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源学说出惊人推论：人类源于江苏安徽

　　达尔文的理论指出：人类起源于非洲。而近日有学者推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如果此种推论成立，将是对人类起源学说的颠覆。是根据什么得出了这一惊人推论的呢？

　　新闻回放

　　据《大公网》报道，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南京猿人”骨化石的发现者之一许汉奎，新近以“南京直立人”的出土和研究为题，推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

　　许汉奎介绍，灵长类是哺乳动物中最高级的动物，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灵长类骨化石在安徽潜山，距今6000多万年。后来在江苏溧阳发现距今4500万年的“中华曙猿”，比埃及古猿要早1000多万年。在江苏泗洪又出现距今1500万年至1000万年的晚期猿，它有30到40厘米高，形状和猴子差不多，没有尾巴。在安徽繁昌又发现240万年前的石器，说明当时已进入猿人时期。从南京直立人起，开始出现“智人”，即具有智慧人的特征。安徽巢县有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江苏镇江、泗洪又出现3万年到4万年前的“晚期智人”。由此，可推论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

　　核实

　　南京学者否认：

　　“这是个荒谬的推论”

　　对于人类的起源，科学界一直有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推论有两个：一个是“非洲起源说”，在上世纪60年代，有欧洲的学者在非洲发现了古猿，以及80年代末通过对人类DNA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达尔文“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其二，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后，中国也陆续发现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重要化石证据，为此中国科学院的吴新智院士提出，人类的起源是“多地起源”。许汉奎研究员本人也很赞同这一看法。

　　许汉奎赞同人类“多地起源”说，为何又将起源地如此简单地推断为具体的江苏和安徽两地？记者采访许汉奎研究员本人时，他说：“我绝没有发表过如此不严谨的推论，为此，我也很气愤，年都没过好！”许汉奎研究员告诉记者，他从来没有用这个材料来证明这个荒谬的推论。并称，自从南京汤山的葫芦洞出土了“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后，关于“南京猿人”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中。由于是从各自的领域出发，运用不同的材料和依据，专家们得出的结论也不完全一致。至今，在对于南京猿人生存年代的判定上，专家们还有很大的分歧，又怎么可能推论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呢？

　　讲述

　　“南京猿人”与“北京猿人”的发现证实人类起源于不同地方

　　许汉奎告诉记者，他虽然是“南京猿人”骨化石的发现者之一，始终参与了化石的研究，他所在的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也是最早接触“南京猿人”头骨化石的科研单位，但由于他本人和研究所都不是专门研究“古人类”的，主要的科研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相关专家带领下进行的，所以，从学术角度说，他也不可能越俎代庖，说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这样颠覆性的话。

　　“南京猿人”的发现颇具偶然性，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孙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头盖骨化石是南京东郊汤山镇的农民在开采葫芦洞古熔岩洞时偶然发现的。当时，农民们并不知道这些不起眼的骨头就是我们的祖先！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第一时间派出了几位专家去实地考察，其中就有许汉奎研究员。随后，南京市文物局的研究员也到了当地，并取走了头盖骨化石，交给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请他们来断定化石的年代、特征以及潜在的信息。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成功复原了“南京猿人”1号头骨化石的全貌后，发现她是一个21岁到35岁之间的女性，生前可能患有骨膜炎，她具有北京直立人的许多形态特征，并与中国不同时代的古人类化石有遗传联系。“南京猿人”2号头骨化石复原后，显示其是个壮年男性，处于直立人到智人的过渡阶段。2号头骨额骨上的正中矢状隆起低而宽，也与欧洲和非洲直立人及早期智人相近。和1号女性南京猿人相比，他要更进步一些，有可能处于猿人向智人过渡的阶段。两个头骨之间可能存在着十多万年的差距。专家们认为，南京人1号、2号头骨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和现代人多地区起源假说，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化石证据。南京汤山葫芦洞猿人遗址的发现阐明了南京直立人及其伴生的哺乳动物群的性质、年代与北京直立人(北京猿人)及其伴生的哺乳动物群相似，南京汤山葫芦洞与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属于同时期的古人类遗址。许汉奎研究员认为，无论是“北京猿人”还是“南京猿人”，都为人类“多地起源说”提供了证据。

　　解读

　　至今研究仍无法证实人类起源于东亚

　　许汉奎介绍，他曾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常年从事古脊椎动物的研究、也是最早接触葫芦洞化石的研究者之一的徐钦琦教授共事过。徐教授通过对葫芦洞内古脊椎动物骨骼的研究，推测南京猿人生存于距今大约12.7万至50万年前，和20万至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与这两种猿人共生的动植物也大致相同，表明在几十万年前，南京地区曾跟北京周口店地区的气候相似，即拥有了森林和草原气候。因为纯粹的森林气候不会使灵长类下地变成直立人，而单纯的草原气候又可能使其被猛兽所消灭。许汉奎研究员本人很赞同这一科学观点，认同这一地区存在猿人的可能性。

　　南京葫芦洞有猿人头骨存在，但并不能证明人类就起源于此地。许汉奎说：“由于灵长类是哺乳动物中最高级的动物，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灵长类骨化石在安徽潜山，距今6000多万年。后来在江苏溧阳发现距今4500万年的‘中华曙猿’，比埃及古猿要早1000多万年。在江苏泗洪又出现距今1500万年至1000万年的晚期猿，它有30到40厘米高，形状和猴子差不多，没有尾巴。而在安徽繁昌又发现240万年前的石器，说明当时已进入猿人时期。从南京直立人起，开始出现“智人”，即具有智慧人的特征。安徽巢县有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江苏镇江、泗洪又出现3万年到4万年前的‘晚期智人’。”这正是此前新闻上用来佐证“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的证据。他介绍，在安徽和江苏这样一个范围里，发现了从灵长类到晚期智人完整演变过程的化石，为现代人多地区起源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就目前的科研结果，根本不可能得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的推论。

　　他指出，南京汤山葫芦洞内还有大量的古脊椎动物遗骸和十多米厚的第四纪沉积物，这些都还有待于继续的发掘研究，人们对南京猿人的了解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究竟人类起源于何方？这还是个未解之谜。因此，在日后的研究中，要更多地关注这一地区在科研考察中的价值。

文明的脐带
（作者:/刘瑞起）
    “心中的伊甸园”系列之六



脐带一端连接胎儿脐轮，一端连接胎盘，保持胎儿和胎盘间的联系，保证胎儿在子宫内有一定的活动度，肩负给胎儿输送养料的使命。

                                      ——医学的“脐带”解

因为盖房，便特别关心家乡的天气变化，对家乡的地理环境也更加注意了，为此买了几份不同版本的地图。看地图多了，就会发现原来围绕着地球竟有一条蕴育人类早期文明产生的密集地带，这个区域呈规律的“带索状”，像“金腰带”一样缠绕在北半球上。这条呈规律分布的“带索状”，肯定有共同的原因，有输送丰富养分的因素，所以将之称为“脐带”实不为过。

这根“脐带”在北纬30°至40°之间，由东从太平洋往西一直到西边的大西洋，它涵盖、连接了黄河文明、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及印度河文明的上游地区，及至地中海北岸的希腊、罗马、土耳其等等。最让我惊喜的是，沧州竟居于“文明的脐带”之上——这可是世界文明的“脐带”啊！并且沧州还是在这根“脐带”的最东端。沧州地区正处于北纬37°4′-38°9′之间，尚属其中。

为什么人类的古文明会发生在这个区域？可能与这个区域恰恰处于北半球的冷暖交汇处，也是大陆气候与海洋气候的相交处有关，造成该地区雨水较为充沛的气候特征，形成多处河流。有了水源，加之气候宜人，人类繁衍了，便滋生了人类文明，萌生了文化和思想。时间流转，以此古文明为依托的文化不断与后来的北方各种文化交融，在东西方之间的扯动中，人类便走向了近、现代文明。纤纤脐带，缠绕地球，它滋养了人类文明，而沧州则紧紧地依系在这根脐带上，为沧州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及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了证明这个说法，除了讲地理位置以外，再说说几件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事。

盘古开天地之所在  有关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世人皆知，但盘古及盘古神话的发源地在哪儿？对此，曾有茅盾先生的“两粤说”，近来又有广西省的“来宾说”，但均无实物佐证，只是仅从民歌、歌词等推说。

在沧州的青县，现仍有大盘古、小盘古两村及盘古庙遗址。据《嘉靖河间府志》载：“盘古庙、盘古墓、盘古沟、盘古港、盘古潭俱在青县南十五里处。”这已经记载得太清楚了，处处都是证据，如此稠密的盘古遗迹，在全国的其他地方是找不出来的。沧州是盘古及神话的发源地，也是盘古出出入入的地方！现在走京沪高速公路，经青县境内时即可见到路旁“大盘古”的指示牌。

盘古开天地的壮阔情景，许整在《五运历年记》中是这样描述的：“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

这是中国历史时钟“零点”的地方，也是历史时针启动的地方呀！

续燃文明的播火地    沧州辖区内有“献县”一城，该城的“献”字，与西汉时“河间献王”刘德有关，是由其谥“献”字演变而来的。刘德，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兄弟，受封为河间王。

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的重要一点，就是人可以创造文明，具有思想和文化。但是在对待文明、文化、思想的态度上，人类又常常像一般动物一样，具有严重的对自己身体进行自残倾向。中华文明及文化的发展，在秦汉之际经受过这样的危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一把火对文化的清扫就已够决绝的了；而项羽火烧阿房宫的第二把火，大有把残留下来的也一网打尽的势头。这些破坏几近将早期发育起来的中华文明化为灰烬。汉高祖刘邦则是马上得天下，对待文化、思想的建设仍显粗略，中华文明之火处于扑朔闪烁之中。也许命不该绝，亦也许祖宗的无意之过终要让后人来补，大汉的后人刘德适时出现了，其竭尽所能凭一己之力，做了大量难能可贵的补救工作，为续燃文明之火添薪加柴，使沧州一度成为了播延文明之火的地方。

刘德在汉武帝当皇上的时候，在河间当了十五年的“国王”。其间，刘德深入民间，广泛收集各种书籍。其得善书，誊写以后，便将抄本还给书主，将真本留下，并赐金帛等予献书者以示报酬及鼓励。佳话传开，四面八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的来投奔，齐、鲁、燕、赵等地的人都有，有些人将祖上几代私藏下来的书也都献了出来。

刘德在宫殿中设二十多处馆舍，专门用来招待、供养这些饱学之士，供他们进行整理、校勘及研究工作。实质上，这是一个集研究所、印刷厂、出版社和编辑部、档案库于一身的综合机构。其古书收集数量与当朝所收书籍相当。

刘德的搜集、整理、复兴工作不仅限于文字方面，可谓“声色”俱全。如“五经”之首的《诗经》，原立为学官的齐、鲁、韩三家诗已失传，惟有“未得立”的《毛诗》，经毛亨、毛苌叔侄整理得以保留，现在流行的《诗经》即源于该版本。要知道，《诗经》得以保留至今，完全是由毛亨当年靠大脑记忆，用嘴以说、唱的方式整理出来的。再如“雅乐”，被称为“河间乐”，作《乐记》书，“献八佾之舞”贡献于汉武帝，后融入宫廷乐之中。

据不完全统计，刘德整理出的书籍计有《诗经》、《尚书》、《易经》、《礼记》、《庄子》、《老子》等等。搜集、整理工作无异于在大火烧过的灰烬中收捡残骸。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董仲舒学说的传播营造了条件。

试想如果没有这些补救工作，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路径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是不是要重来一遍，或者再兜一个圈子也未可知。沧州曾是为保存文明火种不泯、添柴加薪的地方。

日本的“大槐树”  民谚有“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大槐树”指的是黄河以北“北人”的先民大都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大槐树”是移民们迁移时集散地的标志。“石壁村”说的是长江以南客家人大都来自武夷山南面山间盆地区域，“石壁村”是通名，也是移民们迁移集散地的标志。如遇陌生人，是同姓，又能说出是源于上述两个出处之一的，则大可冠以“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

沧州的黄骅县原有“千童县”一座，秦时还建有兮城，也有叫草兮城的。这些均是秦始皇为遣徐福（又称徐市），赴海求长生药而筑就的城堡，城堡用来侨寓童男童女。据《史记》载，徐福出海有两次，每次随行童男童女都有数千人，城堡相当于收容、寄宿童男童女的集散据点。

徐福最后一次出海除有数千童男童女相随，还携有五谷种子、百工。据有史证可考，及专家研究的结果确定，徐福出海后登陆到了日本。《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言：“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有证可查徐福到达日本后，所率人员中的一部分居于富士山下的山梨县一带，以秦为姓，一部分居于长野县一带，以羽田为姓，至今后裔仍在。由于徐福东渡，日本社会异常地完成了时代的跨越：由岛上固有绳文时代跨入中国大陆发生的弥生时代；从穴居时代飞跃到有家有坟墓的时代；从采集渔猎的石器时代速成到从事农耕和使用金属的时代；由母系制度过渡到父系制度。有专家考证及日本皇室个别成员认同得出“昔日中国的徐福，就是日本开国的第一代天皇”，“日本开国与徐福建国事迹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日本的神武天皇仲田玄就是徐福”，明治维新之前，计有9位天皇主祭徐福达八十八次之多。日本列岛从南到北，徐福的遗迹、纪念地有上百处。日本史书对徐福也有诸多记载。

由此想来，那数千童男童女及百工、五谷种子岂不成了人口、文化、工农业的“播种机”、日本国的始祖？但这个话题在日本仍是忌讳，这也不难理解，这全源于有些日本人对中国的心态，源于二战的侵华史实。

面对这样的历史纠葛，这无异于有人对一个骑着“哈雷”摩托车的“朋客”讲：“你刚才骑车闯红灯撞倒的那老头就是你爷爷！”岂不尴尬？有些日本人对中国的心态更像是由“徐福后遗症”延续出的扩大反应，徐福当初出海讨药无功而返已遭谴责，第二次“蒙”了秦始皇带齐了“家伙什”根本就没打算再回来。讨不着“仙药”、又“蒙事”是要遭杀头的，除了“止王不来”，时时恐惧着秦始皇派兵追讨、处处算计着大陆那边的动静，除了岛国固有的狭隘心态之外，它又变异出了“假想防卫”的“徐福恐惧症”性格。

这些人不像中国人，他们没有“大槐树”的情结，在侵华时期，即便是在始祖迁移地的沧州也曾大肆实施烧杀抢掠，其行径连“兵匪”都不如！要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兵匪每过洪洞都是毕恭毕敬的，基于对始祖迁移地的崇敬，自发祭拜，绝不烧杀抢掠。

沧州的“大槐树”没有止于太平洋的陆基岸边，而经由千童县、兮城又向太平洋中的岛屿延伸了。由于秦始皇“美丽的错误”及徐福“神秘的丑陋”竟又酿诞了一个国家，成为以其为集散、始发地，泊洋在外规模最大的世界第一侨乡！

据此，不一定能对历史上的中日关系做出新解，但通过这些掌故，是否可以洞烛出现在有些日本人对中国关系问题上扭捏心态和隐言？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直到现在，有些日本人仍念念不忘去“靖国神社”磕头，而恰恰忽略了徐福祠的香火、千童县的朝拜。这是患有“间歇失忆症”的一类族群，即便忘却了这数千年的渊源，也不能对刚刚在上个世纪发生的对他人的血腥伤害视而不见！

“三八”分界线    沧州境内以前大规模的洼淀就有南大港、大浪淀、白洋淀等，千亩以上的大洼有二百多个，面积三百多万亩。洼淀成了沧州的地域特色。正是因为历史上的这种地理特色，沧州还经历过了类似于朝鲜半岛上“三八线”的故事，其规模及对中国历史产生的深远意义又远甚于“三八线”了。

沧州市的中心位置大约是北纬38°5’。历史上有一条分界线如不说已鲜为人知，它也曾像“长江”分界线一样，在“燕南赵北”之间、将当时“国之基本”的河北一分为二，这就是宋朝为与契丹辽朝对峙而划定的：东起河北沧州泥姑海口、西至保州（保定市）沉远之泺八百多里的“白沟分界线”。而这条分界线自东边的沧州往西延伸，即是因为从沧州起洼淀连连，塘水弥漫，有的地方经宋朝人工储水屯田，八百余里，皆稻田塘水，已成天险，这实际上是一条“洼淀塘水”的防线。

“白沟”分界线是人为划分确定的。宋辽经多年征战为了弭兵敦好，缔结了“澶渊之盟”，以此为准划定了各自统治地域的分界。这个条约如果从订立之日（公元1004年）算起，至辽国亡（公元1125年），再加上早在五代时“儿皇帝”石敬塘向契丹耶律德光出卖转让了“幽云十六州”，使保定至沧州一线即已成为当时后晋与契丹的边境前沿（公元936年）的时间，这条分界存在了180多年！这是中国政治军事对峙关系及邦交史上少有的例子。

“白沟分界”不仅给河北地区带来深远影响，在中华民族成长发育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标志也具有代表性意义。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她不是以单一种族、血统来区分的，中华民族应是一个文化族体。实际上分界并没有强化南北两侧人民在经济、文化、思想上的差异，融合也正是从分界两侧开始的，融合的力量更像一个在分界线上来回滚动的“轴”，在辗平差异的时候即是吸收整合的过程了。

“白沟”分界线在辽朝灭亡后实质上是将“一条线”稀释淡化，变成了一个更泛化的区域。由于受到北来的压力，它又向南推进了，推进到了长江以南，随后而来的金、元、清仍在以不同的形式、更大规模地重复着这个故事。

胡乱地揣度，套用黄金分割率的分析以0.618的比率，依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中心标准或不同的纵深来丈量，古代划分“白沟”分界与现代给朝鲜划分“分界线”的人较容易的选择了“三八线”来做“分割”则是偶然中的必然了。

沧州在“三八线”上，它不是历史的巧合，沧州曾位居于黄金分割的线上，尽管它未能给当地带来“黄金”及“黄金”般的珍重，但是中华民族的“血液”确是在这里得到过凝炼！今天，当我们掀起历史的书页，仍会发现这条“分界线”就像是历史篇章的页与页之间的书缝一样，仍在联结着一页又一页的翻转，它把我们的思绪由昨天牵引到今天、明天……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一部宋朝书生撰写的《百家姓》，作为其后几百年间儿童的启蒙读物，告诉一代又一代人，姓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对中国人姓氏的统计古已有之，明朝有《千家姓》，清朝也有自己的《百家姓》，但昨天（10日）由中科院发布，用两年时间调查完成的《中国姓氏统计》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按照姓氏数量排序的“新百家姓”。

　　昨天，记者采访了主持这项研究课题的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袁义达，他向记者介绍了中华姓氏的玄机。
  姓氏暗藏大玄机
  玄机一：姓氏暗藏遗传密码
  “此次的姓氏调查，目的并非仅局限于统计姓氏数量，实际上，姓氏是连接文化遗传和生物遗传的一个桥梁。”
  袁义达解释说，中国长期以来姓氏随男，而从遗传学角度来说，只有男性具有Y染色体，因此，Y染色体就同姓氏一起遗传给男性后代，由此，具有同样姓氏的人群也就具有了同样类型的Y染色体以及它所携带的遗传基因。
  “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遗传疾病只在同样姓氏的人群中传播，统计好姓名的数量和分布，对于研究人类遗传学就有了很大帮助。”袁义达告诉记者。
  玄机二：同姓不一定同家
  中国人见了面，总是要问姓名，如果发现跟自己是同一个姓就会倍感亲切，认为两人“五百年前是一家”，“实际上这并不可信，经过调查，我们发现一个大姓可能有上百个来源，比如说中国第一大姓‘李’，有些是来自‘嬴’姓，有些是来自‘赵’姓，唐朝时‘李’姓被李世民分赐给了开国元勋，甚至在后魏时期，鲜卑的复姓也有改成‘李’的。”
  但是，姓名却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黏合剂，“很多海外华侨要出钱修补自己的家谱，他们要寻找自己的根，而在他们修家谱的过程中，通过与内地的联系，也对当地经济有很大的带动作用。”
  玄机三：中国姓氏最有内涵
  袁义达说，实际上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姓氏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承符号，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姓氏传承得像中国这样完整而且有内涵。
  “比如说日本，虽然也有姓的存在，但文化内涵极少。”袁义达解释，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只有少数的几个姓，明治天皇为了改革，要求全国人民都要有姓，于是短短几年时间里，出现了8万多个姓，而且没有源头及意义，多数是以位置名来代表，如松下、井上、田中，因此，日本学者很难把日本的姓氏与人类遗传联系起来。
  在美国，虽然有固定的姓氏，但区区200多年的历史还不能形成文化的传承，因此，美国学者对本国人的考证主要从肤色、毛发颜色和眼球颜色来确定。
  而在英国，姓氏则比较稳定，其来源主要有直接借用教名，或在教名上加上表示血统关系的词缀等来表示某某之子或后代，还有在教名前附加表示身份的词缀。还有反映地名、地貌或环境特征的，以及反映身份或职业的，至于后来出现的由双姓合并而来的姓氏，虽然出现较教名晚，但数量要多得多。而在王室，旧时采用“爱德华”作为姓氏，后来还出现了较新的“温莎”。
  在欧洲大陆，姓氏通常是用来区分出生地的标志，二战时，欧洲军队曾把同一姓氏的军人分为一组，用以增加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最新数据　中国共有4100个姓
  袁义达告诉记者，实际上，对中国姓氏的调查早在20年前就曾经进行过，但当时调查的抽样率很低，只统计了57万人，找到了3000多个姓氏。“当时的抽样率太低，因此结果并不可信。”
  此次由袁仪达主持的研究课题调查人群数量将近3亿，覆盖几十个县市，基本上涵盖全国。
  “我们课题小组总共花了两年时间，找到了4100个姓，并对人数进行了统计，我们也得到了很多县市政府的帮助。”袁义达说，在山东和河北的很多地区，政府已经对当地姓氏进行了统计，还有的地方政府一直在收集和归档整理当地的家谱，调查时研究组便可以直接采用。
  首次发现“难”姓村
  在这次调查中，很多生僻的怪姓也被发现，这些姓氏从来没有被记载过，“过去看到时，还以为这些怪姓是因为笔误产生的，但经过我们这次调查后发现，这些怪姓有其深远的根源。”
  袁义达给记者举例说，在河南，研究组发现四个姓“难”的小村，里面的男女老少全姓“难”，当时研究组曾认为这个姓是笔误造成，不具有统计意义，但韩国文化署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异常惊喜，马上组织了一个“寻根访问团”来到中国。
  原来，“难”姓在韩国人看来，就是自己的根源，“他们告诉我，河南曾出土过一块南北朝时期的石碑，记载一个鲜卑族官员的事迹，他的名字就叫‘难楼’，‘难’姓随鲜卑北迁，松花江当时也改名成了‘难江’，随后，这些姓‘难’的鲜卑族才到了现在的朝鲜半岛，因此，河南这些姓‘难’的村民就被韩国人认为是自己的祖先。”  　■姓氏排行榜三大姓追源
  第一名：李
  根据排序，李姓是中国的第一大姓，据袁义达讲，在调查的近3亿人中，李姓占了13%。
  李姓来源甚广，有数百之多，最早出自“嬴”姓，春秋时期流行以官位作姓，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因祖辈为理官，遂以理为姓氏，后传为“李”。唐初开国元勋诸将徐、邴、安、杜、胡、弘、郭、麻、鲜于、张、阿布、阿跌、舍利、董、罗、朱邪共16姓被赐于李姓，由此人丁大增，逐渐发展为中国第一大姓。
  第二名：王
  王姓为第二大姓，占总人数的12%。
  一般帝王的后裔称王子、王孙，随后便用作姓氏，另外，王姓也由很多其他姓氏变化而来，最多的出于“妫”姓，相传为古帝虞舜之后，另外，姓王的人也有些是商纣时比干之后，甚至古高丽国君也是王姓。
  第三名：张
  张姓为第三大姓，占总数的11.8%。
  据《元和姓纂》中记载，“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孤星，始制弓矢，主祀张星，因姓张氏”，因此相传张姓源于黄帝，是黄帝的后代，张姓自汉代开始逐渐增多，与当时道教的兴起与流行有关，当时盛行“黄帝赐姓张氏”的说法，比如当时的道教领袖如张角、张鲁等。
  ■三小姓探究
  倒数第三：山（音“亚”）
  袁义达说，这个姓是研究组在安徽省郭阳县和辽宁省彰武县偶然发现的，共有2000人左右。
  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互相都没有联系，但都清楚自己姓的来源，他们都称自己是岳飞的直系后代，当年遭到秦桧的迫害，逃亡到此，把“岳”字上下颠倒，组成了这个新姓。
  研究组帮助他们互相之间取得了联系，同时，考证了姓氏的来源，确实如他们所说。
  倒数第二：死
  据袁义达讲，“死”姓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北部，是由北魏时期，少数民族的四字复姓发展而来，目前人数呈减少趋势。
  倒数第一：难（读去声）
  分布于河南省，是南北朝时期鲜卑族的姓发展而来，原本是一种鸟类的名字，由于当时人崇尚鸟类，把姓起成了“难”，后北迁，大部分迁徙到了朝鲜半岛，中国已极少存在。
  ■相关链接　姓的来源
  在秦汉以前，姓和氏有明显的区别。姓源于母系社会，同一个姓表示同一个母系的血缘关系。
  中国最早的姓，大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妫，嬴等，表示这是一些不同的老祖母传下的氏族人群。而氏的产生则在姓之后，是按父系来标识血缘关系的结果，这只能在父权家长制确立时才有可能。
  因此，当我们读到“黄帝轩辕氏，姬姓”以及“炎帝列山氏，姜姓”时，可以明白，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炎黄二帝原分属两个按母系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部落或部落联盟。
  《百家姓》来源
  《百家姓》是我国流传时间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
  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该书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姓氏。他判断《百家姓》“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
  所谓“有国”据史书记载，吴越在宋太祖开国后，还存在一段时间，至宋太宗兴国二年才率土归降。可见这本书是北宋初年问世的。  《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像一首四言诗，便与诵读和记忆，因此，流传至今，影响极深。
  《百家姓》本来收集411个姓，后增补至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该书颇具实用性，熟悉它，于古于今都是有裨益的。（编辑：姜志）

舜为民族融合作出了哪些贡献？


炎帝至五帝时期，我国曾经存在着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民族集团。其中的华夏集团又分为两个大亚族，一个是黄帝，一个是炎帝。《国语》说：“昔少曲氏娶于有峤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司马贞说：“少曲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所谓少曲生黄帝、炎帝，是说黄帝、炎帝由少典氏族分出，而当时的有峤是与少典氏族互通婚姻的氏族。  那么，少典、有峤、炎帝、黄帝四个氏族的发祥地在哪里呢？  据研究，华夏集团最早时住在昆仑丘（现青海高原）。以后逐渐东迁，而少典氏跟有峤氏就是达到甘肃和陕西交界地区时的两个氏族。后来，炎帝族和黄帝族从少典、有峤两个氏族中分化出来。
《帝王世纪》说：“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也。”《水经注·渭水》说：“歧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秦岭古代通称华山，秦岭的南面就称华阳。可知姜水与华山很近。  黄帝族继炎帝之后东迁至陕西、山西、河南交界区域。《帝王世纪》载：“黄帝，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黄帝轩辕氏居地为姬水，以姬为姓。姬水、姜水相隔不远。  概括起来，华夏集团发祥于陕西省的黄土高原上。作为华夏集团的两个大亚族炎帝和黄帝，先后东迁。炎帝氏族顺渭水东下，再顺黄河南岸向东，东迁路线偏南；而黄帝东迁路线偏北，顺北洛水南下，东渡黄河，跟着中条山及太行山向东北走。  东夷集团较早的氏族有太昊（或太皞、太皞），少昊（或少皞、小皞），蚩尤。  太昊氏族在东方，属于东夷集团。《左传·昭公十七年》指出：太昊的遗墟在陈，即在今河南淮阳县境内。太昊后人的封地为“任、宿、须句、颛臾。”据《左传》杜注：“任，今任城县”，在今山东济宁；“宿，东平无盐县”，今山东东平县境内；“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今山东费县境内；“须句，在东平须昌县西北”，今山东东平县境内；少昊的遗墟在鲁，在今山东曲阜。蚩尤与皋陶亦属东夷族。  东夷集团所居的区域，北至山东北部全境，西至河南东部，西南至河南的极南部，南至安徽中部，东至海。  苗蛮集团以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为中心。孟子说：舜东夷之人也。罗泌在《路史·后纪十一》中说舜“五帝之中，独不出于黄帝，自敬康而下，其祖也。”汉代经学家郑廉成亦认为，舜不是高阳氏颛顼之后裔。崔述《唐虞考信录》也认为说舜出于黄帝是错误的。《吕梁碑》载：舜祖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桥牛，桥牛生瞽叟，瞽叟生舜。按《吕梁碑》所说，穷蝉是少昊氏之后，其父是幕，不是颛顼。幕即是虞幕，为有虞氏之始祖。《国语·鲁语上》说：“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说幕与颛顼同时，因为虞幕受到颛顼重用，有虞氏为报恩，将颛顼亦视其祖。有虞氏起源于燕山一带，逐渐南迁山东等地。  至此可知，黄帝属华夏集团，起源于昆仑丘；舜帝属东夷集团，起源于燕山。颛顼、帝喾、帝尧以至于禹，都是黄帝后裔；而虞舜不是颛顼后裔，而是与颛顼同时代的虞幕的后裔，因而不是黄帝后裔。  由于黄帝族的帝尧把两个女儿许给虞舜，所以舜视尧的祖宗为祖宗。舜及其子孙便把尧、颛顼、黄帝也当作祖宗来祭祀。舜帝实现了东夷族与华夏族的大融合。后又通过感化而收服三苗，进一步实现了南、北民族的大融合，“华夏”也就成了中国全民族的代名词。  到了司马迁时代，华夏、东夷、南蛮三个民族集团的同化和融合早已完成。尧与舜最值得称道之处，是将帝位禅让给了没有血缘关系的贤人。

炎帝神农与随州
  在讨论炎帝神农诸问题时，似有一个前提需要预先明确：自先秦以降，各种典籍关于炎帝神农的种种记载都是间接取之于上古神话和传说，并非有直接文字可考的信史。冯天瑜：《炎帝文化研究方法论三题》，《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而无论神话或传说，最初都是口耳相传的。扩散得愈广，流传得愈久，变异就愈大。后来见于文献的神话和传说，只是实际存在的神话和传说的一部分，而且必然有不少参差之处乃至抵牾之处。异源的神话和传说，凡互有出入之处，孰是孰非，有些是分得清楚的，可以考实辨明；但也有些是一时分不清楚甚至永远分不清楚的，那就不妨众说并存。对于这类真伪莫辨的难题，宁可多一点模糊性而少一点明确性。先哲有言：“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列子·杨朱》。的确，神话毕竟是神话，传说毕竟是传说，它们折射甚至幻化出远古的某些史迹，适度的模糊才是求实的态度，过度的明确反而会失真。张正明：《炎帝杂论》，《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对炎帝、神农氏、烈山氏之间的关系及其生地，就应作如是观。
  一、炎帝、神农氏、烈山氏的分合因由
  (一)炎帝与神农氏?  在古籍中，有关炎帝神农氏的记载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在一段文字中只提炎帝或只提神农，对炎帝与神农的关系则避而不谈，如《周易·系辞下传》、《庄子·盗跖》、《商君书·画策》、《国语·晋语》、《新书·制不定》、《淮南子·兵略训)、《礼记·祭法》、《史记·三皇本纪》唐司马贞补。、《荆楚岁时记》、《括地志》等；二是在一段文字中同时提到神农和炎帝，虽说未言明二者关系，但在用词含义中似非一人，如《史记·封禅书》；三是将炎帝神农与烈山氏或曰厉山氏视为一人，如《世本·帝系》、《礼记·祭法》郑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杜注、《国语·晋语》韦注和《帝王世纪》等。那么，炎帝和神农氏及其与烈山氏究竟是否同一个人?我们认为对此很难笼统作出肯定或否定回答，其主要原因恐怕是一个“历时性”的问题。  
　　任何原始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和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记录着他们祖先的业绩，总结了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寄托着他们的期望和理想，情节虽则离奇，然而具有不可忽视的科学价值和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血统相近和居处相邻的若干原始民族，往往有某些相似甚至相同的神话和传说，异源的原始民族的融合，必然伴随着异源的神话和传说的融合。任何神话和传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空间上的移徙与分歧和时间上的演进与变异。因此，对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不可拘泥于一地之言、一时之见，而必须作多向的、动态的考察和研究，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历时性”。  
　　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炎帝自为炎帝，神农自为神农，彼此不相涉，神农氏始见于《周易》。《周易·系辞下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于此可知，神农氏是继包牺氏之后出现的以始作农具而闻名的远古农业氏族或部落的首领。又《庄子·盗跖》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耕而食，织而衣”，是“神农之世”社会生活的突出特点；“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则直接指明了当时尚处于母系氏族时期。《商君书·画策》也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此外，《管子》和《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也都说到神农。这位神农不用刑政、不起甲兵，显然不是那位曾与黄帝大战以致“血流漂杵”的炎帝。同时提到神农与炎帝并将神农置于炎帝之前的文献材料，只有《史记·封禅书》所引管子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的：“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牺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  
　　虽然在一段文字中同时提到神农与炎帝并排出二者先后顺序的文献仅此一见，但这条材料毕竟为我们探讨神农与炎帝的关系提供了主要证据。此外，如前面提到过的文献记载神农、炎帝三种情况的另外两种情况也提供了佐证。因为如果神农与炎帝从来都是一人，为何先秦典籍毫无所载，而所载者皆为汉魏以降学者的注疏?  ?
　　不过，我们考证早期神农与炎帝并非一人，为的是正本清源，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乃至有过合一的历史。相反，我们认为汉魏以降不少学者将神农与炎帝视为一人，自然不是空穴来风。情况是汉魏以降不少学者将神农与炎帝视为一人，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从主观方面看，神农与炎帝都同农耕有关，他们既是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又是其首领的名号。神农氏的主要贡献在于“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周易·系辞下传》，即发明农耕。而远古时期农耕对天文历象的依赖性非常大，作为“以火名官”的炎帝《史记·三皇本纪》，在天文历象方面显然要高出一筹。加之炎帝部落广泛散居于黄河中游和汉水流域，地广人众，虽较神农部落晚起，却后来居上，一度成为包括神农部落于其中的部落联盟，炎帝也因而成为这个部落联盟的“身号”《世本·帝系》。但神农部落毕竟兴起较早，对农业的贡献较大，因而成为这个部落联盟的“代号”?或“世号”《潜夫论·五德志》。“神农——炎帝”或“炎帝神农氏”在世人的心目中不仅融为一体，而且成为世袭性称号。从民族学角度上说，氏族、部落首领称号的世袭性是自然的或普遍的。例如从亚洲华北平原迁徙到美洲的印第安人的一支——易洛魁人部落联盟内，“每一个首领职位的名号也就成了充任该职者在任期内的个人名字，凡继任者即袭用其前任者之名”。即新任首领就职之后，“他原来的名字就‘取消’了，换上该首领所用的名号，从此，他就以这个名号见知于人”。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
　　从客观方面看，炎帝与神农合二而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共处、同尊、合并三个阶段。张正明：《炎帝杂论》，《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战国时代，五行学说大盛。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有关的古帝不得不按五行学说各就各位。《淮南子·天文训》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南方火也，其帝炎帝”。中央为黄色，黄帝是正称；南方为赤色，因而炎帝别称赤帝。五行学说把炎帝定位在南方之后，原来居于南方的神农便与炎帝为伍。这是第一阶段——共处。 ?
　　随着周朝的建立，周人陆续东迁。奉炎帝为始祖的姜姓周人除小部在齐国外，多数被周朝派到淮、汉之间，让他们镇守南方。少数姜姓的周人留在关中的东部和中原的西部，势力分散，不为诸侯所重。由此，关于炎帝的神话和传说在淮、汉之间流行起来，在关中反而不大流行了。南迁到汉水中游北部的姜姓周人崇奉炎帝，原住在那个地区的土著楚蛮崇奉神农，久而久之，相互影响，前者也崇奉神农，而后者也崇奉炎帝了。这是第二阶段——同尊。?  
　　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席卷淮、汉诸侯，所有南迁的姜姓周人都成为楚国的臣民，而且，同楚蛮一起，逐渐与楚人融合了。先前本已难截然分开的同一部落联盟的两位部落首领，终于化成一位古帝——炎帝神农氏了。这是第三阶段——合并。 ?
　　上述合二而一的过程，大致完成于秦汉之际。因此，“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始见于成书于秦汉之际的《世本·帝系》。大局初定，一时还不易得到公众普遍认可。因此，连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涉及炎帝与神农的关系时也表达得含蓄而委婉。《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在这里，司马迁既说“神农氏世衰”，不能征伐暴虐百姓的诸侯，却又说“炎帝欲侵陵诸侯”，岂不是说炎帝与神农并非同一个人?清人崔述在《补上古考信录》中即提出如此质疑：“夫神农氏既不能‘征诸侯’矣，又安能‘侵陵诸侯’?既云‘世衰’矣，又何待‘三战然后得志’乎?且前文言衰弱，凡两称神农氏皆不言炎帝；后文言征战，凡两称炎帝皆不言神农氏。”于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然则与黄帝战者自炎帝，与神农氏无涉也。”然而，崔述却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史记·五帝本纪》这则材料的最后部分，恰好否定了他的意见。司马迁说，黄帝在阪泉战胜了炎帝，又在涿鹿擒杀了尤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里的被代替者“神农氏”即被战胜者“炎帝”，说明司马迁在潜意识中是将炎帝与神农氏视为一体的。当然，这个神农氏决不是始作耒耜、教民农耕的神农，而是其后裔中与炎帝同时且共为一部落联盟者吴量恺：《神农氏的兴起与炎帝文化的效应》，《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大约从两汉之际起，公众才一致认为炎帝即神农了。 ?
　　先秦典籍视神农与炎帝为二，固然有诸多因素，但那时神农与炎帝合二而一的客观条件尚未完全形成则是最主要的原因。
  (二)炎帝神农氏与烈山氏?神农别号烈山，对此，史家无异议。“烈山”始见于《国语》和《左传》，似乎比“神农”早出，或许是神农氏的古称。《国语·鲁语》记春秋初年鲁国大夫展禽的话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春秋末年晋国太史蔡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大约成书于战国或汉初的《礼记·祭法》几乎全文引用了上述展禽的话，所不同的只是把“烈山氏”改为“厉山氏”，把“其子曰柱”改为“其子曰农”。其原文为：“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对于《礼记·祭法》改“烈山氏”为“厉山氏”，东汉郑玄在注中作了说明。他说：“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又《汉书·古今人表》作“列山氏”。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也说：“神农氏起列山，谓列山氏。”实际上，“烈”、“列”、“厉”三字上古均为月部来纽入声，王力拟音为［ｌｉａｔ］王力：《诗经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读音相同，故可通用。如《楚辞·招魂》“厉而不爽些”，王逸注：“厉，烈也。”《诗经》“垂带而厉”，郑玄注：“厉字当作烈。”汉《郊祀歌》“体容与，万里”，晋灼注：“世，古列字。”师古注：“世读与厉同。”可见，说厉山氏、列山氏就是烈山氏，是完全正确的。徐扬杰：《炎帝神农氏在中国史前传说中的地位》，罗运环：《战国农家学派与神农及神农故里》，均载《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对于《礼记·祭法》改“柱”为“农”，唐孔颖达作疏时作了解释。他说：“其子曰农，能殖百谷者，农谓厉山氏后世子孙，名柱能殖百谷，故《国语》云：‘神农之名柱，作农官，因名农是也。’”这就是说，“柱”也好，“农”也好，都是神农之名，其名虽异，其实则同。有的学者认为，柱，就是田主的“主”，它是由最早的农业工具——点种用的尖头木棒演化而成的孙常叙：《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据《周礼·大司徒》记载，古代祈年要祭祀主稼穑的神，称田祖或先啬，始耕田者，为此在社稷坛周围“树之田主”，也就是立木主作为田神的象征。点种棒是最早的农业工具，早期农业阶段正是在它的帮助下使沉睡的种子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因而产生了对工具的崇拜，点种棒成了祭典中主稼穑之神的标志——木主，即柱。所以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谷百蔬”的传说，记载的是原始农业脱胎于采集狩猎的历史。处于农业前夕的澳大利亚人不仅常用火猎，而且还会利用袋鼠喜食雨后或山火后新生嫩草的认识，组织专门的捕猎。［苏］C．A．托卡列夫等主编、李毅夫等译：《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三联书店1980年版。可见对植物生长规律的认识不仅源于采集，也来自狩猎。从民族调查还可知点种棒是从采集用的挖掘棒和狩猎用的矛演化成的，火猎的经验为火耕技术奠定了基础。原始农业与火猎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应是柱为“烈山氏之子”的由来，也证明柱是作为农业创始者的代表而成为农神的罗琨：《神农架下话神农》，《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 农，甲骨文的写法是上从林、下从辰。据古文字学家考证：“从林者，初民之世，森林遍布，营耕者于播种之先，必先斩伐其树木也。辰者，蜃也，《淮南》所谓‘摩蜃向耨’也。”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可见“农”与原始农业有关。史前遗址中也多见蚌铲、蚌镰等蜃器，“辰”在甲骨文中正是蚌壳的象形。《说文》释“农，耕也”，但甲骨文中与农字有关而表示行为动作的字写作从林、从辰，下更有一手形，这个执蜃而作用于林木的字隶定为蓐，即耨。可见农的原始涵义应是与刀耕火种农业相关的农具。可能柱与农有同为农具的共性，因而可以互易。柱首先演化成了农，进而演化成神农。因为柱是农神，神农的古义也是农神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吕氏春秋·季夏纪》有“无发令而干时，以妨神农之事”汉高诱注：“无发干时之令，畜聚人功，以妨神农耘耨之事。”，《礼记·月令》也有类似记载，文中的神农即指农神。由于《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可能采自《周书》一类的古书，所以神农为主稼穑之神应是较原始的涵义。农与神农涵义均为农神，构成均有“农”字，出现时代却有先后之分，可见“神农”这一用语的形式是对“农”“神而化之”的结果。上古社会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极重视祭祀，并对祭祀对象有严格规定。《礼记·祭法》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国语·鲁语》说：“凡帝、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神农氏所以作为农神受到祭祀，正因为他是有功烈于民的农业发明者。罗琨：《神农架下话神农》，《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正如《太平御览》卷78引《礼·含文嘉》所说的：“始作耒耜，教民耕，其德沉厚若神，故为神农也。”也有学者认为，神农原来或许是属于厉山氏部族的农业神，其人神的名称可能是“柱”，“稷”是其职称，“农”是其神性，后来由于信仰者的范围扩大，姓氏和名称不但失去意义，反而成为扩大信仰的障碍，因而失传，便以其神性作为神名而称“神农”刘守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炎帝神农》，《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 ?
　　综考诸家所言可知，东汉以降的学者将烈山氏、神农氏、炎帝三者等同起来，自有其缘由。因为作为远古农业发明者的神农要从事农耕，首先必须放火烧山，古代流行的斧耕火种——即后世所谓刀耕火种，凡有林草的山，必须先烧后种。而烈山，就是烧山，也就是《孟子·滕文公》所说的“烈山泽而焚之”的烈山吕思勉：《三皇五帝考》，《古史辨》七册中，它代表原始田猎时代的生产技术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版。“烈”指火的程度，《说文·火部》即谓：“烈，火猛。”“炎”指火的形状，《说文·火部》即谓：“炎，火光上(升)也。”原始居民放火烧山，火光熊熊，所以又称炎帝。“赤”为火之颜色，二字义近，而且形似，至今仍有“赤日炎炎”之语，故炎帝又称赤帝，如《逸周书·尝麦》、《大戴礼记·五帝德》皆作“赤帝”。 ?由此可见，赤帝是炎帝的别称，烈山氏是神农氏的别称，鉴于稷在世之时为虞代，其父烈山氏有天下之时就更早了，因此烈山氏似为最早的神农。至于神农氏与炎帝的关系，除了前文的论述以外，还需补充一点看法。自从后起的炎帝与神农合一后，炎帝神农氏又成为一个时代概念，即凡该部落集团后裔，既可称神农，又可称炎帝。吴量恺：《神农氏的兴起与炎帝文化的效应》，《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对此，古人已有所发现。如《史记·封禅书》引《管子》佚文谓“神农”与“炎帝”先后“封泰山”，司马贞《索隐》就引邓展的话说：“神农后子孙亦称炎帝而登封者。”又《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这里的“炎帝”，即沿袭先人称号的炎帝神农氏部落联盟的后裔。韦昭在为《国语·晋语》作注时即明确指出：“神农，三皇也，在黄帝前。黄帝灭炎帝， 灭其子孙耳，明非神农可知也。”因此，炎帝神农氏至少有三重涵义，即既可看作部落联盟首领的称号，又可视作部落联盟的代号，还可视作农耕文明阶段的时代概念。正如炎帝、神农氏、烈山氏三位一体一样，上述三重涵义也是三位一体的。?
  二、炎帝神农与随州厉山  
　　由于神农与炎帝有时代早晚之别，所以在探讨其生地时也宜将二者分开。至于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则另当别论。  
　　(一)神农生地  
　　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分析，神农生于烈山。《国语·鲁语》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礼记·祭法》的说法也基本相同：“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前文已充分论证烈山氏、列山氏、厉山氏实为一人，其子柱或农即神农。烈山，很可能就是神农之先辈也可说是第一代神农放火烧荒之地，或人以山名，或山以人名，总之神农起于烈山已无疑问。 ?
　　那么，烈山在现今何处呢?对此，魏晋以降的文献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为论述方便，现援引如次：?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戮水》记：“(赐)水源东出大紫山，分为二水，一水西迳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则众水动。井今湮塞，遗迹仿佛存焉。亦云赖乡故赖国也，有神农社。赐水西南流入于戮，即厉水也。赐、厉声相近，宜为厉水矣。一水出义乡西南入随，又注 。 水又南迳随县，注安陆也。”这一条资料从整体上说明了随县即今随州北部的山川形势，展示了二水分流的整体方位，指出了赐水即厉水，赖乡、赖国即厉乡、厉国，赐、赖、厉声相近，故相通。这表明神农氏曾育于此，并活动于这一地区。吴量恺：《神农氏的兴起与炎帝文化的效应》，《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南朝刘宋盛弘之编撰的《荆州图记》，先是图佚，遂称为《荆州记》，后来全书失传。该书是古代一部重要的荆州地志，它记载的“神农生于厉乡”的传说和事迹，为后世诸书所征引。如南朝萧梁刘昭注释《后汉书·郡国志》时，在原文“随，西有断蛇丘”下即注曰：“古随国。即衔珠之蛇也。杜预曰：‘有赖亭。’《左传》僖十五年齐伐厉，在县北。《帝王世纪》曰：‘神农氏起列山，谓列山氏，今随厉乡是也。’《荆州记》曰：‘县北界有重山，山有一穴，云是神农所生。又有周回一顷二十亩地，外有九重堑，中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动，即此地为神农社，年常祠之。’”唐代初年欧阳询和令狐德芬等人编纂的《艺文类聚》、唐代中期徐坚、张说等人撰写的《初学记》、北宋初期乐史主持编纂的《太平寰宇记》、北宋初期李日方主编的《太平御览》等著名典籍，皆征引了《荆州记》关于神农生于随州厉山的记载。 ?
　　唐代萧德言所编《括地志》记载：“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唐代后期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志》记载：“随县，本汉旧县，属南阳郡。即随国城也，历代不改。……厉山，亦名烈山，在县北一百里。《礼记》曰：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故曰厉山氏。” ?
　　北宋王存等主编的《元丰九域志》记载：“随州：神农庙，在厉乡村。” ?
　　南宋罗泌《路史》记载：“神农井在赖山(即厉山)，旧说汲一井则八井皆动，人不敢触。今惟一穴，大木旁荫，即其处立社。” ?
　　清代章学诚主持编纂的《湖北通志·舆地志》记载：“厉乡，在州北，今名厉山店。……亦云赖乡，故赖国也。有神农社。” ?
　　上述记载无一例外地表明，神农生于厉山，厉山位于今随州北。神农生于随州厉山一说代代相因，众口一词，足证不谬。  
　　(二)炎帝生地  
　　《国语·晋语》记：“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长期以来，不少学者把这一条资料作为论定炎帝生地最早、且最重要的证据，因之形成“姜水说”严可均校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说：“炎帝生于姜水，因姓姜，以火德王，称炎帝，一云赤帝。”《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也称：“据说炎帝生于姜水。”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则说：“《帝王世纪》曰：炎帝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并由“姜水说”衍生出“宝鸡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等编写的《中国名胜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在“神农祠”条下说：“在陕西宝鸡市渭河南岸峪家村，北距宝鸡市五公里。相传炎帝神农生于山蒙峪，产后其母姜氏抱至九龙泉内沐浴，在瓦峪抚养长大，后人遂于此地修祠纪念。……此地南依秦岭，西临渭水，风景幽美。”　和“岐山说”《中国古代史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说：“黄帝族和炎帝族最早都居住在陕西”，“炎帝族的发祥地在陕西岐山东面。”。其实这条资料并不能作为“姜水说”的证据。其理由如次：首先，“姜水说”主持者以为“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的“生”，指“出生”、“生育”。实际上，这里的“生”却并非出生、生育的意思，而应理解为枝庶、后裔。也就是说，《国语·晋语》说的少典生黄帝、帝，是说黄炎都是少典的后裔，并不是说黄炎为少典之子。徐扬杰：《炎帝神农氏在中国史前传说中的地位》，《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一点汉贾逵、吴韦昭都作过解释。贾说：“少典，黄帝、炎帝之先。”《国语·晋语》韦注引。韦昭说：“言生者，言二帝本所生出也……谓其裔子耳。贾君得之。”《国语·晋语》韦注。  
　　其次，“姜水说”主持者不仅把“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黄帝、炎帝”的“生”理解为生育，而且把《周语·晋语》下文的“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中的“成”也理解为“生”，把“姬水”和“姜水”分别解释为黄帝和炎帝的具体出生地点。他的思维逻辑是《国语·晋语》的第一句只是说黄帝、炎帝系何人所生，第二句才进一步交代二者的具体出生地点。这种理解看上去似乎合乎逻辑，但实际上是对《国语·晋语》原文的误读。因为前文已论证过，第一句中的“生”并非出生、生育。那么第二句中的“成”也不一定是指生于某地之“生”。对此，古人早已明识。如韦昭为《国语·晋语》这段话作注说：“姬、姜，水名。成，谓所生长以成功也。”意思是黄、炎二帝分别生息、发展、壮大于姬、姜二水流域。此外，紧接其后的第二句下半句中“成而异德”之“成”，也可帮助我们理解前半句中“成”之涵义：所谓“成而异德”，显然是“长”而异德，而非“生”而异德。 ?
　　由此可见，炎帝生于“姜水说”所赖以产生的依据并不能成立，“姜水说”无疑为沙中之塔，而由“姜水说”衍生而来的“宝鸡说”和“岐山说”也自然如沙中之塔了。当然，“宝鸡说”和“岐山说”还有另一条重要佐证，即《水经注·渭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然而，这则史料同样无助于“宝鸡说”和“岐山说”的成立。据有关学者研究，古代的岐水(姜水)即今漆水河，由旧武功东注入渭水。古代的氵开水即今千河，由潘家湾北岸注入渭水。岐水、氵开水皆自西北而东南，近乎平行，而两水入渭处东西相距约80公里，今宝鸡市在氵开水以西，原姜氏城在岐水以东。李汉伟：《炎帝生于随州传说考》，《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显然，《水经注·渭水》的这条记载只能给“宝鸡说”和“岐山说”提供自相矛盾的证据。  
　　不过，尽管先秦典籍未见有关炎帝生地的记载，但在秦汉以降有关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生地的文献记载中，却透露出炎帝生地的些许信息。  
　　（三）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  
　　虽说炎帝神农氏合一的史实形成于远古，但合一的观念至秦汉之际方才形成。 ?
　　最早指出炎帝神农氏生地的学者，是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郑玄根据《国语·鲁语》中展禽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蔡墨关于烈山氏及其子柱的言论，参之以秦汉之际炎帝与神农合一的定说，在为《礼记·祭法》的类似记载作注时，将厉山氏或曰烈山氏同炎帝视为一人：“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既然郑玄以为烈山氏(神农氏)同炎帝为一人，其生地也自然在一处。时隔不久，三国时吴韦昭率先响应郑说。他在为《国语·鲁语》展禽的话作注时说：“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记)·祭法》以烈山为厉山也。”由于先秦典籍只有神农氏(烈山氏)生地的记载，未见炎帝生地的记载，以致郑玄、韦昭将炎帝神农合一后的生地定在烈山。 ?
　　至西晋时期，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对炎帝神农氏的生地提出了两种看法。他一方面接受前述展禽、蔡墨以及郑玄和韦昭等人的见解，主张炎帝神农氏生于烈山：“炎帝神农氏……本起烈山，或时称之。一号魁隗氏，是为农皇……”《太平御览》卷78引《帝王世纪》另一个方面，他又深受《国语·晋语》中胥臣臼季“炎帝以姜水成”说法的影响，对炎帝神农氏出生地的传说作了进一步的演绎：“炎帝神农氏，母有（虫乔）HT〗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因以氏焉”《太平御览》卷70引《帝王世纪》。《水经注》《水经注·渭水中》、《艺文类聚》《艺文类聚·帝王部》、《初学记》《初学记》卷9、《通志》《通志·三皇纪一》。等典籍所引《帝王世纪》这则记载大致相同。《帝王世纪》的这则记载，提出两点见解，即炎帝神农氏生于“华阳”、“长于姜水”。其中“长于姜水”可说是对《国语·晋语》“以姜水成”的正确理解，此不复赘；而生于“华阳”，便是“华阳说”的由来。那么，华阳在今何处呢?据有关学者研究，《史记》中提到的作为地名的“华阳”共有三个，这就是《赵世家》中赵武灵王进攻中山国时攻占的华阳，《韩世家》中秦败赵、魏于韩之华阳亦即《白起王翦列传》中秦白起拔魏之华阳，《夏本纪》中“华阳黑水惟梁州”之华阳。其中第一个华阳据张守节《正义》是北岳恒山的别名，第二个华阳据张守节《正义》位于今河南密县境内，而这两个地方迄今未见关于炎帝神农氏出生的记载和传说。而根据《尚书·禹贡》和《汉书·地理志》有关记载分析，第三个华阳应指华山以南地区，结合《史记·穰侯列传》中提到的“华阳君”和《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言及的“华阳夫人”，可以认为“华阳”应是秦国人或关中人对华山以南包括楚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的泛称李汉伟：《炎帝生于随州传说考》，《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此说不无道理，只是略嫌笼统。我们认为，皇甫谧说的“华阳”大概指秦岭以南的汉水中上游地区，南朝宋至隋汉水上游的今陕西勉县曾侨置华阳郡和华阳县，或许与当地早有华阳地名有关。 ?
　　那么，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究竟是“烈山”还是“华阳”?我们认为，神农氏与炎帝在先秦典籍中是先后出现的两个部落及其首领的称号，因而不可能同一生地。之所以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会出现“烈山”和“华阳”两说，前者或许是因神农生地而沾上了炎帝，后者则很可能是因炎帝生地而沾上了神农，由于五行学说将炎帝派定在南方，这就使“华阳说”釜底抽薪，而使“烈山说”锦上添花了。合二而一以后，华阳由炎帝而沾上了神农，烈山由神农而沾上了炎帝。可是，炎帝位于南方已成定论，因而“烈山说”比“华阳说”更理直气壮。况且，古代的曾国，奠都于随州的厉山(烈山)，其公族为姜姓，无疑是正宗的炎帝苗裔。因此，如果一定要找出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厉山说”的理由最充分。何况，炎帝神农氏的遗迹，以长江支流的汉水中游最为多见，以随州的厉山最为集中。谷城县相传是因炎帝神农氏在那里尝五谷而得名的，神农架相传是因炎帝神农在那里尝百草而得名的。至于随州的厉山，则有神农洞、神农宅、神农井、神农社等遗迹湖北省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随州志·胜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版。由此，说厉山是炎帝神农故里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 ?
　　当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上文讨论的“生地”，是早期生息与劳作之地的意思，并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出生地”。假定硬要根据神话传说来确切指出某个远古传说人物的出生之处，如同缘木求鱼。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皇甫谧《帝王世纪》为什么对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二说并存了。因为炎帝神农部落联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部落联盟，其活动不可能局限于一隅，而应当包括秦岭以南的整个汉水中游和上游及其更广的地域，但早期神农氏部落的活动地域应在以厉山为中心的汉水中游，早期炎帝部落的活动地域可能在以华阳为轴心的汉水上游；二者合一后，汉水中上游乃至更广阔的地区都成为炎帝神农部落联盟的活动地域，但综考诸种传说，随州厉山是其中心。吴量恺：《神农氏的兴起与炎帝文化的效应》，《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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