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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主题: 袁桷的学术传承、政治生涯及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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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恒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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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2006-03-15 20:47:35 人气:4392楼主

袁桷的学术传承、政治生涯及社会网络

袁桷的学术传承、政治生涯及社会网络

——元中期南士境遇之管窥

Academic Origin ,Government Life and Social Network of YuanJue

 ——The Conditions of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in Yangze Delta in Middle Yuan Dynasty

历史系00级孙瑜

Hitory Department of Grade 2000 SunYu

摘要

本文实际是为袁桷作传,讲述一个馆阁之臣在元代中期平淡无奇的生活。他按照士人标准完成学业、出仕、交游,为人古板,毫无情趣可言,循规蹈矩地走完此生。文章有些琐屑,有些冗长,但的确可以真实反映那个时代南士团体的状态:茕茕孑立、郁郁寡欢、暮气沉沉,明知没有未来而寻找未来。

Abstract

The thesis is actually a biography of YuanJue ,who lived a peaceful life as a Guange minster in middle Yuan Dynasty. .YuanJue ,an old-fishioned and inflexible man,kept his life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studying the confucian ,working for central government and making friends with many scholars and bureaucracies.That is all for him. The article is somewhat trival and lengthy ,but it can truly reflect the lonely,gloomy and apathetic life of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in Yangze Delta,finding the hope in despair.

                                               

元代南士是一个很潦倒的阶层,他们没有宋代士大夫那样养尊处优,怡然自得;也没有胆量像明朝官员那样不畏艰险、直谏皇帝。他们在元朝的四等人制度中位居最后,在社会阶层划分中,又以“九儒十丐”为世人轻视,在元代前三朝,竟然连科举都没有举行,南士们苦学之后却没无出仕之门。逆境中生存,决定了元朝南士具有更加坚韧的品格。

综观中国古代士人研究史,元代南士的研究比前后两朝宋、明少得多。笔者分析原因有二:一是元代时间较短,加之政府对士人不甚重视,士人群体必然较宋、明少一些;二是研究者在主观上轻视元代南士,把精力大多投入宋明学术史、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元代南士(北方士人数量相对较少)所起的重大作用正是在于继承宋代纷繁复杂的学术源流,经过整合、发展传于明朝,造就明清学术的空前发展。

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晚年又号见一居士。庆元鄞县(今
浙江宁波)人。曾求学于王应麟、戴表元、胡三省等大儒。入仕后,任丽泽书院山长、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应奉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翰林修撰、翰林待制、集贤直学士、翰林直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官职,泰定元年辞官归里。谥文清。其在词林,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对历代礼乐沿革,官吏迁次,百家诸子目录,士大夫族系,悉能推本溯源。著作有《清容居士集》、《延祐四明志》、《易说》、《春秋说》等著作。

笔者选择袁桷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袁桷是王应麟的门人,又师事戴表元、胡三省,与舒岳祥、史蒙卿都有联系;袁桷的祖辈有很多人名列《宋元学案》,袁爕与袁甫都是陆九渊的传人,袁桷本人较早提出会同朱陆之说,这样通过研究袁桷的学术传承可以对南宋后期到元代前期四明一地的学术动向有整体把握。其次,袁桷是一名饱学之士,戴表元称:“伯长持身有士行,居家有子道,天资高,文章妙,博闻广记,尤精于史学,近复贯穿经术,他如琴书、医药诸艺深得其理。”[1],他三十岁左右被推荐到元朝做官,致仕前任翰林侍讲学士,位居二品,在南士中地位较高,影响较大。他撰写的《清容居士集》及《延祐四明志》都保存至今,但对他本人的系统研究仍是空白,是元代士人研究的一个缺环。故而,笔者从袁桷的学术传承、政治生涯及社会网络三方面进行考证、研究,进一步把握元代南士的生活境遇及政治地位。

一、袁桷的学术传承

袁桷身处四明,此地自南宋以来学术繁荣。南宋后期,陆学传入浙东,经“甬上四先生”弘扬后,盛极一时,以至方回说:“朱文公之学行于天下,而不行之四明,陆象山之学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2]南宋末年,以黄震、王应麟、史蒙卿为代表的朱学又取代陆学在四明占优势。袁桷是王应麟的门人,史蒙卿又是袁桷的母舅辈,他们对青年时代的袁桷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袁氏家族是四明望族,诗书礼仪传承悠远,累代为官,无论在政治上,或在学术上地位都举足轻重。袁家长期与四明相族史家联姻,使两家盘根错节、交织于一体,实力更令他族望尘莫及。

袁桷能在元朝前期对南人非常不利的氛围中,脱颖而出,出仕元廷,和他代表的地域、家族、学术都有很大的关系。以下,笔者将对袁桷的学术传承做初步考证。

1、家学传承

笔者通过阅读袁桷的《清容居士集》,结合苏天爵为袁桷作的墓志铭,及参考《上虞小越袁氏宗谱》,首先将袁桷的家族谱系大体整理出来。

(一)袁元:字昌年,汝南(今属河南)人,尝徙居青州(今属山东),宋咸平年间进士,任新昌(今属浙江)县令,遂举族迁浙,从此世代蕃衍,被后人尊称为县令公,开创了一门越支袁氏。
(二)袁田
(三)袁宠
袁满 (四)袁瑴 袁毂  袁方  袁阑
袁瑴占籍开封试进士,历官至祥符县丞。袁瑴、袁毂俱迁徙四明。
(五)袁谓:赠少保。
(六)袁皋:赠太保。靖康难作,随青州兵复归里,积善好施,年八十余去世。
(七)袁昇:眀州助教,赠太师、卫国公。树德卑让,乡里尊信。
(八)袁韶:字彦淳,幼学于袁爕,登淳熙丁未第。韶为吴江丞,得罪苏师旦,家居避祸。嘉定改元,为临安尹,后为同知枢密院事。以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奉化郡开国公致仕,赠太师、越国公。
(九)袁似道:字子源,一字静奇。以父荫补承务郎,监无为县襄安镇。淳祐七年通判嘉兴府,累官知襄州。以与贾似道同名退隐,宝祐五年卒,年六十七。
(十)袁洪:袁桷父。字济源,年十七以祖父袁韶遗泽补官,咸淳九年出任建康府通判。元军至建康,辞职归家。元廷授官,皆不受。家饶实,藏书甚富,常延致各地硕儒故官教授子弟,王应麟、胡三省、戴表元及诗僧圆至等都曾馆于其家。

在介绍袁桷的直系亲属外,对于和袁瑴一同迁入四明的袁毂及其后辈也大略交代一下。

袁毂:袁瑴之弟。字容直,又字公济,北宋仁宗嘉祐间进士,少年时即博览群书,以善词赋而名闻天下。曾列举盐法利弊,奏请减轻盐税,后任杭州通判、处州知府。尝试开封为举首,苏轼为之亚,及贰郡,轼为守,相得益欢,唱酬篇什甚富,著有《韶类》百卷。在《宋元学案》中名列《士刘诸儒学案》,为楼郁门人。

袁爕:桷高叔祖。字叔和,南宋孝宗淳熙进士,调江阴尉,宁宗即位,以太学正召。庆元党禁起,去官。宁宗朝,官至礼部侍郎。与丞相史弥远有隙,被劾罢,后起知温州。曾师事陆九渊,学者称为絜斋先生。《宋元学案》专立《絜斋学案》,为江右陆学一派,谥正献。

袁甫:桷曾叔祖,袁爕子。字广微,嘉定七年进士第一,为秘书正字,迁秘书郎,后官至兵部尚书、兼吏部尚书。在《宋元学案》中,名列《慈湖学案》,称蒙斋先生,亦为陆学一派,谥正肃。

袁商:桷曾叔祖,字清夷。登嘉定十六年进士,治诗赋,端平三年自太常博士除秘书郎,进著作佐郎。官至宝谟阁直学士。

袁桷的直系亲属中虽然没有出现比较著名的学者,也是诗书礼仪传承之家,袁氏的另一支族和陆学有较深的渊源,袁爕、袁甫都是当时陆学的代表人物。袁桷生长在这样的大家族中,首先对历代典章制度应该比较熟悉,对考据学应该很有兴趣。另一方面他对朱陆之争必然会有一些见解,他较早提出会同朱陆之说,认为:“陆子与朱子,生同时,仕同朝,其辩争者,朋友丽泽之益,朱陆书牍具在。不余百年,异党之说兴,深文巧辟,而为陆学者不胜其谤,屹然墨守,是犹以丸泥而障流,杯水以止燎。”[1]他对朱熹的学识还比较敬重,但对当时学子们膜拜朱子,空谈性理的浮躁学风大感不满。故而在文集屡次痛斥朱学的不良风气。袁桷对陆学也有一些看法,称“晦庵先生晚岁每言陆文安公之门人多得践履,是盖深忧其徒之学邻于上达,后百余年党同恶异,空言相高,其弊有甚于昔。”[2]从以上言论可见,袁桷是主张扎扎实实做学问的,对朱学、陆学都不甚感兴趣,至少对他们的学风很不满。

袁桷入元廷后,大多数时间在翰林国史院任职,修撰历朝实录是其职责所在,修辽金宋史更是其毕生的愿望。袁桷的祖辈中有多人参与修撰史书,袁桷称:“先高叔祖少傅正献公(袁)爕当嘉定间,以礼部侍郎秘书监专修宋史,具有成书。曾祖太师枢密越公(袁)韶为秘书著作郎,迁秘书丞,同预史事。曾叔祖少傅正肃公(袁)甫、吏部尚书(袁)商俱以尚书修撰实录。”[3]

袁桷是元代很有名气的藏书家,这和他祖辈不无关系。《至正直记》载:“四明袁伯长学士,承祖父之业,广蓄书卷,国朝以来,甲于浙东。”[4]推究起来,袁氏藏书始于袁韶,《袁氏旧书目序》载:“袁氏旧书目者,目袁氏旧书之存于今者也,始曾大父越公举进士时,贫不能得书,书多乎抄,强记至用。……旧书之传距于今四世矣。”[5]袁韶是袁桷的直系亲属中,在宋朝时最为显赫的一位,他年轻时虽然家境贫困,却奋发读书,对袁氏家族的振兴有先导之功。到袁桷时,袁家已经维持了四代的繁荣局面,可是袁桷的后代比较无能,坐吃山空,“伯长没后,子孙不肖,(书)尽为仆干窃去,转卖他人,或为婢妾所毁者过半。且名画旧刻,皆贱卖属异姓矣。”[6]

袁氏是官宦世家,自南宋中后期,很多重臣出自袁家。袁氏祖辈在南宋时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到袁桷生活的时代依然还会发生作用。如袁氏与南宋后期相门史氏数代通婚,互为表里。袁桷的曾祖袁韶与权相史弥远在朝堂上相互呼应,为他人视为一党;袁桷之母出自史氏;袁桷的两个姊妹都嫁给了史家;袁桷的后人依然与史家联姻。史家在元朝时已经败落,袁家在当时却比较兴盛,可见他们后来的联姻已经不存在什么政治意义,而单纯是两个南宋的世家大族对往昔的怀念,借联姻来巩固他们南宋旧家的地位。袁桷的心中未尝不为他的家世感到骄傲,对那些寒门出身的官员较为轻视,只是当时已经不再以家世作为衡量官员的标准了,袁桷也只能暗自喟叹。

2、宿儒耆老的影响

袁桷的家乡是四明,在南宋末年至元朝初年浙东活跃着一批著名学者。袁桷之父袁洪凭借家族雄厚的财力,聘请一些硕儒入袁氏私塾,教授袁氏子孙。可以说,在学术上真正影响到袁桷的是王应麟、舒岳祥、胡三省、戴表元、诗僧圆至等人。

王应麟(1223——1296) 四明人(今浙江宁波),字伯厚,号深宁居士,一号厚斋。淳祐进士,宝祐四年(1256年),又中博学宏词科。正直敢言,对南宋后期用人不当及各项弊政,多批评建议,先后触迕丁大全、贾似道、留梦炎,屡遭 罢斥。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后辞职而回乡,专事著述二十年,宋亡不出。所著有二十余种,约六百余卷。考订性札记《困学纪闻》一书,综罗文献,贯串古今,最为后世推重。另编有类书《玉海》。文集《深宁集》不传。

根据《至正直记》载,袁桷从十二岁师事王应麟,受典制之学。[1]这也是袁桷日后最为精深的一门学问,悉究前朝典制人物,无人可及,袁桷的家世对他在典制方面也会有影响,现在也无法考究谁的影响更大些。大德五年袁桷被朝廷任命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得知此消息,袁桷立即动笔撰写《郊祀十议》,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于大德六年进献于太常寺,足可见袁桷专长于此。

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刊印,袁桷为此书作序。王应麟去世后,袁桷作祭文悼念,其中有云:“道大如天,学广如汉,企而望之,自涯而返。末俗滥觞,昧彼一贯,舍学而言,所执愈涣。……笃生我公,是宗是师。……磅礴万类,众何敢当。”[2]王应麟应是袁桷最为钦佩的老师,只是他们年龄相差太大,沟通有限。

 戴表元(1244-1310)宋元之际庆元奉化人(今浙江奉化),字帅初,一字曾伯。宋度宗咸淳进士。任建康府教授。后弃职,从事文学。入元后长期不仕,至大德八年(1304年)始被荐,授信州路儒学教授,未几又以疾辞。为文清雅,力主改革宋季萎蔽的文风,因而名重东南。门人甚多。有《剡源集》。

袁桷十三岁开始从戴表元习文章。“戊寅之秋,愚騃无肖,承先子之命,以奉洒扫。”[3]戴氏为东南文章大家,“其文清深整雅,蓄而始发。”[4]他对王应麟、舒岳祥非常尊重,“独执子弟礼,寸闻只语,悉囿以为文。”[5]袁桷深受诸位耆老的影响,文学造诣很高,清四库馆臣称袁桷:“著作宏富,蔚为承平雅颂之声,文采风流,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6] 戴先生去世后,袁桷深念师徒情义,向元朝皇帝上疏刻印戴先生遗文,当即今所见《戴剡源先生集》。

胡三省(1230-1302)台州宁海人(今属浙江),字景参,改字身之,号梅磵(一作涧)。宋宝祐四年进士。为慈溪尉,因忤郡守被劾去职。德祐元年(1275)因荐入贾似道军,言不获用而归。官终朝奉郎。入元隐居不仕。胡三省在中进士后,即奉父命刊正伪托的海陵本刘安世《资治通鉴音义》,依陆德明《经典释文》例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篇。景炎元年(1276),流亡新昌时丧失原稿,后再购他本重注,并加考异,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制度之沿革均为之注。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音注《资治通鉴》,又作《释文辨误》十二卷。

袁桷在二十岁时,拜胡三省为师。胡氏也是在袁家完成《资治通鉴音注》的第二稿。袁桷在史学上的修养应部分传承于胡三省,另一部分来自家学。袁桷年轻时,即“以是(修宋史)自任”[7] ,曾与好友曹士弘对此问题有深入的探讨,后逢杨镇龙农民起义,家中所藏书籍尽被烧毁,遂绝此念。苏天爵在《袁文清公墓志铭》曾言:“尝奉诏修成宗、武宗、仁宗三朝大典。……王(拜住)尤重公学识,锐欲撰述辽、宋、金史,责成于公。公亦奋然自任,条具凡例及所当用典册陈之,是皆本诸故家之所闻见,习于师友之所讨论,非牵合剽袭漫焉以趋时好而已。未几,国有大故,事不果行。” 在英宗朝,袁桷虽没有编成宋、辽、金史,但袁氏所藏书籍日后被其孙袁曮献给朝廷,[1]对宋、辽、金史最终修成起到了一定作用。

史蒙卿(1247-1306)鄞县(今浙江鄞县)人,字景正,号静清。宋咸淳元年进士,授景陵县主簿,吕文德帅鄂,檄入幕,十年改江阴教授,迁平江。入元不仕,侨居天台,讲学不辍,从者益众。有《易究》十卷。其“著书立言,一以朱子为法”[2]。大德十年卒。

史蒙卿和袁桷都曾求学于王应麟,也算是同窗。但史蒙卿为袁桷外家舅氏,年纪比袁桷大十九岁,故袁桷还是对他以长辈相视,曾向他请教问题。[3] 袁桷入仕后,史蒙卿曾写信嘱托袁桷为其作墓志铭。史蒙卿是当时理学的代表人物,袁桷对朱学、陆学似乎都不甚感兴趣,对理学的学风也多有微词,两人的学术路子很不同,很可能是史袁两家累代的交情联系着他们。

舒岳祥(1217-1301)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字景薛,更字舜侯。宋宝祐四年进士,以文学师表一代。入元寓居奉化,戴表元从之学。大德五年卒,年八十五。

圆至(1256-1298)字天隐,号牧潜,又号筠溪老衲。高安人(今属江西)。俗姓姚。十九岁出家为僧,元初主建昌能仁寺。曾于入元后遍历荆襄吴越,禅理之外,颇能读书,刻意为古文,笔力崭然。

关于袁桷与舒岳祥、诗僧圆至的关系,史料较少。舒岳祥名列《师友渊源录》中,和袁洪有一些交情,袁洪曾“作书俾桷往事之”[4],从舒岳祥习词章。在舒岳祥的《阆风集》中,有一首给袁桷的诗《次韵袁伯长寄赠之作》,云“越公之贤孙,访我欲具航。老我日已短,公孙意何长。悲歌寄赠什,歌罢复彷徨。”[5]对袁桷寄寓厚望。

圆至曾馆于袁家,教授子弟,袁桷也应在其中。两人相差只有十岁,故圆至对于袁桷应该亦师亦友。袁桷在青年时与圆至同游钱塘,后来仍有书信往来,在圆至的《牧潜集》中,有封信《与袁伯长》,追忆了当年与袁桷出行时的情景,也表达了对袁洪的问候。

3、袁桷的学术评价

在《宋元学案》的《静清学案》中,全祖望如是评价袁桷:“清容作静清(史蒙卿)墓志,于其易代大节,言之已悉,而学统所在,不甚了了。清容文士,其于儒学深奥,宜有所忽也。”[6]全氏在此批评了袁桷不懂“学统”,对于史蒙卿的墓志来说,就是不懂理学的学统。袁桷的确没有对理学进行过深入研究,但这是个人兴趣问题。袁桷与史蒙卿虽既是同里,又有亲属关系,但二人在学术上,似乎没有很大的传承关系,即使袁桷曾向史蒙卿请益,对袁桷产生很大影响的一直是王应麟、戴表元等人。袁桷对理学的一些流弊也很有看法,似乎也影响到了他对理学的整体印象。故而对史蒙卿的学术方面写得过于简略。另一方面,《静清处士史君墓志铭》应作于延祐五年之后,此时袁桷已升为集贤直学士,要撰写大量的公文及应酬文章,写作质量自然要稍逊一些。

笔者以为袁桷家居的几个时期,在学术上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在未官前,他撰写的《郊祀十议》是他在典章制度方面较有心得的作品,他同时代的人中能写出这样作品的并不多见;延祐七年,他主持编撰了《延祐四明志》,集中反映了他对于礼仪之因革、官阀之迁次、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诸子之略录,悉能推本原委的才能;在泰定元年后,他归里期间作《易说》、《春秋说》若干卷,未脱稿而身故,遂不传于世,可见他对经学还是有一些造诣的。

戴表元曾言:“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永嘉之学,志非不勤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诸贤,力肆于辞,断章近语,杂然陈列,体益新而变日多;故言浩漫者荡而倨,极援证者广而颣。俳谐之词,获绝于近世,而一切直致,弃坏绳墨,棼烂不可举。文不在兹,其何以垂后?”[1]可见,戴表元对理学占统治地位也是略有微词,而且他也不喜江西诗派,这都直接影响到了袁桷。袁桷的诗“语多比兴,杂以游仙,其原出于陈子昂、李白,而上阐张协、郭璞,下参晚唐李商隐,以博丽救宋诗之野,以缥缈药宋诗之直者也。”其文“则颇仿韩愈,避熟就生,而拗蹇迟重,以异苏轼之快利;然阔适鬯遂,亦非宋祁之茁轧。”[2]可见,袁桷作为文人,有比较鲜明的文风,不拘于宋,而以唐为师。

袁桷的主要身份还是一名文士,这也是他在翰林院、集贤院安身立命之本。苏天爵在《袁文清公墓志铭》中曾言:“公在词林几三十年,扈从上京凡五,朝廷制册、勋臣碑版多出其手。”[3]仁宗、英宗朝属元代中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的文臣儒士,如虞集、邓文原、贡奎、马祖常、王士熙等,他们切磋文艺、诗文唱和不断,元代中期的诗文繁荣,尽借上述诸位之力。袁桷活跃其中,在平和的环境中为官、治学,终其一生。

袁桷是那种一生过得很顺,却没有取得很大成就的人。他在考据典制之学上用力最多,却只有几篇文章传于后世;他的老师王应麟则撰写了好几部著作,被奉为宋代考据典制之学的大家。他在史学上本该有一些成就,如果幸运的话,他得以修撰《宋史》,后代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他,可惜支持他的英宗与拜住过早的去世,他也只好告老还乡;他的老师胡三省却因《资治通鉴音注》在史学界大大的有名。袁桷在当时的文学界还是有些名气的,他却没能被列入元代文学四大家,可能是因为他这个人比较古板,缺乏诗人的浪漫与不羁;他的老师戴表元,他的好友虞集都被视为元代诗文大家,受后人关注。无论如何,袁桷也不是一位思想家,他对朱学、陆学都无心进行深入研究,以旁观者的态度,主张朱陆会同,他在治学上又属于那种严谨保守型,对后世朱学、陆学浮夸的学风必然会产生反感。笔者以为袁桷在考据学、史学、文学方面,不是水平不够,而是运气不好,没能有经典著作流传于世。

二、袁桷的政治生涯

四明袁氏家族是官宦世家,从北宋中期开始,出过多代高官显贵。袁爕、袁甫、袁韶是比较著名的南宋官员。与袁氏家族世代联姻的史家更是高门望族,南宋的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三代在南宋为相。袁桷在为其子向史氏请婚的文书中曾说:“唯阀阅吾徒之当保,何闾阎余子之争前。谢彼浊流,成是古道。”[4]可见袁桷对自己的家世非常引以为荣。

袁桷之父袁洪曾任南宋建康府通判,元军至建康,他辞职归家。元军进入四 明时,袁洪为保护百姓不受骚扰,求见元军统帅张弘范,使得元军没有滥杀无辜。至元十五年,袁洪入觐世祖皇帝,授朝列大夫、邵武路同知、改温州,但他一直称疾作辞。无论袁洪是否入元为官,他对元朝这种认可的态度,对袁桷进入仕途是有积极作用的。

袁桷如何入仕是需要首先讨论的问题。在众多南士遭遇冷落之时,他却受到程鉅夫等人的推荐而做官。台湾学者孙克宽认为袁桷是门荫做官。[1] 笔者对此提出异议。原因如下:一、苏天爵的《袁文清公墓志铭》称:“大德初,群贤萃于本朝,闻公才名,擢翰林国史院检阅官。”[2]二、《立碑告墓祝文》载:“甲戌岁(至元十一年),先公升员郎,法当从是进秩,且得以官其子,先公正色曰:我即死,官亦不以与。”[3] 可见袁洪不希望袁桷门荫做官,可能更希望他能够以科举入仕。况且,当时是南宋末年,袁洪尚且如此,入元后,袁洪一直称病不出仕,袁桷何以门荫做官。三、馆阁之臣不易门荫,多取有才者,袁桷当时已小有名气,任丽泽书院山长,其家又是南宋望族,故推荐他做官不无道理。

袁桷的仕宦生涯经历了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五朝。在成宗、武宗朝,他位卑言轻、不被重用;仁宗、英宗朝标榜儒学、重用文士,袁桷在此阶段可算青云直上,由翰林院修撰,迁待制,升集贤院直学士,又转翰林院直学士,后拜翰林侍讲学士;泰定元年,袁桷辞官归家。在元朝,袁桷在有意于仕宦的南士中,已属比较幸运的,大多数南士都被不公平的四等人制度压抑在社会的最底层,默默无闻,无出头之日。但另一方面,袁桷所历官职中,又无不是清要之职,几乎是毫无实权,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制定也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就明显不同于元世祖时期的某些汉族儒臣,世祖能启用他们,并委以实权,使其才能得以最大发挥。

1、入仕之初

l        丽泽书院山长

袁桷在入仕之初担任山长,山长是书院之长。在元朝地方儒学的学官中,只有教授才有资品(正九、从八),学正、学录、山长、教谕都没有品级,但元初不举办科举考试,故此许多儒士选择担任地方儒学的学官入仕。

袁桷在成宗元贞元年(1295)担任丽泽书院山长,是由戴表元的好友王龙泽推荐的。王龙泽曾是南宋状元,后任元朝南台御史,他在当时算是比较有权势的南人,推荐袁桷是他能力所及。

袁桷对是否赴任似乎很犹豫,“怀丽泽之牒,当行巳久,而不肯决”[4]。按理说,袁桷不会有为宋朝守节的想法,即使他的父亲也没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他对这个职务还不太满意,因为它是没有品级的。最后,在戴表元的劝说下,他还是去丽泽书院赴任了。

苏天爵所作《袁文清公墓志铭》称:“年二十余,宪府荐茂异于行省,授丽泽书院山长,不就,”[5]这一说法很有问题。不但戴表元《送袁伯长赴丽泽序》可做证据;袁桷撰《龙兴路司狱潘君墓志铭》载:“元贞元年,桷掌吕成公丽泽祠”[6]更是明白无疑;柳贯当时在丽泽书院学习,在他撰写的《祭袁侍讲文》中,对这段往事也有交待。袁桷在丽泽书院大概作了三年的山长。

l        成宗大德期间

大德初年,袁桷受举荐作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但未及上任,在大德二年初他的妻子去世,不久他的父亲也病逝,他在家守制三年。大德五年,朝廷重新任命袁桷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大德六年,袁桷赴大都就职。

元成宗是一名守成的君主,在政策的制定上基本依照世祖时期的定制,在继位之初,“诏中外崇奉孔子”[1],又任命儒臣王恽、赵与为翰林学士,对儒学还是比较尊重的。赵与和袁桷的父亲都是史家的女婿,和袁桷有亲属关系,在袁桷入朝之初应该是给与照顾的,可惜赵与在大德七年就去世了,不能再进一步提携袁桷。袁桷为赵与作行状和墓志铭。

袁桷在翰林国史院表现得很不错。他在大德五年即作好了《郊祀十议》,入朝后将此献于太常院,当时朝廷初建南郊,“礼官推其博,多采用之”[2]。大德七年十月,袁桷又因起草《进五朝实录表》,受到翰林学士承旨阎复的赏识,升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大德十年,“朝廷作圜丘,(袁桷)得预议焉。”[3]袁桷在礼制上的特长在当时得到充分发挥。当年,袁桷官秩已满,归家等待新的任命。

l        武宗朝期间

袁桷在家闲居一年多后,接到新的任命,于大德十一年赴大都。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笔者估计此时袁桷已升任翰林国史院修撰。当时成宗已经驾崩,武宗新立,改朝换代之时,加封官爵是很常见的。袁桷上《贺武宗皇帝登基表》,当年又参与修撰《成宗实录》,姚燧主持此项工作,袁桷称“大德末年,桷以史属预修成宗实录。于时,承旨姚先生实领史事,见其涂抹详定,若不经意,而一受润色,即粲然与班马并。”[4]袁桷非常钦佩姚燧的才能,但他与姚燧共事的时间比较短,故没有进一步的往来。

武宗在位只有五年时间,但他的施政方针和前朝有很大的区别,对儒学不甚重视。袁桷在朝中作了三年的官,就归家了。此后两年,朝廷一直没有给袁桷安排新的职务。至大四年初,武宗驾崩。朝廷有意重新起用袁桷,但中间出现了一些小差错。“旧岁(至大四年)冬十月,将入直翰林,舟来吴门,知有代者,乃不果行。”[5]袁桷的官职被别人顶替了,两年之后的皇庆二年,袁桷才重返大都。

袁桷在武宗朝似乎没有什么政绩,主要是为朝廷写了一些制册文书,为亲朋故友撰写了一些小文。他当时和吴全节关系很好,吴的父母受封赠后,袁桷作《饶州安仁县柳侯庙碑》,这只是他撰写的许多碑文中的一个。

2、官运亨畅

l        仁宗时期

仁宗是一个尊崇儒术的皇帝,在他统治的十年间,他以尊孔重儒,勉励学校,培养人才为先导,一步步地走上了推行科举,以兴治道的施政历程。袁桷在此期间如鱼得水,倍受圣眷。

袁桷入朝后不久,估计在延祐元年就提升为翰林待制,同时也参与了《武宗实录》的编撰。同年五月,袁桷第一次随圣驾到开平避暑。延祐二年,仁宗开科 举取士,袁桷担任殿试读卷官。这一年,袁桷没有去开平,而是被派到杭州公干,具体作什么不得而知。延祐三年,朝廷追荣翰林院官员的亲属,袁桷得以追赠其母、其妻,其父袁洪因原来品级太高,未得追封。同年八月,袁桷三年官秩期满,这次他并没有归家,而是连任翰林待制的职务。延祐四年八月,袁桷担任大都乡试考官,同时负责出题。延祐五年二月,袁桷又一次担当殿试读卷官,所点进士日后都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同年五月,袁桷升任集贤院直学士,他过去在翰林国史院一直担任属官,不很重要,而直学士是集贤院的主要官职,其上有集贤学士、集贤侍读学士、集贤侍讲学士等,袁桷从此进入了仕途比较辉煌的时期。袁桷开始在集贤做官时,已经五十三岁,身体多有不适,命第二子袁瑾来大都服侍。延祐六年,袁桷又一次随帝赴上都,在此期间撰写很多公文、诗文,收于《清容居士集》。延祐七年初,袁桷感觉身体健康状况不堪重负,辞官归家。

袁桷在仁宗朝最大的飞跃即是从一名属官而升任为一名高级官员,这一过渡对一名南士来说是很难的,柳贯虽然寿命很长,但最后只作到了翰林待制。袁桷又经历了最令士人激动的科举考试,苏天爵称:“贡举旧法,时人无能知者,有司率咨于公而后行。”[1]可见,袁桷参与了科举制度议定工作,而且还担任了第一届科考的考官,其名为天下举子所熟知,其声望大大提高,袁桷“取文务求实学,士论咸服”。袁桷先后两次随仁宗赴上都,而能去上都的官员大都是被皇帝倚重的,可见当时仁宗已经比较信任袁桷了。

l        英宗时期

    英宗是一名汉化很深的君主,他受其父仁宗的影响,崇信儒术。延祐三年(1316),他被立为太子后,又成为朝中儒臣刻意熏陶的对象。经过十多年的春风化雨,他在思想上服膺于儒家学说,表现出较高的汉文化素养。拜住是英宗最为得力的助手,他出身于元朝功臣木华黎之后,在蒙古贵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来源于儒家的政治理想。这对少年君臣的合作拉开了新政的序幕。英宗的新政历时只有十个月,从至治二年十月到至治三年八月。此次改革对袁桷本人很有益处。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病逝。当时袁桷仍在家,同时主持了《延祐四明志》的编撰工作。英宗至治元年二月,袁桷回京,参与编修《仁宗实录》,朝廷又开新科,袁桷负责出题,并任会试考官;三月,入集贤院任原职;四月,他再次随驾赴开平,与王士熙同邸;八月回大都后,将与同僚们唱和的诗文结成《开平第三集(辛酉)》。至治二年二月,袁桷拜醮长春宫,张留孙去世后,朝廷任命吴全节为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真人、统摄江淮荆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袁桷与吴全节是要好的朋友,时有往来;三月,袁桷从集贤院转到翰林院,任翰林直学士;四月,袁桷再次随驾赴上都。

 在至治二年八月,英宗、拜住开始改革,表现之一是大量启用老臣儒士,袁桷也是受到重用的儒士之一。袁桷对此次改革积极支持,并参与了一些活动,苏天爵称:“郓王拜住独秉国钧,作新宪度,号令宣布,公有力焉。”[2]拜住与袁桷私交甚好,当时英宗命国工为拜住画像,袁桷作画像赞,“公述君臣交修之义以励王”[3]。南宋灭亡以后,修撰辽宋金史成为当务之急,直到英宗朝时仍没有系统修成。拜住非常了解袁桷的史学才能,将此重任托付给袁桷,“公(袁桷)亦奋然自任,条具凡例及所当用典册陈之,是皆本诸故家之所闻见,习于师友之 所讨论,非牵合剽袭漫焉以趋时好而已。”[1]袁桷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详细列出自己搜集遗书的成就,若不发生南坡之变,袁桷也许真的会修撰成辽金宋史。

袁桷和皇室的关系也很融洽,鲁国大长公主是英宗的姑母,她非常喜爱汉地文化,经常召集汉族文士聚会,袁桷就是常常被邀请的一个。袁桷曾记载当时的场面,“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鲁国大长公主集中书议事执政官、翰林、集贤、成均之在位者,悉会于南城之天庆寺。命秘书监丞李某,为之主其王府之寮寀。悉以佐执事,笾豆静嘉,尊斚絜清,酒不强饮,簮佩杂错,水陆毕凑,各执礼,尽欢以承饫赐,而莫敢自恣。酒阑,出图画若干卷,命随其所能俾识于后。礼成,复命能文词者叙其岁月,以昭示来世。”[2]

至治三年五月,拜住推荐袁桷作翰林侍讲学士,英宗依允。袁桷在当年没有随驾去上都,八月,突然有旨召袁桷、虞集、马祖常、邓文原等同赴上都,在中途得知铁失弑君、杀拜住,沉痛的心情可想而知。英宗、拜住对袁桷有知遇之恩,袁桷也深知以他的年纪再遇见这样的明君贤相已经不太可能了,一旦他们不在了,袁桷的政治生涯几乎也走到了尽头。

3、日薄西山

南坡之变发生在至治三年八月五日,不到一个月,泰定帝就迫不及待地在龙居河登基,他与英宗被刺似乎不无关系。泰定帝在继位之初,为了争取民心,铲除铁失及其余党,尊崇英宗,昭雪冤案,追封大臣的亲眷。泰定元年,“(袁桷父)又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会稽郡侯,郡君加会稽郡夫人。”[3]但袁桷似乎对这些措施没有什么反应,屡次以身体健康为由,请辞归故里,泰定帝最后同意。

袁桷归里后,虽然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但由于他声名远扬,求他撰写文章的人也是络绎不绝。袁桷对当时朝廷的事并非一点不关心,退隐之后,仍手书推荐苏天爵入翰林国史院。泰定三年,王克敬在绍兴路做官,袁桷和他时有往来。同年八月,袁桷任江浙乡试考官,但由于他的儿子袁瓘突然去世,袁桷只好中途归家。他在归隐的几年中和当地的官员僚属很熟悉,替他们撰写了许多公文。绝大部分时间,他在家中潜心读书,作《易说》、《春秋说》两部书,最终没能完成。泰定四年八月三日,袁桷去世,终年六十二岁。

4、袁桷政治生涯评价

袁氏是显宦世家,做官的传统一直影响着袁桷。桷从入仕到致仕,期间三次秩满归家,但他每一次都是等到新的任命就立即赴官,为官之心可谓诚也。《进郊祀十议状》载:“桷近奉敕牒,授桷前件官,拜命以来,实窃战汗。自惟庸驽俚儒,滨海蛰处,平时所习,不过以雕虫篆刻,粉饰其固陋,诚不自意俾获擢用,扪心顾影,愈积愧腼,思欲上报朝廷之万一,退揆素志,愿以上陈。”[4] 言辞恭顺,体现了袁桷被授官以后,对皇恩的无限感激。

袁桷虽热衷于为官,但绝不是趋炎附势之徒。他对当时的游士寻官的不良风气多有微词。在《送邓善之应聘序》中,他曾说:“近世先达之士类言求进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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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上

[2]《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五《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3]《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三《西山阡表》,四部丛刊初编本。

[4]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进郊祀十议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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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滋溪文稿》卷九《袁文清公墓志铭》,中华书局。

[2] 《滋溪文稿》卷九《袁文清公墓志铭》,中华书局。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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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中华书局。

[2]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袁桷传》,中华书局。

[3]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书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后》,四部丛刊初编本。

[4]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书姚牧庵赠播州杨安抚汉英乐府》,四部丛刊初编本。

[5]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壬子岁除告祖祢祝文》,四部丛刊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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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元代金华学述》附录《清容居士集与袁桷》,台湾私立东海大学出版,民国六十四年。

[2] 《滋溪文稿》卷九《袁文清公墓志铭》,中华书局。

[3]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立碑告墓祝文》,四部丛刊初编本。

[4] 《剡源代先生文集》卷十二《送袁伯长赴丽泽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5] 《滋溪文稿》卷九《袁文清公墓志铭》,中华书局。

[6]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九《龙兴路司狱潘君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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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戴先生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2]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八百零一页, 中华书局。

[3] 《滋溪文稿》卷九,《袁文清公墓志铭》,中华书局点校本。

[4]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瑾请婚史氏》,四部丛刊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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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滋溪文稿》卷九《袁文清公墓志铭》,中华书局点校本。

[2] 《宋元学案》卷八七《静清学案》,中华书局。

[3]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静清处士史君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4] 《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三《师友渊源录》,四部丛刊初编本。

[5] 舒岳祥《阆风集》卷一《次韵袁伯长寄赠之作》,四部丛刊初编本。

[6] 《宋元学案》卷八十七,《静清学案》,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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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正直记》卷四《四明厚斋》,收于《元明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祭王尚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3]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祭戴先生》,四部丛刊初编本。

[4]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戴先生先生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5]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戴先生先生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6]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七《清容居士集提要》,中华书局。

[7]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曹士弘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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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容居士集》卷二一《龚氏四书朱陆会同序》,四部丛刊本初编本。

[2]《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跋瑱山经德堂记后(象山先生作)》,四部丛刊初编本。

[3]《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四部丛刊本。

[4] 孔齐《至正直记》卷二《别业蓄书》,收于《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5]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袁氏旧书目序》,四部丛刊本。

[6] 孔齐《至正直记》卷二《别业蓄书》,收于《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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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二《送袁伯长赴丽泽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2] 方回《桐江集》卷三十一,元代珍本文集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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