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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谱牒学家张海瀛谈关于家谱的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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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友 发表于 2008-7-23 15:35: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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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谱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利用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张海瀛 030006

  摘要:北宋以来以血缘世系为纽带编修的家谱,是“尊祖收族”、联络宗支和族人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是族人特别是徙居他乡和国外的族人“寻根谒祖”的基本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中国谱牒学会的成立,揭开了家谱收集整理与研究利用的新篇章。国家档案局、中国社科院、中华书局、南开大学以及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图书馆,都为家谱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利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家谱 收集整理 谱牒学会 研究利用  贡献
  家谱亦称族谱,现存的族谱,主要是北宋以来民间编修的,是以特殊形式记载一姓世系和人物事迹的历史图籍。由于时代、地域或记载范围的不同,又有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宗世谱、房谱、支谱等称谓。家之有谱,犹县之有志、国之有史。家谱、方志和正史,构成了史籍大厦的三大支柱,就数量而言,家谱独占鳌头。
  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和九品中正制度的废除,科举取仕成为选用官员的基本途径。这样就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由血缘关系决定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格局,清除了笼罩在血缘宗族关系上的政治阴影,从而唤醒了人们的骨肉之情。自北宋起,许多文人学士挺身而出带头修谱。诸如,欧阳修有《欧阳氏谱图》、苏洵有《苏氏族谱》,曾肇有《曾氏谱图》,朱熹有《茶院朱氏族谱》等等,其中欧阳修和苏洵所创立的编修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史称“欧苏谱例”。欧苏谱例,重在图表之创新,都是五世则迁的小宗谱法。每图只谱五世,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五世以后,格尽另起。其实,早在宋代许多家谱的编修就突破了这种五世一图的格式。到了明代,不受“欧苏谱例”束缚的大宗谱日益流行,随着修谱规模的扩大和宗族人口的繁衍,这种大宗谱越修规模越大、覆盖范围越广。这种以血缘世系为纽带编修的家谱,就成了“尊祖收族”、联络宗支和族人的主要形式,由同一家谱联络起来的宗支和族人,就成了枝相连、气相投、血脉相贯的一家人。这样一来,族谱也就成了族人特别是徙居他乡和国外的族人“寻根谒祖”的基本依据,并且世代相传,沿袭至今,中华儿女血浓于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调查统计与家谱目录、提要和集成的编修出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 年初国家档案局对23个省( 市 )、自治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收藏家谱情况作了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就有四千多部。1983 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对北京几家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收藏家谱情况进行了统计,其数量亦相当可观。所以 1984 年春 ,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通力合作, 决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调查统计、联合编纂覆盖全国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此, 国家档案局会同文化部、教育部联名向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文管会、文化馆、档案馆发出《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通知》下达后,有400多个单位报送了他们收藏的家谱目录或本地区个人收藏的家谱目录,共有一万余条。再加上台湾以及日本、美国出版的家谱目录中的有关部分,总共收录家谱条目14719条。每个条目下依次著录:顺序号、书名、卷数、编纂时代、编纂者、版本、收藏单位、备注等项,书后附有“地区索引”和“报送目录单位名单”,①使用起来相当方便。《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本来定稿很早,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延到1997年9月,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家谱目录,是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因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从1984年起,就围绕整理点校《山西通志》收集复制了一批家谱。中国谱牒学会成立后,收集复制更加顺利,成效十分显著。截止到1991年底,收集复制家谱已达2000余部,引起外界重视,被邀请出席在香港举办的《中华族谱特展》。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为准备参加《中华族谱特展》,于1992年2月将已收集复制的家谱,整理编目,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即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编修出版《中国家谱目录》之由来。该《目录》收录姓氏251个,收录家谱2565部。按家谱数量多少排序依次为:王氏,255部;陈氏,126部;张氏,114部;李氏,85部;吴氏,77部;刘氏,75部;黄氏,69部;徐氏,63部;朱氏,60部。就分布地域而言,除台属、西藏、新疆、吉林外,其它省、市、自治区,均有收藏。收藏量在200种以上者计有:江苏、浙江、福建、湖南、安徽。该《目录》完全按姓氏笔划排列,每条目录下著有:谱名、卷数、编纂时代、编纂者、版本、册数、页数、所属省份、缩微胶卷编号、备注等项,书后附有“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家谱目录统计表”,对所藏家谱的分布情况以及部数、册数、页数,都作了统计。②该《目录》虽说收录姓氏很不完全、收录家谱数量也不算多,还是一个省级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但它却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家谱目录,而且所收目录全部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一个单位收藏的。所以,1992年4月17日在香港《中华族谱特展》会上一经展出,就引起了轰动,再加上现场复制品的陈列和演示,自然就成了关注的热点和议论的中心。因为香港许多专家学者都以为经过“土地改革”和“文化革命”,大陆家谱早已荡然无存,没想到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竟然收藏有这么多的家谱,而且很多都是大部头、高质量的。对此,香港《快报》、《华侨日报》都作了报道。上海《社会科学报》1992年6月11日,刊登了题为“大陆家谱展令港人大吃一惊”的通讯,报道了这次展出。
当然,就家谱的收藏与抢救而言,上海图书馆是闻名全国的龙头老大。早在30 年代,上海图书馆以顾廷龙先生为首的老一辈图书馆学家就为抢救与收藏家谱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是他们从造纸厂的废纸堆里抢救出大批家谱奠定了上海图书馆收藏家谱之基础的。其后又陆续收购了许多,再加上社会各界的捐赠, 上海图书馆收藏家谱达 10000 余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这批珍贵文化遗产长期被封存一隅, 从来没有进行过整理,亦无准确数据。所以,1984 年国家档案局会同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调查统计家谱收藏情况时,上海仅报了562部。直到1997 年,上海图书馆成立“谱牒研究中心”后,整理、开发与研究馆藏家谱才被列入议事日程。上海图书馆虽说起步较晚,但他们却是按照开发与研究的实际需要,邀请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大古籍所、安徽社科院历史所等单位十馀位专家学者与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人员一起,按照统一体例要求, 编写了目录提要。提要内容包括:始祖、始迁祖、迁徙路线、卷次内容以及有价值的资料等项,书后还附有“分省地名索引”、“堂号索引”、“人名索引”、“常见古今地名对照表”。可以说,他们对于馆藏家谱的整理是高起点、高品位、高档次的。经过两年的努力,《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终于脱稿,于2000年5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提要》收录 1949 年前编印的旧家谱约 11700 种、近 10 万册。家谱分布,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收录姓氏达 328 个;明代刊本及稿本、纂修底本有200 馀部,《提要》总计200余万字③。该《提要》的出版,为查阅和研究家谱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2000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浙江家谱总目提要》。该《总目提要》收录浙江家谱12000余种。其中有一半收藏於省内 ,另外一半为省外及海外收藏。从修谱时间跨度来看,上自明代下迄21世纪初,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编印的家谱1300余种。从版本形态来看, 有木刻本、木活字本、石印本、铅印本、电脑打印本、油印本、稿本、抄本等。收录姓氏总计为299个, 除汉族外, 还有回族、畬族等少数民族的姓氏。该《总目提要》针对家谱特点, 对宗族堂号、始修时间、修谱次数、卷目内容、始祖及始迁祖、字辈排行、名人业绩、珍贵史料等,均作了著录。书末附有“浙江家谱存目”、“堂号索引”、“谱籍索引”和“收藏单位名称对照表”,④查阅起来非常方便。
  家谱目录,只能为读者提供一些基本情况。家谱目录提要,虽说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情况,但要了解其具体内容或研究或引用,就必须阅读原文。因此,即或是非常详细的目录提要,也远远不能满足查阅和研究的需要。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在为海外侨胞“寻根谒祖”提供咨询服务过程中,深深感到编辑出版家谱集成是当务之急。所以,1992年初,遂与四川巴蜀书社联合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呈送了编纂出版《中华族谱集成》申请报告。经专家评审,被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并给予专项补贴。《中华族谱集成》由张海瀛、武新立、林万青任主编,首批收录李、王、张、刘、陈五姓,共93部家谱。在每个姓氏前,均有编选说明,对每部家谱都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华族谱集成》终于脱稿。1995年12月,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该《集成》为16开双栏影印精装本,外加锦盒函套包装,首批100册,每册900页,限量印制,编号发行,装帧典雅,印制精美,百册并立,异常宏伟。每套定价89000元,主要销售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⑤该《集成》问世后,成为巴蜀书社陈列部、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北京中国书店门市部等部门陈列的门面书。2003年2月,中央电视台10台播出的百家姓系列专题片,在介绍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时,陈列的门面书也是这部《中华族谱集成》。可以说,《中华族谱集成》是上世纪90年代族谱整理出版的集中代表。
二,谱牒学会的成立与家谱研究的开展
  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的成立,揭开了家谱研究的新篇章。然而,中国谱牒学研究会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却是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发起成立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国家档案局虽说会同有关方面对全国家谱收藏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国家机关牵头开展家谱研究是否妥当,依然存有疑虑;其二是山西从省政府到社会科学院领导,对家谱研究都特别重视。引起山西重视家谱的直接原因是两封海外来信。1985年6月,“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致函太原市王茂林市长,要求查找开族始祖王子乔的资料;1986年,国务院侨办又转给太原市一封“泰国王氏宗亲会”来信,说他们的始祖有南京和太原两说(其实是始祖与始迁祖的区别而已),要求帮助查证那一说可靠。这两封来信引起了山西省和太原市领导的重视,为回复这两封来信,组织了专门班子,收集资料,调查研究。这样,收集与研究家谱遂被列入议事日程。其时,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已经收集了一批家谱,而且与国家档案局、中国社科院、中华书局都取得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各方代表于1988年3月在太原举行了筹备会,会议商定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发起并主办中国谱牒学研讨会。经过酝酿准备,首届中国谱牒学研讨会于1988年7月11至14日,在五台山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广州、成都、沈阳、保定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山西省白清才副省长,出席了开幕式。出席会议的还有美国犹他家谱学会会长斯考特先生、亚太地区负责人沙其敏先生,有澳门学者赵文房先生等海外贵宾,台湾学者陈大络教授还为大会发来了贺词。会议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刘贯文院长当选为会长,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海瀛副院长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教授当选为副会长,武新立当选为常务理事并兼任《谱牒学研究》主编。其后,按程序办理了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关手续,并呈报民政部审批。1991年8月19日,民政部颁发了有部长崔乃夫签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证》,1991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社会团体登记公告》第4号,正式向社会公布,编号为“0473”。⑥《光明日报》1988年9月21日刊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成立的消息后,在国内外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澳大利亚侨胞马纪行致函中国谱牒学会说:“于9月21日《光明日报》上看到‘首届中国家谱研讨会’的报道,不胜欢耀!家谱对于我们华裔来说,非常重要。……考我华族移民澳洲已有百多年之历史。最高峰时期,华人曾占居民总数四分之一。今日之澳洲人其实许多人是有我中国人血统的,可惜多不自知。有些知道自己有中国血统的人,对我华裔特别好感,亦反对种族歧视。” 1990年7月29日,泰国的“泰华研究会”致函中国谱牒学会说:“我们成立‘泰华研究会’的目的是深入研究泰华族谱,增强泰华人民的亲密友谊。”
  中国谱牒学研究会成立后,1989 年 12 月,编辑出版了《谱牒学研究》第1辑,刊登文章 19 篇,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国内外发行。《光明日报》(1991年1 月 2 日)和上海《社会科学报》 (1992年 2 月 13 日 ) 先后发表了张锡禄和方冶的评介文章, 认为,《谱牒学研究》的编辑出版,把国内外的谱牒研究者和爱好者联络了起来, 有力地推动了谱牒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1991 年 8 月 ,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又在太原召开了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 40 多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第一届相比, 有了很大的提高。其突出的特点是把谱牒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展开了研究。会后,将这些论文编入《谱牒学研究》第2辑,出版后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在当时国内图书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十分罕见的。1992 年 12 月及1995 年5月,又分别编辑出版了《谱牒学研究》第3辑、第4辑,对谱牒学的形成发展,按历史顺序进行了深入研究。进入新世纪后,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于2006年8月,编辑出版了《谱牒学论丛》第1辑;2007年12月,编辑出版了《谱牒学论丛》第2辑,又为国内外谱牒爱好者和研究者,增添了一个切磋和交流学术成果的阵地。
  此外, 1991 年 12 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发起并主办了“中国谢氏源流首次学术讨论会”,对谢氏的起源进行了研讨, 会后到南阳县金华乡东谢营村进行了实地考察。⑦此后,全国许多地方都先后召开了谱牒学或姓氏学研讨会,家谱、姓氏研究逐渐升温,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方兴未艾的大好形势。
  1998 年 11 月 18——20 日 , 上海图书馆与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联合召开了“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谱牒学家对家谱的开发与研究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并交流了各地收集整理与研究家谱的情况。会后,从提交大会的论文中遴选出36篇,集为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谱牒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于1999年10月出版,国内外发行。
   2000 年 5 月 8 日至 12 日, 上海图书馆发起并主办了迈入新世纪的“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各省市和台湾、香港以及美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越南等国的专家学者,就迈入新世纪后关于家谱的开发与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会议议定,由上海图书馆牵头,在已出版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基础上,联合国内外家谱收藏单位,规定统一体例,编修一部收罗宏富的特大型《中国家谱总目提要》。这样,一项囊括国内外中国家谱收藏单位的浩大工程,便拉开了帷幕。
  迈入新世纪后,中国国家图书馆于2004年和2007年,分别召开的两次“地方文献国际研讨会”都将谱牒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从地方文献学科建设的高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有力地推动了谱牒研究的深入发展。
三,寻根谒祖与家谱的开发利用
  山西关于家谱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始终是与开发利用结合在一起的,是在为海外侨胞“寻根谒祖”提供咨询服务过程中进行的。1987年底根据家谱记载和研究结果向泰国王氏宗亲会复函后,1988年11月26日,泰国王氏宗亲会以王济达为团长的19人考察团,就回到太原“寻根谒祖”。这样,家谱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就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应用效果,从而进一步引起省、市领导的重视。接着,为回答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提出的关于开闽王氏的问题,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海瀛又依据《开闽忠懿王氏族谱》记载,撰写了《试述开闽王及其源流》一文,1989年4月在香港 “亚太地方文献研讨会”上宣讲后,在与会代表特别是台湾和东南亚国家的王姓代表中引起很大反响,进一步扩大了太原王氏的影响。会后,台湾学者特意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全文复制了《开闽忠懿王氏族谱》,共计11册,并视为珍宝,潜心研究。《试述开闽王及其源流》一文,亦被全文收入林天蔚主编的《亚太地方文献研究论文集》。⑧
   1988年泰国王氏宗亲代表团回到太原王氏发祥地“寻根谒祖”时,又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到哪里祭祖?由谁来接待?为解决这两大难题,太原市领导决定,将座落在晋祠内的王琼读书处——“晋溪书院”改造为太原王氏始祖王子乔祠;成立“海外太原王氏联谊后援会”,负责接待“寻根谒祖”的宗亲代表及其团体。在改建太原王氏始祖王子乔祠过程中,“海外太原王氏联谊后援会”决定邀请海外太原王氏宗亲代表举行一次“海外太原王氏联谊筹备会”。为开好这次筹备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又承担了编写《太原王氏源流》和《太原王氏历史名人传》两本小册子以及拍摄《太原王氏》电视专题片的任务。1992年8月6日至8日,“海外太原王氏联谊筹备会”如期举行。当海外太原王氏宗亲代表,聚集一堂,一边观看《太原王氏》电视片,一边翻阅《太原王氏源流》和《太原王氏历史名人传》时,显得格外满意。其后,他们又参观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这次筹备会议的召开,保证了1993年6月 “世界王氏懇亲联谊暨经贸洽谈会”的顺利举行。通过这两次会议,引进外资达250万美元,⑨有力地推动了太原市和山西省的改革开放。
   1991年8月,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又接受了为新加坡郭氏公会查寻汾阳王郭子仪遗迹的任务。1992年12月,当我们向新加坡通报了进展情况后,郭氏公会会长郭明星、秘书长郭祖荫立刻赶到太原,要求同我们一起到汾阳进行考察。当他们在汾阳亲眼看到明万历年间修建的“汾阳王庙”遗址并通过访问明白了1942年日本兵为修炮台撤毁“汾阳王庙”时,心情十分沉重。次日,他们又在山西社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 查到了他们的先祖“郭仲远”的名字,高兴地跳了起来,并说:“你们的资料太珍贵了,真棒!”随后,他们要求把有关资料汇编成册,寄给郭氏公会。我们与汾阳县合作,录制了《汾阳与汾阳王》录相带,编印了《汾阳与汾阳王考证资料汇编》,并于1993年春寄给新加坡郭氏公会。新加坡郭氏公会收到这些资料后,又将这些资料转交给海外郭氏宗亲社团传阅,最后他们议定:1993年12月在新加坡召开“世界郭氏宗亲团体联谊会”,特邀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组团赴会报告查证情况。1993年12月18日, 代表团长张海瀛在新加坡“世界郭氏宗亲团体联谊会”上的论证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认可和赞许,他们议定:以“世界郭氏宗亲团体联谊会”的名义,组织世界各国郭氏宗亲社团于1994年10月回山西“寻根谒祖”。
  当马来西亚富豪华裔郭鹤年先生得知山西有汾阳王郭子仪的遗迹后,十分兴奋。1994年5月13日,亲自回山西“寻根谒祖”,他还以香港嘉里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出席了与西山矿务局合资经营太原可口可乐饮料公司的签字仪式。当记者问他为何要在山西投资时,他说:“我的祖先在山西,我的心在山西”。⑩他父亲是1911年才从福州郭宅乡徙居到马来西亚的,所以当他事业有成后,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向香港和中国大陆投资,这次在山西太原创建公司,是顺理成章的。
  1994年秋,为迎接世界各国郭氏宗亲团体的到来, 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 将三年来的研究成果编写成《汾阳王郭子仪谱传》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赠送各国郭氏宗亲社团后,深受他们欢迎。他们反映该书中有三件珍品吸引力极大。其一是故宫南薰殿珍藏的“唐郭子仪像” 影印件,这是唐代宗赐绘、凌烟阁所珍藏的故物,到了清代为南薰殿所珍藏;其二是郭子仪的墨宝——“唐郭汾阳书诸葛亮后出师表” 影印件;其三是唐朝宰相杨绾为汾阳王妻霍国夫人王氏撰写的神道碑全文。这三件珍品,海外郭氏都是第一次见到,因而倍感珍贵。《汾阳王郭子仪谱传》的馈赠,极大地增强了海外郭氏与山西的深厚感情。1997年是汾阳王郭子仪诞辰1300周年,为迎接汾阳王郭子仪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由李吉和马志超执笔,综合七年来的研究成果撰写了《郭氏史略》一书,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发行,赠送与会代表后,受到他们的赞赏和好评。
  进入21世纪后,台湾科技首富郭台铭亦回山西“寻根谒祖”。据家谱记载,郭台铭先生是山西晋城南岭乡人,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2003年10月,郭台铭先生回到故乡山西,在太原创办了富士康科技工业园暨鸿富精密工业有限公司。2005年5月,他又在故乡晋城创建了富士康晋城科技工业园。据晋城南岭乡郭台铭的家谱记载,郭台铭先辈中的“德”字辈,恰好与阳曲县保存的《郭氏族谱》中的“德”字辈相对应。这样一来,又极大地拉近了郭台铭与阳曲县的距离、增进了与阳曲县的感情。2006年10月19日,郭台铭到阳曲考察后提出拟在阳曲创建镁合金基地,作为对得姓之地的一种回报,目前正在策划与落实之中。
  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是面向国内外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到“中心”查阅资料,一律免费;复制资料,酌情收费。该“中心” 为海外宗亲团体“寻根谒祖”卓有成效的咨询服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1992年8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联系海外侨胞的一条纽带”为题,发表了记者采访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的报道。美国侨胞李极冰看了报道后来信说:“昨天从《人民日报》海外版得知成立了‘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特致此函。”又说:“我是山西人,祖籍大同县嘛峪口村。”要求查证始祖资料。当我们将查证的始祖资料寄给他后,他特别高兴。从此与“中心”书信不断,1996年8月12日,李极冰终于回到大同县嘛峪口村,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寻根祭祖的宿愿。1993年4月27日,法国侨胞时波来信说:“我是旅法华人,去年8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贵‘中心’备有大量资料供华人寻根,甚幸。” 他要求查证时姓起源及其分布,并希望与时姓族人建立联系。当我们将查证情况及时姓分布复信后,法国侨胞时波与山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时新先生,建立了书信往来。此外,宋庆龄创办的《今日中国》1995年第9期,还刊登了题为“华胄归宗,寻根有路”访问记,用英、法、德、西班牙、阿拉伯五种文字,向全世界介绍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家谱收藏整理以及为海外侨胞“寻根谒祖”提供服务等情况。从此,“家谱资料研究中心”遂扬名海外,并与美国、法国、泰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的侨胞以及专家学者,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

注:
①《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前言》,中华书局1997年9月版
②《中国家谱目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发行
③《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发行
④《浙江家谱总目提要·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发行
⑤《中华族谱集成》,巴蜀书社1995年12月出版发行
⑥《人民日报》,1991年10月5日第7版
⑦《光明日报》, 1991 年 12 月8 日
⑧《亚太地方文献研究论文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1年出版
⑨《太原日报》,1993年6月9日
⑩《山西日报》,1994年5月16日
作者简介,张海瀛(1933——),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116号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联系电话 :0351—7041210     邮编 :030006
电子信箱 zhanghy33@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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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保险 发表于 2013-7-31 14:33:5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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