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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农历1859,8,20--1916,6,6)
    有关资料查自于高有鹏的<袁世凯大传>.


    地址:项城城东关-大李庄-高庄寨-油坊庄--袁寨
此支袁氏出自江西宜春,后迁至湖北黄安,明初又迁河南,为项县大户。
其宗支世系大致为,曾祖袁耀东,为邑中痒生,娶本郡望族之女郭氏,生有四子。

    袁世凯,男,农历1859年八月二十日生。河南项城人。字慰亭,别号容庵。1882年(光绪八年)随淮军提督吴长庆入朝鲜,负责前敌营务处。协助朝鲜国王李熙镇压汉城变,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1885年被李鸿章保荐为三品道员,改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1894年,受日本驻朝代理馆务书记官杉村的怂恿,电请清政府派兵入朝镇压东学党起义。因日本派大军进朝,并占据汉城,形势严重,他即请调回国。次年授浙江温州道台,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戊戌变法期间,假装赞成维新运动,而向荣禄告密,出卖新派,取得慈禧太后的宠信。1899年升山东巡抚后,镇压义和团起义。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参加刘坤一、张之洞策划的“东南互保”。1901年继李鸿章署理直录总督、北洋大臣,次年实授。1903年为练兵处会办大臣,后借改革军制扩编北洋军为六镇,从此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1907年调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1909年武昌起义时,凭藉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陈兵长江,向革命党要挟议和,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一面挟制清帝退位,史书称“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1913年派人刺杀宋教仁,并在取得“善后大借款”后,发动内战,镇压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后又解散国会,撕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制“袁记约法”,实行独裁专制。1915年5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2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同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发动讨袁的护国战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响应。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6月6日死于尿纛症。
   简历:生于河南项城城北袁阁村,又名袁寨(张营),生父袁保中,8岁过嗣给二爹袁保庆,到山东为官,后又随袁保庆到江苏读私塾。


      袁世凯的一生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字慰庭,号容庵,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风云一时,叱咤中国政坛。1859年9月16日,他出生在河南项城县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袁世凯早年科举不第,又逢清季兵燹,便弃文投军,依附淮军将领吴长庆门下。1892年,大清藩属朝鲜内乱,求助于清庭,袁世凯即随军入朝平乱。驻朝期间,袁世凯头脑灵活,办事机敏、干练,表现出较高的外交、军事才能,颇为清庭朝野瞩目。1894年受李鸿章保举为驻朝总理大臣。1895年受命以道员衔赴天津督练“新式陆军”。他仿造欧洲军制训练军队,取得极大的收获。同时在此基础上扶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日后北洋军阀的班底。1898年参与镇压维新派。1899年任山东巡抚,逐步接近清廷的权力中枢。1901年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主军机处、兼任外务部尚书。1908年宣统帝继位,受清皇室排挤,袁世凯被迫下野,隐居彰德府(今安阳市)洹上村别墅——“养寿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国内外形式所迫,清庭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由其出任总理内阁大臣,主持军政。革命当前,袁世凯深知清庭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便联络全国革命势力及其旧部,倒戈一击,逼迫清帝退位,实行共和。1912年3月,袁世凯因促成共和有功,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后不久,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1915年12月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1916年3月22日,内外交困,被迫宣布撤消帝制,恢复民国。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死于北京,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项城家谱:

    志九耀三,保世克家,启文绍武,卫伟国华.

志九耀三 保世克家 启文绍武 卫伟国华
令德寺考 绳池嘉伐 茹纲纪兆 尔懂梁宽
承胎列记 祖呈祥仪 继贤扬善 延续天昌 翰墨恒贵 通睿智强
紫砚开鼎 仁慈伦常 惠成蕃秀 笃信裕彰 尊望悦泰 英胄永康
    (清朝咸丰年间袁保中,袁保恒主修袁氏家谱,并以铁铸之,亦称《袁氏铁板家谱》,现珍藏于袁阁袁氏家祠的墙壁上,袁阁位于河南省项城市高寺镇,距离袁世凯故居袁寨(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0公里,是袁氏的祖居地。河南项城有袁氏行宫和袁氏家族展[即项城市博物馆],有袁世凯的出生地:袁寨[河南省一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保存有袁氏祠堂的袁阁[存有袁氏铁板家谱])
          欢迎广大袁姓朋友来这里观光旅游
                   项城市农业局:袁绍岭
                  手机号码:13938051391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袁书成提供
                 [联系方式 QQ:278813188]

    家族树:根据《袁世凯大传》

袁耀东(郭氏为妻)

袁树三(娶刘氏为妻)贡生

袁甲三

袁凤三(禹州训导)

袁重三

袁保中(副贡)

袁保庆(举人)

袁保恒(进士)

袁保龄(举人)

袁保城

袁保颐

袁保晋袁保纯袁保恬袁保皖

 

袁保中

袁世昌   袁世敦   袁世廉   袁世凯     袁世辅   袁世彤

 

袁世凯

袁克定

袁克文

袁克端

袁克良

袁克权

 

世兄 袁世绳     侄儿 袁英

 

   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是美籍物理学家,今年已八十有几,他的夫人是著名的科学家吴健雄,已经过逝,袁老曾几年前去过项城祭祖,他在国外很有名气。 详细资料请读下面的“ 袁世凯的妻妾儿孙今何在?
         袁任希于湖南长沙岳麓(湖南省商学院38号袁任希dehuaandy@163.net)

 


袁世凯故居

袁氏故居:

清道光年间礼部主事漕运总督袁甲三看中的风水宝地,遂花巨资买下,咸丰7年开始修建,于咸丰十年告竣,占地270亩,建成具有清代特色的各种楼房248间,和周长1800米,高十米的寨墙,六座炮楼及三道护城河,整个院落幽趣相连,形成完整且别具风格的建筑群;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即出生此处。                                      

   由于袁世凯经常回乡省亲,遂于1907年在项城修建袁世凯行宫,该行宫鸟瞰为一 “ 富”字形,现存楼房八座36间,属典型的清代宫廷建筑群。

袁林建筑历史

  袁林,兴建于袁世凯死后的当年——1916年8月。由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袁氏部属会同其家人“慎选堪舆,勘定吉壤”,在河南省安阳市洹水之滨为他选择了墓址,绘具详图,招商筑墓,1918年6月落成。建成后的袁林敞宏阔大,主要建筑分布在南北神道中轴线上,绵亘长达千余米。自洹水北岸的照壁墙起,沿神道北上,跨青石拱桥,过牌楼,转碑亭,穿堂院,入飨堂,再经两侧月门即达袁世凯墓庐。整个墓区原有藜寨围护,寨外辟渠注水,环绕周遭,寨内松柏梅槐浓荫蔽日,在平旷的洹上一带,确是一处景致福地。

  袁林落成后,民国政府内务部会同河南省政府及袁氏家属设立袁公林墓地董理社,并核准董理社拟订的保管规则,以保护管理袁世凯墓。1920年前后,在袁世凯墓土马路的最南端增修照壁一座。1927年,冯玉祥主持豫政,将洹上村袁宅充公,改做河南省第二高中校址,袁世凯墓也一度为针织厂所用。

三、四十年代,战乱频仍,袁林多为匪顽占据。到解放前夕为止,景观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建国以来,袁林收归人民管理。1958年,安阳市人民政府决定,利用袁世凯墓设立安阳市博物馆,并由安阳市博物馆具体负责管理袁林。1964年阶级教育运动中,在墓地大丹陛西侧添建展览馆24间,占地546平方米。同时又顺沿墓地大门前大丹陛的边沿筑墙围护,正面留门房,形成目前的院落格局。文化大革命中,袁世凯墓受到冲击,部分建筑物饰件被损毁,文革后得以修复。改革开放以来,袁林成为安阳市重要的旅游窗口单位之一,陆续进行了多项维修工程,逐步恢复袁林的原始面貌,特别是1996年后,对袁林的外檐彩画进行了修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袁世凯死因新说

   袁世凯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袁世凯有史可据的祖先最早可追溯到他的曾祖父袁耀东。袁耀东是庠生,庠生是科举制度下府、州、县学的生员的别称。袁耀东不到40岁就死掉了,据说是读书累死的,而他的妻子郭氏却活到了90多岁。郭氏出生于大户人家,在她教育下,四个儿子都比较有出息。其长子袁树三也就是袁世凯的祖父,是廪贡生,曾经署理陈留县训导兼教谕;次子袁甲三系进士出身,因有功于朝廷,先后被升为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一度督办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军务,皇帝多次颁发“嘉奖”,赏戴花翎,穿黄马褂;三子袁凤三为禹州训导;只有四子袁重三没有入仕为官。

   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有两个儿子,长子袁保中,也就是袁世凯的亲生父亲,系副贡出身,花钱捐了个同知,没有正式出仕为官,但热衷于程朱理学的研究。因为是袁耀东的嫡长孙,在袁家他以同辈人中长子的身份主持家政,经营田产,在项城是个独霸一方的“土皇帝”。次子袁保庆是1858年的举人,当时捻军及太平天国在项城活动频繁,袁保庆靠创办团练起家,打仗深有谋略,往往能出奇制胜,由此,深得朝廷的赏识,后由郎中升为道员,官至江宁盐法道。袁世凯的两个堂叔,即袁甲三之子袁保恒袁保龄,也都是清政府的官员。袁保恒于1850年考中进士,官拜翰林编修,长时间追随他父亲袁甲三办团练,功劳很大,回京后历任户部左侍郎、署吏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袁保龄中过举人,因有功于朝廷,先后被封为内阁中书、候补道,1881年被李鸿章调到天津办理海防营务。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出生,恰在此时袁世凯的叔父袁保庆的妻子牛氏也生了一个儿子,但生下来不久就死掉了。袁世凯的生母刘氏产后奶水很缺,而牛氏的奶水却十分充足,因此袁世凯就由婶婶牛氏哺乳。牛氏视袁世凯为己出,十分疼爱,袁世凯的亲生父亲袁保中见胞弟年近40尚无子,便按当地的风俗于1864年将袁世凯过继给了袁保庆为嗣子,小时的袁世凯便和袁保庆夫妻生活在一起。1866年,7岁的袁世凯随嗣父袁保庆去了济南,两年后又去南京,在南京生活了六年。1873年7月袁保庆因染上霍乱而死,这年冬天袁世凯随嗣母牛氏扶棺还乡。1874年袁世凯的堂叔袁保恒从西北回来,发现袁世凯举止不凡,就又把袁世凯带到了西北。后袁世凯随袁保恒先后去了北京、开封,1878年5月袁保恒又染病去世,袁家人个个伤心不已,袁世凯也郁郁寡欢。

   项城地处中原,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相命、堪舆、巫术在当时的社会中异常活跃。悲伤的袁家人在失去几位亲人后,开始认真的思索,发现袁家男人都不满花甲而死。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东仅活到不足40岁就死了;袁甲三1863年因染病去世,算是袁家人寿命最长的一个,也只活57岁;袁世凯的亲生父亲袁保中终年51岁,嗣父袁保庆终年只有49岁,堂叔袁保恒只活了52岁。活着的袁家人对去世先祖寿命进行一番统计后,提出袁家男人生命最大极限为57岁的说法。袁世凯在心理上受到这样的暗示,晚年的袁世凯虽然十分注重健康,但他最终也没有能活到58岁,在57岁时也就咽了气。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有不少,宋太祖赵匡胤的先祖早亡者居多,即使活得较长的年龄也就41岁。宋太祖尽管每天为此事而费心,但他的寿命也只有49岁。用今天的生物学来解释的话,应该是遗传或基因所致,当然那个时候人们不了解这些。袁家人为了延寿,就请来了一位风水先生,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分室而居。而当时袁世凯不足20岁,这件事在他的心里投下了不能抹去的阴影,四世同堂的袁家由此瓦解了。袁家全家是迷信相命之术的,那里的文化是十分笃信这些的,袁世凯当然也不例外。袁世凯决定用人的取舍就是以面相为主。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有人向他举荐在日本庆应大学专攻经济、回国又考取洋翰林的吴鼎昌为财政总长。袁传见吴后,对其左右说:“此人背后可见腮,曹操就是这样的骨相。”有才而不能受重用,吴鼎昌后来只做了一个造币厂的厂长。晚年的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以患有足疾而开缺回籍,隐居于彰德,就更加醉心于相命、堪舆之术。据说一个当地有名的相命大师也称袁不会超过58岁,袁就焦急问有何攘解否?大师说难呀!只有龙袍加身才能化解。袁听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派人把大师给除掉了。而1916年袁世凯刚好是57岁。

   对于堪舆袁世凯也是深信不疑的。袁世凯称帝前,把大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从山东请来一个著名堪舆家陆某来北京看风水。陆某煞有介事查看一番后说,新华宫门气散而不聚,难免出现一些波折,但可以进行补救,就是在新华门左侧修建一个厕所,以收聚其气。袁世凯认为在堂堂皇宫门建厕所不太雅观,也就没有建。但称帝后,反对之声四起,最终袁世凯还是建造了一个厕所。还有一个堪舆家推断袁家达官虽多,但都寿命不长,都不会超过58岁,原因就是祖坟的葬地不是正穴,因而禄高命短。后来袁世凯就让堪舆家选定河南彰德安阳作为他生前的住宅及死后的葬地,不再回河南项城老家。今天的人为此一定会对古人暗暗发笑,其实大不必这样,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的活法,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人,仅此而已,我们的后人或许会嘲笑我们今天的所为之事。

   对迷信袁世凯也是十分痴迷。袁世凯有一只朝鲜国王赐给他的由上等碧玉雕刻的茶杯,袁每次睡觉醒来必先喝一杯由这个杯子盛放的香茶。一次茶童给袁世凯送茶,见袁还在鼾睡,就直直的去看床上的袁大总统,看了一会儿眼就花,越看眼前就越模糊,看到最后袁大总统竟然变成了一只大蟾蜍。茶童魂飞天外,手中托的袁世凯最心爱的茶杯掉了地,茶杯碎了。茶童慌了手脚害怕起来,就跑去找侍奉领班,(领班告诉了他一个好主意。当袁世凯醒来时,见茶杯摔碎了,就生气地大声训斥茶童,并问茶童怎么回事。茶童故意轻声支吾几句,才怯生生地说:“小人不敢说,说了怕大总统怪罪。”袁世凯瞪大眼睛说:“你就说吧!”茶童说:“刚才我看见睡在床上的不是大总统,而是一条玉爪大金龙,金龙全身闪闪发光,正要腾空飞起。”袁世凯听后脸上的怒容全消,变得异常平静,顺手在床上拿了一件不太值钱的东西赏给了茶童,并对茶童说:此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样的故事今天的人听起来一定认为十分可笑,但1949年以前的中国最信的就是这些,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的英雄们就是靠这些东西号召广大民众揭竿而起的。袁世凯深居总统府的深宅大院内,他的部下及亲属千方百计蒙蔽他,好友杨度大力鼓吹“君主立宪”的国体最适合于中国,共和制最不适合于中国。部下纷纷呈文要求袁世凯称帝,呈文堆积如山,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发动成立各省人民请愿团,拥护君主制。在北京还成立了商会请愿团、人力车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家人及仆人也假迷信以达天意,除茶童看见金龙事件外,还有多宗让袁世凯称帝的迷信征兆。1914年,远在河南项城袁祖坟的坟丁进京来报,说在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的墓旁长出一条紫藤,长逾丈许,蜿蜒曲折,形似龙状。袁世凯听后,重赏了坟丁,并再三嘱咐他不对外人谈及。为此袁世凯还派长子袁克定回乡验证真伪,袁克定在项城写信称:“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袁世凯看信后大喜,回信让儿子招募坟丁,筑墙护卫,防止牛羊践踏。

   当时北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也呈文袁世凯,说他多日夜观天象,发现三更以后,有帝星朗照某纬度,经仔细勘探发现正是河南项城。现在帝星已向北而来,一个月后就可以到达北京,这是上天的垂象,您就称帝吧!所以当时的袁世凯在各界的大力呼吁下,似乎称帝是他人生的唯一选择。

(编辑:龙猫)   来源:光明网 作者:苗体君 窦春芳

 

袁家倜在北京的北海

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袁家骝生前和妹妹袁家倜在北京的北海

  天津日报 赵凯/文张越/摄影

  在天津市五大道之一的成都道上,有一个规模不大却声名远扬的“苏易士”餐厅,这个餐厅的老板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孙女、天津市政协委员袁家倜女士。

  从1992年至今,袁家倜女士晚年成功创业和爱心资助天津市蓟县优秀特困小学生的事迹,始终受到天津市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人们的赞誉。请看———

    还没出生,祖父就已经去世了,此后家道中落,所以,她不但没能沾到祖上什么光,还因为这出身而吃过不少苦头

  大雨过后的成都道,空气格外清新。马路两边树木的枝叶翠绿翠绿的,呈现出让人心情愉悦的生机。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来到位于40号的苏易士西餐厅。这是一座独具特色的英式小洋楼,虽然外观朴素,略显陈旧,但富有一种典雅气质。楼内一层、二层是环境整洁的西餐厅,三层是这家餐厅的老板、现年79岁的袁家倜女士及家人的住所。

  “我可以吸烟吗?”袁家倜女士取出一支“555”香烟,而后轻轻在桌上叩几下,才点燃它。在似有若无的烟雾中,气度雍容的袁家倜女士用轻柔的语调讲述着她的家族、她的兄嫂、她的故事———

  “我是袁公袁世凯的孙女,是他第4个儿子袁克端的女儿,1924年出生,我叫袁家倜。”

  袁家倜女士告诉我,袁氏家族的家谱,是按照“保世克家,企文绍武”这样的顺序来排列的。“保”字辈是袁世凯的父辈,“世”字辈是袁世凯这一辈,“克”字辈是袁世凯的子侄辈,如袁克定、袁克文,“家”字辈就是袁家倜女士这一辈的人了。袁世凯共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有22个孙子,25个孙女。据说,袁世凯的后人在天津的现在大约有一百多人。袁家倜女士的举手投足间具有一种从容、平和的大家风范,而且毫无造作之感,让我不由得在心里感慨,这真是“大家之后”与生俱来的魅力。而实际上,袁家倜女士还没出生,她的祖父就已经去世了,此后家道中落。所以,她不但没能沾到祖上什么光,还因为这出身而吃过不少苦头。她从小就曾被别的孩子辱骂,上学最怕的就是历史课本上清末那几个章节。“文革”期间,她全家人包括4个孩子下放到农村。8年农村生活,使她熟悉了养猪、剖苇子等农活,还学会了用野菜做饭。8年农村生活,更使她切身感受到农民的勤劳、善良与坚韧。

  “我们在文革当中受到些冲击,可是政府和周总理给我们落实政策比较早,我1973年就落实政策了。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执政以后,又给重新落实一下,所以我重新回到天津市来,从郊区搬回来了。现在我在市政协已经当了6届委员了,是21年的老委员了。尤其是这届政协,像我这样的高龄是极少极少了。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天津市的领导和天津市政府对我的关怀。”

  袁家倜女士说,她之所以在晚年还能下海经商,成功创建苏易士西餐厅,这跟她的哥嫂———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袁家骝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吴健雄博士的支持密不可分。

  “因为当年我在农村的时候,生活很困难,我的孩子都没能上大学,没正式上什么特别好的学校。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个心愿,一旦我的经济比较富足以后,我一定要帮助穷困的孩子上学,尤其是小学的孩子。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心愿。回来以后,可巧有个机会,就是深圳市从前的市长吴小楠跟李浩书记请袁先生跟吴健雄去深圳,就是想让吴健雄跟袁先生当深圳的高级顾问,那么在这时候我就跟过去了,我就在深圳工作了6年。”

  1987年,袁家倜女士前往深圳,应邀担任深圳市经济发展顾问,直到1992年回到天津。作为最早的一批开拓者,袁家倜女士在深圳前后辛勤工作了6年时间,见证了深圳从“未开垦的土地”到现代繁华都市的巨变,也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生意经。回到天津后,她接受袁家骝先生和吴健雄博士的建议,利用自己家的住房,创办了苏易士西餐厅。

  “我回到天津,开始的时候,我跟吴健雄、袁家骝研究,我想搞一个房地产公司,跟几个朋友合作。那时,吴健雄就不同意,她说你不要搞公司。后来,袁先生就讲最好你搞餐厅,餐厅比较稳当,而且还有持久力。他说你要真搞餐厅,我就给你题名,一定要搞好。我一看他们两位老人对我抱那么大的希望,我说行,我听你们俩的。”

  天津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天津人做西餐、吃西餐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袁家倜女士觉得,成都道有着很好的文化氛围,如果能在这里开一个地道的西餐馆,那么既可以满足天津人对西餐和西餐文化的需求,又能为来天津工作、贸易的外国人提供一个富有家庭氛围的聚餐场所,一定会大受欢迎。一切筹备工作就绪之后,袁家倜女士从天津凯悦饭店请来西餐大厨,儿子丁荫柏、儿媳唐秀菊协助她,又请了十几位下岗女工做服务员。

  “果然,我就把苏易士搞起来了,袁先生很高兴,过来给我题名。题这牌匾嘛,为什么要写苏易士呢?开始我是想写苏伊士,苏伊士运河的意思,可是袁先生看这伊字不好写,给我改个容易的易,所以成了苏易士餐厅,比较新奇的一个字号。”

  苏易士餐厅正式开业以后,很快就以环境幽雅、口味地道、价格合理而远近闻名。北京、天津两地不少名流政要纷纷慕名前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和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姜昆等人只要来天津,必定光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的不少外国人也成了这里的常客。

  “西餐店开了以后,经营情况比较好。因为袁先生给我定了三条规矩。第一,一定要保持高度卫生。第二,价格一定要公道。第三,对顾客一定要热诚,而且还要有信用,不要以次充好。这三个条文,我们始终遵守,我对苏易士确实是灌注一片心血。那么在苏易士开业以后呢,我就考虑到下岗的工人,我就完全用的天津市的下岗工人,一共23个人。我们这23个人是真好,有的跟我多达11年,还始终兢兢业业的,感情非常融洽。所以已经开了11年了,还是比较火。”

  我非常感谢我哥嫂当初给我的支持,因为怕我们有依赖性,所以他们都逼着我们自力更生,自己去创业

  袁家骝先生生前特别喜欢“苏易士”,每次回到天津,都是住在袁家倜女士家里。吴健雄博士过世后,袁家倜女士不仅给袁家骝先生全部的物质照顾,而且还给了他精神上的慰藉,陪同他出席国内的重要会议和活动,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袁先生晚年就住在我这儿。从1997年吴健雄去世,他每年都来住上两三个月,有时候来两趟。2001年他生病就病在我家里,后来才送他到协和医院。”

  其实,他们两位并不是胞兄妹。家倜是袁世凯第4子袁克端的女儿,家骝是二儿子袁克文的儿子。袁家倜女士回忆说,当年哥哥出国,就是姑妈帮助收拾的行李,年纪尚小的她帮不上忙,只能站在一旁悄悄看着,心里觉得很难过,当时的情形,一幕幕,至今想起来还记得很清楚。

  从1973年,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受周总理邀请回国,暌隔多年的两兄妹就重新建立了手足之情。1980年,袁家骝先生请求帮助解决妹妹从农村返城问题。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有关部门一天之内就为袁家倜女士办妥返回天津的手续,还将所有在“文革”中抄走的财产、房产归还给她。“回到天津以后,政府给我们很高的待遇,先是在市侨办一个农场工作,后来我就到市政协当委员。”此后几十年间,在袁家众多后人当中,他们俩始终最亲近。

  袁家倜女士是一位很有性格的人,与她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外表极不相称的,是她那种超出一般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按照常人的思维,她的那座小楼如果出租的话,足够她坐享其成,安度晚年的,但她不这样,一直坚持要自己拼搏奋斗。“吃老本最没有出息,当年的十几万块钱,到现在算什么?天津也有一些继承祖上财产的女人,靠银行的利息生活,现在都不行了。”

  她不但是“苏易士”的老板,还兼管财务,餐厅的账目都由她亲自来记,以她79岁的年纪,恐怕是目前商场上年龄最大的女老板了。经营餐厅,烦琐细致,还算是女人的长项,但商海如战场,要求领导者有自己的经营之道。去年中秋节,“苏易士”做月饼,工作人员分别挨家挨户跑订单,根据订单生产成品,中秋节过后,别家的月饼积压,“苏易士”一块不剩。

  “不会干不怕,只要肯从头学,肯下工夫。”袁家倜女士笑称,自己能够不依赖别人,努力创业,除了个性所致,多多少少也是让哥嫂逼出来的。“我非常感谢我哥嫂当初给我的支持,精神支持,钱财他不支持。因为什么呢?因为袁家骝怕我们有依赖性,他对他的子女、对我们这些兄弟姐妹都不给经济上的太大援助,所以他们都逼着我们自力更生,自己去创业。我就在他们夫妇教导下,创出了苏易士。”

  从13岁到18岁,袁家骝先生在天津度过了5个年头。这5年是寒窗苦读的5年,为他日后在高能物理学领域取得非凡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解放后,袁家骝先生多次回到天津,对天津始终怀有一份深厚感情。2001年6月份,年近90高龄的袁家骝先生参加首届“华侨华人与天津21世纪发展恳谈会”。我当时作为采访大会的记者,有幸聆听并用采访机录下了他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他说:“这次到天津,一踏上天津这片热土,就感到一种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景象。从机场到市区,绿草成茵,鲜花盛开,与宽阔的公路、漂亮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洋溢着现代大都市的勃勃生机。我为天津的发展和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

  2001年8月份,袁家骝先生病倒后,在天津市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袁家倜女士送他到天津最好的医院治疗。当时,有关机构提出希望能把袁家骝先生接到台湾治疗,袁家倜女士予以拒绝。袁家骝先生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后,袁家倜女士每10天左右必定去一次北京,为他带去吃的用的,直到2003年2月11日下午,91岁的袁家骝先生去世。

  袁家倜女士给我看了一张袁家骝先生在协和医院过最后一个生日时,与协和医院院长、医务人员的合影。照片上,慈祥的老人手握一束鲜花,精神饱满,愉快地微笑着。

  袁家倜女士告诉我,在哥哥的葬礼上,不会说汉语的侄子、侄媳抱着她不放手,哭着用英语一再说,全靠姑妈的精心照顾,父亲才能走得这么安详。为兄长操办完丧葬事后,过度操劳的袁家倜女士自己也大病了一场,身体一直不太好。“如果不是早晨下雨,我今天已经去医院输液了。”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有生之年为社会做更多的、有意义的事

  经过多年的辛苦操劳,经营苏易士西餐厅赚了钱,1997年11月,袁家倜女士觉得,应该是实现自己心愿的时候了。

  “找到民委,跟统战部研究,就打算帮助蓟县山区最艰苦的满族乡———孙各庄的满族乡,给我选了10个孩子。这10个孩子,我要求要特困优秀生,学习要好,家庭特别困难的,我培养他们。一年我给他们5000块钱,10个孩子一人500块钱,包括生活费、学费。每年我还给他们赞助棉衣,买学习文具,都是我亲自带过去,一个孩子、一个孩子,送给他们。”

  从1997年开始,袁家倜女士被天津蓟县孙各庄满族乡第一小学特聘为名誉校长,她每年都抽时间专程看望这些孩子,还捐款为学校修建草坪和操场,让孩子们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1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小学生非常热爱、尊敬袁奶奶,每次见面总跟她有说不完的话,还经常写信向她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这些孩子各个都挺争气,全是优秀尖子生。其中,有一位名叫焦艳荣的学生,父母都身患疾病,家里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面临辍学的困境。从1998年开始,她得到袁家倜女士的资助,后来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初中。现在,天津蓟县孙各庄满族乡第一小学这10名被资助的小学生全部已经顺利完成了6年的学业。为了表示感谢,孩子们给袁奶奶送来了锦旗和装裱好的大“寿”字。

  “从1997年开始到2003年,已经是6年了,我培养了10个孩子。这10个孩子都是从一年级到6年级,今年已经毕业了。给我送的锦旗,送的寿字,我非常感动。那么,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我经常受袁家骝跟吴健雄的熏陶,他们不是在江苏独资捐建了一个明德中学吗?我没有他那么大力量,所以我就只好在我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培养这10个孩子。另外一个,就是我已经跟你说了,我的3个孩子在‘文革’中没有机会读书,从那时候起,我就发誓,以后如果我有能力了,一定不让一个孩子因为困难失学。现在有条件了,还有许多农民的孩子上学有困难,我要帮助他们,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读书。”

  虽然袁家倜女士已经有了不少资产,可她从来不去国外旅游度假,更不懂得花钱享受,家庭陈设也都是用的旧家具,没有太多高档电器。“这些都不需要,我有了钱就多捐给孩子们点,让他们能好好读书。今年我又找了一个新班,又找了10名特困优秀学生,我继续资助他们的学习,而且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精神的安慰。”

  作为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海外联谊会理事、和平区侨联顾问,袁家倜女士不但要经营好自己的餐厅,还要参加很多社会活动。每件事情,她都亲力亲为,乐此不疲地去做。多年来,她积极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出资捐助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建馆,赞助在天津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世界体操锦标赛,并捐助抗洪救灾。她广泛联络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为天津市的改革开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因为我是老政协委员了,必须要跟上党的政策,有开放的精神。现在我可以说过上了小康生活,我自己可以有一个小楼,而且还可以有一个不错的餐厅。所以我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侨眷的关心,尤其是全国人大对归侨、侨眷的权益保护法,在我们身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到今天能生活优裕达到小康,以至超出了小康的水平了,我特别感谢党和政府,作为老政协委员,我要多关心国家大事,这也是我应尽的责任。”

 

袁世凯的妻妾儿孙今何在?

  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过重大影响的袁世凯虽已死去八十余年,但他的后人却还活跃在国内外。笔者对袁世凯家族情况略知一二,今特对其妻妾儿孙情况加以简述,以飨读者。

  袁世凯一八五九年(清光绪九年)生于河南省项城县,后因葬母问题(袁系庶出)与其异母长兄不和,遂定居于河南省彰德府(今安阳市)洹上村,死后也葬在这里.

袁世凯有一妻九妾。

  元配于氏,是河南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得旧礼节,袁世凯不喜欢她,生了长子袁克定后,就不再与她同居,只把她作为主妇看待。到袁世凯接任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场面大了,这位元配夫人就更加不能胜任“第一夫人”这一角色了。有一次新年袁世凯接见各国公使,第一夫人自然要陪同接见。忽有某国公使走到这位夫人面前,要和她行握手礼,她当时不明所以,大为惊慌,她“嗯”地一声,把双手藏到背后去了,弄得那位公使十分尴尬。从此,袁世凯嫌她上不得台盘,只把她作为一个牌位看待。

  大姨太太沈氏,是苏州名妓。据说在袁世凯落魄的时候,沈氏资助袁世凯去猎取功名,并备酒送行,袁矢志决不相负,二人颇有点玉堂春与王三公子的味道。袁发迹后,果然娶沈氏为姨太太。因为“第一夫人”于氏懦弱无能,上不得台盘,袁便把沈氏作为“太太”看待,在一些外交场合中,沈氏也常以太大身份出现。袁还让她管家,并让儿女们称沈氏为“亲妈”(沈未生子女),可见袁对她宠爱的程度了。

二姨太太李氏,朝鲜人。

  清朝末年袁世凯任驻朝商务代表时,娶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为妾。金氏嫁袁时,带了两个陪嫁的姑娘,即李氏和吴氏。袁世凯娶妾是多多益善,就把这三个姑娘(即金氏、李氏、吴氏)一并收纳作为姨太太,并且按三人年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吴氏为四姨太太。李氏由陪嫁丫头升为姨太太后,给袁世凯生了六个儿女,即长女伯祯(成年后嫁与清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儿子)、五子克权(娶清两江总督端方的女儿为妻)、七子克齐(娶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为妻)、十子克坚(娶民国陕西督军陆建章的女儿为妻)、十二子克度(娶富商罗云章之女为妻)。六女籙祯(嫁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儿子)。

  三姨太太金氏。她本是朝鲜王族,原以为嫁给袁世凯作“正室”,没想到过门以后,她和自己陪嫁的两个丫头都做了袁的姨太太,所以整天郁郁寡欢。她为袁世凯生了五个儿女: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早亡)、十女思祯。

  四姨太太吴氏。朝鲜王族金氏陪嫁的两个”丫头之一吴氏,本只是跟着姑娘当丫头,没想到被袁世凯提拔为姨太太,与姑娘并列,后来袁世凯称帝时还差一点没被封为妃嫔,她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她为袁世凯生了四个儿女,即四子克端、次女仲祯(嫁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的侄于)、四女(早亡)、七女复祯。吴氏死得较早,袁世凯当时还任直隶总督,吴氏害“月子病”而死。

  五姨太太杨氏。袁世凯在他的一妻九妾中最宠爱的是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大姨太大沈氏是袁世凯落魄时的知己,沈氏“慧眼识英雄”,所以袁世凯矢志不忘。五姨太太之所以被袁世凯格外垂青,与大姨太太沈氏不同,她既不以美色见长,也不是袁的风尘知己,袁世凯赏识她的是她管家的才能。她心灵口巧,遇事有决断,袁世凯不仅让她管理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袁府整个家务,各房的佣人和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六、八、九三个姨太太,都得服从她的约束。因此,全家上上下下都对她既敬且畏。她是袁府的王熙凤。她为袁世凯生了六个儿女:六子克桓、八子克轸、九子克久、十一子克安、五女季祯、十五女(早亡)、九子克久(娶民国黎元洪的女儿为妻),解放后在天津工作。

  六姨太太叶氏。她本是南京钓鱼巷的妓女,嫁给袁世凯纯粹是“误会”。原来本世纪初袁做直隶总督时,派其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袁克文在钓鱼巷认识了妓女叶氏,两人一见倾心,互订嫁娶盟约,叶氏并将其玉照赠袁。克文回去向父亲磕头复命时,一不小心叶小姐的照片从口袋中滑了出来,掉在地上,袁世凯指地连声问:“是什么?那是什么?”袁克文不敢向父亲谈自己的儿女私情,情急智生,他说:“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好看的姑娘,所以带回来这张照片,看父亲是否喜欢?”袁接过照片一看,果然很美,连声说:“好!好!”,于是派人去南京马上将叶氏接了回来。洞房花烛之时,她才发现她风度翩翩的意中人竟变成了一个五短身材鬓发斑白的半老头子。而袁二公于后来也只能对叶小姐“望洋兴叹”了!六姨太太生了5个子女:十四子克捷、十七子克友、九女福祯、十一女奇祯、十二女瑞祯。

  七姨太太张氏。她是河南人,没有生过子女,按照袁家的规矩,她不能被称为姨太太,也不能享受姨太大的待遇,只能被称为“姑娘”;可是因为袁世凯喜欢她,所以也享受姨太太的待遇,并被称为姨太太。清末她随袁世凯到河南小住,因她与花匠谈情被袁撞见,袁逼令其服毒自杀。但袁家也有人说,她是因病不治而死的。

  八姨太太郭氏。她原是苏州妓女,是袁世凯做军机大臣时别人从苏州买来敬献的。她生有三个子女:十三子克相、十五子克和、十四女怙祯。怙祯嫁给了民国总统曹锟的儿子,后离婚去了美国。

  九姨太太刘氏。她是袁世凯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姨太太,娶她时袁世凯已五十多岁,而她却正当妙龄。她原是五姨太太杨氏的小丫头,成年后为袁“临幸”,因而被收为袁世凯的第九名姨太太。九姨太太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克藩排行十六,早死;女儿仪祯排行十三,续五姨太的女儿季祯嫁苏州陆状元家。

以上所述是袁世凯一妻九妾的情况,一妻九妾共生了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十七个儿子又为袁世凯生了二十二个孙子、二十五个孙女,儿孙总和达七十九人。逐一记述太繁琐,今特择其主要者、著名者略述之。

袁克定

  首先要记述的自然是袁世凯的第一个儿子袁克定,因为他险些当了“太子”、嗣君”、继袁世凯当了“中华帝国”的皇帝,如果袁世凯不被打倒的话。当清帝退位时,他甚至向袁世凯建议:清朝作恶多端的王公一律处死,末代皇帝傅仪流放黑龙江。如果袁世凯采纳了他的建议,溥仪也不会第二次(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第三次(“满洲国”的皇帝)当皇帝了。可见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对中国历史有些影响的。

  袁克定是袁世凯的第一个妻子于氏所生,是袁的长子。他曾到德国留学,通晓德语和英语。袁世凯在朝鲜,在济南,在天津,在北京做官,他都随任在侧,所以他对旧官场的事情非常熟悉。他不抽烟、不喝酒,循规蹈矩,道貌岸然,一副正人君子的派头。因为他是长子,而长子一般要继父位的,所以他极力撺掇袁世凯做皇帝,他不但替袁拉拢各路军阀封建遗老,甚至印假版的《顺天时报》,从舆论上来欺骗袁世凯,伪称全国人民都拥护袁世凯改元称帝。可是因为他骑马摔坏了腿,成了跛子,所以袁世凯曾流露出要在次子克文、五子克权二人中择一而立为“太子”的意思。袁克定听到这消息后愤愤地说:“如果父亲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当然,由于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便被国人轰了下去,袁克定的皇帝梦也就难圆了。

  袁克定早年娶湖南巡抚吴大幑的女儿吴本娴为妻,袁克定属虎,吴本娴属龙,按旧时说法是相克的,可袁世凯为了攀附,也就不斤斤计较这些。可是袁世凯却并不是真的不计较,按迷信说法,只有找一个属鸡的姑娘来“牵一牵”,才能破解,化凶为吉。于是吴小姐过门还不到一个月,袁克定便又找了一个叫马彩云的唱戏的做姨太太,随后又娶了第二个姨太太。他不但像他父亲一样爱娶姨太太,而且好“男宠”,当时这些被玩弄的青年男子叫做“相公”,天津当时就有男性妓院,俗称“相公窑子”,用现在洋人时髦说法,即所谓“同性恋”。所以袁克定在北京、在天津都有一些公馆,这些公馆便是他的金屋藏娇处:既有女宠,也有男宠。正由于他如此花天酒地荒淫无度,所以袁世凯分给他的一些遗产(光是现金就有四十万大洋)不多年便让他挥霍净尽。到了晚年,新中国建立,袁克定已是家徒四壁,两袖清风,不得不靠政府的救济来打发贫困的岁月。一九五八年他八十岁时终于潦倒而死。

袁克定有一子二女,子家融,女家锦、家弟。

  家融是袁克定的独生子,袁世凯的嫡长孙,生于一九一四年,袁世凯死去那年,家融已经十二岁了。一九二O年,家融赴美留学,先上中学,后又在美国上大学,学习地质勘探。一九三O年回国后在开滦煤矿任工程师,以后在北大、师大等校教书。一九六四年退休后定居北京。

袁克文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三姨太朝鲜人金氏所生,因为大姨太未生子女,所以克文从小便被过继给大姨太收养。大姨太对这个儿子十分疼爱,他提出任何要求都会得到满足。

  袁克文自幼聪明过人,据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尽管他像呆霸王薛蟠那样不好好读书,可他作诗、填词、写文章却件件皆精,写的字也风流潇洒。因此袁世凯对他有些偏爱,甚至一度想立他为“太子”。大姨大的骄纵,袁世凯的偏爱,造就了袁克文的挥霍、任性、骄奢的花花公子性格,吃、喝、嫖、赌、抽(鸦片)样样都干。他还花钱加入“青帮”,当上了“大字辈”的“老头子”。除元配妻子刘梅真外,他还娶了五个姨太太,她们是:情韵楼、小桃红、唐志君、于佩文、亚仙。没有名分或“一度春风”的情妇那就更多了,据知情人讲有七八十个。

  袁克文除擅长书法、作诗、填词、写文章外,还爱唱昆曲,小生,丑都扮演得很好,他的拿手好戏是《长生殿》、《游园惊梦》。袁世凯死后,他没了管束,开始“票戏”,即当票友。有一年,他在北京新民大戏院与陈德林合演《游园惊梦》,他大哥袁克定(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成了“家长”)知道了,认为他这种当“戏子”的行为“玷辱家风”,于是便通知北京警察总监薛松坪,要薛把他抓起来。薛不便推托,可又觉得这是他们袁家的“内部矛盾”,便去找袁克文,如此这般把“令兄的意思”一谈。袁克文笑着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了,我就不唱了!”票友借台唱戏是要自备费用的,袁克文唱这两场戏,据说他花费了三四千银元。

  因为袁克文花钱如流水,所以他从他父亲那里分得的十几万银元的遗产,很快就用光了,可他又放不下架子来,因此不得不靠卖字、卖文来维持生活。据说他的字写得很好,三杯酒下肚,写起字来纵横驰骋,豪情奔放,大有苏东坡之风。山东督办“狗肉将军”张宗昌请他写了一幅中堂,价码是一千元银洋。求他写字的人之所以这样多,有人说这是因为他的字写得的确好;但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是袁皇帝的儿子。

  一九三一年袁克文死在天津,才四十多岁。家里为他办不起丧事,还是他“帮”里的徒子徒孙凑钱帮他办的。出殡时,“帮”里的人,以及天津的和尚、道士、尼姑、喇嘛,都来送葬,甚至有些妓女也扎了白头绳前来哭奠。

  袁克文有四子三女,孙家嘏、家彰,家骝、家骥,女家华、家宜、家藏,皆为知识分子。其中家彰、家骝留学美国,皆学有所成,且均加入美籍并定居。家骝一九七三年曾偕其夫人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访华,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并对袁家骝说:“你们袁家的人一代比一代进步了!”

本贴由守信转自“李郁江@-0TnT的个人主页”未作查实。

 

山东省大事记中有关袁世凯的记录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6月4-6日 袁世凯奉旨率新军八营由天津小站赴德州“操演行军”,并藉以“弹压”拳民,保护教民。
6月18日 高密大吕庄村民因德铁路公司人员插标不公及污辱妇女, 群众拔标并打伤通事,迫使工程暂停。
6月24日 德胶督叶世克借口“保护路务” 派兵至高密,在堤东庄枪杀守圩村民15人。
25日,进入高密县城。27日,又在刘戈庄枪杀村民7人,并焚毁县城书院的书籍和桌凳。毓贤派员交涉,赔偿德人桩价、兵费银4500多两,德军于7月1日撤回青岛。
7月4日 袁世凯上奏清廷,提出“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 4项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以“导愚民而结邻好”。清廷命毓贤对“分驻巡兵”一条应即查照办理,以在胶州各邑及铁路经过处来往梭巡,“于保护之中寓钤制之意”。其余各条,与德方“商订妥洽,分别酌办”。翌年1月,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派兵镇压高密人民抗德斗争,李金榜被捕。翌年4月, 孙文率众在柳河堤设防迎战,大败清军。终因武器落后,寡不敌众,农民武装伤亡惨重,孙文被捕。在此事件中,高密县毛家庄、克兰庄、刘家苓芝、郭家南直、杜家沙窝等村庄的600多人惨遭杀害。孙文于翌年7月被杀害,李金榜被充军黑龙江。
12月5日 美使康格照会总署,要求撤换毓贤。6日,清廷屈从外国侵略者意旨,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署山东巡抚。26日,袁世凯率新建陆军抵济南。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3月14日 清廷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
3月21日 袁世凯和帮办山东交涉路矿事宜的荫昌, 分别与德华山东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签订《胶济铁路章程》 , 与德国驻青岛矿务公司总办米海理及司米德订立《山东华德矿务公司章程》。
4月6日 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再次要求清廷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袁世凯为扩大政治资本,乘机扩军,至19日,集成新兵20营,增立一军,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
4月22日 袁世凯与德胶督叶世克订立《山东胶澳交涉简明章程》。
5月1日 清廷命袁世凯就拳民改为团练一事复奏。袁世凯旋奏称:“查明拳会实难改练乡团”。
5月20日 袁世凯在山东机器局内创办武备学堂。本月 海丰县崔曰永等到罗苏庄组织义和团,8月上旬捣毁南岭等地教堂。
6月10日 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英、 德、 俄、 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2000余人由天津进犯北京。 6月21日,清廷发布对外宣战谕旨,并令各省督抚招集义民成团, 借御外侮。山东义和团冲破袁世凯的压制复起响应。至8月,先后烧潍县美国教堂乐道院,拆毁曹州德国天主教堂,攻占阳信、沾化、阳谷、德州、临清、陵县、冠县、商河等地的外国教堂,并在阳谷、德州、陵县、冠县、蒲台、滨州、齐东、章丘等地抗击袁世凯派
来镇压的清军。 义和团运动遍及鲁北,进而发展到京津地区。8月14日,侵略军侵占北京,北京失陷。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残酷镇压下失败。本月 袁世凯派兵将山东内地的外国传教士护送到烟台、青岛躲避。
本月 清廷命袁世凯带队赴京勤王,袁以山东海防紧要,胶澳事务不可分身为由,拒绝赴京。
7月 清廷调驻青州满族旗兵500人到北京南苑抗击八国联军。
本年 袁世凯在济南设立教养局,收容难民,生产布匹、靴鞋、木器、绳经、席箔、毛巾等手工业产品。
本年 山东省抚部院官立中西医院在济南设立。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9月7日 《辛丑条约》签订,清廷命各省筹摊赔款。山东每年筹摊赔款银90万两。另外山东赔偿教堂、 教民“损失”80万两。为筹措赔款,11月3日,袁世凯上奏盐务变通章程,以“整饬盐务”为名,每年加征银二十八九万两;以“清理漕费”为名,每年加征银30万两;以“地丁提盈”为名,每年加征银50万两。同时将烟、酒、糖、茶等税加抽三成。袁世凯的殃民措施受到清廷嘉赏。
10月 袁世凯奏准在济南创设山东大学堂, 当年招生300人,唐绍仪任校长,美国人赫士任总教习。此系山东最早的官立大学。
11月7日 袁世凯奏准在山东设局铸造银元。本日 清廷命袁世凯署直隶总督,漕运总督张人骏调任山东巡抚。

本年 袁世凯奏设商务局,并拟定《试办商务局暂时章程》,鼓励创设公司,扩充商业,振兴工艺,兴办商务学堂及成立商会。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本年 袁世凯在德州征地850亩,建立德州北洋机器制造局(简称德州机器局) ,生产武器弹药。1912年改名为陆军部德县兵工厂。

1904年(光绪三十年)

5月1日 袁世凯、周馥奏请开济南、潍县、周村为商埠。15日,外务部奏请照准。
9月29日 直隶大名、 顺德,河南彰德等府,山东东阿县一带,会党聚集,酝酿反教,清廷命袁世凯、周馥、陈夔龙指令地方官严查。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夏 袁世凯以武卫右军先锋队为基础,编成北洋常备军第五镇,驻济南、潍县,统制官吴长纯。 不久改称陆军第五镇,仍驻原防,直属陆军部管辖。1912年9月,改称中央陆军第五师。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1月13日 清廷命袁世凯速令夏辛酉率军前往山东督办兖、 曹 “剿匪” 事宜,“所有在曹(州)先锋及巡防各营均归调遣”。

1911年(宣统三年)

11月15日 《齐鲁公报》在济南创刊,革命党人王墨仙任总经理,赵心如任总编辑。次年1月23日,因讽刺袁世凯等人被查封。

1912年(民国元年)

2月12日 清帝溥仪宣告退位, 授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15日,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致电孙中山与袁世凯,主张山东军政府都督胡瑛和山东巡抚张广建均行退职,由第三者统一山东政权。17日,山东各府代表在济南开会,公举胡瑛为临时都督,并议决胡未到任前由柳成烈暂代。19日,张广建邀胡瑛派代表到济南协商政事, 胡瑛遣代表3人如约赴会。张佯推胡瑛为都督,暗则图谋自立,次日将胡所派代表押解出境,包围咨议局,占领济南邮政局,包围商会,捕杀革命党人数十名。胡瑛发电向张广建提出抗议。20日,袁世凯令张广建的军队退驻莱州,并悬五色旗。
3月15日,袁世凯令各省督抚改称都督,文武各官照旧供职。巡抚张广建遂改称都督。
3月19日,山东军政府都督胡瑛致电袁世凯辞职。袁世凯将张广建调离山东。3月28日任命周自齐为山东都督。
12月1日 袁世凯发布训令,全国各县及有直辖地方的府、直属厅、直隶州长官,一律改称知事。未裁各道及无直辖地方的各府长官名称暂时不变。山东奉命执行。

1913年(民国2年)

5月 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7月,三党山东支部合并为山东进步党支部,李莪青为部长,夏溥斋、张介礼为副部长。
本月 袁世凯向南方用兵后, 张勋率部队从兖州经鲁南于7月占领徐州,北洋军阀在山东的统治得到加强。
7月16日 驻徐州的冷部第二师讨袁军向驻山东韩庄的北洋军第五师发动进攻。第五师得张勋和田中玉增援,冷部失败。
7月26日 北洋军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派兵至青州, 包围在青州秘密准备武装讨袁的革命党人鲁东讨袁军支队司令赵同普及赵惠斋、刘德铭等20余人。赵同普等被捕解济。8月20日,赵同普、赵惠斋、秦明堂、刘德铭、车师夏、何凤翔等6人在济南英勇就义。
11月4日 袁世凯下令解除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资格。 继而下令解散国民党在山东的组织。
11月26日 袁世凯再次下令尊孔,并接见孔令贻,授予一等嘉禾章。
11月29日 山东、奉天等省天主教会致电袁世凯、国务院、参众两院,请求删除《天坛宪法草案》第十九条“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的规定,以免引起他教恶感。

1914年(民国3年)

1月18日 兖州镇守使田中玉奉袁世凯之命, 派军队驻曲阜保护孔林孔庙。2月7日,袁世凯通令各省崇祀孔子,于春秋两季在文庙行祭祀礼。20日,又公布《崇圣典例》,命令保护曲阜孔庙、孔府、孔林及各地文庙。9月8日,批准孔府祀田归孔府所有。
2月3日 袁世凯根据山东等省民政长官的所谓指控, 下令停办地方自治会。2月28日,下令解散各省议会,一切行政事宜由各省行政长官负责。山东省议会、各县县议会相继解散。
2月11日 袁世凯调田文烈去河南,任命高景祺为山东民政长兼会办山东军务。
6月2日 袁世凯公布各省所属道区域表。山东4道,分辖107个县:岱北道改称济南道,辖27县,岱南道改称济宁道,辖25县,济西道改称东临道,辖29县,胶东道辖26县。
6月30日 袁世凯下令废各省都督, 于北京政府设将军府,各省设将军行署。山东都督靳云鹏改任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
8月下旬-10月底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国无力东顾,对山东觊觎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向盘踞在山东的德国侵略者宣战,同时对中国政府以武力相要挟。 8月24日,驻京日本公使日置益面见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琦,要求划黄河以南为日本对德作战区, 并撤走胶济铁路沿线的中国驻军。8月3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驻日公使告知日本政府: “胶济铁路潍县以东至青岛日本可任便布置”。8月31日,日本侵略军侵占胶州湾附近
各岛屿;9月2日,日军第十八师团2000余人在龙口登陆。10日至13日, 侵占平度、即墨、高密、胶州。9月18日,日本陆军独立第十八师团第二批部队在崂山湾登陆。23日,英国侵略军900人亦在崂山湾登陆。9月25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潍县车站。 10月3日日军沿胶济铁路西侵,占领青州和济南车站,坊子、淄川、金岭镇的煤铁矿被占领。袁世凯下令中国军队撤离胶济铁路沿线地区。10月31日,日英联军近3万人向盘踞青岛的德军发起总攻,11月7日,德军投降。自此,德国侵略者在山东的特权为日本侵略者所攫取。
10月16日 各省将领因日本侵略军侵占胶济铁路致电袁世凯,提出应防备日本有非分企图。袁复电称:“日本素敦睦谊,谅亦不致有意外之举,各将军务须镇静以待,不必稍形惊扰,致碍外交前途。”
11月18日 袁世凯令徐世昌督办直隶、濮阳黄河堵口事宜,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巡按使为会办。
11月21日 日德交战后,莱州、青岛一带民众深受其害,胶州、潍县、高密、即墨等地又遭水灾,袁世凯批准将山东灾民迁移黑龙江省垦殖。
11月25日 山东巡按使与日侵略军代表商订《胶济铁路临时治安条款》。

1915年(民国4年)

1月7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英、日两国公使,要求正式取消山东交战区,两国在该区域内的军队应一律撤退。日本拒绝。
1月18日 日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内容共分五号。有关山东问题的内容是,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山东内地及沿海一带土地和各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由日本建造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线的铁路;中国从速开放山东省各主要城市为商埠。5月9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基本接受了“二十一条”。25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日本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订“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全国各地掀起反日倒袁的爱国热潮。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各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
8月6日 北京组织“筹安会” ,鼓吹帝制。9月,山东将军靳云鹏积极响应,与14省将军联名电请袁世凯速登帝位。
12月31日 袁世凯申令改明年(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登基,即皇帝位。

1916年(民国5年)

1月1日 袁世凯令孔令贻仍袭“衍圣公”,并加郡王衔。
1月12日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召开会议, 制定讨袁计划,即先以主力占领潍县,扼胶济路中段,然后向周围扩展;一部占领周村后,西进济南;另派游击队于济宁、兖州各地集合民军, 分兵南袭峄县,阻止张勋部北上。2月,东北军各部开始行动,反袁斗争在山东展开。
3月13日 孙中山令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 统率直隶、山东、山西讨袁军队。
5月初 居正所部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及夏重民等人率领的加拿大、 美国等地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部”进攻潍县,同山东北洋军第五师张树元部展开激战。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吴大洲部攻占周村,宣布独立,另立旗号,改称山东护国军,吴大洲自任都督。23日,居正所部革命军占领潍县,张树元部退走。此后,山东革命军和护国军分别攻占邹平、临淄、淄川、即墨、高密、安丘、莒县、诸城、平度、日照、昌乐等10余县。
5月15日 山东护国军第七军敢死队300余人,夜间由胶济铁路乘货车潜入济南商埠,东趋攻城未成,16日晨撤出济南。25日、27日再攻济南均未成功。
5月30日 山东将军靳云鹏离任进京, 袁世凯任命张怀芝为济武将军,署理山东军务。
6月4日 革命军数百人又攻济南,未克。
6月6日 袁世凯死。次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7月6日,北京政府改各省督理军务为督军,改巡按使为省长。张怀芝改任山东督军,巡按使蔡儒楷停职,孙发绪署山东省省长。

 

袁世凯的一生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字慰庭,号容庵,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风云一时,叱咤中国政坛。1859年9月16日,他出生在河南项城县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袁世凯早年科举不第,又逢清季兵燹,便弃文投军,依附淮军将领吴长庆门下。1892年,大清藩属朝鲜内乱,求助于清庭,袁世凯即随军入朝平乱。驻朝期间,袁世凯头脑灵活,办事机敏、干练,表现出较高的外交、军事才能,颇为清庭朝野瞩目。1894年受李鸿章保举为驻朝总理大臣。1895年受命以道员衔赴天津督练“新式陆军”。他仿造欧洲军制训练军队,取得极大的收获。同时在此基础上扶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日后北洋军阀的班底。1898年参与镇压维新派。1899年任山东巡抚,逐步接近清廷的权力中枢。1901年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主军机处、兼任外务部尚书。1908年宣统帝继位,受清皇室排挤,袁世凯被迫下野,隐居彰德府(今安阳市)洹上村别墅——“养寿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国内外形式所迫,清庭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由其出任总理内阁大臣,主持军政。革命当前,袁世凯深知清庭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便联络全国革命势力及其旧部,倒戈一击,逼迫清帝退位,实行共和。1912年3月,袁世凯因促成共和有功,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后不久,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1915年12月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1916年3月22日,内外交困,被迫宣布撤消帝制,恢复民国。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死于北京,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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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

                          丰振衣

        袁世凯背了近百年的骂名。窃国大盗、卖主求荣、开历史倒车等等,都是些“顶级”的罪名,任何一项都可置人于死地。作者出生于六十年代末,所受的教育使之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人袁世凯与蒋介石并列第一名,这得益于前中共首席理论家陈伯达那充满意识形态思维的两本书:《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甚至于袁世凯比蒋介石还要坏,毕竟蒋介石有一帮子僚属感恩戴德,而袁世凯却法统断嗣。
        我很早就对这个五短身材、连秀才都没考上的河南人开始感兴趣 。中原自宋室南渡后,就没有出过彪炳青史的一流的大人物,到了二十世纪初,出了个中华民国大总统,也算是“人起三代之衰”。初是骂和恨,那是教科书的功劳;继而是怀疑和无言,那是言论渐开的结果;随着新的史料和证据的出现,使我对袁慰廷又有了全新的认识。
        袁世凯出生在人才凋弊的河南,豫中平原的一个农村。上过学,却连个秀才也未考中,投笔从戎。1881年入淮军吴长庆部,1882年随吴入朝,1885年回国。越明年,再赴朝鲜。1894年,任驻朝总理大臣。1895年,以道员衔(浙江温处道)赴天津练兵。1899年任山东巡抚。1901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军机处,兼外务部尚书。1908年被罢退,隐居安阳。1911年出任总理大臣。1912年3月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年12月自任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逝世于北京,终年57岁。
        袁世凯在晚清的政坛上翻云覆雨,权倾一时,先后被吴长庆、李鸿章、维新党人、光绪、荣禄等重要人物所青睐,手握重兵而没有受到狡诈多疑的西太后猜忌,不断予以擢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秉政相国,仅靠奸诈、贪墨是远远不够的。今日观袁世凯照片,目光灼灼逼人,谁人可比?
        袁世凯个人政治品质在称帝前并无令人诟病的地方。在朝鲜的若干年虽然对朝鲜君臣飞扬跋扈,极不尊敬,但在国人眼里却是政绩卓著、可圈可点,被视为具有近代思想和知识的军届少壮派、政坛后起之秀,为多个政坛大老所青睐,亦为物议所推崇。维新变法前,他捐给强学会五千元,并多次表示自己的变法立场。庚子国变中巡抚山东,极力驱义和团出鲁,既保境安民,又屏障了东南,使东南互保得以顺利进行,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些许元气。当时京畿等地的电线杆都为义和团指为“妖物”烧毁,朝廷中枢同全国各地的电报联系中断,全凭山东巡抚衙门的电报房中转各地的电报,一时间使济南成为各省同中央的联络站。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袁世凯不顾一切地按那拉氏的宣战诏书行事,对战争的结果并无太大的影响。当他率北洋六镇胁齐鲁大地卷入战争,势必使战争扩大,山东、两江、湖广成为义和团的天下,同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不相上下,电杆、铁路等破坏殆尽,天下汹汹;八国增加兵员,更多的异国士兵从天津海岸登陆,持着自动化的武器向中国内地杀来,辛丑条约的赔款数额将大大增加,慈禧与光绪可能会落入联军之手,成为傀儡政府的首脑。不要设想欧美列强会废掉慈禧,还政光绪,继续戊戌年间的事业,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列强钳制慈禧对光绪的迫害,既有战略上的考虑,又有流亡海外的保皇党和本国民众舆论的压力,也有价值观的冲突。慈禧的“量中华之物力,借与国之欢心。”彻底的卖国政策,列强那个不欢心?如果列强对慈禧恨之入骨,随时就可以换掉她;就是发生了慈禧支持下的义和团反洋运动,杀了不少的在华洋人,列强占领北京后完全可以追上并俘获慈禧,但他没有这么做;列强战胜后也没有追究慈禧这个首恶的责任;可见他们对慈禧还是欣赏的。如果是那样,中国可就要真的亡了。
        以前最使袁受伤的就是出卖光绪皇帝一事,随着清史研究的深入,人们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并未出卖光绪皇帝,而是当时袁的政敌的攻讦和普通人的误解和猜疑造成的。袁世凯是何等聪明睿智的人,做此等危及家族的事他会斟酌再三的。很多人不相信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因为他是“窃国大盗”。《戊戌日记》出笼这么多年,许多人都嗤之以鼻,认为是袁世凯为己申辩,不足一驳。但随着历史事实的发掘,人们从僵硬的历史教学中解放出来,认为他说的对。戊戌政变后,慈禧认为袁是“帝党”、“新党”人物,要杀他,幸荣禄力救得免。话又说过来了,就是袁世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了密,又是多大的罪恶呢?慈禧当时是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让他“围园杀后”,此是不忠!荣禄是袁世凯的恩人、顶头上司,杀荣禄,这是不义!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途的旧军人,让他做不仁不义的事,会干么?慈禧和荣禄在现代的主流话语权中是十恶不赦的误国罪人,但在当时却不是。慈禧有一帮子忠实的“后党”臣子拥护,荣禄是人们心目中的干员能吏,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戊戌政变后,有人向荣禄进言,认为袁世凯是“首鼠两端”的小人,应予株杀。荣禄坦然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苏继祖《戊戌朝变记》)而“帝党”人数了了且职务不高,40岁的康有为六品工部主事,25岁的梁启超以六品衔在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33岁的谭嗣同是六品衔的军机章京,杨深秀是山东道监察御史,23岁的林旭、31岁的杨锐、39岁的刘光第是四品卿衔军机章京,31岁的康广仁是布衣,一群年轻的、没有人脉资源的中下级官员。惟一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帝师”翁同和也在“百日维新”前夕被罢斥,一个连老师兼亲信都保不住的皇帝,有什么号召力?维新诏旨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陈1900年被念念不忘的慈禧赐死)一人响应就是明证。戊戌变法后,西太后要废光绪,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作皇帝。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 、承恩公(同治的岳父)崇绮、军机大臣刚毅、理学大师、军机大臣徐桐、刑部尚书赵舒翘 、礼部尚书启秀等极力怂恿,大肆活动。废立之事未获成功,是因为外国人反对,慈禧的头号亲信荣禄竟然也反对。毛泽东称赞过的并为人们所熟悉的著名封疆大吏张之洞也是一个铁杆“后党”, 清末著名维新派湖南浏阳唐才常,早年与谭嗣同办时务学堂,编辑《湘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1990年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后改名为自立会,拥护光绪当政。 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照会英国领事,把他从英租界抓来杀了。光绪死后,时任军机大臣的张秉承慈禧的旨意为光绪拟定谥号时,塞进了贬责光绪的意思。大臣一个个疏远光绪,连皇后也落井下石,带头孤立光绪,王照的《方家园杂咏记事诗》中记载:“隆裕自甲午以前即不礼皇上,虽年节亦无虚文,十五六年中从未该行。”由此可见,光绪皇帝在当时是多么的孤独,借袁世凯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把自己的命运同一个傀儡君王捆绑在一起!
        辛亥首义,袁世凯继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成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长期被人斥为“窃国”;既是“窃”,原先当有主人。是清政府?那袁世凯岂不是英雄?是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可袁的大总统是以孙为代表的革命党有条件的拱手相让,(就是相让也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的空头衔,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是得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和议会同意和批准的,何窃之有?袁又非革命党人,凭什么要将天大的功业送与孙中山。武昌起义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极为虚弱的草台班子,如果不是袁世凯养寇自重,未命北洋军全力出击,也早就玩完了。①袁世凯劝清廷逊位,孙中山将总统让给他,是一项政治交易。清廷退位,孙中山也就不用以戴罪之身流亡海外洗盘子了,摇身一变成了开国元勋。袁世凯软硬兼施,顺利践约,隆裕代侄子宣统逊了位,成了没有国土的皇太后、皇帝,继续在紫禁城内享受优裕的生活。②对待下了台的旧主子,袁是优礼有加,尊重如昔。爱新觉罗家族同五年后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命运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残酷处决。③俄罗斯是欧洲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罗曼诺夫王朝把俄罗斯从一个弱小、封闭、愚昧的国家拓展成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大功于俄罗斯。中国是亚洲一个落后的中世纪国家, 爱新觉罗家族早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期有残暴频繁的“文字狱”,晚期又大肆出卖国家主权领土利益,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四万万同胞恨之入骨、皆曰可杀;可结局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伟大的伊里奇批准枪决了,爱新觉罗家族被“窃国大盗”袁世凯保了下来;就这一点,袁世凯就是豪杰胸怀。
        袁世凯在位期间,新闻自由,骂袁的也不少,袁都能泰然处之。章太炎用袁的大勋章作为扇坠在新华门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也无可奈何,并未加害。北京兵变一直被栽在袁世凯头上,认为是袁世凯指使曹锟干的。经专家考证,此是偶发事件,袁世凯事先并不知情 。④宋教仁遇刺经研究证明,是赵秉钧怕丢掉总理宝座自为之,非袁世凯授意。⑤袁世凯的大度还表现在对待并非嫡系的黎元洪身上:主动同黎元洪结成儿女亲家,被人说成是拉拢黎,但也未尝不是黎所愿,在袁家军密布的京师同袁结成亲戚,黎一下子安全多了。袁世凯称帝首先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元洪拒不接受封号,不受王服,不受袁世凯亲笔书写的匾额,不受给“武义亲王”的赏赐,闭门不出。说来也奇怪,黎黄陂这个外表忠厚、性格软弱的“菩萨”在号称“屠人”的袁皇帝面前也端起了架子,袁世凯也只有听之任之,估计是黎元洪惦记着共和“储君”的位置。可爱的袁世凯在金匮石屋的“遗诏”里仍把黎元洪列为排序第一的继承人。
        当时的御用文人编了一出丑化和诬蔑孙中山的“戏”,名叫《新安天会》。 第一次看到此事时,真使我“佩服”极了,看来洪宪皇帝麾下也不是没有人才,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好主意。 剧本编好了,谁来演主角?首选是谭鑫培,可是这位侍候过老佛爷的谭老板根本看不起袁大头,说什么也不干。后来又找到孙菊仙,孙也曾是朝廷的“供奉”,自有身价,同样看不起袁世凯,也坚决不演。⑥两个“戏子”,给腐败的慈禧太后演了几十年的戏,却坚决拒演歌颂共和国总统的“政治戏”,丝毫不给将来的洪宪皇帝面子,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如果实在“文革”期间,什么人敢拒演《长征》、《东方红》、《红灯记》、《沙家浜》,我是真服了他!
   “二十一条”的签定又是袁的一大罪状。可日本一开始提出的“二十一条”同后来签定的《中日新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经过老袁的软磨硬抗、斗智斗勇,日本不得不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袁大总统签定后愤恨难平,令将签约日定为“国耻日”,以志不忘此仇。⑦ 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如满洲问题,袁世凯同曾叔度(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部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曾叔度《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内幕》)
        满洲在日俄战争后已是日本的口中之食,再让他吐出来是与虎谋皮。在谈判桌上,一个弱国能保住既有利益已是不易,不可能把已失去的再夺回来。那不是难为袁世凯吗?《中日新约》签订后,日本人大失所望,在国际上也大失面子。袁世凯被迫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⑧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问世啦。”1915年5月8日,他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他说:“ ……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⑨
        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从中可见袁世凯对日本的切齿痛恨。
        没有袁世凯清廷不可能灭亡这么快。在1901年—1908年的清末政坛上,袁世凯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是一个对新思想、新事物极为感兴趣的人,在其辖区内进行了很多近代化的改革。对关系朝廷大政的宪政制度的建立也是推波助澜,不遗余力,为清末衰颓之政局吹进一股清新健康之风。可能有人要说了,袁世凯组建私人政治集团,用重金贿赂庆亲王等朝廷重臣,⑩使贪婪奢糜之风愈演愈烈,怎能说健康清新?这样说,也对(史实准确)。但不要抛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评论袁世凯。袁世凯如果不这样做,他也不会生存、壮大起来。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已是百弊丛生,危如累卵,再多出一个清官袁世凯,国家就有救了?袁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不是搜刮来的,有列入清政府财政预算拨给北洋大臣衙门和新军的,还有军费上的陋规“截旷”与“扣建”。袁大手大脚,“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胡思敬《大盗窃国记》)但本人并不事聚敛,并无贪财之名,“不问家人生产”。(胡思敬《大盗窃国记》)可以说,袁把“银弹”当成政治舞台上一个得力武器来运用了,同后来的蒋介石是英雄所见略同。武昌首义后,满清宗室不愿退位,袁送给奕劻和小德张各300万两银子,让二人为之说项,使隆裕勉强同意退位。⑾这600万两花的值,比刀兵相见强多啦。如果袁世凯兵围紫禁城,把满清的太后、太妃、皇帝、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等砍瓜切菜般地杀了,国人肯定称赞的多,谴责的少。清朝开国之初不是把朱明王朝的凤子龙孙杀了个干干净净?说来也奇怪,多尔衮是打着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入关的,对“流寇”倒是该杀杀,该抚抚,对口口声声要帮助的明宗室却毫不留情,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崇祯的儿子不管真假,一经发现,统统称是假冒的,杀无赦。对南明政权一概不予承认。连逃到缅甸的永历帝也派兵捉来用弓弦勒死。当时,如果没有袁世凯这个内忧,清廷完不了。就是失去了中原,还可以退到关外去,关外不是还有奉天吗,龙兴之地!再加上日俄一干涉,满洲国不会等到二十多年后才成立。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党人把满清视为外族入侵形成的外来政权,把东北视为外国。⑿提出的纲领里有“驱除鞑虏”,——三百年前你来了,占了中原,毁了汉家衣冠,现在该把你赶回老家去了,老家在哪?白山黑水之地。当时的华夷之分同后来的五族共和有区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祭明太祖,以示自己是朱明王朝的继承者。⒀真形成那种局面,才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
        清末民初,袁世凯在全体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还略逊一筹。⒁他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普遍认为袁世凯讲义气、重朋友、有担当、有魅力,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他在朝鲜的上司,金石学家、文字学家、湖南巡抚吴大澂回国后对李鸿章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李鸿章给这个老部下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还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孙中山会见袁世凯后,也对他赞不绝口。民国元年二月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 在1912年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 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在这里,孙中山既劝了黄兴,又为张振武被杀一事为袁作了辩护。他还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孙中山如此,其他人呢?在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
        袁世凯还是个知人善任的好伯乐。“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而已。”(胡思敬《大盗窃国记》)后曾作过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麟曾说:“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其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士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然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属吏苛有脏私,必严劾治罪。……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菲卓卓贤长官哉!”不要以为张一麟是袁的部下,就认为张偏袒他,张说这番话的时候袁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并且张后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著名的爱国老人,在南方有着不小的影响。袁世凯的“煦煦和易”有一件小事可资证明。一次,袁世凯去拜会内务府大臣增崇(字寿臣)。增崇将小儿唤出来见礼,只见袁世凯闪电般地离开了座位,也照样抢前几步还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然后双手紧紧拉住小孩的手连说:“老弟好!老弟好!”  问他看什么书,小孩说了几本书。袁世凯连忙说,“好,好。我明天就给送过来。” 第三天中午,就看到门房的院子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学富五车之意),里面各种各样的书应有尽有!门房说:“袁大爷差片给少爷送书。”“差片”就是让人持名片办事, 以示郑重这件事。几十年后这小孩还牢记在心,回忆起来宛在眼前。
        袁氏当政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史学大师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 袁世凯竟又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 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员”,还极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如帮他主持修建铁路的詹天佑、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国现代化先驱。他出身卑微,也把许多与之出身相同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袁世凯还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喜好天生敏感,任何人,哪怕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多年后袁世凯还能一见就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别人的籍贯郡望,甚至当年见面的某些细节。这等本事常常让与袁结识过的人心中暗暗吃惊,既感到受尊重,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他对自己倚重的各种关系人物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从天津小站走出的穿着欧氏军服拖着长辫子的袁世凯的部下和部下的部下,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无人出其右。徐世昌、王世珍、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雷震春、田中玉、陆建章、段芝贵、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徐树铮、张作霖、唐继尧、陆荣廷、张勋、赵秉钧、张宗昌、张敬尧、孙传芳等等,一个个名震中外的人物都曾是袁世凯之左右。你可以说他们中间有臭名昭著的人物,但却不能否认他们是才智超群的,是当时统治中国的实力派。在以后的蒋介石政府中也有不少袁的部下,曾任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曾任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等。人们耳熟能详赵博生、董振堂、吉鸿昌、赵登禹、佟麟阁、韩复榘、张自忠、方振武、宋哲元 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当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他们还是下级军官或士兵。可以说北洋系人才济济,群星荟萃。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重任,被赶出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北洋系、国民党、共产党三个人才高地,民族精英被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三个旷代英才一网打尽。
        袁世凯错就错在称帝上。登上总统宝座以后,以前那个机敏、干练、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开始晕乎了,动作开始变形。袁大半辈子为清廷臣子,是一个传统封建思想很深的人。同时,帝制在当时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要推翻帝制的是一小撮有着海归背景的精英群体。认不清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就难以理解康有为的保皇党,张勋的辫子军,辜鸿铭的不剪辫子,杨度的筹安会,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风波》、《药》。帝王理想是中国男人潜意识里最根深蒂固的胎记,袁世凯也不能免俗。皇帝梦象一根捆仙绳,把个雄才大略的袁项城牢牢地给捆住了。
        袁合法地做了大总统,又合法地做了终身大总统,并有权推荐继承人,同皇帝也差不多了。⒂但他在一些帝制发烧友的鼓噪下,欣欣然坐到了热锅上,成了洪宪皇帝。真是“合六州四十三县之铁,不能为此错也!”袁世凯做不做皇帝自己内心也很矛盾,但周围的人连推带拉,把他弄到宝座上了。筹安会中的杨度是“旷代逸才”,严复刘师培是国学大师,名重士林。严复还是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天演论》的翻译者。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原是同盟会的骨干。这几个人是劝进队伍中的智囊团。一个友好而博学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受聘于袁政府,并写了一本书,叫《共和与君主论》。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主自由的美国来的顾问也这么说,可见君主制确实好。那个一心做“曹丕”的准太子袁克定出了几万银元,处心积虑地办了一份《顺天时报》,来蒙他老子,创下了一个世界政治史上的奇闻。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当时有十九将军联名劝进)也纷纷表态支持称帝。全体国大代表1993人全票通过,“一致赞成为君主立宪国体”。设身处地为老袁想想,做不做?⒃
        袁世凯称帝,给了孙黄最大的口实,一个边远省份的都督蔡松坡首先起了事,北洋系的大将都看老主子的笑话,不出力,袁世凯噬脐莫及。好像讨袁是因为袁做了皇帝,在当时反袁派的心目中,袁做不做皇帝都要讨。“二次革命”已讨过一次,不过打败了。“二次革命”是因宋教仁案引起的,当时黄兴就提出应依法向袁政府讨要公道,但孙中山不依,仓猝起事,一败再败,把国民党三个都督位子也打没了。不过,袁不做皇帝要推翻也不容易。袁当皇帝错了,还偏偏又短寿,只活了57岁,如果寿及古稀,情况又不一样啦。
        当皇帝是亿兆民众的梦想。皇帝的权力不受限制,一言而为天下法,还可以传子传孙,世袭罔替。中国大多数男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皇帝情结”,从呱呱坠地就一直在强化这个观念,古代小说、戏剧、传说、民间宗教、祖先崇拜等等都成了潜移默化的活教材。统治者在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皇帝——有皇冠的皇帝或无皇冠的皇帝。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的权力不比皇帝小,蒋介石还父子相传。在号称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下,还有朝鲜金家父子相继,古巴卡斯特罗昆仲共治。如果袁世凯知道这些情况,决不会称帝。他不称帝,就少了最大一桩罪,反对派也就师出无名了。他死了,他的部下又统治中国十年,继起的统治者都是他的死敌孙中山的信徒,袁世凯便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后人每每叹息袁世凯一念之差没有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如果孙中山没有下野,也成不了华盛顿。孙中山骨子里也是惟我独尊,比袁世凯还不能容人。⒄此说不是抑孙扬袁,可惜历史不能重复。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⒅  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却使袁世凯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直到凶手临终前良心发现道出真相,才为已作古七十多年的袁世凯洗清了不白之冤。此事令我喟然长叹,沉吟良久!谁能相信温文尔雅的林子超先生会去指使杀人?!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庸;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孙中山流亡国外十几年,一直高擎反清大旗,愈挫愈奋,为推翻清朝作了舆论、组织上的准备,成了反清一号人物。但武昌起义和同盟会没有关系,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干的。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和黄兴没有做总统的意思,而是虚位以待袁世凯。⒆
        革命党人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也有不妥之处。孙中山当大总统,宪法规定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换袁世凯当总统,却改成了法国式的内阁制,扩大内阁的权力限制总统。⒇宋教仁还把赵秉钧发展成国民党员,挖墙脚挖到袁世凯的家里了。宋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自己当总理。一贯主张民主、自由、博爱的国民党对一党独大、独掌乾坤也是情有独钟。这些躁进的举措都深深地激怒了袁世凯及其部下,为两派的决裂和共和的消亡埋下了祸根。
        近几年随着对近代史研究的深入,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对袁世凯的评价也有少许改变,发现“坏透了”的袁世凯也有许多可爱的地方,真实的历史逐渐显现出来,这是值得告慰袁大总统在天之灵的。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把“好人”说得直如“圣人”,把“坏人”说得仿佛“魔鬼”,机械地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其实是幼稚的学问,严重阻碍了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真实认识。每当我们看到海外历史学家、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精辟而独到的见解,都不禁令人汗颜。为什么我们写不出那样的著作?路径依赖、传统思维在左右我们的行动。我认为袁世凯在新旧交替之际是一个具有独特影响、发挥独特作用得人物,有功有过,应客观公正对待,不可一概否定。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袁世凯死了,埋在了他魂牵梦绕的洹水岸边,在他几年前隐居此处时曾作了一首诗,《自题渔舟写真》 :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但我更喜欢的是他的 《登楼》诗: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 翻云太行低。
         话虽粗俗, 意却纯真。
         这里远离他的故乡项城有四百多公里。一生叱咤风云的他顶着“窃国大盗”屈辱的帽子孤独地躺在一个高大的坟冢下面,无可奈何地承受着世人的辱骂。他的子孙有的远走海外,有的悄无声息地生活在芸芸众生的角落里,默默地品尝乃父乃祖给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直到他的孙子袁家骝衣锦还乡,并充分表达了对现政权的合作态度,并成为庙堂上的座上宾,仍不能将“窃国大盗”的铭牌从袁林去掉。袁世凯死了,他执政时铸造的饰有他头像的质量优良的银元在解放初仍是市面上的硬通货,被人们心情复杂的叫做“袁大头”。当人们用拇指和食指卡着一个泛着亮光的小圆片凑在唇边用力吹一口气迅即划一道弧放在耳朵边仔细听那从幽深之处发出的微细的金属嗡嗡的颤动声而浮现在脸上的惬意的神情令人终生难忘,此时,他们会不会在心中痛骂“窃国大盗”?只有天知道!
        让我们用皇次子袁克文劝谏其父的一首诗《感遇》 作结:
        乍着微棉强自胜, 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动九城,
        驹隙留身旁一瞬,蛮声吹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莫到琼楼最上层”,多么恳切的话,是二皇子对父皇的话,可父皇并没有有任何表示,一任他风云逝去。我想,袁世凯在阴曹地府念得最多的当是这首诗。
                                写于袁大总统89周年忌日2005.6.6
①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12—13页,第28页。
②宣统三年,隆裕太后与袁世凯所签的清室优待条件 :
     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银400万两,矣改铸新币后,改为400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其所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③1917年2月罗曼诺夫王朝被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后,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押往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市。1918年7月17日,在一支保皇部队准备解救沙皇前夕, 布尔什维中央认为:“我们不能把这面活的旗帜留给他们,特别是在目前困难的条件下。”乌拉尔州行刑队在叶卡捷琳堡市大商人伊帕季耶夫家的地下室,当地契卡头目尤洛夫斯基按中央指示带领十几名抢手把沙皇一家骗到地下室行刑。处决了沙皇全家7人以及御医鲍特金、男仆特鲁普、女仆捷米多娃和厨师哈利托诺夫 。 尸体被斧锯肢解、洒上硫酸、弃于废矿井,历时三天。  苏联时期,官方对枪杀沙皇全家事实守口如瓶,讳莫如深。1977年,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叶卡捷琳堡改名为斯维尔德罗夫斯克)担任州委第一书记的叶利钦根据中央的命令,拆毁了伊帕季耶夫住宅,并用水泥把宅地浇平。苏联政府以为,这样就能把秘密枪杀沙皇事件从历史上永远抹去。  
④张国金《北洋述闻》,1998年3月上海书店出版,第41—44页。
⑤见《国父年谱》,第45页,引《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
⑥刘禺生,《洪宪纪事诗》中记载: 筹安会曾经 编写了两部书,名为《国贼孙文》、《无耻黄兴》。还把《国贼孙文》一书改成京剧,在新华宫里演出。实际上袁世凯不好京剧,更不懂戏。出这些主意的就是筹安会那些帮闲者。这就是《新安天会》。《安天会》本来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前几回改编的,写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和被收伏的故事。因为孙先生的姓氏的关系,这些洪宪文士便忽发奇想,把《安天会》改为影射孙先生的《新安天会》,并加紧由“第一舞台”的演员排练,庆祝袁世凯生日的中南海的宴会上,首次演出。《洪宪纪事诗》有两首记载这件“盛事”。
誓言国贼撰成篇,教谱梨园敞寿筵。忘却袁家天子事,龙袍传赏李龟年。
盛时弦管舞台春,一阕安天迹已陈。今日重逢诸弟子,念家山破属何人。
《新安天会》中描写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逃回了水帘洞,天兵天将,十二金甲神人,围困水帘洞孙悟空又纵一跟斗云逃往东胜神洲,扰乱中国,号称天府大圣仙府逸人,化为八字胡,两角上卷,以东方德国威廉第二自命,形相状态,俨然化装之中山先生也。其中军官为黄风大王,肥步蹒跚,又俨然化装之黄克强也。其先锋官为独木将军,满头戴李花白面少年,容貌俊秀,与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一是二,难为分别。前锋左右二将,一为刁钻古怪,虎头豹眼,一为古怪刁钻,白鼻黑头。当日李协和守九江、马当之二将也。玉皇大帝一日登殿,见东胜神洲之震旦古国,杀气腾腾,生民涂炭,派值日星官下视,归奏红云殿前,请弼马瘟逃逸下界,又调集喽罗,霸占该土,努力作乱。玉皇大怒,诏令广德星君下凡,扫除恶魔,降生陈州府(这是影射袁世凯),顺天应人,君临诸夏。其部下名将有大树将军冯异(影射冯国璋)、桓侯张飞(影射张勋)、通臂猿李广(影射李纯)、忠武王曹彬(影射曹锟)。他们在广德星君的指挥下大败孙悟空,班师回朝,受降献俘。这时文武百官齐呼《圣天子平南颂》,歌美颂德。剧之末尾,作者更是忽发奇想,从神话转到现实中来。舞台上出现新布景:海天波涌,明月当空,孤岛沉寂,照见一人。只见他独坐在盘石之上,高唱《怀乡自叹人》一曲。其词云:“小生姓孙名文,广东香山县人士。向来学医业,奔走海外,诱骗华侨,中国多事,潜入国门,窃得总统一名,今日身世凄凉,家乡万里,仰看一轮明月,岂不惨杀人也。然后是大段唱:“孙逸仙坐东瀛自思自叹,……”。
⑦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共十条,根本没有签订;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共有两条,删除一条;剩下关于山东和满洲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件与原先提出的条件大为不同,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紧了限制的条件。
⑧丁佛言(1878~1930)近代篆刻家。原名世峰,一字松游,号莲钝。山东黄县人,精研文字学,书善篆隶,笔力雄厚,寓奇险于平正,于端庄中含风韵,有“金刚杵”之誉。篆刻师法秦汉,尤得力于汉铸,亦取法近世诸家,能纳欹斜于规矩,平中有险,险而不失工稳,行刀挺劲,书篆功力相应,自有面目。  1904年东渡日本人法政大学,毕业归国后创立保矿会,反对德国侵占山东矿区。1911年为省咨议局议员,1912年当选为临时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中,反对袁世凯称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他为总统府秘书长。1923年后,回乡研究古文字学,著有《说文古籀补补》等,《附卷》一卷。1930年病逝于北京。
⑨《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821~822页。
⑩ 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庆王府中大小生日所需,以及嫁娶妆奁等项,无不悉予供给”。
⑾溥佳《清宫回忆》、《晚清宫廷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民国初年,庆亲王奕劻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请我父亲(载涛)给他们分家,(其中一个儿子)因嫌分给他们的现款太少,就对我父亲说:辛亥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银珠宝就不用提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迅速发布,就向祖父(原文如此)和管家张立德(小德张)每人报效了三百万两银子,怎么才分配这么一点呢?”
⑿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长上原勇作,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与日本。日本人年年增加,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乞,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孙中山集外集》2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⒀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办了两件事。一件是于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于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两件均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⒁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20—21页,第37页,第99页。
⒂见1914年12月29日参政院修正通过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第二、三条。
⒃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172—174页。
⒄《孙中山全集》第三卷92页:“首先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97页:“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又据孙中山当时的主要助手居正回忆,孙还发表了这样的讲话:“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辙。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时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
⒅ 黄远庸是民国初年和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新闻界之巨子”,著名记者,所写专栏“远生通讯”在当时政界有极大影响。他对政界各种内幕和丑恶现象大加笞伐,得罪了不少要人,因此于1915年远避美国,却于当年12月27日被人暗杀于旧金山。一时舆论大哗,均认定这是袁世凯指使,因为袁氏称帝,黄远庸批评得非常厉害。前有宋教仁一案,这次轮到黄远庸了,袁世凯实在无以自解。待到暗杀黄远庸一案真相大白,已经是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1980年代,当年的凶手在台湾临死前道出真相,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孙中山为何要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庸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加上黄远庸文笔了得,影响广泛,孙中山大恚,必欲去之而后快。
⒆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9页。
⒇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17—18页。

 
Notes to:唐德刚 《袁氏当国》
殷守甫 发表于 2005-2-1

    “笔者始自孩提,可说就未读过一本对袁世凯有正面评价的书。”唐德刚先生的言下之意当然是:若有,请从本书始。中国的教科书向来喜欢叫人一分为二看待问题,至于历史,自然要叫学生看积极消极两面。然而“一分为二”这一手用在近代史的时候自己也一分为二了——凡是有无产阶级什么事情了,那总是好的;凡是地主啊、封建啊,那总得吃不了兜着走。

    因而唐德刚的工作在中国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然而唐先生游刃有余,史家之风飒然可敬。“但是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终觉得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哪有若斯之绝对哉!”还原真实的袁世凯,真实的孙文,真实的汪精卫,甚至真实的袁氏当国的黑暗岁月,这是今天中国学院历史所不能企及的。

    说袁世凯

    说袁世凯,与曹孟德之比较自有其道理。“袁(世凯)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P120详略)”,“曹操所谓‘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史料详实,言人之不能言;笔则笔之,言人之不敢言。

    袁世凯、李鸿章,若早生数百年,那最多、充其量也就是戴上王莽、管蔡的骂名,如果运气好一点,那说不定一为杨坚,一为霍光。然而历史到了他们这个时候就完全不同了。唐德刚把这个叫转型期,叫做历史的三峡,他们的悲剧在于向前则望峡生畏,要调头回重庆,却又不可能了。照我说也很简单,以前外国人没有来,中国人自己玩。近代的不同在于另一种文明的介入,中国人还是沿用对待蛮夷的模式;甚至国家、主权的出现,中国人脑子里还是老的三十六计,通鉴、二十四史。尤其是把袁世凯称为“政治动物”,便很有味道。本来这个词的含义便是中性的。称帝也好,裱糊匠也罢,也就政坛混口饭吃罢了。只是一个人吃这口饭,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没饭吃了。

    说孙文

    孙中山先生的成功在于国共合作——倒不是说这次合作有多成功,只是因为后来(也就是现在)是***中国了,所以是成功地赢得了后世史家。

    国父素来为我所敬,决不是出于教科书上的这点记叙。章太炎先生当年的话可以用来一驳,“他认为这一位置(首任总统)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他这句话至少可以看出,汪精卫早期还是声望很高的,而孙中山的认同度远不及今天的历史。唐德刚不知有意无意,罗列了几条孙文先生的不好——款子没有弄到多少,路权却押出去了;铁路没修成,反而耗了不少财力——读来颇不是滋味。然而历史便是这样的。有的修史者不敢这样写,认为写了便是玷污,这又何必呢?


 
 
回复:Notes to:唐德刚 《袁氏当国》
helena418发表评论于2005-5-9 11:53:00

我从我们一位历史老师那里知道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觉得这是很神秘的以为作家,至少被冷落了,并且被现在的政治思想置与一边,现在又看到有新书了,感觉崇敬是一定的,十分佩服唐先生的苦功,扎实的根基,那种与现在很多作家不同的风格和宁静,十分激动,有机会一定会去读的!


 

回复:Notes to:唐德刚 《袁氏当国》
小猪(游客)发表评论于2005-5-8 21:52:00

中国的历史研究是最有意思的事情了,简单的说,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因为环境、政治、个人利益等因素,已经没有了纯粹的历史研究了,于是,出现的一个情况是,非敌即友。在另外一个时期,是友非敌。如孙中山,袁世凯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孙中山对日本人说,我比袁卖的还多,希望你们日本人能助我孙中山,黄兴看不下去了,他说,我们不能比卖国,这样比的结果是中国就彻底完蛋。所以,这样看岂非孙中山更卖国!

历史研究是什么,真是小姑娘的脸,爱怎么抹就怎么抹。


 

袁世凯怎样背上千古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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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历史地位早已盖棺定论。他的一生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换句话说,他本有希望成为英雄而被后世景仰的。可惜的是,他在一些大是大非面前选择错了方向,而正是这些错误的选择“成就”了他悲剧的一生。

 

为保个人名位,出卖六君子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起家,创建北洋新式陆军,是继晚清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后起之秀。在顽固派看来,他是一个新派人物,并不值得信任。

  戊戌变法之初,袁氏也曾经附和过。变法岌岌可危之际,由于他是新进能臣,又手握精锐,从光绪皇帝到维新派,无不寄予厚望,所以才有谭嗣同深夜密访的故事。

如果袁某人按照对谭氏的承诺,杀荣禄、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出权力,致变法成功,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也许不亚于日本的西乡隆盛。

  但袁世凯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保个人名位,他出卖六君子,致变法失败。以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顶子,却失去了一次在历史上的正面地位。

 

   搞洪宪帝制,丧失正名机会

  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又再度面临历史机遇。这次他夤缘时会,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如果沿着共和之路走下去,不搞洪宪帝制,其在民国史上地位如何?我想也许仅次于孙中山,或相当于美国的杰弗逊,也未可知。

  其时民智未开,群众没有公民意识,议员选举舞弊甚多,国会党派纷争不断。对于民主共和,老百姓还不习惯,袁大总统当然更不喜欢,希望自己一人说了算。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当上终身大总统还不够———他想君临天下。

  于是请出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两位国际知名的宪法学权威,考证比较中外政治制度。这两位是严肃的学者,特别是古博士一贯认为:一个国家究应采何种国体,应与本国的历史习惯与经济状况相宜。他在《共和与君主论》中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但洋博士对国人影响有限,敲过开场锣鼓,还得让本国的学者名流唱戏。

  知识分子无耻起来,与娼妓无异。“旷代逸才”杨度写了《君宪救国论》,又发起“筹安会”,想抢一个“开国元勋”的地位。他拉舆论界“骄子”梁启超做共同发起人不成,又耍了一点小伎俩,对大学者严复说,有学问的人不研究政治不对,蒙骗严氏上了贼船,于是全国掀起了复辟帝制的舆论总动员。

  返观20世纪中国历史,袁氏失败后,民主共和制度为何长期有名无实,确有研究之必要。以当时民智国情,主张君主立宪或许不是全无道理。清室立宪未成,被革命推翻;有人曾想拥戴孙中山做大皇帝,但他拒绝了。在这个东方大国里,换了别人或许还可主张一下君宪,惟独袁大总统不行。

  袁世凯身为清廷第一重臣,从孤儿寡妇手里夺了天下,自己做上民国大总统,本来不够光彩,但有“民主共和”光环萦绕,在历史上还算站得住。此时又出尔反尔,要废除共和称孤道寡。尽管是做“立宪”皇帝,但无论从封建君臣伦理到民主游戏规则,均属背信弃义,道德上已处于两难境地。自古无信不立,当时讨伐他的檄文中有“既为清室之罪人,复为民国之叛逆”一语,就是明证。

  主张共和的各派反对他,前清的遗老唾弃他,连同享富贵的北洋袍泽也开始离心离德,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都不愿向老长官叩首称臣。但袁世凯贪恋权位,爱听对扩张权力有利的话,最终丧失了对形势的判断力。他能听到的,只是各省各地、各“公民团体”的劝进声。长子克定梦想当“储君”,单独伪造“拥护帝制”的《顺天时报》送上案头,也把老子往火坑里推。直到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蔡锷起兵护法,各省纷纷独立,袁的“皇帝梦”才被惊醒,但已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他声称本不想当皇帝,实行君宪是为救国家牺牲自己;称帝未成,被迫宣布撤销帝制;又恋栈不去,回头想继续当民国的终身大总统。人居然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无非是出于一人一家的私利。

  袁某人非等闲之辈,也不是没有一点新知识,但是缺乏新思想,至多只能算一个新旧之间的人物。其向西方学到的,只是先进的军事管理经验,却始终没学会政治游戏规则。其才干肯定在末代皇帝溥仪之上,但太醉心于政治权术和眼前利益,见识远不如封建时代的曹操。他是传统与现代交替的特殊历史环境造就的一介失败奸雄。

  袁世凯背上千古骂名,弥留之际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学者们反复考证所指“害”他者为谁,有说“二陈汤”的(指袁氏亲信陈树藩、陈和、汤芗铭宣布独立),有说袁克定的,虽莫衷一是,但都在最亲近者的范围内。

  数十年机关算尽,靠欺骗民意登上极峰;又被伪造的民意捧杀,八十三天就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谓现世现报。

  历史本不在乎当事者的人品,有时也能将小人推上前台,遂成竖子之名。只要大节不亏,尽可安贵尊荣度过一生。

  伪临朝袁氏者,小人也。从小不爱读圣贤书,不明春秋大义,到老更不知珍惜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能给一个人两次大机会,已是特殊眷顾,他却欲壑难填,连“见好就收”的民间常理都忘记了。

 

  分明是自己害了自己,又何怨他人?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这是他死前留以自挽的话啊!——摘自《五四运动述实》

 

 

袁世凯(1859.9.16—1916.6.6),字慰亭,亦作慰廷,尉亭,号容庵。出生于河南项城县张营一个官宦大家族。曾祖父袁耀东是庠生,生子四人,袁树三是廪贡生,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教谕;袁甲三是进士,官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凤三是庠生,曾任禹县教谕;袁重三是生员。袁树三有子二人,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次子袁保庆是举人,官至盐法道。

袁保中捐纳同知,未出仕,在家经营田产。生有两女六子,袁世凯为其第四子。当捻军王庭桢部占领项城城东新兴集、尚店等地,扬言将攻打县城时,袁保中组织团练对抗,在城东北40里险要处另筑袁寨,举家迁入。

袁保庆于同治五年(1866年)从家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时,因年老无子,便过继袁世凯为嗣。年方七岁的袁世凯随袁保庆至济南。七年(1868年)冬,袁保庆以道员发往江苏差遣,袁世凯随往,侨寓扬州,复移南京。袁保庆在江苏受委办理督标营务处,后又任江南盐巡道,与驻守浦口的淮军将领吴长庆过往甚密。由于咸丰年间,太平军围困吴长庆之父吴廷香于庐江,吴廷香派吴长庆向袁甲三求救,袁保庆主张救援,袁保恒则认为兵分则弱,力主不救。为此拖延日久,庐江被太平军攻陷,吴廷香被杀,从此,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于袁保庆订“兄弟之好”。十二年(1873年),袁保庆因霍乱死于南京,吴长庆渡江视敛,抚棺痛哭,与刘铭传一起帮助料理后事。见到袁世凯时,均器重之。

袁世凯扶柩回项城后,对他的教育责任转到袁保恒、袁保龄身上。这两个在京做官的叔叔对他的影响,较之生父和嗣父都更大。十三年(1874年)春,袁保恒已官至户部左侍郎,回籍探亲,把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名师教导。在内阁中书任上的袁保龄认为袁世凯天资不高,浮动异常,对他的督导尤为严厉。

光绪二年(1876年)秋,袁世凯回河南参加乡试,不第。年底,和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17岁。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袁保恒刚刚调任刑部侍郎,工作繁忙,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学得不少官场本领。两位堂叔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派他查办、参佐一切。四年(1878年),袁保恒感染时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大约就在此时,袁家分析家产,袁世凯于袁保庆名下,得到一份丰厚产业,自为一家之主,自此更加放荡不羁,经常追欢逐乐。还组织“丽泽山房”、“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自为盟主。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从此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五年(1879年),其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务,委托袁世凯分办陈州捐务,因他集款独巨,张就以袁保恒生前的捐款,移奖袁世凯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同年秋,袁世凯再次参加乡试,落第。

袁世凯屡试不中,又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家乡不能再住,乃率旧部数十人,于七年(1881年)四月,前往山东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密友吴长庆。吴长庆将他留在营中读书,袁世凯谦抑自下,时作激昂慷慨之谈,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不久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发生兵变。驻日公使电告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日本欲派兵侵台。朝鲜官员金允植也呼吁中国派兵干涉。张树声遂奏派丁汝昌、吴长庆率海陆军赴朝,以阻止日本借机生事。

吴长庆仓促出发,军务繁杂,一切筹划都依赖张謇及其助手袁世凯。袁世凯当时的职务是“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供应、堪定行军路线等。船抵朝鲜马山浦,一营官说多数士兵晕船,请稍缓登陆,吴长庆立即将此人撤职,命袁世凯代理,袁马上部署,两小时内完成了登陆行动,吴当众大加夸奖。登陆后,吴长庆、丁汝昌接受金允植的建议,诱捕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押解往天津,恢复国王的统治。并派袁世凯率兵镇压起义群众,杀数十人。朝鲜国王设宴款待,袁世凯备受礼遇,甚至为其设立生祠。清政府也对平定“壬午兵变”有功人员进行奖赏,袁世凯以同知发分省补用,赏戴花翎。

九月,朝鲜国王派使者向清政府致谢,并要求清政府派出教习,帮助朝鲜训练新式军队。李鸿章命吴长庆筹划。吴长庆派袁世凯、朱先民、何增珠等办理编练朝鲜新军。选1000人,分左右营,按淮军操法训练,武器准备由中国供给。朝鲜国王检阅后,极为满意,称赞袁世凯训练有方。决定在江华沁军营中再选500名编为“镇抚营”,仍由袁世凯训练。

朝鲜内部分为开化、保守两派。保守派以闵氏为首,亲近中国,得到吴长庆、袁世凯的支持。开化派以金玉均为首,亲日,企图依靠日本推翻保守派的统治。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于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命令吴长庆率三营庆军回驻金州,留三营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奏举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一跃成为驻朝淮军的重要人物。金玉均等认为中法战争爆发,中国自顾不暇,便寻机刺杀保守派首领,日本公使率日军100余人支持开化派,冲入朝鲜王宫,捕杀保守派。袁世凯会同吴兆有要求李鸿章派军舰赴朝,准备举兵,保守派首领金允植等请求清军援助,袁世凯自行决定派兵入宫,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攻入日军占领的朝鲜王宫,日军自焚使馆,狼狈逃走。保守派重新掌权。

事变后,袁世凯亲率淮军一营驻守王宫,以“监国大臣”自居。他给李鸿章写了一篇长达数千言的报告,认为“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国内即有人指责袁世凯擅启边衅,遂电告袁世凯勿遽与日本开衅,一并派吴大澂、续昌前往查办,吴大澂等抵朝鲜后,即命袁世凯撤队回营,听候查办。

袁世凯在吴长庆离开朝鲜之前,已对其小觑之,径自通过其堂叔袁保龄攀援李鸿章。吴长庆离开朝鲜后,袁世凯更加妄自尊大,“一切更改,露才扬己“,令吴长庆非常难堪。吴兆有、张光前等更不在袁世凯眼中,极力加以排挤,企图将庆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次举兵,几乎有袁世凯一人主动,现在惹来查办,自然所有责任都需袁世凯来负,而袁世凯养官妓、贩卖鸦片、挪用军饷等劣迹,也都一并被暴露出来。李鸿章责令袁世凯如数认赔。并于光绪十年(1885年)十二月十六日解职,离开朝鲜回国。然后,回到陈州老家“隐居”。

次年正月,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双方达成协议,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军。至于日方提出的惩办袁世凯的要求,李鸿章最后采用折中办法,以私人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袁保龄致信袁世凯,说伊藤博文极力要动摇你,赖李鸿章相国持正,颇费口舌,自是可感。又写信给李鸿章的幕僚晴笙,说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大力庇护,使他刻骨铭心。

中、日从朝鲜撤军后,沙俄乘机插足,与闵氏集团勾结,企图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李鸿章决定送李昰应回国,制约闵氏集团,启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替代“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叔父袁保龄仍然充当袁世凯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认为袁是“后起之秀”,袁世凯一到天津,李鸿章就接见他,说:“如今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要求带兵前往,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袁保龄不愿袁世凯再去朝鲜冒险,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水师,袁世凯没有接受劝告。他护送李昰应回到汉城,谒见朝鲜国王,面陈一切。闵氏集团颇为困惑和愤懑,禁止文武官员与李昰应来往。袁世凯多方调解无效,授李昰应密计三条后回到天津。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行动极为欣赏,上奏为袁请功。十一年(1885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台升用,加三品衔。

李鸿章的提携使袁世凯感激涕零,上书说:“卑府才力驽下,深惧弗克胜任,惟有仰赖声威,敬谨从事,以期不负委任至意”。袁保龄也感到“擢太骤,任太隆”,上书李鸿章表示“两世受恩,一门戴德”。同时告诫袁世凯,今后对于清廷和李鸿章的意旨都要用心揣度,“但有几件事办顺手,则令闻日彰,声望渐起矣”,“临事要忠诚,勿用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庶几可寡尤悔”。十月初七,袁世凯赴朝鲜上任,在汉城建立公署。其随员有唐绍仪、刘永庆等20余人。

李鸿章赋予袁世凯巩固“宗藩关系”的权利,并要求朝鲜国王,有关内政外交事宜,都应随时与袁世凯商量。袁世凯使朝后,俨然以太上皇自居,拒绝与各国公使同席会议,遇事直入王宫,骄横专断,盛气凌人。朝鲜国王多次要求清政府撤换袁世凯,另选一“公正明识者”。在李鸿章的保护下,袁世凯地位不但没有贬低,反而升为海关道存记简放。

袁世凯对于世界大势、国际关系全无认识,没有估计到朝鲜局势的迅速恶化,也大大低估了列强的野心。朝鲜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极力向李鸿章建议,要求派兵代戡。而此时,日本也极希望中国出兵,以便制造战争接口,于是极力怂恿袁世凯。在袁世凯一力保证“日本必无他意”后,清政府最终决定出兵,而日本也立即出兵。

袁世凯觉察情况不妙,请西方驻朝公使调停,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方案。但日本非但不撤兵,更进而提出将朝鲜变为其保护国的条件,进一步增派重兵。袁世凯立即连发3封电报,哀求李鸿章调其回国,李鸿章命令其“要坚贞,勿怯懦”。六月十三日,袁世凯称病,再次要求回国,获准。六月十九日,袁世凯回到天津,惊惶异常,要求李鸿章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李鸿章令袁世凯赶赴平壤,协助周馥,联络各军,筹办饷械。袁世凯要求调任他职,李鸿章严令“即回本任”。袁世凯托堂弟袁世勋寻找翁同龢、李鸿藻设法,李鸿藻奏请让袁世凯统一军赴前敌。袁世凯无法,只得遵命。后随着部队接连败退。

马关条约签订后,舆论谴责李鸿章,而作为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为躲避责任,袁世凯眼看李鸿章将要失势,即不时与翁同龢、李鸿藻联络,提供不利于李鸿章的证据,并亲自撰文,弹劾李鸿章。因此得到顽固派的赏识,被任命训练新军。

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二十二日,清政府命令袁世凯接管“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驻扎天津附近的小站。袁又添募2000余人,依照德国军队的编制,编成“新建陆军”,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训练。二十三年(1897年),因练兵有功,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袁世凯把康有为的“万言书”递交到督办军务处,并参加强学会。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八月初三日晨,康有为、谭嗣同等接到光绪帝求救和催促康有为离京的密诏,当晚,谭嗣同密访袁世凯余法华寺,要求他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袁当面一口答应,并慷慨激昂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事后,经过反复权衡,认为维新派实力有限,难成大事,遂立即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慈禧囚禁光绪帝,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因此取得荣禄等的信任,从此进一步飞黄腾达。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随即改名为武卫右军,成为荣禄掌握的“武卫军”之一。不久,升工部侍郎,仍专管练兵。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十四日,升授山东巡抚,率领武卫右军赴任。时正值山东义和团运动高涨,袁世凯颁布《严拿拳匪暂行章程》,镇压义和团运动。

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命令袁世凯率军拱卫京师,袁只派少数兵力到山东、河北交界处虚于应付。派人与各国驻烟台领事洽谈,按照东南互保例达成协议,表示“中立”。一面,向逃亡中的慈禧进贡饷银、绸缎,两面讨好。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荣禄的4支武卫军全部崩溃,只剩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完整保存下来。且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袁世凯又借机扩充“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所部已约2万人,成为北方最大的武装力量。

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逝世。被李鸿章大骂为小人的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翌年改为实授),在内、外政策方面,完全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并将淮系集团全部吸收过来,政治、军事势利迅速膨胀。清政府筹办新政,成立“督办政务处”,让袁世凯兼任参予政务大臣、练兵大臣。他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总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即北洋军。同时,奏派赵秉钧创办天津及直隶各州县巡警,将京畿警权掌握在手。此后,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他建议清政府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请庆亲王为总理练兵大臣,自己为会办大臣。编成北洋军6镇,共6万余人。除第1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其余皆是袁世凯的亲信,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基本形成。当时,“朝有六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才能作出决定。

袁世凯权高震主,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削去了兵权。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先后死去,宣统皇帝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勒令其回河南彰德养病。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然后又任内阁总理。袁世凯借机迫使清帝退位,南京参议院也只得选袁世凯为大总统。后,袁下令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实行帝制,改元鸿宪。

蔡锷等在云南发起讨袁的护国战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纷纷响应。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五月初六,袁世凯因肾结石转为尿毒症,在举国上下一片责骂声中,忧病而死。终年57岁。

袁世凯有妻妾10人,生子女32人。17子中以长子袁克定为官,次子袁克文能文,六子袁克恒办实业,为人所熟知。袁克定为发妻于氏所生,通英、法、德、日文字,娶妻为湖南巡抚吴大澂之女,捐候选道,历任农工商部右参议、右丞、邮传部承参、开滦矿务督办、董事长,1955年死于北京,终年77岁。袁克文为第三妾朝鲜人金氏生于汉城,以荫生授法部员外郎,任清史馆纂修、中国文艺协会主席,编《心声》半月刊,民国二十年(1931年)死于天津,终年42岁,著有《寒云诗集》、《袁寒云说集》等,袁克文有43女,其第3子袁家骝与夫人吴健雄均为著名物理学家。袁克恒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在诸子中最富,品德最坏。

袁世凯病重时,曾召见王锡彤,案头置一单,所有存钱、股票等共约200万元,指给王锡彤说:“余之家产尽在于斯”。张伯驹说其父张镇芳在袁世凯死后,为袁家分家产,其子女每人分到现款两三万元,股票两三万元。项城原籍田产2000余亩,均为袁世凯六弟袁世彤所有。此外,在彰德、汲县、辉县还有田产400顷左右。
 

 

http://www.people.com.cn/GB/wenyu/223/10752/20030519/995775.html

袁世凯的脸谱

    在中国人心目中,袁世凯可能是同汪精卫差不了多少的角色。专制统治、复辟帝制、订立二十一条出卖主权,这些理应谴责。可是,他还有另外一面。

    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戊戌政变,另有因由,他负不了主要责任。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他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的建树之一,是训练3000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在建立和推广这个制度上,袁世凯功不可没。同时,他对清末的立宪是支持的。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诵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

    进入民国,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领域,最少有几条也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执政的第一年,就制订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这些科目设计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语、电脑两门,用来考选今日中国的高级文官,必将对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大有裨益。

    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规定督军不得兼任省长,也是完全正确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日益专制,一心想做皇帝,总不能说还有什么建树吧!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经济领域却颇有作为。简单说来是:

    1.起用周学熙、张謇等内行人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例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2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有的税收也降低了。例如,采矿税就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3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2.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粗略统计,袁世凯政府制定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

    3.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4.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4。

    5.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总的看来,袁世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欧战确实为中国人腾出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决定性的是本国的制度建设。统计数字表明,欧战前中国民族工商业已以较高速度发展,大战爆发只是加快了发展速度。清末新政和袁世凯政府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建树,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作者:中山大学  袁伟时

    来源:近代中国网
③《另说袁世凯》,载《河北学刊》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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