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湖北东方车桥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陈昌银
本报特邀撰稿人 袁资有
陈昌银这个人，只会工作，不会享受。熟悉他的人都这样对他评价。在拥有1500多名职工的湖北东方车桥公司，象他这样的得到国家认可的技术尖子，也就只那么三两个。可是，一个小小的县级企业能在改革开放后短短的十年间左冲右突，在汽车行业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国家级中型企业，没有一两个“陈昌银”还真不行。
帆布蓬下长出来的理想
陈昌银在校就是一个象鱼一样喜欢沉到水下去的、数一数二的高材生，华中工学院的老教授看中了他的才气，让他留校搞科研、攻技改，可上山下乡的洪流将他冲到了鄂西北山区。人在深山，其志不减。在谷城汽配厂，他把在校没有吃透的东西又反复地嚼了几遍，在知识结构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1975年，他所在的谷城汽配厂既生产农用脱粒机，也生产插秧机，钻床、手扶拖拉机什么都上。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省机械厅让该厂转产解放汽车前轴：厂里派陈昌银到一汽、二汽等地方去考察，发现在生产汽车前轴时，产品的成形准确性和质量的强度上总是不尽人意而又都是束手无策。陈昌银和几个技术人员的想法不谋而合，既然人家轧钢厂能采用辊锻工艺，汽配厂能否也试一试呢？意见一提出，就遭到厂里多数“经验派”人士的反对。因为生产前轴用“辊锻”法，在国内外都从没听说过。然而支持陈昌银的也大有人在，因为陈昌银的改革设想毕竟不是信口雌黄。经过一番严格的技术论证和逐级报批，陈昌银的“辊锻法”总算是碰上了“伯乐”！省机械厅批示：这个新方法应予支持。在开始“辊锻法”的日子里，面对创业者常有的厂房、设备、资金等困难，陈昌银和一帮年轻人一起跑武钢、上洛阳，把别人的残钢旧械收络回来，在老厂后边的田畈里搭起帆布蓬，从这里开始了他真正的人生追求。在蓬中他们一呆就三年。“三年不知肉味”，他们没有节假日，没有朋友的聚会，没有花前月下，有的只是带盐味的苦汗，错过开饭时间的饥饿和摸夜路在身上留下的疤疤欠欠。三年后，他们终于亲手造出了一台用“辊锻法”进行生产汽车前轴所必须的辊锻机。高材生们造出来的机器，和当时同行业的机

器都毫不例外地有一个通病：锻造车生产的前轴不仅难于一次成形，而且三五次“辊”出来的东西还不一定那么标准。到此，如果勉强生产也不“丢人”，但是在技术上，陈昌银属于追求十全十美的那一类。面对“强度、精度、深孔穴加工”三个技术难题，经过在蓬里上千次的试验，陈昌银对症下药，用制坯增加小设备、来回调头180 度成形的辊锻新工艺，实现了“利用小设备干大活”的构想。在当年国家经贸委举办的“一汽生产工艺论证会”上，“土专家”发明的辊锻机引起了国家专家的极大兴趣，现场操作测试，一举通过了部级技术鉴定。
陈昌银在帆布蓬下长出来的理想，终于在谷城插上了奋飞的翅膀。从谷城起飞，飞向更广阔的天外。
为理想，他成了忙碌的“飞人”
为了把辊锻机的技术再来一次飞越，为了把谷城前轴推向市场，陈昌银每年要在全国各地奔跑200天以上。1995年创造了321天的最高纪录。 在省城的武工大带队学习期间，他3个月没顾上闲逛一次大街， 没顾上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在这有限的三个月，他却制作出了一个比原辊锻机小三倍的模型带到实验室，进行“回炉式”的辊锻工艺模拟大攻关。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一实验终于成为“湖北省1985年重点技改项目”。于是，全省铸造、锻压方面的专家、学者闻讯云集谷城，实地学习了这一“六五”攻关项目的先进成果。国内首次解决了锻件“成型长度”、“焊部稳定”和“表面光洁度”三个方面的技术难题。在申报湖北省“星火项目”和国家新推“火矩”科技重点项目的日子里，陈昌银苦战了2个多月， 才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他本不善言谈，可到了这时候，他介绍起产品的技术性能和工艺流程来，却头头是道，令专家听着觉得有“门道”，让外行也听得入了门。凭着自己产品的独特性能和陈昌银的不懈努力，谷城车桥产品获得了湖北省科技成果一等奖和1993年中国专利优秀奖。
在今年10月下旬前往青岛洽谈业务的旅途中，他们连去带来只用了3天。按理讲，陈昌银是部级专家， 出门带小车理所当然，但他本着一切从俭的原则，只和几个小年轻坐了硬座。 对方厂址离著名的旅游胜地－－崂山只有1个小时的路程，事前已经安排了去名山浏览观光的日程，却一一被陈昌银婉言谢绝了，在谈完业务的当天晚上11点就立即安排了整装回程；目的只为了“现在忙，将来不忙；

现在忙点，将来稳操胜券；忙中出信誉。”
顾“大家”，忘“小家”，陈昌银以厂为家。大女儿上了南京理工大、小女儿初三毕了业，他也没有顾上辅导一个作业题。他把学问都传授给了工人。结婚20多年来，厨房里妻子从不让他进一次，说起做饭、洗衣的“工艺流程”，他除了歉意，还是歉意。不过他说，没有这个家作他的后盾，他的事业恐怕不会这么一帆风顺而卓有成效。
融个人理想于企业理想之中：誓将“铁”拳打天下
有了过硬的产品，还要有广阔的市场。产品只有占领了市场，才会有它的生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陈昌银追求一个“真”字。真诚待人，质量真正象“铁”活一样过得硬。
上个月，江淮680型汽车需一种汽车前桥， 寻遍大江南北无“意中人”，最终还是到谷城“落了户”。工人们说，这是“家有凤凰树，不愁巧鸳鸯”。前不久，日本丰田公司在我国招标一配件生产的合作伙伴，一开始，有34家工厂参与夺标。经过3轮角逐，到最后只剩3个主要对手。从质量、信誉、时限、成本诸方面考查，结果连另两家军工厂也只好拱手服输。按国家规定：车桥产品的内在质量性能是50万次，日本最好的也只有150万次， 而我们东方车桥的计数却高达296万次。 当日本客人了解到陈总在1995年被评为襄樊市“科技兴市带头人”时，当即和他签定了300多万元的生产合同。这种车前轴将从1998 年开始进行批量生产。
在日常生产中，陈昌银也是视产品质量为“眼珠”。在一般情况下，配件中的主销和锁销的中心距离差距只要在30个丝单位以内，在装配和使用中绝不会影响质量。但是，陈昌银认为：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本厂的配销必须把误差单位缩小到5个丝才行。有一次， 一个工人超出了这个额定指标，陈昌银硬是帮他一口气返工了400 多件产品，并按厂规给予了处罚。
对出厂的产品，陈昌银苛刻是真；对于进厂的产品质量，陈昌银也半点不马乎。在工厂改建时，洛阳方面来了一个施工队准备装设备。陈昌银一看，不依。合同上明明写着安装技术人员是总师级，而且车间上欲装的行车轨道和合同上签的有出入。对方领班说规格不同也“能用”，但陈昌银认了真：能用－－请出示相当级别的权威证明。最后，对方终于服了输，改正了错误作法。

这一切，不是一个“管家婆”的带有小家子气的细致，而是体现了一个主人翁具备的共产党人严谨扎实的过硬作风。
以厂为计，但遣理想做“嫁衣”
搞生产工艺，和许多行当一样，也是“艺好学，窍难得”。但为了东方公司的兴荣，陈昌银对工友们却是又传艺，又授窍。
张金刚是厂里的年轻工人，陈昌银发现这个小伙子肯钻研、悟性强，就大胆启用他为技术副科长，业务上放手让他去挑重担。从1993年到现在，由张金刚独上的项目已多达500多个。 其中为日本科士特公司设计生产的车桥堪称复杂之最。有一次，下班回到半路上，陈昌银得知王吟洪还在为一个技术难题伤脑筋，马上折回身来到车间，他们一干就忘了时间，下午上班的号响，他们才想起午饭还没吃，──家里还有老家来的一桌客人！
为了带出一帮技术骨干来，陈昌银有时甚至是舍得一身“寡”的。1992年，厂里有几个年青的技术骨干逐步地成长起来。但真正独自担“大梁”的事谁也没谱。有一个技改，年青人失败了，厂里损失了两三万元，一时上下议论纷纷。今后究竟还放不放？陈昌银当即问情况、找原因、担担子，鼓励年青人不一定要按厂里的老“经验”搞，并肯定他们的思路是对的。结果终于取得了第二次试验的圆满成功。给厂里赢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陈昌银和别人还有一点不同之处。象他这个年龄的学者和技术人员，往往多有“经验之谈”。陈昌银却视经验如旧鞋，能改便改。他总是说：“经验，不等于科学。”所以，他鼓励青年人尽可能多地从实践中摸索、掌握一些新的东西；自己也从青年人的改革实践和外国的先进生产技术中更新自我。
每趟出差回来，别人总是带回些小玩、衣物，而在陈昌银的行李里，每趟出差回来总有不少的新科技、新信息、新产品、新市场。去年腊月二十，他到上海出差，正赶上他腰椎间盘脱出。回来下火车时，天公又不作美下起了鹅毛大雪。没有了行人，没有了三轮，身上的钱也全买了书。他硬是躬着身子，背着一大袋书籍、资料在雪地里“走”了近十里地。回来后，他把这些资料分门别类，有的放在图书室，有的交给了技术科，有的发给了车间工人。
作为工厂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不仅关心职工的学习，同时也把学

习新知识作为自己跟上时代步伐、作为工厂和市场和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途径。在组织上安排他出国考察了南韩和德国后，他回来后又是写心得，又是撰论文，使周围人受益最大的，恐怕要算思想的转变了：企业的成败兴衰，产品是今天的饭碗，而工人的知识才是明天的“铁”饭碗。要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上看我国企业的发展。
理想在奉献中升华
没有轮子的汽车其速度难于想象，而人离开了理想就如汽车没有了车轮。
从七十年代进厂到现在，无论是在帆布蓬下试验，还是在改装车间里操作，也无论是在夺标中角逐，还是在课题里“玩命”，陈昌银想的只是为中国人“争口气”。技术攻关“开夜车”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补助单上却从不见他的名字。安徽一家机械厂去年要改进一个车桥，以5万元的重金想私自聘请陈昌银到合肥去“走一趟”，他却把客户介绍给了厂里，赢得了32万元的利润。1995年，陈昌银等5人获得了湖北省星火科技成果二等奖， 颁发了一笔可观的奖金，可他想到参与实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就干脆拿出来平分了，他自己也只要了200多元。1994 年厂里要实施采暖工程需进一批保温材料。来自省内、外十几家保温材料厂的销售人员也开展了激烈的竞争。当时，厦门的一个推销员自以为脑子活套，在晚上朝陈昌银家里送“红包”，谁知，却吃了陈昌银的“闭门羹”。仅此材料差价一项就为厂里节约下了２万元。
东方车桥公司的前身是谷城县车桥有限公司或谷城县汽车配件厂，技术员和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而陈昌银带领的课题组却始终如一地默默奉献着。在改革开放“孔雀东南飞”的日子里，厂里军心稳定，有几只“孔雀”想“飞”到南方去，一想到陈昌银的如父之爱，又收起了扑腾的心。有的“飞”起来，在天空打了个转，又回来了；他们舍不下这方山水这方人，舍不下这厂和这如家的集体。
在“六五”、“七五”、“八五”期间，由他主持完成的科研、技改、星火项目、火矩项目达14个，由他主持的象EQ153、五十铃、丰田120、95B 等汽车前轴前桥高新产品开发项目达16个，由他主持撰写的《汽车前轴成型辊锻工艺》获得了机械工业部的认可，并被评为1995年部级样板工程，填补了该项目的国内空白，同时获得了“七五”全国星火计划博览会金奖。1996年，陈昌银

个人获得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和省机械厅联合授予的“湖北省技改项目优秀个人”称号。
汽车前轴辊锻工艺和前桥生产线在东方公司的使用，是国家批准的节能定点实验项目。据估算，该生产线将使企业在“九五”期间生产总值由目前的1个亿增加到10 个亿，利税由1千万增加到1.5亿元。作为明年元月8 号即将更名启动的“湖北三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谷城汽车配件厂”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总工程师，陈昌银既兴奋，又倍感肩上的担子重大。创业、守业虽难，和开拓市场、开发产品比，敬业才是现代人所最难得的。
陈昌银，正是这种难得的人。

--记谷城县官司坊乡洪峪小学张勋发
鄂西北有个山区叫谷城，谷城县有个贫困乡叫官坊，官坊有个大山寨村，山高、水险、地广人稀，没有耕地。寨子66户山民一年四季与外界隔绝，不通车、不通电，过着刀耕火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可是，山隔水阻没有隔断知识的春风对山寨的洗礼，22年来,这里的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一直稳居100％。村民们说，“学校就是章老师的家，章老师把学生当自己的娃！”
章老师叫章勋发，谷城县官坊乡洪峪村大山寨小学的民转公教师。1979年高中毕业，村里想让他当会计，镇上想让他办企业，县里想让他进机关，学校想让他复读一年再考……，当他正难以定夺时，大山寨小学的第15任教师因结婚而调走了。平日里朗朗的读书声、孩子们的嬉戏欢闹声、穿过山林跳过涧水的课铃声仍没有响起。没人敢到这被“穷”气裹了一层又一层的深山老林中来当“孩子王”。
这件事传到了章勋发的耳朵里。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改变山寨愚昧落后现状的决心，章勋发毅然放弃了唾手可得的“铁饭碗”走上了四级复式教学大合唱的山寨讲台，20多门功课他将一人担。开学第一天，他早早地打扫场院，抹净桌凳，在黑板上写上了“同学们好！”几个大字。可是一直等到放学，四个年级也只来了4个学生。他满腔的热情换来了一盆冰水。但是他向来是个不服输的人。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教育，他挨家挨户走访，宣传《义务教育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学生家长主动送子女入学，并把十里以外的适龄儿童接到学里住读。第二天他找回了6名学生，第三天请回了10人，第四天又接到了17名学生。八组的张红艳、张振富同学不满七岁就离开父母在校住宿，生活不能自理，章老师就和他们同吃同住。王保双、王保群兄妹俩是山寨小学最贫穷的学生之一；家有年过花甲的爷爷奶奶，身长毒疮，长年卧病在床的父亲，母亲因为不堪过度的劳累和艰辛的生活，远走他乡。留下兄妹俩孤苦伶仃，面临失学的危险。章老师亲自上门把他接到学校，自己出钱给她买药治疗，免收他俩的一年学杂费，还为她买学习用品，全部吃喝都靠章老师接济。弱智学生陈珍，连吃饭都有些不能自理，学习的难度自不必说。章老师特事特办，天天对她另起炉灶另寻蹊径，终于使她也能达到及格水平。大山寨两山喊得应但要到达得10多个小时，大部分孩子只得住读。他们中小的才六岁，大的也不过九岁，面对这样一群孩子，章勋发既要当“爹”又要当“妈”。白天管吃饭、晚上管拉撒，课上讲道理、课下讲做人，堂内摸课本、室外抓勤工俭学。因为山里落后，不说是交学费，就是带得来玉米粉子吃的也不多。30多家的心垒到他一人头上操。他成了山里山外最忙最忙的大忙人。
对于走读生，他冬接三九，夏接三伏。冬天黑的早，林中常有野兽出没，回校摸黑，章勋发常得要准备三四个火把。有次送学生火把带少了，不慎掉下山岩，过了三天才被采药人发现救起。大山寨山高，水也深。走读生一半要摆渡坐船。章勋发就从上船下船教起，从坐船安全事项，再到应急方法面面俱到。对于住读生，使他最操心的就是生病。一个冬雪封山的夜晚两点钟，学生张振富头疼高烧，热敷吃药都不见效，章老师赶紧把他背到6里外的村卫生室，诊断为急性脑膜炎，村里没有对症的药物，人命关天，章老师背起张振富立刻赶往20多里外的粟谷医院，雪地上不知跌了多少跤，4小时后，张振富终于捡回一命。昏暗的煤油灯下，没有人督催他，也没有检查他，他却一加班就是三四个小时，一节节，一章章、一本本的教材钻研教材。白天教学、晚上批改，节假日做教具、卡片。没有电，油灯凑合；没有办公费，他就从他月工资17.2元中抠；他高中毕业当老师了，可他不得不从家里朝学校拿粮食，因为他除了自己，还要顾班上40多个不是他的但属于他的贫困孩子。
以校为家，家家放心；而自己家却让妻子一人操心。三百六十行，行行赚钱，当山里老师贴钱。而章老师丝毫没有想走想“飞”的意思。近十年来，章勋发十多次放弃了“铁饭碗”、“万元户”的机会，终于借“普九”的东风，使大山寨小学由四间黑屋与洪峪合并搬进了宽敞明亮的两层楼。一天，章勋发收到在外打工的姓黄的同学来信：“勋发，来南方吧， 这儿月薪800多元，而你的8块5也好，17块2也罢，一个月的工资能买到一包烟吗？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三百六十行，民师不能当”！钱，时时让他为学生们操劳的东西，月收入100倍的反差，相当于他10年的劳动报酬！清贫的他，何尝不向往那优越的工和丰厚的工作待遇？然而这如饥似渴的30多名学生怎么办？他咋下得了心去做这个寨子小学第16个逃兵呢？为了把根留住，1985年，他与本村一位农家姑娘结了婚。家离学校20多里山路。妻子在家中承包了五亩责任田，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98年5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 妻子下地去了，小女儿换重感冒高烧不止， 从床上滚到地上，从屋里滚到屋外，猪崽将她衣服撕咬破了，幸好人没事，当妻子回来帮女儿捡回了一条命后，对他理解地报怨说：“女儿的命真大……”
章老师家只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他的钱都花在了学生身上。仅这两年多时间他就为王保双、王保群兄妹俩垫杂费500多元。22年里，章勋发的总工资不到2万元，而在他家全免费吃住的学生就有5名。他总共教过600多名学生，贴油贴盐不算，人均减免学费2元，也要占他工资的十分之一。更何况，学校一切办公费都是从他自己口袋里掏、为学生备些常用药要从自己收入中拿。前年他才转为公办，能拿到手的工资月不超过400元。前年，以3分之差，女儿中考没能上高中，他宁可自己贷款5400元上卫校，也没有给政府和领导找麻烦。襄铁电子中心一位好心人给他寄来1000元补贴，可他又全部转补给了陈小龙、常月姣等多名学生。大山寨22年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经济或生病等原因而辍学。为了更周到地照料学生们的衣食起居，他干脆把妻子接到了学校。从此淘米做饭、买药治病，深夜给孩子们盖被子之类的事情，终于有了个帮手。他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专心教学了。
生他养他的大山给他一分的爱，他就用万分的情加以回报。经年的潜心探索，终于化作了润物的春雨。大山寨小学的教学质量一直在全国同级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近五年，由县教研室统一命题，乡教管会统一组织的期末考试，他们四个年级12科次中，有7科的及格率、优秀率、 综合指数达到了全乡第一。2000年期末他的学生还一举囊括12个第一的七个。他的劳动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党和政府也没有忘记他的无私奉献。他多次被评为县级先进个人和“师德标兵”。去年五月又被县团委授予“跨世纪优秀青年人才”的称号、九月又授予“襄樊市十佳师德标兵”的称号。

3/怀念父亲 袁先述 (1926-1990)

父亲在一九九O年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远离了反而倍加怀念他。
父亲生于一九二六年腊月廿四过小年这天的戌时，一生漂泊四方，难得安定。是不是属虎的人不该生在这寒冬腊月，我不敢说，但从我记事起，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个快乐的、固执的、闲不住的、颇有能力的人。
父亲的一生坎坷不平，没有幸福安定的生活可言。他生在湖北省谷城县石花二道崖子(现殷畈二队)的袁家大瓦房。父亲的生父叫袁本善(五房)，由于六房儿子少，父亲曾过嗣给袁本根(六房)当养子，按命理上说，过户领养，自然谈不上什么好命。
在父亲这辈人中，他还算个有文化的人。八岁之前读了几年私塾，四书五经，增广贤文之类的文章，他都能横流倒背。我的家谱知识自然也是出自父亲的口授。更为可贵的是，他还会不少的英文单词。据说是在部队漂学的。我很佩服他的记忆。张之洞的对八国联军的对联，就是他讲给别人时我录下的。八国联军挑衅：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坐上；张之洞答：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还有象“风吹马尾千条线，日照水面万金”等等。这当然不算什么大事，大的也有：虽然《西游记》、《水浒传》他都了如指掌，但对于《封神榜》和《蒒仁贵征东》、《蒒仁贵征西》、《济公传》三部书可谓是横流倒背。也许，我的文学细胞与此不无关系。
父亲从小给人放牛为生，八岁在放牛时被抓了壮丁，家里竟不知道了他的去向。从谷城辗转宜昌到四川，开始一路上都是用绳子洞穿衣裤，十个人一连，以免逃了。到了广元才被分在通讯连。虽然没跟日军交过火，但他们在前线与后方间战时架线，也是提着脑袋过日子的事情。他曾结在全师架线和攀电杆大比武中荣获第一名。他的有关电学的知识，大概就是在这期间学的。
一九四八年，父亲随军参加了著名的“成都起义”，到二OOO年去世前，才因此得到了民政津贴。
解放前后，被安排在了成都发电厂工作。那段日子可能算得上小康的。根据推算，父亲可能是在一九五O年在成都认识了帮人看孩子的母亲的，父亲和姨父是战友，大姨是母亲的姐姐。父母是五一年结婚，住在成都市小草坪8号。这个户口本直到我参加了工作觉得不重要了，才扔掉。五一年生下我的长兄袁群祥。五一年到六一年这十年，工作上结识了一帮象他常提起的罗永康、邱什么。但生活上一直是操劳的。因为两个人都在电厂上班，袁群祥生下来就一直害病，身体软弱无力，药品不断，一点工资都花在了治病上。袁群祥活到九岁上就告别了人世。母亲说，她好象是上辈子欠他的债，账收完了，他就走了。可见老大把她给拖累得也实在够呛。当时我家已经有了另外四个孩子。二哥袁玉祥是五三年出生的，三姐是五六年，四姐是五七年。
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父亲先被下派到了条件十分艰苦的川西森工林业局工作。后来为了生活方便，母亲也到了川西。和身在大城市的成都市相比，生活是令人无法忍受的。雪上加霜的事情是，一九六二年国家实行了精减压缩政策，父亲又被名列其中。身在异乡的父亲这时才感到了人生的无助。由于解放后他曾给湖北老家的兄弟写了一封信，当堂兄袁启发从抗美援朝前线给父亲在四川的地址写了另一封信之后，父亲和湖北就有了联系。在无奈之下，他想起了老家湖北。当时袁启发从朝鲜回国后在南河电站当了总指挥，也是红极一时的人物。父亲来信问他湖北的情况怎么样时，他表示这里人才奇缺，条件甚好，住的吃的都不用操心。这就坚定了父亲回湖北的决心。九月收到袁启发的信，十月就办了户口迁移手续，肩挑一担行李，手牵三个孩子，肚子里揣着还没出世的我，从重庆坐船，经宜昌、沙市，就回来了。
湖北的情况当时很差，比川西更差。没有住房，没有用具，没有工作。亲戚们一家人捐了一点日常用品。生产队把小场房腾了出来让我们暂住。住进去还不到一个月的冬月，我就出生了。免费从四川周游到湖北的我，就这样注定了要生在湖北的农村，长在缺衣少粮的时代，一切靠自己奋斗。
一九六三年，罗永康来信说，当时林业局列入被下放的对象但人没离开的就原地安排，就走了我父亲一人。六二年，父亲三十六岁，真是“人到中年三十六，喜的喜来愁的愁!”姨父曾谈起想收养我事宜，我也颇为心动，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办。我想可能还是因为户口在农村，非城镇户口过不去的，况且是从农村到成都这样的大城市。
才到谷城的日子，这里没有电，没有打米、磨面的机械，没有这方面的人才。父亲着实很抢手的人才。记得他常说：在赵子沟修水库时，发电机坏了，几千人停工，从县里来的工程师也修不好。父亲被请去了，一会儿就找到了毛病，电亮了。他名声大挀!六十年代的打米机、磨面机、脱粒机，七十年代的照明线路架设，都是他一个人指挥操作。但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辉煌仅在东湾这一块，没有出过五山区。这就是人生的悲哀了。不知道他当时满足不满足，但没有在更大程度上发展，是后半生的潦倒的根源。
进入八十年代，农村实行了农村责任田个人承包制度，我们兄弟姊妹中，大的四个成家分开了，小的还在上学，父亲成了家中的主劳力。从八一年到九O年父亲去世这十年里，父亲是做农村的体力活累死的。原来从没做过活的他，整田、下种、收割、挑担、打米磨面，白天黑夜，什么都得做。我看得心里不好受，每回去就帮着做农活、挑水、做饭。
父亲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算命的说将来能享小儿子的福!”我听在耳里，记在心里，决心养活他老人家，尽我的一点孝心。非常遗憾的是：父亲走的太早，我的孩子一九九O年才三岁，我的工资才六十多块钱，关键是我在谷二中的住房才半间还不到二十平方米。一方面我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兄长因计划生育超生给父亲找了很多的麻烦和经济负担。
记得父亲去世那年年三十，还专门到二十里开外的我的单位来接我们回去团年。当他听说孙子正病得厉害时，就赶忙回去找算命的掐时，又赶到石花来帮着烧纸送病。这时是一九九O年的正月初一，天下着鹅毛大雪，父亲穿着我给他买的军大衣，戴一双劳保白线手套，头发吹得杂乱，面庞越发显得清瘦。饭前，我在岳父家给我亲手为父亲照了最后一张、也是有生以来我亲自为他照的单人像。坐姿、侧身、微笑、清癯、满足的样子，我时常看看。就好像一直看着我、鼓励我。
秋八月，是一个令我十分难忘的日子。父亲到谷二中我的家中，一点现饭热出来锼了吃不成的，父亲却支持不换，把它吃了，说“倒了糟蹋了”。我为此内疚一辈子。饭后，给儿子帅帅买糖吃，坐在家门口，教他识字。我无意中看到，父亲的牙齿脱落了露出门牙的空缺；面色瓦灰色，耳色铁灰色，我暗暗感到吃惊，当时没朝坏处想，只是根据我看相的经验，这不是健康的色。他当时也和我说道：“现在身体不行了，原来能吃三碗饭，现在只吃半碗就差不多了。走路腿也发软，回家时上平川铁路桥那二、三十米的坡还要歇气。原来可不是这样。”
头一年夏天，父亲曾因劳累过度，吐过鲜血，我只感到很心痛，但其它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把父亲接到石花，在石花医院找医术较高的王学芳看了，好象用药中有杜丁、吗啡之类的止血止疼的，还开了一瓶蛤蛎十全大补什么的。可见，当时父亲的身体已经因劳累而早蓑了。
另有一件事我感到十分内疚。这年的对联是我自己编的，对于五行生克的原理，当时也是半懂不懂的。对联好象是：寅午戌三合，天地人齐会。父亲看了，一脸疑惑的样子。后来分析，这对联贴在父亲的小门上，寅午戌三合为火，父亲命中土多，要水和木疏泄才是，所以这年父亲因脑溢血而去，岂不是我是罪魁祸首!记得七七年前后，我心血来潮，将大门上的对联写的是：华主席挥动巨手，四人帮罪责难逃。大哥老批评我这样的字眼不能入对联。一九九O年阴历九月二十二日去世后，我再也不写对联了。
要说，凑巧的事情也多。一九九O年大姐家盖新楼，回来请家兵家将。当走的时候，大姐的二女儿看到这么多的人走一起，突出惊人之语：“妈，这一大队人，象死了人似的!”吓得大姐赶紧唔住了她的小嘴。不到一个星期，我就给姐夫发了电报：“父亲二十二日病故。”
父亲去世的那天，我们正在岳父家吃饭。涂迎春到学校找我，一路问来给信说病危并没有说已故。我问他是否需请救护车，他说不必。当晚六点多，下狂风大雨。我一人摸黑骑自行车二十多里地，等到家，父亲手还是热的，他安静地躺在床上。我烧了火纸，不知咋办。堂兄袁启发、袁资文、袁资华在家等我回去安排。嫂子一个人在家没了主见，母亲和哥哥、妹妹们、妹夫们都到黄风大姐家帮忙了。我一到家，雨也停了，风也住了。先做饭吃，边吃边安排：三个人守夜，两个人去联系棺材并掐算出殡时间。决定：我明天去街上发电报通知黄冈，去安排买葬衣。袁资文当时还是队长，队上安排人上街买菜，嫂子同意将猪杀了待客，安排人通知亲友，我和袁启发明下午选墓地定桩，不管第三天母亲和哥哥是否能赶回来，都要出棺。
第二天竟然出了大太阳。几个堂嫂将料衣缝好，我穿上从屋后走一圈，说是怕父亲以后回家时不认识路。晚上给父亲换新衣服的时候，袁资文叫我到跟前帮忙，前三后四地给父亲擦背。天太热，父亲口里的气味传过来，我和袁资文忍不住呕了。直到那里，我还是不相信父亲真的就去了。堂嫂边干活边告诉我：头三天晚上，父亲在她们家吃晚饭、喝酒时还开玩笑说，等自己百年归山时，不用费事，用席子一卷埋了算了。堂嫂说，到时间还是她来帮忙做料子衣。今天果然应了。我无言以对。实际上，父亲一向就是这样的乐观派，爱开个玩笑什么的。他只要能坚持，是从不向我提要求的，生怕给我找麻烦。
其实是条件太差了。我要是有钱，当时象别人一样，给父母一点养老钱，他们也就用不着累死累活地把身体搞垮了。父亲去世时才六十四岁。父亲要是活到现在，该多快乐啊!
我真怀念：有父亲的日子! 在父亲面前做个儿子的感觉真好!
袁资友 写于二OO四年冬月十六日晚22:44，涰然、潸然、怅然，于谷城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