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我四十多岁，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房子住不行，千真万确!
  解放前有没有房子，我不知道；父亲生前没有告诉我，我也忘了打听；其实，即使我打听了，父亲也不见得记得，因为他八岁在给地主家放牛时就被抓壮丁抓走了。可能是解放后，不知怎么就和我母亲发生了爱情故事、结婚了；有没有住房我不能确切地知道，但我想是有：因为我从他们的一个废旧的户口簿上看到，他们当时的住址是“四川省成都市小草坪自民路某某号。不过那房子也许是街道居委会的，因为他们后来下放到了川西森工林业局，到现在也没有听说街道退还我家在四川的房产!
  六二年，全国性开始了职工精减压缩下放政策。父亲也在其中之列。八月份宣布文件，父亲就报了名，十月份就一肩挑着全家的行李，带着哥哥和两个姐姐，从川江而下，展转宜昌，而襄樊，而谷城。走时连招呼也没跟外公打一个，父亲去世后，外公才算原谅了母亲。从工厂到农村，生活条件是天壤之别的。有这样几个事实可以证明：从四川带过来的皮鞋在湖北农村根本穿不成，到处是黄土乱泥；到湖北后没有住处，被安排在五山的太阳升五队生产队的牛屋里住下来，没有洗脚盆，就在墙脚边挖了个窝将就。我上小学时每天都要从这牛屋前经过，别人说这是我原来的家，我就进去看看，试图从中找出点生机，但非常令我失望，里面除了牛粪便是牛草。只有屋顶上的烟尘能够说明，多年以前，这里确实住过人家，有过烟火。直到改革开放后，我的六二老屋才失去了用场，被人拆除，变成了菜地。
  父亲命苦，他从八岁以后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爹娘。四海漂泊，只到一九六五年才有了自己的独立的住房的家。那时我确实已经记事。但盖新房着实是件令人兴奋的事，大人们站在梯子上干活，尽管我只有三岁大，我记得我也手脚不闲地帮着朝房上传递着椽子。新屋盖起不到一个月，母亲就帮我生了个小妹妹。说起来，妹妹比我有福气，生来就有自己的屋；而我呢，一个四川的胎孩，经过一个多月的车舟劳顿，才呱呱坠地于鄂西北的穷山僻壤中。后来，陆续从别人口中得知，从四川贸然来湖北，也怪堂兄袁启发的主意：说是他在抗美援朝前线给四川去了一封信，介绍了“湖北的大好形势”和美好前景。结果，父亲就落叶归根了。但我从未听父亲对此说过一句埋怨的话。不知父亲是出于宽容还是他就是想落叶归根。不过，我的哥哥姐姐们好象为此心里不高兴过，包括我。
  一九六五年这屋，其实也不值得什么骄傲：其一，它不过是三间茅屋；其二，它座落在谷城县五山区东湾管理区太阳升五队的窝棚沟。这里离大队部三里多路，打米磨面、柴米油盐都不方便，生产队方圆十来里，挑麦担谷，累死人。我敢说，要不是过分的劳累，父亲起码可以多活八年。其三，这茅屋盖是队里帮盖起了，却欠下了生产队一千多元的帐，六几年的一千块，和现在的十万块差不多。其四，也是特别令我不爱这个家乡的原因是，这里人奸滑刁钻、欺软怕硬、鼠摸狗盗。其五，六五老屋下面是人住，上面是狗住，鸡也老朝上扒，结果就是人受不了：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在滴嗒。
  住六五年这屋，我最怕的就是烟熏：刮北风时烟出不去，草屋不透气，农村里干柴不多做饭烟特浓，生活其中，既出不来气，又睁不开眼。要说我现在眼睛不好，恐怕与此不无关系!我眼近视，导致了我子之近视。真是穷气染人，晦气传人。六五年这老屋，只给我留下了一件宝：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将一本没有封面的繁体字版本的«西游记»藏于屋檐，后来被我爬高上矮地发现，结果通过读此书，我不仅认识了比别人都多得多的繁体字，而且学了古文，爱上了文学。小学三年级就读了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真是幸兮!要知道，当时可是除了«毛泽东选集»什么也没有的时代!
  六五老屋住了十一年，父亲才得以把茅草顶换成了瓦房顶。我买十万的新宅，也只贷了五万的款。父亲掀掉那草屋的顶，竟用了它十一年。开始我想发笑，细一想，我便笑不出来了。我其实不如父亲。七六年掀草换瓦，父亲面临的问题是：他膝下有七个儿女一家有九张嘴要吃饭，而我只其三分之一；他原本有一千多的相当于现在十万元的旧帐还了还剩了八百，生产队的工分一天十分只合两角多钱一个月只合六块钱他还抽烟我不抽，我的月工资八二年参加工作时三十三块六，九O年涨到每月二百多二OOO年涨到每月六百多现在每月能拿一千三百多还不加上妻的天相影视工作室一个业务也是一百多。
  六五老屋掀盖的那天，全家五点左右就起了床。屋上的茅草掀到一半，父亲突然啊的一声摔下去了，好在下面尽是草，没受伤。我小学五年级，好象请了一天假帮忙。在队上，我们是最后三家住上瓦房的。可能父亲也是在为哥哥的婚事着想，因为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对象都嫌弃咱家住的是草屋。现在我推算，为了盖这七六瓦屋，父亲可能从六八年开始着手准备。当时在全五山，据说只有一个懂电的，那就是父亲。五山第一条输电线路是不是父亲架设我不知道；但我只听他说过，修潭口水库时，上万的民工停工因为电机坏了。从县里来的电工用三天没修好的设备，父亲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整好了，从此名声大振。然后他广交九流，然后到山里买了些便宜的盖房用的树料，然后生产队逼那六五老屋欠款又把这木料弄走了，然后就勉强地掀盖了七六瓦屋，然后欠生产队的欠款又达新高。
   住在七六瓦屋里很坦然。坦然了没多久，哥哥就结婚了。一个两个地生，三个四个地生，五个六个地生，我嫂嫂成了人口生产机，她一个人差不多就完成了父亲们交给我们姊妹七个的人口生产任务。计划生育政策当然不允许，他们躲了，生产队就将他住的屋瓦给下了，门也给下了，床也给拉走了。父亲又将拉走的瓦片买回，重新盖上去，保住了七六瓦屋的全貌。风头过了，逃避计划生育的哥哥又回来了，父亲又将自己从生产队手上买回的屋给了他住。父亲的祟高就在这里。哥哥住一间，我们其它姊妹四个和父母住另两间。
   八五年是令我十分惭愧的一年，因为我主张父亲在谷城县大峪桥火车站街三号盖楼房。父亲就听了我的意见，住五山，过石花，盖大峪桥的房，办手续、拉砖瓦、守屋宅，全是父亲一手办，我在襄樊进修，即使我在身边，也没钱也出不来体力活。我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动在那里盖房的念头，而父亲为什么就那么听我的。八五房后来终于盖起了，我去看了看，发现砖较旧，呈黑色，中间有些内陷，外观不咋样。房勉强盖起，好象是欠了不少债务，别人催得紧，我手头又没有，丈人家有但又不肯借我，我无地自容。后来父亲和哥哥调查了解到，如果搬过去住，在那里没有田地种，恐怕生活不下去。虽然父亲常对我说，他老了能享小儿子我的福，但我当时工资只有六七十元，不说养老人家，就是小家的三个人也月月预支生活。过了两月，父亲和我商量只得将车站三号的两层楼卖了，不算人工和粮食，差不多保本。我的“八五屋”，我一天没住过!这是我手上的最大的败笔，是我实实在在对不起我老爸的一回。这一回盖屋，听说由于地下潮湿，全家都得上了疥疮。我之罪过也!
   为屋，父亲居不定所。为屋，父亲向往明天。但父亲始终没有走出他的窝棚沟那屋，不管是六五屋还是七六屋。
   父亲从四川到湖北时三十六岁，从那以后好象一直在债务堆里滚爬，但没有翻身过。九O年秋天，农村土地到户了，一辈子没干过农活的父亲开始学干农活了。我们姊妹弟兄一个个长大，一个个成家，一次次地都是父亲操心为我们做结婚的家具，尽管不多，但他就象一头奶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直到挤干，一声不吭。这一年，妹妹们到深圳打工了，母亲和哥哥到黄冈盖房了，我在单位上班，都不在家。父亲自己在家，中午饭没吃，就去了，永远地去了，在七六老屋里。
    公元两千年，哥哥没跟我商量，母亲也没同意，就将父亲一手操持的七六瓦屋换给了对面住的张远贵。张将他失火烧过的一堆细椽子、细檩子给了哥，倒找六百块钱。哥哥就搬到了五山镇的谢湾四队。向全部姊妹借了二万，又盖了很不“门面”的两层楼。从心里说，离开东湾五队我是拥护的，但换房不给我商量是任何人都生气的，尽管都知道我不会要东湾那屋。
   话再说我，自从参加工作后换的住处也有十来处了。
   八二年分配到谷城县五山中学工作，住“黑洞”里。第一处是和余化涛合住郭正元老师原来的屋，过了一年，我有了第二处，其实还是那屋，只不过分开了住，余搬到对面了。八四年进修，先是住襄樊教院外的陈营教师楼三楼，后一年又搬到校内住办公楼一楼。第五个住房是结婚后，八五年在石花南大街租住胡家的三楼。第六个处是八六年进修毕业调谷城县第二中学工作，和敖国才同住校门口。第七个是八七年调住到谷城二中的厕所附近的半间屋；第八个处是调住到谷二中最后一排和黄治江住隔壁；第九处仍是在谷二中，住原来的学生教室，与袁光富、司立顺为邻；第十处乃是在九O之秋，谷一中借用我，谷二中盖新房，我迁路边，与高金铭为伍。我第十一处住地是到谷城一中后的事。先是住大柏树前和常忠欣同住。第十二处是谷一中校标右侧原曾有学校布告通知牌半间；第十三处是在路边的老教室，宋光定调走后，房子分给高玉萍我借用；第十四处因路边房要拆了盖楼就迁于谷一中老食堂后的猪圈厕所旁的锯木台两间屋，与陈绪安为邻。第十五个住地是九七年完工的楼房，路边七号楼东单元六楼东，与李启福对面；二OOO年住房调整，转第十六个地儿，路边上的七号楼西单元三楼东，与黄清福对门。第十七个住宅是二OO四年谷一中盖校外新单元楼，选三号楼三楼西(车库算一楼)。这一次大概能安稳地住上几年了。
   俗话说：安居乐业。六二年生我以来，学马列二十载，站讲坛又廿年有二矣，居总未长定。今四十添二，子亦十八而得房，安不慰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