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族谱字辈问题研究 四川内江市档案局 叶自明

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珍藏着许多族谱，它们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之一。笔者查阅了馆藏的部分清代族谱，对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字辈（名称不统一，本文称字辈）进行了一些探讨，谈谈清代族谱字辈问题，以期有助于对清代时期这一问题的历史、文化及民俗现象的认识。
　 　 　 　 　 　 　 　 　 　 　 　 　 　 　 　 　 　 　 　　 一
　　 在馆藏十三姓二十二种清代族谱（家谱、生庚薄、清明坟会薄。下称《某谱》）中，我们从各姓入蜀的时间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元末明初入蜀，明末清初避乱外逃，清初稳定后回籍，或落业原籍附近，或落业它县。有内江马姓、钟姓、邓姓、染坊坝和跳墩坝张姓，资中李姓，威远罗姓（罗世文族谱），安岳陶姓。最为典型的是钟姓。钟在明在元末至正十二年（1352）入蜀，居内江县大通乡梧桐里草延镇金紫桥，传十二世。明末清初因“蔺贼奢崇明”、张献忠及部下三次过邑和“吴三桂又变”，族人“避兵远徙，窜入夜郎”，钟植伦“三走遵义，数年吴逆平”回原籍，老业被别人报占，因祖坟所在，“故不忍远离，仍就近居焉。”二种是清初康熙至乾隆年间（1662—1795），“湖广填四川”等入蜀落业。有内江朱姓、雷姓、叶姓，资中陈姓、周姓，威远叶姓，资阳叶姓，简阳河东和简阳城钟姓，安岳陈姓（陈离族谱）、王姓。《周谱》记载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御批湖南填川文，周嘉虞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入川。同年入川还有朱姓的朱光先。他们是这些填川者中最早入蜀的。最迟的是资中陈姓和简阳城钟姓，分别是乾隆元年（1736）、三年（1738）入蜀的。
我们再从各姓入蜀来源看，他们分别来自湖广（含湖南、湖北，楚）、广东、江西、陕西等省（承宣布政使司）。湖广有十姓，其中来自麻城县的是内江钟姓、染坊坝和跳墩坝张姓、李姓、罗姓、安岳陈姓，桃源县的是内江、威远叶姓，新化县的是周姓，新宁县的是朱姓，陵零县的是邓姓、王姓，衡阳县的是资中陈姓。广东有三姓，其中来自长乐县的是简阳河东和简阳城钟姓，永安县的是资阳叶姓，博罗县的是雷姓。陶姓来自江西。马姓来自陕西扶风县。
　 　 各姓回籍和入蜀落业后，大多数获得一定土地，随着清初逐步稳定，以及清代统治者赋税政策的优惠和生产上的一些扶持，蜀中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由于生产的继续发展，客观上需要劳动力的支持，加之主观上壮大宗族（家族）力量、封建伦理多子多福思想的影响等等，促进了人口快速增长。宗族内人口增多，为维护宗族制度，族谱的编修和续修成为了重要的内容之一。《雷谱》说：“迄于今，生齿渐繁，基址宏开，衣食既足，礼义宜兴。倘不将谱参阅校订修明，数世而后则昭穆无所考证，凡我同宗亲疏等相遇，恐视至亲如秦越者也矣。”《朱谱》也说：族谱“列以尊卑，纲纪正焉；序以昭穆，人伦明焉。纲纪正而人伦明，则一本之绪传不紊，斯百世之宗派自清，且一脉所流班次可据，名号可考，包括无余，胥备至当矣。”《马谱》还说：“家谱之修何为乎？上稽宗祧，述遗徽，彰祖德；下定班行，依字派，正人伦也。”《陶谱》称“谱者，所以敬祖宗而合宗族也。”我国修续族谱的历史悠久，郑樵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氏族序》），“由汉到唐，崇尚门阀谱系”（《古代的礼制和宗法》李学勤）。唐末农民战争对门阀制度毁灭性打击，“谱遂大废”（《嘉祐集》卷13《谱例》）。经过北宋苏洵、欧阳修等编修本家新族谱的大力倡导，族谱修续又兴。四川在清代是一个移民大省，通过修续族谱追叙宗族和先辈创业历史，增强宗族凝聚力尤为重要和突出。因此，四川在整个清代期间，以至民国，族谱的修续工作方兴未艾。在各族谱中，修谱时间最早、续修次数最多的是《李谱》。第一次修谱是康熙甲午年（1714），第二次续修是道光十年（1830），第三次续修是光绪丁丑年（1877），第四次续修民国元年（1912）。
　 　 各姓在修谱前，族谱的传、存主要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在明末清初之乱遗失明代族谱，回籍后无谱而修谱。李姓称：“我族在有明一代，谱凡数数修矣，……无如献贼屠川，川南卅县户口百无一存，而谱牒亦因之荡失。”邓姓也是“当明季之乱，旧谱失遗” 。二种是清初入蜀未带谱牒，或无谱可稽而修谱。威远叶姓 “昔高祖辈入蜀，未带谱牒” ，朱姓“旧谱未传于蜀地，新谱宜修于家庭。”三种是入蜀落业后回原籍抄来族谱。周姓旧谱是入蜀落业后，由周尚金、周尚银于雍正元年（1723）回楚抄来。四种是明代族谱在明末清初因乱散失外地，回籍后辗转访寻抄回旧谱。内江钟姓族人避乱携族谱逃遵义等地未归，而钟志吾“窜黔回蜀时未有老谱” ，咸丰五年（1855）才抄得黔省老谱。基于这些情况，各姓在清代修续谱时，资料来源不一。有老谱的依据老谱，或寻得老谱后，修订已修的谱。如《周谱》依据“旧修于宋淳祐戊申（1248）理宗十七年（1241，戊申为理宗在位的二十四年，有误），重修于明洪武甲寅1374）十七年（1384，甲寅为洪武七年，有误）”的旧谱而修。《雷谱》也远追雷开宪于元成宗二年（1296）所修族谱。内江《钟谱》嘉庆十年（1805）修，后获得散失黔省老谱，“较原地更为清楚”，咸丰六年（1856）续修时进行了说明。无老谱的凭先辈口授传闻，或记录的零星有关材料，或参考史书、县志记载，甚至搜寻族中明时旧墓旧碑文字修谱。许多族谱在叙述明代或入蜀前宗族中族人事情都有不少口授传闻，有一定文化的有一些文字记录。内江《钟谱》、跳墩坝《张谱》等在记述明代事时，参考了内江县志、《明史》等。《邓谱》对族中先辈“生卒有考庐墓”。跳墩坝《张谱》对入蜀或回籍后修谱情况则说的非常详细：明时族中名宦乡贤“有县志可稽，家乘、修祠记足据”，“兵燹后文献无征”，“爰是据觉悟公碑阴之记，中丞公临难自叙之谱，且更据县中遗志，遍采各祖墓碑”而谱之。对于入蜀和回籍后宗族中族人事情，各姓则按照实际搜集记述或续记谱中。但在缺乏先辈传闻、文字记录，或族人分散，收集材料困难，以及修谱者水平局限，甚至修谱时间比较晚的，谱中有些记载也不准确。内江、威远叶姓为一族，威远《叶谱》修于道光十四年（1834），属入蜀后第五代，但不清楚清初由何省入蜀。而内江《叶谱》在同治年间（1862—1874）编，清楚记载入蜀第二代叶国征生于湖广常德府桃源县，依靠先辈生庚簿准确记录传存，这明确了威远叶姓入蜀来自湖广常德府桃源县。这是我们档案馆研究族谱需要重视的问题，要根据族谱资料来源理性地对待族谱中的史料和价值。
　 　 各族谱的体例、内容、形式等诸方面各具风格，也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必须在各自族谱中记述宗族字辈，专门列出“派名”、“字派”、“命名派行”等专篇，或通过“族规”、“祠规”、“凡例”、“例言”、“条规” ，明确规定和要求宗族内族人取名遵守字辈，违反者要受到族内的责惩，确保字辈在宗族内的正常使用。如《周谱》、《李谱》等专门列有“派名”篇，《陶谱》有“班次说”等等，族谱“班次可据”。可见字辈在宗族和族谱内的重要性。甚至有的族人死后，在墓碑上还要刻上字辈。如《周谱》就记载周懿墓碑上刻有“讳懿，班次长，字运金”的文字，说明周懿属“长”字辈。不仅如此，如果宗族内字辈出现紊乱或者不明确，还会促进族谱的修续工作。内江《钟谱》说：“迄今传远而生齿日繁，死葬愈多，而班行又紊，不复起而修之，何以承先以裕后，异日椒衍瓜绵，后世子孙必有数典而忘其祖者，是不可不急讲也。”《李谱》称“家谱者，所以记名号而叙班次也，续家谱者，以名号班次之日繁复，从而记叙之也。”还说“所谓名号班次之日繁者，不思有以统系之，则族属散漫，咎将安辞。”因此，当宗族内字辈“紊”、“繁”时，必须修续族谱。（待续）yzm2033952@tom.com

二
　　 字辈，是宗族内规定族人取名统一使用的表明辈（代、世）次用字（偏旁）联缀的成语、对联或诗句。各族谱中对字辈的称谓不统一。称呼“字辈”的有资中《陈谱》；称呼“字派”的有《罗谱》、《马谱》、《王谱》、内江《钟谱》；称呼“班次”的有《朱谱》、《马谱》、内江《钟谱》、《邓谱》、《周谱》；称呼“班行”、“班排”的有内江《钟谱》；称呼“班派”的有《王谱》；称呼“班辈”的有跳墩坝《张谱》；称呼“班位”的有资阳《叶谱》；称呼“辈数”的有染坊坝《张谱》；称呼“派名”的有《周谱》、《李谱》；称呼“派弟”的有内江《钟谱》；称呼“派行”的有简阳河东《钟谱》；称呼“名次”的有简阳城《钟谱》等等。有的同谱内也称谓不一，《马谱》不同称谓有三种，内江《钟谱》不同称谓达五种。这是无规范统一的名称或同谱多修等原因造成的。我国按照字辈取名起源较早，称为“排行”，即“兄弟双名，其上一字或下一字相同”，“单名以偏旁为排行” 。《左传》中有长狄兄弟四人，名为侨如、焚如、荣如、简如，“这是排行之始。”汉末的刘琦、刘琮兄弟，三国魏的应璩、应玚兄弟，都是用“玉”作偏旁（《中国文化史词典》浙江古籍出版社）。《李谱》“派名”中说：“命名之谊详于中（申）繻，班次则肇始羲和。成周八士，分伯、仲、叔、季，后世昆季，以一字联缀，谊实本此。秦、汉以来，二名特少，如元方、季方，其仅见也。新莽禁二名，迄于魏、晋，此风少歇。右军、大令父子同派，斯实紊矣。”其中关于命名问题，提及了鲁桓公的嫡长子出生后，曾经问名于大夫申繻的典故（《左传·桓公六年》），但认为“班次则肇始羲和”是不可信的，羲和是神话人物，在屈原《离骚》和《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记载；同时讲了先秦已经有了“以一字联缀”昆季的命名，但在秦至魏、晋间，“二名特少”，有王莽禁止二名的原因。至于认为王羲之和王献之因为“之”字而是同辈“实紊矣” ，则是不知道晋至南朝间的人，取名喜用“之”字缀后，父子间也如此，非以字辈取名。字辈在宗族中维护宗族制度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简阳河东《钟谱》“命名派行” 里有一段话，高度概括了字辈的作用。“世系源流，国史赖以序始终，而家乘则赖以序昭穆。乃近世之宗支混淆，昭穆亦因之失序者，果世系之不明与，亦派行之未立故耳。故兹者公同酌定……预派五十六字，……挨行命名。且命名不得犯此五十六字，混淆派行，庶几归于画一。虽错处九州，而行列相符，甫一问名，而即知尊卑，别亲疏也。尚何有昭穆之失序乎？”我们从具体作用讲，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字辈可以明确宗族内世系。宗族内族人通过字辈取名，确保宗族世系清楚明确，“一脉所流班次可据”。字辈未立，世系不明，宗支混淆，昭穆失序，这就关系着宗族制度的维护问题。《李谱》说：我族“子孙蕃衍，有名以辨之，派以统之，则伯霜仲雪，秩序厘然。于以永敦和睦，绵绵延延，传之无穷，不其伟欤！”
　　 其次，字辈可以规范宗族内族人取名。依据字辈取名，使宗族内族人名字具有统一、整齐特点，有规可寻，“归于画一”。同辈间字辈相同，双名的姓名同辈就有两个字相同，单名字辈偏旁相同；不同辈间字辈不相同。
　　 再次，字辈在宗族内可以分辩尊卑。字辈中每字的先后顺序依序反映了宗族内不同的辈次，字辈某字的前一字高一辈，依序前推高两、三、四等辈；某字的后一字低一辈，依序后推低两、三、四等辈。依照字辈取名，可以知道宗族内族人辈份高低。辈份高为尊，辈份低为卑。辈份低的要尊重、尊敬辈份高的，“列以尊卑，纲纪正焉”。在修谱时，字辈还可以对不详的族人依照所属字辈排序。《马谱》中规定：“旧谱有序其名而不详者，为何人之子者，仍依班次序于其后而已，何敢妄加注解。”实际也是按照字辈分辩尊卑。
　　 第四，字辈在宗族内可以区别亲疏。字辈通常是以每一个宗族为单位制订的，同姓之间能够区别不同的宗族。同姓同字辈就同宗族，自然就亲；虽然同姓，但字辈不同，一般就不同宗族，当然就疏。《马谱》“马氏祠规”要求，“凡老谱所未载，来历不清，班排不合，不敢窜入，庶非妄拜汾阳。”以避免乱攀、妄攀而乱宗族。乱攀望族是修谱历史上的通病，虽然经过苏洵、欧阳修等创立族谱编修新方法的冲击，但其风未绝。因而，各族谱中对此都努力杜绝，确难以完全克服。依靠字辈寻得同宗的事在内江《钟谱》里有记载：邑南“长峰镇钟氏一支，其祖正文公系逃遵义回内江者，与吾祖正良公同属一派弟，不识为兄为弟，亲疏何若耳。先是其祖常言，欲识宗亲，须向破堰寻觅。乾隆年间（1736—1795），其孙成琏、成瑞来访，见有正良公、正乾公字派，不禁跃然曰得之矣！”并于嘉庆四年（1799）合族捐资在破堰桥同修祖祠。这个字辈寻宗事中，同时还反映出一个“同属一派弟”，“亲疏何若”的问题，也就是同宗族同辈也有亲疏之分。同宗同支（派、房）的相对亲，同宗不同支的相对疏。还有同宗内不同支各自制订字辈的情况，又在同宗内支与支之间通过字辈同否区别亲疏。一般辈数越远的越疏，而辈数越近的越亲。这是由于封建宗法制度决定的。以自己上、下四世内计算，即从高祖至玄孙纵向为九族，九族内为亲，出九族相对疏；其中祖父的兄或弟称为从祖父，从祖父的子开始称为族父，族父的子称为族兄弟，而族兄弟的子就已经称为亲同姓了，这从横向表明不同支的亲疏关系。跳墩坝《张谱》有“谱之远祖则略，近祖则详，以先后之势然也。本支加详，他支从略，以亲疏传闻异也”的修谱原则，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亲疏问题。(待续)

三
各姓字辈的形成和来源因宗族发展情况不一，各不相同，但存在着许多共同点。
第一，修续族谱制订字辈，字辈因谱而立。各姓在修续谱时，宗族内必须讨论、议订字辈，形成宗族内族人取名共同遵守的字辈，并且记载于谱中。一是修谱时归纳先辈取名用字形成字辈。其中，先辈取名有可能有字辈，依照字辈取名，或有意识按照字辈原理取名；也可能无字辈，随意取名。这种情况形成的字辈已经是过去的事实。有的族谱是归纳明代及以前的先辈取名，如《李谱》、资中《陈谱》等。《李谱》在第一次修谱时，就上追十二辈，从明代洪武时（1368—1398）的先辈取名开始归纳；有的族谱是从入蜀或回籍时的先辈开始归纳，如简阳河东《钟谱》、《周谱》、《邓谱》等，以入蜀或回籍的先辈为一世祖或入蜀始祖；还有的是从入蜀或回籍以后几代起，如《陶谱》是从回籍以后四世开始归纳的。二是修谱时新议、公议字辈。在归纳先辈取名形成字辈同时，还议定以后数辈字辈。《雷谱》在嘉庆元年（1796）修谱时，从父辈开始议定字辈。跳墩坝《张谱》在同治辛末年（1871）重修时，“前二十代皆无班辈，实望弟与吾议，自二十一辈以后，须遵班辈字样改名，……爰拟二十字载在谱后。”三是续修族谱时续议、改订字辈。续议字辈是在已有字辈外“增议”、“新议”字辈，与已有字辈各自独立；还有是在已有字辈后增补字辈，联系紧密，形成一体。《李谱》在原有二十八字字辈外，又独立“增议派名”十六字。《邓谱》也在已有二十字字辈外，光绪十六年（1890）修谱时，“合族又绪以二十字”字辈。内江、威远叶姓各自修谱时，于原有十字字辈基础上，又在其后续增十字，与原字辈形成完整的二十字字辈。改定字辈是在已有字辈上进行修改，形成新的字辈。最具典型的是简阳河东《钟谱》。道光辛丑年（1841）修谱“排行五十六字”，光绪丁酉年（1897）续谱时又认为“近因本族藩衍，名多雷同，除首句外，各房另拟二十一字，以免命名重复。”因此，原有字辈除首句保留外，完全废除，另外改定新字辈。《罗谱》记载，光绪时（1875—1908）任族长的罗笔峰规定有“万世永昌”为字辈，后增衍为二十字字辈，也形成新字辈；另有“长房萱公派国桢公系及笃之公系，别立‘文章华国’四字为字派。”在二十字字辈使用后，“不能再用，以昭统一而免混淆。”这也是改定和废除字辈的情况。
第二，入蜀前议订的字辈在入蜀后继续使用，新议字辈也来自入蜀前的原籍。《周谱》说：“吾族命名世次，始于南宋，以迄清初，新议班次，来自湖广，支派皆同。”所以，《周谱》中的“历代班次”和“新议班次”都来自入蜀前的原籍。在《朱谱》中也有入蜀前原籍议定的“楚次”字辈，入蜀后第三代使用完。《王谱》道光八年（1828）修谱，记载有“承登子”“三字乃湖广所议之派”。
第三，无族谱规定字辈，宗族内约定字辈遵行。许多姓在入蜀或回籍时没有族谱和字辈，就在宗族内由长辈或有威望、有学问的族长、族人约定、议订字辈，供宗族内族人取名使用。《邓谱》修谱前的字辈是因为清初邓联芳回籍，“鹭序之班未详”，所以，“咸丰壬子（1852）春，有族廷彪、思溥、思彰等倡首竖碑，培补祖茔，宣明班次，庶几云礽之次第可稽，瓜瓞之绵延不绝矣。”在“培补祖茔”同时，也向族人“宣明班次”，约定遵行。内江、威远叶姓皆从入蜀第二代开始约定字辈取名，编修族谱时记载谱内。还有的虽然没有形成字辈，但取名时有字辈用字的约定。《陶谱》中记载回籍第二世有五子，为“之”字辈，三世为单名，五子各自分别以“金”、木、“水”、“火”、“土”偏旁选字为自己儿子取名，第四世就开始统一按照议订字辈取名。
第四，入蜀或回籍后，因为宗族内族人迁徙或散居形成新字辈。许多宗族内族人由于多方面原因，不断迁徙，出现散居，这样就导致同宗字辈不相同情况出现。同宗字辈不同有多种形式。内江、威远《叶谱》记载，内江、威远、资中叶姓入蜀初约定“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 字辈，乾隆乙亥年（1855）冬叶国祥迁移威远，修谱时将“官清民自安”改为“家齐业必昌”，并续增“奉先思孝友，诗书继世长。”而内江、资中叶姓依然按原字辈取名，内江叶姓也续增有“世家真有道，裕后必光前。” 威远的“家”为第六代，“世”为十九代，而内江的两字分别为十二代，十一代。这样形成同宗因迁徙分处不同地域而字辈变化，甚至出现相同的字辈字辈次混乱。简阳河东《钟谱》“各房另拟”字辈是一种同宗不同房、字辈不同的情况，但它是有意识改定并记载谱内的，有椐可查。乾隆壬子年（1792）马纯程修《马谱》时，回籍后以马纯程以上两代、以下四代共有六代了，九支并散居，他“观前后之名讳，竞有混同，盖因谱未修而派未确也。”于是，“六世以后作六言四句，循字以立派焉。”结果，在六言中概括的取名字辈就有同辈多达八字（偏旁）的，查阅《马谱》中该辈名字，实际还没有概括完。这是同宗无字辈、宗支不同和散居造成的。因而，《马谱》“马氏祠规”告戒族人“凡排行同班一字，多拟数字则亲而反疏，决不妄改。”避免同辈多字辈。
（待续）

好

【内容提要】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进程，一般史籍论述过于简单，以为移民浪潮的兴起，全由经济优惠政策一种手段；且缺乏详尽、准确的移民统计。通过对具体资料的分期、分区分析和阐释，可粗略测算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人数超过500万。这一波澜壮阔的移民浪潮，与清朝初年筹建、维系四川地方政权的行政调控息息相关，而后来四川人口的过度膨胀，亦与乾隆后期放任自流的施政方针大有干系。

“湖广填四川”的经济动因与清政府优惠移民的经济政策，已有多种史籍叙及，较为显明。然而细察移民运动的进程，确与清政府建立、维系四川政权的政治努力息息相关。因而，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加探析，进而对各阶段移民人口略加测算。

一、大移民的预演

　　大移民的浪潮是从康熙中叶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乾隆中叶才基本结束，主体阶段约达一个世纪（注：一般以康熙20年（1681年）平息“三藩之乱”后算起，到乾隆41年（1776年）四川人口基本恢复自然增长状态止。参见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考虑到其缘起是由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的奏折而来，以及其后嘉庆年间流民入川的再起，不妨将其稍作扩展，划为康雍时期与乾嘉时期两个段落。而顺治时期保宁政权招抚流亡的阶段，则可以看作是大移民的序幕（注：有学者认为，“湖广填四川”应从明末张献忠入蜀算起，甚至元末明玉珍入蜀算起，并进而认为“湖广填四川”在历史上有两次，而非一次，这是混淆了该历史事件的特定政治含义所致，故不取。另《华阳国志巴志》叙：“江州以东，其人半楚”，是否应算作最早的“湖广填四川”呢？如此追溯，恐非史家所宜。）。

顺治二年（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逝世后，清廷即在湖北设立“湖广四川总督”一职（注：《清史稿》卷197《疆臣年表》。 ），以罗绣锦为总督，驻荆州，意图由夔道入川建立四川政权，并派员赴四川招抚张献忠，未果。（注：《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顺治二年十月《总督八省军民佟揭帖》。）顺治三年，清军由汉中入川，在西充射杀张献忠，并追击至成都、重庆。但因全川残破，无以贡奉，遂退守保宁，招民垦荒，实行三年起科政策。王遵坦（山东益都人）随肃王入蜀，以右副都御史巡按四川，“招辑流亡，极意抚恤”（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5《职官志政绩》。）。杨三知（直隶良乡人， 顺治三年进士），外擢四川松龙道、上东道后，因上东道属经张献忠之劫，“存者在绝峒密箐中”，杨极力安抚，“招来千数百家，筑堡渝东，民名之曰杨公堡”（注：《清史稿》卷488《列传忠义》。），川北渐有起色。顺治四年，清廷“增设四川总督一员”（注：《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5。），但仍以湖广总督罗绣锦兼署；顺治五年，设置四川巡抚一职，以李国英为巡抚，驻保宁， 续行屯垦。 （注：《清史稿》卷201《疆臣年表》。）

　　然而，招民垦荒初期并不顺利，“复业垦荒者犹是寥寥然，未有成效可观。”（注：《清代钞档》，《地丁题本50四川2》， 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4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究其原因， “皆缘地方未静”（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6页。），观望避匿者甚多。“居者恐差粮为累而不肯疾于开垦，流者愈虑资身无策而不敢轻于复业也”（注：《清代钞档》，《地丁题本50四川2》，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4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也有“阻于关隘之盘诘，或苦于途费之艰难，欲归不得者”（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6页。）。顺治年间，尽管移民不太多，但却揭开了复业兴川、移民实政的序幕，川北保宁一隅，“户口稍聚”。这为康熙年间的大移民政策，提供了现实背景。

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恳祈清廷令各省督抚采取有效的行政手段，“于各属郡邑逐一挨查，凡有蜀民在彼，尽将姓名、家口造册咨送过臣。如资斧自具者，给与引照，促令起程；若贫乏缺资，注明册内，俟臣捐措口粮，另发舟车差官搬取”（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7页。）。这是要求各省督抚下逐客令，将流寓各地的蜀绅撵送回川（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9页。）。但由于当时全国普遍田园荒芜，各省同样面临垦荒复业的困难，此一举措无异于与邻省争夺残黎。因而四川“流移之招徕”虽已“先经入告及咨移各省，以及捐费差员，频频搬取”，地方官不可谓不努力，但效果仍然不佳，迄至康熙六年，“归鸿仍然寥寥”（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23页。）。可见移民这种大事，并非靠一两项简单措施就能解决问题的。

有鉴于此，康熙六年张德地主张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恳祈天语敕下各省督抚，于各属郡邑挨查，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庶士绅归，而流移小民亦将向风川至”。在发遣回籍过程中，“敢有抗拒不归者，即以违旨悖祖论；地方官仍敢隐匿容留者，亦以违旨例处分。如是，则外省不敢姑留，将见旋里者恐后，而从之者亦如归市矣。”（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24页。）

康熙对移民入川实政，十分重视，采取毅然措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行政手段。康熙七年正月，调升湖广巡抚刘兆麟为四川总督，同年十月裁撤湖广总督，以其地分别隶属四川等省。康熙九年三月，设置川湖总督，驻荆州，以蔡毓荣总其事，迁刘兆麟为浙江总督。（注：《清史稿》卷197《疆臣年表》。 ）康熙的这些强硬举措从行政方面消除了移民所涉及的巨大阻力。事实上，湖广地区隐匿着相当多的四川流民，历史上川中凡有变乱，蔽江而下者所在多有。加以湖广与四川，尤其与川东巴渝地区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渊源关系，辗转奔赴者亦不乏人。　　应该看到，这种行政举措在政治方面起了示范作用，这对于湖广人士是不言而喻的。伴随政治中心的西移，追风入蜀者当亦不在少数。尤其是“招民授职”，不拘省内省外，及“准令五年起科”（原定三年起科，后又宽至六年起科）两条颇具实惠的辅助措施在康熙十年正式议行，（注：《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36，7～8页。）对于湖广缙绅民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吸引力可谓强矣。

　　根据现存资料，粗略估算清初四川人口，可见下表：

清初四川人口统计表（表中括号内为估测数）

年代　　　 户数　　人口　 丁额　
资料来源
--------------------------
顺治十八年　 （50万） 16096
《清朝文献通考》卷19

康熙九年　（76980） （60～80万） 25660
康熙《四川总志》卷30

康熙十年　 18000　　　　　　　（18000）
《清实录》康熙朝

康熙二十四年　　　　（60万）　 18509
《清朝文献通考》卷19

由于《清实录》与《四川总志》的记录互相矛盾，且差距较大，《文献通考》的编者不取康熙九年、十年的四川户数（注：我们认为，康熙《四川总志》取材于地方文档，户数较为可信；《清实录》所记康熙十年户数似应为丁额较为合理。）。但《文献通考》所记丁额虽逐年递加，所采有据，却并不直接反映清初四川的人口数量。因此，李世平先生经过一番清查、考订，推算估计清初（顺治十八年）应有约50万人（注：参见李世平《四川人口史》，149～155页。）。这个观点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注：这一结论经常被引用，例如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69页，中华书局，1993。）。柯建中先生却根据康熙《四川总志》所记，从另一个角度推算估计康熙九年应有76980 民户（注：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445页。）， 这一观点也为一些人所采用（注：例如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10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根据这一见解，明末清初，四川每户约8口～10口，则全川人数应在60万～80 万之间（注：参阅李世平《四川人口史》，141～142页， 所引《明史地理志》资料，折算明代四川户口比例为68～12； 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446页，所引清代四川方志资料， 康熙六年资州户口比例为7，江津户口比例为87，兹取平均数。）。二者推算的结果大致吻合。这样，大略可以认为，康熙初年，招抚流亡，有二三十万（每年约二三万）流民重新回到四川。经过“三藩之乱”，户口聚而复散。但据丁额比例，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人口估计应有60万（见表中人口数字栏）。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康熙初年移民实川的成效，由于升科年限未到，并未全部反映在户籍编审资料中；继后“三藩之乱”发生，移民聚而复散，十数年间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但这并不是说清初移民毫无业绩可言。相反，正是由于康熙初年的种种行政努力，奠定了康熙中叶起至乾隆中叶止近百年社会大移民的基础。从某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预演。

二、大移民的兴起　　据现存资料记载，大移民的进程是从康熙中叶开始的。川西、川北属二次恢复生聚，川东、川中则为移民重点。

安县，“当明末乱后，尽成荒土，鲜有居民。清康熙中叶，始招民开垦，官给耕牛、籽种”（注：民国《安县志》卷26《食货户口》。）。乐至，“本境自明季荡版，鞠为茂草，至康熙三十三年，仅有27户”（注：光绪《乐至县乡土志》《户口》，民国元年刻本。）。苍溪县，“自献贼乱后，土着几空”。“顺治十年至康熙三十年，计户止85。”（注：民国《苍溪县志》卷9 《食货志户口》。）云阳，“自明季丧乱，遭献贼屠獮，孑遗流离，土着稀简，弥山芜废，户籍沦夷”。“至康熙四十年，始编审户籍”。（注：民国《云阳县志》卷9《财赋》。）这些州县的大体情形都相差不多，可以视作代表状况。其中部分州县，如苍溪、云阳等，清初也曾“招徕流亡”，“移民吴楚”，但仅“羁縻而已”，不及旧籍之半，真正起步规复，当在康熙三四十年。兹再举几例：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邹图云任大竹县令，“时奉文安集楚民，户口增益”（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6《职官志政绩》。）。康熙四十八年，徐缵功任蓬溪令，“楚民无业者入蜀垦荒”，田土纠纷不断。 徐善调解之，不数月“四境晏然”（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6《职官志政绩》。）。同样的情形在康熙四十五年李维翰任中江令时也发生过，李“拨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夺以安土着，不逾年而尘案一清”（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6《职官志政绩》。）。康熙三十九年，梁永祚任蒲江县，时“民多四散。永祚按籍招徕，计日授食，且给以牛种，履亩劝耕，复业者众”（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6 《职官志政绩》。）。康熙四十八年， 蓬溪县“安插新民曹石友等350余户”（注：道光《蓬溪县志》卷8《户口》。）。康熙三十八年左右，蜀人李先复上疏陈明湖广之民入蜀垦荒情形，“乃近有楚省宝庆武岗、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注：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史籍记载的诸多事实，均成为以上各县创业复垦的起点，清晰显示着一次大规模移民高潮的到来。

然而仅凭列举史料，很难说清康雍复垦移民入川的全貌。大移民究竟移入了多少人，需要适当加以估计。下面按清代划分的四川五道（注：清代四川五道的划分如下：松茂道辖成都、龙安二府，松潘厅、茂州、绵州及属县；川东道辖重庆、羡州二府，达州、忠州、酉阳州及属县；川北道辖保宁、顺庆、潼川三府；永宁道辖叙州府、建武厅、泸州、资州及属县，雷波卫、黄螂所、九姓司；建昌道辖雅州、嘉定、宁远三府，眉州、邛州及属县。）列表统计，大体上可反映康雍年间四川户数丁额的变化情况。

康雍时期四川五道户数丁额比较表

　　明代原额丁赋　康熙六十　康熙六十　乾隆元年
地　区　 （省略小数）　 一年户数　一年丁额　新旧户数
-------------------------------------------------------------------------------
松茂道　　145364　　　129109　　40469　　　106610
川东道　　170398　　　181032　　22236　　　159399
川北道　　190081　　　150543　　35746　　　132357
永宁道　　 99694　　　 64460　　20420　　　 89305
建昌道　　 73800　　　 54165　　25283　　　124529
全　省　　679337　　　579309　 144154　　　612200

　　　　　乾隆元年　　乾隆元年
地　区　　　丁额　　　流寓户数
---------------------------------------------
松茂道　　 106610　　　13026
川东道　　 159399　　　 8089
川北道　　 132357　　　 9854
永宁道　　　89305　　　 5813
建昌道　　 124529　　　 5178
全　省　　 612200　　　41960

资料来源：
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丁额均省略小数。　　

从上表可以发现， 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四川总户数已达579309户。如按1：5的户口比例测算，当时人口已达28965万， 基本上恢复了明代的人口水平（注：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户262694、口3102073。这是明代最高人口水平。见《明史地理志》。）。这其中，有多少是外来移民，有多少是四川土着，可以进一步测算出来。我们已经估计康熙二十四年，经“三藩之乱”后四川人口约为60万，折12万户，我们将这些人口全部算作土着，前此移入的均省略不计。按人口自然增长规律，如无天灾人祸，人口30年增长一倍（注：明代徐光启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农政全书田制》）清人洪亮吉根据清代情况也认为人口30年加番。这当然是增长较快的情形， 自然增长率达23，但如以50年～100年增长一倍计算，则移民人数更多！）， 至康熙六十一年共37年，若以30年户口增长一倍计算，那么，这时土着人口约为27万户、135万口；移民及其后裔达31万户、155万口，平均每年移入、增加约8000多户。

这个移民增加的速度还可以从表中所列雍正年间的资料得到佐证。乾隆元年（1736年），四川人口统计出现了新旧民户与流寓民户分别登录的情况。所谓“流寓户”，就是移民，因未到起科年限，暂不归于正册之列。一般而言，6年起科，流寓人口是前5年累计插占垦耕的新移民（注：康熙时垦荒一般6年起科，雍正八年规定四川垦荒田6年起科，垦荒地10年起科。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在鼓励开发山区旱地。但一般垦荒者皆以垦田为主，或田、地兼有，一旦荒田垦熟起科，流寓户即将列入正册，因而别册所列“流寓”只可能是前5年的移民，而不可能是前9年累计的移民。）。乾隆元年统计的41960户流寓， 反映了雍正年间的移民情况，大约每年8000多户，其比率与我们前文推算的康熙年间流民入川的情形相近，因而大体可信。

再看丁额情况。明代户少丁多，大约每户26丁。康熙年间，正好相反，丁税奇轻，平均每4户才承担1丁。雍正年间清厘丁税，严格每户1丁，在人口恢复到明代水平的同时，丁额也接近明代总额，这表明“湖广填四川”的政策调控行为已经达到预期目标。此外，丁额相近，大体也可视为人口相近，以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310 万人除以乾隆元年统计的654160户，每户约47人，则家庭结构也大体稳定，恢复到正常水平。　　值得重视的是统计资料所展示的五道户籍变动情况。乾隆元年较康熙六十一年，经历十三年，松茂道、川东道、川北道三道户籍不但不见增加，反而各减少约2万户，减少比例分别为174％、119％和12％。这一时期，三道也各有民户流进，但总的情况仍是出多进少，反映该三道在雍正时期（或许从康熙后期起），已由“宽乡”变为“窄乡”，一个二次流徙的状况正在形成。

同一时期，永宁道户籍增加25万户，建昌道增加7万户，增长比例分别为385％和1299％。尤其是建昌道，13年间户数增加13倍，显示了强劲增长的势头，反映这一时期川南、川西南已成为移民垦殖的重点区域。 三、大移民的波折　　大约从康熙五十年代起，清廷不再鼓励湖广之民入川。因政权业已巩固，勿须再移民实政。且文献记载，湖广入蜀之民多刁猾之徒，入蜀后指荒占熟，屡与土着争讼，甚而恃强侵夺，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人。（注：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之一《圣训》。许多学者误认为清廷“始终”鼓励移民入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条史料，也有人断章取义，录为鼓励移民入川的证据。该文重点在“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这一规定，否则即为“私垦”或“罪逃”，较之以往任人移徙，听凭垦荒的政策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条控制移民的措施，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即有人提出，“将楚民流寓开垦者，令各州县逐户确查”，“造具清册，咨移楚抚查明原籍”，“取具各州、县印结，转咨川省存案，方准开垦，入籍当差。”（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但康熙一直未加采纳，目的仍在休养生息，与民方便。直至康熙四十八年，仍告诫四川巡抚年羹尧，“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上任不得滋事扰民，“此为川中第一要事”（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94页）。）另一方面，湖广移民入蜀前往往将原籍房产、地亩变卖，在四川垦地届满5年登录起科时，又逃回湖广，欲赎回房产、地亩，争讼亦多，弄得两省皆难管理。因此，康熙五十一年发出上谕：“嗣后湖广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名姓、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复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移送湖广巡抚。两相照应查验，则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争讼可以止息。”（注：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之一《圣训》。许多学者误认为清廷“始终”鼓励移民入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条史料，也有人断章取义，录为鼓励移民入川的证据。该文重点在“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这一规定，否则即为“私垦”或“罪逃”，较之以往任人移徙，听凭垦荒的政策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条控制移民的措施，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即有人提出，“将楚民流寓开垦者，令各州县逐户确查”，“造具清册，咨移楚抚查明原籍”，“取具各州、县印结，转咨川省存案，方准开垦，入籍当差。”（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但康熙一直未加采纳，目的仍在休养生息，与民方便。直至康熙四十八年，仍告诫四川巡抚年羹尧，“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上任不得滋事扰民，“此为川中第一要事”（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94页）。）这无疑给湖广人入川念下一道严厉的“紧箍咒”；而对陕西入川者却非常宽松，因“陕西来者皆讲道德，与川民相安无事”（注：古洛东：《圣教入川记》，6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清廷曾于顺治九年张献忠余部刘文秀反攻保宁，浴血死战解围后，考虑从汉中就近支持保宁政权，遂于顺治十年设置川陕总督，以孟乔芳兼督四川（注：《清史稿》卷197《疆臣年表》。），陕西移民遂众。康熙初年因张德地奏议之故，复又偏重湖广。但从康熙二十年起，清廷恢复川陕总督，直至康熙五十七年川、陕分治。此后雍正、乾隆时期，也有不少年代川陕合治。川、陕行政区划一体，迁徙融合自然较易，一些地方遂有秦人超过楚人之势。（注：如绵竹，康熙时“课雨占晴半楚人”，到乾隆时，因地近西秦故，居然一变而为“楚居三，秦居五”了。）

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的15年间，虽湖广人迁移四川者仍年年不息，但终因有禁有限，获政府安插者甚少。雍正五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开禁，称“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之民，逃荒入川，不下数万户。请开招民事例，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方为有益”（注：《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61，29页。）。而雍正帝却说：“去岁湖广、广东并非甚歉之岁，江西、广西并未题成灾，何远赴四川者如此之众？！此皆本省大小官吏平日全无抚绥，以致百姓失所。身为司牧，而于地方民瘼漫不经心，尚何以腼颜任职乎。”“且地方官坐视百姓远徙于异乡，而不知轸念，不可不加惩戒。”雍正在申斥官吏之余，并将移民活动视为有害，“此等远来多人，良奸莫辨。其中若有游民无赖之徒，不行稽查，必转为良民之扰。”他在规定善后办法时，一方面严令清查，“果系无力穷民，即留川令其开垦”；另一方面又令当地官员对流民示以儆戒，规定安置流民所用牛种、口粮，“即着落本籍州县官照数补还”，以堵源的方式“杜流移民之患于将来”（注：《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

这一从严从紧的控制流民政策，到乾隆前期仍继续沿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中有一条资料记载说：“（川省）户口，原报743088户。乾隆十八年，广东省入川民人杨国能等408户， 湖南省入川民人蒋玉先等991户，广西入川民人胡志章等8户，江西省入川民人萧药荣等394 户，福建省入川民人林理臣等17户。乾隆十九年，广东省入川民人姚官秀等281户， 湖广省入川民人谢恭敬等1612 户， 江西省入川民人萧天祥等140户，广西省入川民人李子杰等73户。乾隆二十年，湖南省入川民人蔡芝茂等1860户，广东省入川民人高三才等590户。 ”（注：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8～9页。这个材料看来系从贵州省沿途关卡统计所得，因缺陕西等省北路入川户数，仅反映了南路入川情况。其中乾隆十九年“湖广”一项，应为“湖南”之误，见彭遵泗纂《蜀故》卷3《田赋》，21～22页，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兹据以列为下表：

入川民户统计表

迁　省份　广东　 湖南　广西　江西　福建　湖广 各省累计
　入
　　户　
时间　数

乾隆十八年 408　　991　　 8　　394　 17　　　　 1818
乾隆十九年 281　　　　　 73　　140　　　 1612　 2106
乾隆二十年 590　 1860　　　　　　　　　　　　　 2450
3年累计　　1279　2851　　81　　534　 17　 1612　 6374

资料中所载“户口，原报743088户”，显然系指乾隆十七年统计数（注：该资料从乾隆十八年叙起，则“原报”当为乾隆十七年之前，此姑按十七年计；另据《乾隆会典》卷9 《户部户口》载：乾隆十八年为750785户（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261 页）与之也较吻合，故从之。），比较乾隆元年的654160户（注：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乾隆元年新旧户数与流寓户数之和。），增长135％，16年间平均每年仅增长85，大大低于正常年间15 ～20的自然增长率，显示人口流入极少，并可能有大量流出迹象。（注：15～20为中等水平自然增长率，人口约50年～35年翻一番，平均每年净增长约2％～28％；如按85的净增长率，大约要118年才翻番，这是极不正常的，除非经历战争或饥荒。）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3 年间，资料统计移民共6374户，平均每年流入仅2000余户，亦大大低于康雍时期平均每年移民八九千户的情形，证明其控制流民移民相当之紧。即使考虑资料仅叙及南路移民情况，不妨将陕西、湖北等北路移民估算进去，加倍计算，也仅年4000余户，不及康雍大移民时之半。可见并未放松移民限制。

然而，持续不断的流民仍不避艰险，源源不断涌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荡。禁阻愈严，摩擦愈烈，不少地方官基于治安管理，忧心忡忡，屡请设法禁绝。恰在此时，乾隆皇帝却另有其想法，他在批阅地方奏折时训示：“此等搬移入川民人，其不法奸徒及往为嘓噜子等类，固应设法究治，并饬一切卡隘加意稽查。至于贫民远图生计，亦不可持之太峻。盖伊本籍如有产业，必不肯轻去其乡，何用阻截？若因亲族可依，就食他处，必尽行逐回，转绝其谋生之路。即如山东流民，往来各处种地者甚多，亦难概行禁止。”接着他又说：“嗣后入川民人给照查察之处，如系奸拐兴贩匪类，断宜严行究处；至实系良民觅食他乡者，虽未便明弛其禁，该督抚亦宜酌量办理，不必过于严紧。”（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67。 ）这实际上是在暗中开了一道移民入川的口子，这一年是乾隆十五年。

到乾隆二十五年，周人骥等又奏，“各省流寓民人，入川者甚多，请设法限制。”乾隆却反驳说：“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计难以自资，不得不就他处营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岂有自舍其乡里田庐而乐为远徙者？”“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05。 ）乾隆“以流通养贫民”的办法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放任政策，他将错综复杂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简单归结为一个“口食之计”，他认为：“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自求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不禁而自止。若该处粮价平减，力作有资，则生计所趋，又岂能概行阻绝？”（注：《清高宗圣训》卷80《乾隆三十年谕军机大臣》。）乾隆固执己见，轻率下令，着各地方官勿庸强为限制，“倘有流为盗贼，如川省嘓匪之类，则实力惩治，毋使养奸贻累。既不绝小民觅食之路，又可清闾阎盗贼之源，斯两得之”。宣布“传谕湖广、江西、四川各督抚，令其妥协办理”（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04。 ）。这样，从乾隆二十五年起，各省完全开禁，一个移民入川的新浪潮随之而掀起。

到乾隆四十一年，四川人口跃上一个新台阶，从乾隆元年的约 327万人（654160户）上升到乾隆四十一年的约778 万人（注：乾隆元年人口数按1：5折算，户数资料见嘉庆《四川通志》卷64《户口》； 乾隆四十一年人口数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40年间，人口增长约14倍，扣除其自然增长因素，移民及其后裔的增长约100万人。待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四川人口增长到5122250户、20937383 人（注：见嘉庆《四川通志》卷65《户口》，不包括番户，以便与前对照。有学者认为这一数字为嘉庆十七年统计，恐误，因卷中含嘉庆十九年户籍资料。另，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62页， 载嘉庆十七年四川人口数为21435678人，册出《嘉庆会典》卷11，可资比较。）。

现仍按五道列表比较如下：

乾嘉时期四川五道户籍人丁比较表

　　　 乾隆元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二十年
地　区　户数（1736）户数（1815） 人口　　 平均每户人口
---------------------------------------------
松茂道　　 119636　　 1530537　　 5839104　　　　 38
川东道　　 167488　　 1333042　　 4663190　　　　 35
川北道　　 142211　　　767285　　 3692575　　　　 48
永宁道　　 95118　　　731924　　 2781225　　　　 38
建昌道　　 129707　　　759462　　 3961289　　　　 52
全　省　　 654160　　 5122250　　20937383　　　　 41
　　　　　80年间户数
地　区　　增长（倍）
松茂道　　　1279
川东道　　　 796
川北道　　　54
永宁道　　　77
建昌道　　　59
全　省　　　781

资料来源：
嘉庆《四川通志》卷64、65。


从表中可以看出，乾嘉时期四川人口继续大幅度增长。据推算，80年间，户数增长78倍，人口增长64倍，而每户人口却从47 人（或5人）减少到41人，（注：47人 ／户系按乾隆元年丁额户数折抵明代丁额人口比例310万计算，与5人／户相差不多，故也作旁证，推算方法误差不大。）意味着分家自立者众，随着社会移民的递增，家庭规模日趋缩小。我们仍按前式计算，人口每30年翻倍，自然增长率为23，则每年自然净增约33％。乾隆元年以327万人计（5人／户），80 年间增长到1674万，这一期间，移民人口仍达420万之众，平均每年约5万人。这个数字，已属相当高的比率，超过了康雍时期移民入川每年八九千户的水平（注：康雍时期平均每年移民入川人数应低于4万人， 因移民家庭一般不足5口，多数仅2口～3口，上表统计也反映出这种趋势。）。而且从表中可知，乾嘉时期是四川人口由适度走向过剩的重要转折时期。前40年，移民增加约100万，相当于康熙时代移民人数的65％； 而后40年，移民猛增约320万，相当于康熙时移民的206％。五道之中，松茂道人口增长最多，户增达128倍，人增约10倍，其余各道虽不及川西突出，但也呈猛增之势。毕竟荒地有限，随着人浮于地的情形普遍出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自然结束。

　　一般史籍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描述得过于简单，仿佛康熙时的一纸优惠政策，便泽远一二百年，将四川造成一个5000万人的大省。殊不知，康熙时仅移入155万人；雍正时清丈土地，限制流入，出入相抵，尚不足自然增长数，证明清廷完全可以用行政手段抑制盲流，调控省际人口；恰恰因为乾隆时的放任态度，乾嘉时期（嘉庆二十年前），四川移民即达420万之众，从此步入过剩之途。乾隆应该是对四川人口过分膨胀负有直接责任的一位君主[em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