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贻海)溪口考古

  今年夏天，柘荣县政协委托文史委一行四人前往溪口“考古”，我们得以再次阅读溪口。
“一径竹荫云满地，半帘花影月笼纱。鱼翔浅底明如镜，鸟鸣苍穹绿如兰。”这阙七绝一直被用来酿造乍洋的真山真水真性情与溪口的古桥古风古文化。乍洋是生态柘荣的“十里竹乡”，溪口则是乍洋的生态古村，这里的袁氏始祖源于唐代，由河南迁徙而来，穷文习武、耕读传家已历42世。袁氏宗祠里那些斑驳沧桑、耿介拔俗的古牌匾，足以隔着岁月的屏风，将既往的陈年旧事娓娓道来：三条路，四枯井，武秀才、文举人，李宗仁、萨镇冰……与纯朴憨厚的老农促膝畅饮村醪佳酿，酒酣耳热之际便有了源源不断的精美传说与玄妙生趣的风云逸事，就如那条亲昵昵环绕在村边的小竹溪一样，曲曲弯弯清清亮亮明明澈澈汩汩咚咚。“三条路”已经草莽丛生，但延伸历史的三行石阶仍能将古代文官武将衣锦还乡时的繁华显赫与得意洋洋浓缩其中。据乡贤袁宗懿介绍，“三条路”中最宽敞、最中心的一条为官道，两旁的则是供从属与仆人行走的便道；“四枯井”不枯，其实是官道旁的“饮马井”；武秀才早已驾鹤西去，但他当年练功行武的旧石锁依旧寂寂躺在厅堂里听风沐雨；文举人并未给我们留下一些不朽诗作，只有那些挂满堂屋的“文魁”牌匾，隐隐透露着这儿原本书香门第；已经有很多乡亲讲不清楚李宗仁、萨镇冰与袁氏宗族的关系，但袁氏宗祠里那些龙飞穹劲、力拔太姥的墨宝真迹却分明预示着国民党与溪口的关系并不简单。
在一个年代久远的宗祠里遗留几多尘封历史的传家墨匾并不稀奇，但一些民国政要诸如李宗仁、杨树庄、蒋光鼐、萨镇冰等人的赠匾齐聚一祠的时候，就不免有些耐人寻味了。溪口村的袁氏宗祠里，就同堂悬挂着他们不同年代题写的匾额。关于这些已经斑驳古朴但仍历历传神的字匾来历，溪口村里的老少们大都无法追溯历史予以明晰，但是对民国代总统李宗仁题写的“世泽绵长”的贺匾，却普遍赞同是当时此地的国大代表进京选举时向李先生讨得。那时大江南北的国大代表何其之多，为何李总统惟独赠字予他？对这一疑问，更为风趣的说法是李宗仁将乍洋的溪口与蒋介石先生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混为一谈。我想，即便果真如此，那么前后三任的福建省长杨树庄、蒋光鼐、萨镇冰的题字难道也以讹传讹，步其尘后吗？笔者并不愿意如此苟同。
据《袁氏宗谱》载，溪口的袁氏始祖于唐朝由河南迁徙而来，迄今已历42代，繁衍子孙两万多人。翻开溪口袁宗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此族原本英雄辈出、代有贤人光宗耀祖。但柘荣的袁姓更喜欢把“皇明开国功臣”袁天禄作为自己的更有代表性和有说服力的祖宗来加以叩拜。袁天禄，字礼文，号东山，福建福宁州柘洋（今柘荣县城）人，元至顺二年（1331）出生。兄弟5人，他排行第四。他的父亲袁陷君勤劳致富，乐于扶贫济困，在三坊七巷之间颇有威望。史载，当时常有“寇盗”骚扰乡邻，袁陷君组织乡兵2000余人，守护乡里。袁天禄身材魁梧，以为主将，并以文武双全而知名，曾著有《东山集》（东山就是现在的太姥山主峰东狮山）。元至正十二年（1352），福州路池细领导的“红巾军”攻打松溪、政和、宁德等地，福宁州尹王伯颜檄召袁天禄，命他训练“义兵”，授予了他守防州境的重任。那年秋末，“红巾军”一部攻陷福安县城。袁天禄急率“义兵”驰援并将其击败，“追至穆阳龙首桥而返”，受到了福宁州尹王伯颜的高度赏识。
翌年八月，袁天禄的三哥袁安文在柘洋（柘荣）组织“泰安社”武装（如今柘荣双城镇的上城里仍保留有“泰安宫”神庙古迹），袁天禄仍以骁勇善战而闻名四野。依然是那年菊黄佳酿熟的丰收季节，卷土重来的“红巾军”再度攻破福宁州城，袁氏兄弟率领“泰安社”兵将赶来，很快就收复了州城失地。这事惊动了元朝朝野，袁天禄备受青睐，被元政府授命为福宁州主簿，他的几个兄弟也分别论功行赏，授予巡检等要职。随着袁氏兄弟保境安民的功劳厚积，“至正十七元政府升袁天禄为福宁州同知，并升其长兄德文为福安县尹，三兄安文为福宁州尹”。
元朝末年，烽烟四起，元政府摇摇欲坠，朱元璋、陈友谅等农民起义军部迅速发展，袁天禄审时度势，为免乡土遭受兵祸，“遂密遣古田县尹林文广，携带福宁州地图，向朱元璋归降”。此时袁天禄不仅控制了福宁州，而且古田、连江、罗源亦属其势力范围。朱元璋对袁天禄的归附大加赞赏，朝廷为了笼络他，提升他为中奉大夫、福建行省参政，随后不久又授予了他中顺大夫、福建义兵征行元帅和行省左丞等诸多官衔。
也许袁天禄深谙“飞鸟尽，良弓藏”的换代规律，也许他确实是个男儿孝子，袁天禄授官后的第二年春天，他向朱元璋纳交贡款后，就以母亲年迈为托词“向元福建行省乞归奉侍，因未获准，他便缴还金牌，私自率兵回柘洋（今柘荣）。”抗旨之后，为防不测，他征集社兵，在柘洋柳营砌石为城，城周长八百六十一丈，高一丈五尺，厚一丈，是闽东建筑最早的一座石头城，这座石城与后来在明朝嘉靖年间修建的“东新安堡”，也就是现在的上城并称为“双城”，柘荣县的城关镇称作“双城镇”，历史的由来就在于此。袁天禄以此为根据地，发展武装力量，并收缩势力范围，紧紧控制了福宁州。
朱元璋看出袁天禄是一条难以降伏的地头龙，便想起了调虎离山之计。史载“至正二十七年正月，朱元璋召见袁天禄。天禄于四月到达集庆，十月被授为江西行省参政。但尚未赴任，即于同年十一月十六日暴卒于集庆，年仅三十七。其妻郑氏失榇归里安葬。袁天禄以归附之功，名列明朝开国功臣之中。”史书如此简要记载，并未对袁天禄之死作出交代，但我更愿意相信袁天禄是被朱元璋害死的。朱元璋创建明朝后虽然勤奋治国三十一年，整肃吏治，严惩贪官，巩固边防，重视农业，对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也大兴冤狱，诛杀功臣，设立锦衣卫，对官民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所以，史书上记载的所谓袁天禄的“暴卒”，想必朱元璋是脱离不了干系的。
“先代贻谋由德深，后人继述在书香。”袁氏宗祠的龙柱上还有这样一树古古悠悠的警世对联。这足以说明自明朝以后，天禄之后及其其他旁系的后代，已经开始由行兵尚武转向舞文弄墨了。宗祠里不乏“文魁”、“选魁”一类清代牌匾，清庭给这个家族许多中举的后生和长寿的先生的赠匾挂满了宗祠四壁。有道光年间的“历世重光”，有光绪年间的“天赐纯瑕”，有嘉庆年间的“望重成均”，也有咸丰年间的“松筠柏操”等等，还有一匾也许更有文物价值，上面标有道光皇帝“圣旨”的“节孝”牌匾。李宗仁代总统的墨宝“世泽绵长”书于民国37年，而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海军部部长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的祝寿赠匾“梦赐遐龄”早在民国22年就送出了。另外一位福建省主席、爱国将领蒋光鼐更早，他在民国10年就为这里的寿星送来了“婺焕稀龄”的贺匾，由此可见，李宗仁的匾额系因“溪口”之讹而来之说基本可以否定。据查史料，我更愿意大胆地推测，溪口的牌匾与清末民初的另外一个袁氏名人“袁大头”袁世凯有关！
乍洋溪口的袁氏由河南迁徙而来，而北洋军阀首领，中华民国大 总统袁世凯恰恰就是河南项城人。也就是说，溪口的袁姓与河南的袁姓同出一脉，真真是应验了宗祠里的另一对妙联：“乔木发千枝，岂非一本？长江分万脉，总是同源。”袁世凯(1859—1916)，字慰廷，号容庵。出生于河南项城县张营一个官宦大家族。曾祖父袁耀东是庠生，生子四人，袁树三是廪贡生，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教谕；袁甲三是进士，官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凤三是庠生，曾任禹县教谕；袁重三是生员。袁树三有子二人，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次子袁保庆是举人，官至盐法道。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凯建议清政府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请庆亲王为总理练兵大臣，自己为会办大臣。编成北洋军6镇，共6万余人。除第1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其余皆是袁世凯的亲信，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基本形成。当时，“朝有六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才能作出决定。袁世凯担任北洋军阀集团首领期间，后来为溪口题匾的海军耆宿萨镇冰受命创建烟台海军学校（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曾负责该校堂务，冰心的童年时光即在此度过。抗战期间壮烈殉国的“中山”舰舰长萨师俊即是该校第8届毕业生），后来他被委为筹备海军大臣和海军提督。他曾经是袁世凯的人，支持过袁世凯称帝，并在袁世凯的政府和海军中任职。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期间，萨镇冰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海军总长（上将军衔）。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萨镇冰曾奉命率海军前往镇压。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萨镇冰选择了革命。萨镇冰曾经给谢冰心的父亲赠过一联墨宝：“穷达尽为身外事，升沉不改故人情。”堪破此间内涵真谛，就不难看出萨镇冰的为人原则与处事风范了。由此及彼，萨镇冰给袁家后代题赠贺匾之自然而然，就可想而知了。
无独有偶，同样给溪口题匾的杨树庄，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也是袁的忠实部属，他曾任国民政府首任海军部部长兼福建省政府主席。他曾经给袁世凯打报告，提出成立海军军官俱乐部，要“在俱乐部院内建一座花园，里面种上花草树木，将它装饰的风光秀丽；工余闲暇，海军军官们可以到此聚会，交谊游乐；还要在花园中建一座词堂，以纪念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祯三位海军创始人。纪念日选定在春秋季届时海军部来人参加祭祀。”后来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俱乐部落成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附近，达官贵人常常在此举行豪华的盛宴。袁世凯死后，以杨树庄中将和陈绍宽少将为代表的海军“福建派”迅速兴起。杨树庄的“福建派”之所以能够成为海军中实力最强一派，与袁世凯生前对他的溺爱不无关系。在1924年前，杨树庄一直是福建省的实际统治者，其海军司令部就设在厦门。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其有恩，那么杨主席给袁氏后人题匾，就区区不在话下了。
杨树庄之后，铁血一生丹心一片的爱国将领蒋光鼐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与袁家早有渊源，袁世凯有妻妾10人，生子女32人，其中不乏与之私交深厚者。后来虽然蒋光鼐参与“讨袁”兵败而逃，但他重新掌权后，堂堂正正，不做秋后算帐之事。而且那时乍洋的溪口已经成为是闽浙交通物流要冲，系国民党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国共内战时，溪口累遭兵火，房屋焚毁不计其数，袁氏宗祠也遭战火破坏。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期间，恰逢袁氏宗祠重新修葺，于是袁姓国大代表通过萨镇冰等国民党政要前往索字就成了可能，而李总统感念溪口为党国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慷慨挥毫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有道是“胸中悬日月，笔底动风云。”由此可以猜想，乍洋的溪口袁氏与袁世凯极为可能有着血脉之亲，并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渊源，只是在特定的敏感的历史时期，溪口人在风云变幻的政治风险面前“三缄其口”，以致后人失去了对牌匾来由的真正了解。笔者饶有兴趣地撰写此文，期以抛砖引玉，期待更有权威的学者前往考究，用更加确切的说法来揭开溪口古牌匾的神秘面纱。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两岸青山相对出，谷低平川波声来。”考古既毕，一身轻松，我们便到竹溪的上方去访古寻幽，那儿早有一梁清代古桥悠悠横卧。每每风清波平，它那美丽的倒影会将浑圆韵味、青藤缠绕的青石桥孔演绎成诗意纵横、淋漓尽致的彩屏画面。《柘荣县志》载，它是柘荣全县最长、最高，保持又是最完好的单孔石拱桥，建于清朝的同治二年（1863）。因其桥沿有石栏佑安，乡民为它取名“永安”。据悉，竹溪上下原本建有永安、长安等石桥五座，其余四桥均已水毁，只有“永安桥”永安。时至今日，“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韵致，数百年来才能在溪口代代真传、昨日重现 。初秋的骄阳尽管酷热，却能将竹溪里的山泉温润得赏心悦目，当我看见这条绿竹掩映，山花投影，水晶般柔美灵动的明净竹溪时，我便投身其中，成了一条忘情陶醉、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在水底，有晶晶亮亮的鹅卵石和石缝里悠闲其中的小闸蟹，还有一个与山童一起尽情嬉戏的我。
阅读溪口，与之一亲芳泽，纯属情不自禁。

（福建柘荣县委组织部 周贻海） 邮编：35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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