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之《一生中对我处世影响较大的两个人》
张 绍 安
转学光化县中 1945年的农历8月份，光化县中学的从竹溪县迁回光化县城，除原来的学生外，还收新生和插班生，我原来上的河南陕中，肯定要从陕西迁回河南陕县，彭桥龙泉寨的校舍又办起了河南私立定中，这时既不再怕日本飞机轰炸了，当然还是到光化县中好，可是考插班要转学证，上哪里要转学证呢，后来本村年龄较大的同学付克曜帮我弄了一张油印的红字转学证，凭这张转学证考入了光化县中初二。
投靠了袁国缃：为没钱交伙食费，找了光化县绅士袁十二爷，参议会议长袁国缃，在他家住宿走读，哥哥先是到简师当校工，没多长时间简师招生，因师范是公费食宿，他也考入了简师，我们兄弟就在袁家厨房里借用他们的锅灶自炊走读。晚上在一个做过磨坊的磨屋里睡觉，磨盘就成了晚上自习的桌椅，和我们同住的还有朱理英，这个朱理英和我也是个拐弯亲戚老表，此人玩世不恭，是个乐天派，喜欢唱河南曲子，对读书只是敷衍，晚上经常找学校一个爱拉会唱的事务员一块拉唱，我总是趴在磨盘上朗读国文，有时读了错字时对门房里袁国缃听了还加以指正。正因为这样，他也发现了我是个刻苦好学的学生，颇有好感，1946年春天，袁家迁到河口大公路保产医院院内，我也转学到湖北省立光化中学读二下，直接吃住在他家。半年后到学校住宿。因该校有百分之二十的公费生。享受公费的条件是家庭清贫品学兼优，我的品是公认的优，而学则够不上，因为这个学校是贵族学校，学生都是家庭条件优越的公子、小姐，没人计较公费不公费，我这个公费生还是全班一致推选出来的呢。
我所崇拜的袁国缃。袁国缃是我母亲的姑家表兄，我应称其为表伯父，平时就叫十二伯，此人书香门弟出生，其父辈都是秀才，他的二哥就是本县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特委委员，五县（襄、光、均、谷、枣）暴动的总指挥，袁书堂是在左倾路线指导下，搞不成熟的暴动，在起事前夕，被国民党勾结地霸杀害了的烈士。据说袁国缃本人也参加过共产党，被捕后退党，成了无党派人士，上过法政大学，当过中级法院推事，后弃政从教，在襄阳高中教文科，国民党政府在各县建立中学时，他回光化首创光化县中学（并附有简师）成立县参议会时，当选为副参议长，日本投降后，议长张敷成成省参议员，袁成了议长，直至解放。其实在这里专门写他，是因为他对我后来清高个性的形成影响较大，也是我崇拜的少数人之一。他的廉洁在当时是少有的，他当了几年中学校长，那是个肥差，不仅学校费用多。日本投降前学生也是公费。而且有校办农场，他是学法律的，很多人打官司都请他帮忙，他的确也帮助不少人打官司，可是他家的清贫，却出人预料。他的原配夫人和大儿、女儿们住在祖传的一个院落里，他和姨太、小儿却是租房居住，在县城时住在城东门附近，两间小平房，一间作卧室，另一间，说客室也可以，说堂屋更实际些，一个敞着的厨房棚。在保产院院内是三间小房，半间厦子做厨房。姨太太作饭洗衣，穿着连其他官宦家的使妈都不如，吃的呢，粗粮蔬菜，吃荤的也是逢年过节才有。他和家里人不同的是夏天过早喝甜浮汁打鸡蛋，吃油炕馍，冬天早上喝牛油茶。别的比他低得多的小官僚都有自己的黄包车，而他上班、下班是临时喊洋车，最突出的是，逢年过节，各大商号挨家给绅士们送礼时，当然也少不了他一份。等到节日一过，他的姨太太就把这些礼品托副食店里代卖了，拿这些钱来作家里开支。姨太太既不敢让他知道，又怕传出去丢人，可家里又确实须要用钱，总是找可靠的人办这事。我在他家住时，就到副食店里办过这事，再三给掌拒的说“不要让十二爷知道了，也不要让外人知道，这是姨太太委托的。”因为参议会是个民意机关，按规定待遇低得很，他家的费用大抵就用这些逢年过节的礼品。
有一件事对我印象最深，他一族孙，由他介绍在县党部工作，一天去他家说：“有人打官司想托十二爷帮助，说官司打赢了有重酬谢（大意），一句话激怒了他。袁大发雷霆，大骂：“混蛋，认错了人，把我当什么人了，”骂得他族孙只好起身就走，他气愤难平还追出门外大骂，在姨太太劝说下，好半天才平静下来。
在国民党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各县展开竞选代表之时，光化县这场闹得最凶的是张敷和韩明阶两人竞选。当时不少乡绅到袁家说项，希望袁国缃参加竞选，他们相信袁的威望完全能够获胜，可袁表示冷淡，他说自己没有钱，象韩明阶一样在全县韩姓族间摊派搜刮钱财来作竞选经费太没意思，因此他一直表示淡漠。可能当时省政府知道他在地方的份量就给他儿子（袁昭）授了个监选人的头衔。
袁氏还有一大特点，对读书的青年特别热心，也非常关心地方教育事业，每年寒暑假在外地求学的大、中专、高中、师范学生都要来探望他，他家的常客总是一些品学兼优的穷学生，解放后被政府作为党外统战人士对待的徐化鹏在学生时代就是袁家的常客，抗日胜利后袁的中学校长位子由本县堕落文人汪益谦主持，汪氏兄弟吸大烟揽诉讼是又臭又硬的堕落乡绅，学校办得很糟糕，袁很着急，他简直把光化教育事业视为己任，为了让青少年能有好的学校就读，袁出任董事长筹办私立赞阳中学，我亲自听到他动员别人担任校长，简直是苦口婆心，因为当私立中学校长是个没有多大油水的苦差，所以他费了很多口舌，动员了地下共产党员付仁粼当校长，不幸的是在全国各县庆祝蒋介石五十寿辰时，赞阳中学改名中正中学，付仁粼因涉嫌是共产党员被捕，由康泽的军队里派了一位官太太充任中正中学校长，从此，这所私立学校变了性质，袁这个董事长也失掉了控制。
从袁国缃这个人对我至少有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 任何时候，任何环境对任何事、人都要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能绝对，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以偏概全，试想解放后的干部队伍中谁要说一个旧社会的绅士如此廉洁、重视教育事业、关心青少年成长，别人准说你思想有问题，甚至说你思想反动，为旧官僚歌功颂德，其实这正是我们常说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简单化的可悲之处，旧政权里也有好人，新政权里也有糟糠，这是铁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正视这一现实呢？
第二 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和影响可以决定一辈子的世界观，人生观，也就注定了一生的为人处世，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我这个人在革命的队伍里，这样不随群，与大多数人看问题的方法不同，甚至有点格格不入，就是受了三个人的影响，一是我的母亲，二是袁国缃，三是省光中校长刘鹏抟（以后将会提到）也就是我一生中总是不识时务，总是被动，老处逆境，又顽固不化的根本原因。
第三 掌握政权，想当清官，想为大众谋福利只是主观想象，必须有智识，而且是要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历史知识，哲学思想。（比如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否则就会简单化，或实用主义。没有理论指导的革命是盲目的，盲目就要做错事。试想在旧政权里象袁国缃这样的人也不是极个别的。对待他们能简单的说什么级以上的杀，什么级以上的关，这样简单的概括岂不误杀好人。
袁国缃的结局。本地解放前夕，他全家到了武汉，武汉解放后，湖北省政府建立，他的外甥女婿当了教育厅厅长，在这个厅长的安排下，在一个郊区县的中学任语文教员，随着土改，镇压反革命的深入，这位厅长明知道自己的妻舅是个开明士绅，而且自己去解放区时就把女儿寄养在袁家，直到1947年夏天才从解放区派人把女儿从袁家接回，尽管这样，这位厅长为了避嫌，还是让袁呆家住闲，丢掉了中学教员的饭碗，这样袁一家五口（老俩，一儿二女）生活无着，在大学教书的大儿每月10元生活费，姨太太卖烧饼维持生计。到1955年又捕进监里判了两年徒刑，期满后不让回家，仍在劳改农场就业，1959年死于劳改场。这个结局还幸亏他是个学法律的，本来判无期徒刑，他本人申诉，说自己有伪职，无罪恶，解放后向政府写了大量材料揭露伪政权内部情况立了功，应得到宽大。由于申诉有理有节，才改判有期徒刑两年。
在省立光化中学期间，省立光化中学是个当时本地区办得较好的学校，前身是湖北省立五峰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也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加强鄂西北的教育。由五峰迁移到老河口来的，当时基本上初中都是由县立的。就是说经费都是县里财政开支的，少数省立初中从经费到师资都是省直管理的，所以条件比较优越。这个学校是个贵族学校，学生除市内外、农村来的多是富豪子弟，原因是学校对服装、生活各方面要求都很高，一般农家子弟都供应不起，比如开学之初，报到须知里规定：每人青色制服二套，干湿鞋（胶鞋）一双，应用书籍全套，蓝色旅行袋一个，半年的伙食费若干。这些都要经教导课验收齐全，否则不能报到。这些现在看来很平常的要求，当时一般农民家庭可显得非常苛刻了。首先说穿的，在当时一般农村学生有一件外套是缝纫机做的衣裳，里面衬衫都是自织土布手工作的便衣，颜色呢，外套多是用红土染的，褐色或用树皮染，即所谓草绿色。青色制服两套须一次新制两套机制衣服，是很昂贵的，再说干湿鞋也就是胶鞋，当时下雨人们穿木履或赤脚，穿草鞋，农村孩子长多大都没见过胶鞋。记得我上学时看见一个唱戏里穿着胶鞋，又黑又明，一走一响我们还撵着看稀奇。这样的奢侈品怎么能和我们沾边呢？再说书籍吧，现在认为上学买书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在抗日时期，学生读书都是借别人读过的。借不到的就和有书的同学共看，即使买到的书也是黄纸油印的，总之光是报到要求这几件东西，就叫不少的人望而兴叹。象我这样的家庭条件更是不敢问津。但是由于求学心切，偏偏要勉强干这不可为之事，我的解决办法是：书、制服、干湿鞋统统向别人借用，报罢名了归还。别的好借，只须别的同学报罢了，自己借过来再去报，唯独书籍不好办，须向别的学校同学借因为本校同班同学报名时教导课在书上盖了“验”字，不能再去验了，伙食费一次缴半年的钱可是个大事，已往都是从家里带粮食自炊走读，现在上哪里弄那么多的钱缴呢？于是就得到袁国缃（表伯）的允许在他家寄宿走读，入学第一关就这样过去了，可是问题还是很多，袁家吃饭时间不能适应我，往往迟到，晚上睡觉的地方是在他家吃饭、待客的房子里，不能放床，每晚客人走完了，别人都入睡了，才能在一个木架竹心的躺椅上睡觉，由于不能平卧，每晚都休息不好，对学习精力有很大影响，更糟糕的是上课时光听讲没有书，总在别人不看时借来读；老师都是武汉人，讲话不全懂，上自习没钱买灯油，就着同桌的灯，自己没有自由，文具都是将就着用，比如画铅笔画要用6B的软铅，用新闻纸，自己买不起，用硬铅和软纸，老受老师的批评，根本画不成，画山水画要宣纸又是没钱买。在这些原因下弄得第一学期（二下）留了级。这件事刺激很大，从六岁上学起，从来听到的都是赞扬声，什么时候也没有当过中等以下的学生。现在竟然留级了，为此哭着给母亲说：“家里困难到这个地步，还是休学务农算了。”母亲含着眼泪连哄带鼓励还是让我继续上学，留了级连一句怨言也没说，她老人家知道自己孩子留级的原因是环境造成的，并想尽一切办法，不惜借债决定不再寄宿袁家，到学校住宿，不久学校评议享受公费生，条件是品学兼优、家庭清贫，我家清贫，品行优良，可学业成绩是留级生，何谈优呢？我完全不抱希望。可谁知道，我们这个班的同学谁也不要求享受公费，原因是家里都富有，根本不在乎，或者还嫌说家庭清贫丢人呢！因此导师（班主任）到教室让大家投票选举，我就全票当选了。由此可见我在同学心中穷是多么突出。从此一直到1947年毕业止，我一直享受着公费伙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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