、画漫画、唱歌、打快板、设立宣传鼓动棚、摆上留声机放唱片，千方百计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大大鼓舞了指战员的士气，使我军得以抢先敌军5分钟登上娄山关顶，从而争取了战斗的主动权，歼灭大量敌军，夺取了长征史上第一个重大胜利。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7月，红三军团改为红三军，袁国平任军政治部主任。8月，中央决定横跨草地，北上抗日。为了胜利通过草地，袁国平召开团以上政工干部会，说明过草地的重要意义。由于有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红三军克服了重重困难，于1935年8月底走出了草地。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支队。袁国平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他坚决拥护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严厉谴责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袁国平满怀胜利的喜悦，写下许多诗词，其中在《和毛主席长征诗》写道：

    万里长征有何难
    中原百战也等闲。
    驰骋潇湘翻浊浪，
    纵横云贵等弹丸。
    金沙大渡征云暖，
    草地雪山杀气寒。
    最喜腊子口外月，
    夜辞茫荒笑开颜。

    1935年11月，袁国平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政治部主任，不久调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前身）第三科政委。后来，第三科改为红军教导师，他出任该师师长兼政委。

    1937年3月，袁国平率红军教导师来到甘肃庆阳，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中，他发现土豪劣绅冯翊清父子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提出要对其进行严厉打击。当时有人担心打击冯氏父子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袁国平耐心地做工作，告诉大家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在斗争中求团结才会有真正的团结。统一思想后，袁国平下令拘捕冯氏父子等人，将他们的罪行公布于众，然后立案审判，依法严惩。这一案件的妥善处理，赢得了民心，推动了工作，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庆阳抗日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国民党政府军也决定派团前往参观访问，对此，有人认为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不乐意接待他们。袁国平开导说：“对这个参观团，我们不但要接待，而且要接待好。这是送上门的统战工作，这样好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哟！”那些原来思想不通的同志，被袁国平一席话说得茅塞顿开。

    参观团里有一些人是袁国平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同学，相见之后，一位老同学感慨地说：“袁仁兄，军校毕业后，我们分道扬镳了，你朝左走，我们向右转了。”

    袁国平侃然一笑：“兄台们，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们去过黄陵吗？离这里不到300里。诸君若有兴趣，小弟愿驱车奉陪。在下都是炎黄子孙，面对外族入侵，应当撇弃前嫌，携起手来，一致对外！”

    另一位老同学拍着袁国平的肩膀说：“以袁仁兄之大才，若能到我们那边去，定能委以高位，奉以厚禄的。”

    袁国平听罢，笑着回答说：“谢谢兄台美意，不才此生别无所求，唯愿为民众、为民族做点有益的事。”

    参观团在庆阳的两天里，无不佩服袁国平高超的领导才能和卓越的抗日业绩。临行时，他们向他求诗留念。袁国平颔首从命，作《七绝》二首：

    其一
    三年同学十年仇，
    百战纠缠一战休。
    差幸干戈化玉帛，
    愿从风雨济同舟。
   
    其二
    逐鹿中原为国是，
    十年征战听人评。
    相逢休话阋墙事，
    莫使神州任陆沉。

    七七事变后，袁国平迫切要求上前线杀敌，为国家为民族奉献自己的一切。他在给侄儿振鹏的信中说：“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和解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又在致其兄醉如的信中写道：“国事如此，愿以最后一滴血贡献于国家和民族……”这时，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当时项英向中央建议由张际春任军政治部主任。但是，毛泽东慧眼识英才，推荐袁国平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他在1938年3月18日给项英的电报中称赞道：“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能担负独立工作。”

    这年4月，袁国平带领50多名干部从延安到达安徽岩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是由几十股红军游击队组成的，过去几乎没有政治机构，全部政治工作需从头做起。袁国平到任后，对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作了全面的安排，建立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规定团以上有政治机关，设党代表或政委，连设指导员，班排设政治战士。政工干部的配备，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在物色政治部敌工部长时，他经过反复考察，不避嫌疑，认为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的军部上校秘书林植夫表现很好，是个够条件的人选。但林本人却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曾一度有过反共言论，不宜到政治部担任对敌工作。袁国平开导他说：“现在全国上下不分党派和信仰，一致对外，不必计较过去的事了。只要现在不反共，愿意接受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好办了。”林植夫感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也。”林任职后，工作积极负责，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在对待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上，袁国平坚决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指示，先后几次派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去国民党第五十军进行友好访问和宣传演出。两军球队也时常举行友谊赛。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容不得其五十军与新四军关系密切，派顽固分子陈去惑到五十军任职。陈到任后，制造事端杀害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团指导员沈廷渠。袁国平密切注视陈去惑的一举一动，先后两次去信对其行为提出警告。但陈置若罔闻，进一步制造两军摩擦。袁国平通过五十军中的进步势力，控告陈去惑迫害沈廷渠的罪行，迫使张治中下令将陈去惑撤职查办。由于国民党顽固派谷正纲的包庇，陈去惑被查而不办。袁国平又专程到三战区向张治中质询，激起各部队政工人员的共愤，谷正纲、陈去惑终于被调离三战区。

    袁国平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进行政治斗争，一方面展开强烈的政治宣传攻势，先后发表了诸如《论合法与不合法》、《勿使亲者痛和仇者快》、《申讨亲日投降派》等多篇文章，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抗日专反共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愤怒的谴责，获取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爱国将士对新四军的同情和支持。

    为了全面加强新四军思想政治工作建设，1938年1月，袁国平提议新四军创办教导营，后又以教导营为基础，扩建新四军教导总队，由袁国平兼任总队政委。对总队建设，袁国平十分关心，从办学方针、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他都亲自过问，并为教导总队编写了《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等教材，供受训的学员学习。这年6月，新四军召开了首届政治工作会议。袁国平在会上作总结报告，全面总结了新四军成立以来政治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下阶段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会后，他深入到南京、江宁、芜湖一带前线进行了约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袁国平对文艺理论卓有研究，而且高度重视文艺工作。他领导下的政治部创办了战地服务团，下设抗敌剧社、宣传队、创作队和民运队等，先后创作和演出了不少抗日剧本和歌曲，其中《新四军之歌》和剧本《繁昌之战》都是在他的直接关怀和参与下完成的。在他的倡导下，连队普遍建立了青年队和军人俱乐部，组织青年军人读书看报、办墙报、绘画、唱歌、写文章，还经常举办篮球比赛和各种学习竞赛。袁国平酷爱读书写作，不管工作多么繁忙，征途多么劳顿，一有时间就读书看报写文章。除了马列著作外，对文学、历史书籍，他都爱不释手，因而具有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想和很高的理论水平。他的政论文章立论精辟，说理透彻；他的演说材料充实、语言风趣、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陈毅曾夸奖说：“国平是个好的宣传鼓动家，有才干。”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多人在奉命北移时遭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军长叶挺冒死请命被顾祝同扣押，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暗害。在万分危急之际，袁国平挺身而出，指挥被打散的一部分部队继续突围北撤。激战中，他身中数弹，一头从山坡上栽到沟底的草丛中。13日晚上八九点钟时候，军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带领100余人突围至离军部六七里远的周家山洼时，突然发现一个血肉模糊的人躺在那里。俯下身去仔细一看，才看清是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大家立即围上去，连声喊着：“袁主任，袁主任！”

    袁国平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出去，不要管我了。”

    战士说什么也不肯丢下自己的首长，他们借着探照灯的光亮迅速查看了袁国平的伤势，发现他全身四处中弹，其中一颗子弹穿透左胸，浑身血糊糊的。李甫立即组织几位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背着袁国平继续突围。大家趁着夜色在山林中摸索着前进，天快亮时才赶到章家渡。章家渡水深齐胸，河面较宽，无从找船，几个人将袁国平抬在肩上涉水过河，走到水深的地方就举在头顶上。不幸的是，部队在过河时被敌人发觉，密集的子弹扫过来，许多同志牺牲了。袁国平也几次掉进水里，又一次次被战士们从水里捞起，顶起来继续前进。这样折腾了好几次，二三百米宽的章家渡用了40多分钟才渡过，100余名战士过了河只剩下三四十人了。

    过了河，大家在章家渡下游的一个庙门口稍事休息。战士们围着昏迷过去的袁国平，一声声地呼唤着：“袁主任——袁主任——”过了好一阵子，袁国平慢慢地睁开眼睛，挣扎着用微弱的声音讲了最后几句话：“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向……组织上……替我……汇……报……”

    战士们感到揪心的难过，不忍心抛下敬爱的首长而去。袁国平了解自己的战士，为了不拖累部队行动，为了部属们能够轻装突围，趁大家不注意时，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枪，向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

    袁国平，这位不足35岁的新四军高级将领，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实现了“如果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做俘虏”的诺言。

    1955年，中央军委指示南京军区将袁国平的遗骸由安徽泾县茂林迁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重新安葬。（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注：1、袁国平系湖南邵东县范家山袁氏族人。始迁祖袁子明，原居直隶勇平府滦州令公寨。乃朱元璋手下战将，明军攻克宝庆府（今邵阳市）之功臣，后任宝庆卫指挥，致仕后率子福良、福振居大东乡三溪一都杉山村（今邵东县范家山袁家湾袁家台）。老班行：春一阳生，龙跃九天，振声万里，彩德盛宣。新班行：北祖之南方，光荣嗣代昌，传家崇孝义，邦国重贤良。

2、其妻邱一涵，生于1907年，湖南平江人。袁国平牺牲后，任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1949年后任江苏省委常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因患癌症去世。安葬时，唐亮、宋时轮、钟期光等亲自扶灵，几十名将军及近百余名省市领导、上千名群众为她送行。其子袁振威，解放军文职少将，海军指挥学院专家组成员、海军作战指挥学博士生导师，主持过10多项总部和海军作战指挥领域的重大课题研究。

1954年袁振威与母亲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