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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新闻之窗
与袁氏相关的新闻报道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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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娘家”：袁老的南京情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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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家族史 袁老的老家在互助土族自治县，袁老说，听自己的爷爷说，家人是五百多年前从南京竹子巷迁来的，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8代人了。袁老说，现在自己有了重孙，算是袁家的第12代人了。 袁老说，刚从南京迁来的祖辈叫袁刚，袁刚有3个儿子。当时分别居住在互助县双树乡、西宁市城东区付家寨、城西区西杏园。双树乡的袁家后代又搬迁至互助县东和乡，并在那里形成了袁家庄村。随着时光的流逝，家住西宁的两个袁姓家族渐渐失去了联络。 “艰难”的采访之路 4月8日，记者在袁老的带领下，前往互助县东和乡袁家庄村采访。就在前一天，宁互公路被水冲断，采访车只好从旁边的农庄土路绕行，土路极窄，过往的车辆缓慢前行，行驶了将近一半时，停了下来，前方严重塞车。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两边的“车龙”越排越长，许多车辆纷纷掉头返回。正当记者准备放弃采访，改日再来时，司机小王发现了一条泥泞的便道。旁边的村民说，便道可以通往宁互公路。我们顺着便道，直奔互助而去。 一段难忘的历史 记者找到了袁老的堂弟，66岁的袁生有老人。 说起袁家的家族史，曾当过教师的袁生有告诉记者，小时候，见过袁氏家谱，上面写有袁刚从南京竹子巷带3个儿子迁至青海的历史。文革期间，家谱被抄。他的大伯，袁生琏的父亲拼命保护，但仍然没有保全家谱。家谱被烧成一堆纸灰，父亲将纸灰捧入河水中。说到这里，两位老人哭了起来，伤心的往事似乎重现眼前。那场浩劫过去后，家人召开家族会议，重新续写了家谱，家谱中的历史只追溯到来青海的四代人。 袁生有给记者出示了他的太祖父留下来的一张子孙起名时的排序表，分别是“廷、泰、字、家、长、中、生、有、德、峻、成、仁、守、善、大、寿、文、章、建、国、民、安、永、发”，如今已经排到“峻”字辈。 重温了老人们内心深处的不了情结之后，记者准备结束一天的采访，在告别袁生有老人时，老人似乎还沉静在久远的回忆当中，久久地注视着手中那本重新续写的家谱。 |
“我是中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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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生袁美忠 2003-08-09 15:31:14 广东侨网讯 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属于一个或几个种族，属于身体上某些特征与别人不同的一个群体。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地决定着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在与祖籍东莞的澳大利亚籍青年学生袁美忠的交谈中，我被一种语言的力量深深地牵引着，在她的眼神里读着什么叫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其独特的向心力。 羊年带着喜庆欢快地走来，二月中旬的一天，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欢乐祥和的气氛之中，我们一行带着家乡人们的问候，来到座落在广州东部的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探访正在这里就读华语短期培训的袁美忠小姐。与袁美忠交谈是件极为愉快的事，她用较为流利的国语与我们交谈，虽然她时或夹上一两个英语单词，倒让人听起来极为舒服。 今年20岁的袁美忠，祖籍东莞市常平镇，父亲袁柱琛，澳洲一个建筑工程师，在当地颇有名气。两年前，袁美忠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澳大利亚著名的大学悉尼大学，专修经济管理专业并兼修英国文学。2001年底，她曾参加澳大利亚莞籍青年冬令营，在短短的十天冬令营活动时间，她与伙伴们领略了东莞的风俗人情，参观了东莞的名胜古迹，对中华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她本想多呆几天，但由于时间关系，不得不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回校的征程。此时，一种寻根的思维经脉同样亦沿着这位年轻的大学生而活跃起来。回去后，她多次与东莞市外事侨务局联络，希望能再次回到家乡进行较长时间的学习生活。在市外事侨务局有关负责人的多方联系下，终于如愿以偿了，她报读了暨南大学华语短期培训班学习。1月13日，袁忠美在澳洲一放假，就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暨南大学进行学习。 中华文化是一名博大精深的文化，袁美忠来到这里就像鱼儿被投到大海，就像久旱的禾苗得到了甘霖，如饥似渴地吮吸知识的甘泉，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她们班共有10名学员，主要是一些华侨华人子弟，分别来自韩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有的已在中国学习华语已好几届了，有的早已在中国工作，年纪最大的近40岁，最小的就是袁美忠了，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学好华语，在另一个语言环境中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主要课程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速成学院编写的速成汉语初级教程、速成汉语初级听力教程、汉语口语速成入门教材等，采用全封闭式教学。对于一个青年学生放弃假期与朋友旅游的机会，离开优越的家庭学习条件当然是痛苦的，但更能体现一种毅力。初来乍到，一切都在陌生的环境之中，尤其是学校采用封闭式教学，只能用汉语言来交流，袁美忠都得付出比其他同学几倍的努力，早上起来他们就练听力，背古诗，像绕口令一样一字一句，从最简单的词组入手，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以致在结业时，都能说上一口比较流利的中文。 “中国真的极具人情味，也很好玩。”袁美忠翻了翻书包拿出一叠红包，不无得意地说。原来，在春节假期间，东莞的亲人将把她接回老家过大年。“这可热闹啊，放烟花，拜神祭祖，更主要地让我知道'年'的真正含义。”大年三十东莞人必得守岁，她是中华民族传统习俗之一，全家大小围聚在灯前炉旁，美酒佳肴，叙旧话新。“家家具肴颟诣宿岁之位，以迎新。”这是东莞大年三十团聚的习俗。新年第一天更有趣，一大早起来，见人就说“恭喜恭喜！”来人就会给你一包“利是”，我初来乍到，有点害羞，有些亲人主动给我送来红包，我一数倒有好几千呢。原来想在过年时一定会想家想朋友，不想是不现实的，但我看到家乡亲人过的日子很好，有些就连我们在澳洲也难以追得上，尤其是他们对我特别好，我真的好感动。以前父亲跟我们一谈起东莞一谈起常平，一谈起老家过年就来了劲，那时我们总以为他自作多情。现在想来那种思乡情结早就移植到了我的心头，如今真实地地领略故乡的“年”的味道，也为我今后的生活中增添了一道不完剪不断的感怀和澎湃情思。 “我有一个梦”——这是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这样说，袁美忠同样有一个梦。她这样跟我们说，随着中国日益富强，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大量引进了海外人士，外语也成为热门话题，她想回到中国工作，利用假期时间到中国来教外语，但语言是朝梦里走去的一道绊脚石，因此必须在今后三年的大学学习中将中文赶上来，为自己的梦早日实现而努力。 毕竟是学文学的，短短的7周学习时间，袁美忠竟然能将不多的中文词汇恰到好处地用了进去，言谈举止不乏文学语言，让人感到中华文化的神奇力量。 “我这次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也是要送给我父亲一份最珍贵的礼物，你猜是什么？就是要帮他买一本VCD带回去，那里有一首歌叫《中国人》，2001年我父亲回来时曾听过这首歌，想买但没有找到，这次我是专门抽了时间在市场上买回来的。”说完，袁美忠情不自禁地小声哼起来：“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让世界都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多么铿锵的语言，她早已将一个游子融入中国人中华文化浩如烟海的文化中去，早已将一个人的故乡嵌进了自己的心里。“古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是啊，乡情是什么？是一杯酽酽的茶，醇醇的酒，是每一个华侨华人心中的爱。“我会很快回来的。”在分手的时候，她轻轻地跟我说。望着她那自信的情态，我知道因为那句“我是中国人”的铮铮誓言正召唤着她，这种强大的力量正攫住着她，让她走进一个更加多彩的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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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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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鸣毕业于我校对外汉语专业，毕业后于1993年进入上海东方电视台成为节目主持人，目前是东视的主要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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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袁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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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记载，其先出于舜。周武王灭商朝以后，为存先世之后，封舜的后代妫满（史称胡公满）于陈。妫满13世孙陈大夫辕涛涂是袁姓的始祖，也是汝南袁氏的始祖。其封邑阳夏是袁姓的根据地。陈国在春秋时期被楚国灭掉，子孙分流。 如同弘农杨氏，汝南袁氏是一员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世传孟氏《易》学。 史称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成为儒家官吏集团中的首脑人物。有大批故吏、弟子、门生出于其门，不过很少有实际授业关系。东汉时期选士唯“论族姓阀阅”，所以世家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照例得到优先。 现今汝南县境内袁氏分布广泛，全县二十个乡镇中有一百多个自然村居有袁姓群众，总人数两万多。居住袁姓较多的乡镇有汝宁镇、板店乡等，较集中的村庄有十多个，以“袁”命名的村子就有袁庄、老袁庄、后袁庄、小袁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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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永济市袁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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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市副市长袁广春 山西永济市蒲州镇古新庄村苗圃有以金太阳为主...村大后庄组 联系电话: 0527-3397600 手机:13511773458 业务经理: 袁新龙 http://www.hmps.net..."富贵山林,两得其趣",既是历代名士的渴望,也是王维的向往。 王维曾画过一幅《袁安卧雪图》,其中雪中...登高,饮菊花酒,插茱萸以祛邪益寿。山东,华山以东,指作者家乡蒲州(今山西永济市)。诗歌先写独处异乡、... 象山县盐业公司 负责人:袁定奎;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 山西省农科院棉花所 袁 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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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北郧县恐龙蛋化石－－鲁家寨村主任袁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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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约6000多万年 湖北郧县再次发现恐龙蛋化石 考古专家近日就湖北省郧县农民今年无意中挖出的８枚恐龙蛋化石作出鉴定，这是晚白垩世的恐龙蛋化石，距今约６０００多万年。
郧县发现恐龙蛋化石新品种 荆楚在线消息（湖北日报） 记者张爱虎、通讯员袁正洪、李虹报道：记者“五一”期间获悉，郧县刘洞镇新发现晚白垩世恐龙蛋化石，专家鉴定为新的蛋壳品种，这使得该县发现的恐龙蛋化石达到6种，占到全世界发现的恐龙蛋化石品种的3／4，对研究远古生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南方网讯 湖北省郧县刘洞镇白马沟村农民李尚尉，在责任地旁的荒山沟处修渠沟时，先后两次在同一窝处挖出８枚恐龙蛋化石。经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天元、李桃园等专家近日鉴定，这些化石为晚白垩世恐龙蛋化石，距今约６０００多万年。
武当深山发现两个古老的民俗文化村 堪称荆楚民间文化的宝藏
近日，记者随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副教授陈连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研究馆员、享受中国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李征康一起，在武当山特区林业局老局长、对民俗文化热心研究的王农吉、武当山国家森林公园（与武当山林场合一）副场长梁炳合等一行，冒着酷暑，慕名到武当山国家森林公园，穿越古神道，迎着阵阵的山脊林风，来到武当山深处、最古老的五龙宫景区，对五龙宫村和鲁家寨村的民俗文化进行考察，发现两村的民间故事、民歌极其丰富，非常有研究价值，其古老的民俗文化，可以谌称为荆楚民间文化的珍贵宝藏。特别是武当山古建筑群是有形文化遗产，其绮丽的自然风光是自然遗产，而古老的民俗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使武当山拥有着三块宝贵遗产的金字诏牌。 “‘故事篓子’、‘歌布袋’，翻山越岭争着来；会讲故事又唱歌，玩起锣鼓劲头来；个个争唱抢着说，赛来比去不示弱；讲上几天唱几夜，故事歌瘾兴不休。”在古老的隐仙岩下，五龙宫村村支书兼村主任龚常青和鲁家寨村村支书袁平书、村主任袁波给我们请来了20多名中老年民间故事和民歌手，通过请他们讲民间故事和唱民歌的采访，以及记者和李征康老师从多年来的采风来看，特别是这次跟陈连山副教授、李征康老师来考察，从中发现这两个紧密相连的村，民间故事和民歌历史悠久，非常丰富，就其价值而言，这两个村的民间故事可以与临近的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被誉为荆楚民间文化活化石村的中国伍家沟民间故事村相媲美；其民歌可以与临近的丹江口市官山镇、被誉为中国汉民歌第一村的吕家河村相媲美，而且因五龙宫景区武当道教文化历史的悠久，这两个村的民间故事及民歌还有其独特之处，以及这两个村民间谚语也比较丰富，可称得上是集民间故事、民歌、民间谚语于一体的两个古老的民俗文化村。 欢乐的五龙宫、鲁家寨村民间故事民歌手在一起比赛 五龙宫，位于鄂西北十堰市所辖的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老营至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汉十公路之间嵩口村、武当山国家森林公园大门以南20公里处，座落在海拔1002米的五龙顶下的半山腰中，距金顶25公里。 古老的五龙宫 五龙宫，是世界文化遗产、道教圣地、国家著名风景区武当山六大景区中建筑历史最早、规模最大的宫观之一，也是武当山道教颇具影响的宫观。据《大岳太和山志》及有关碑文记载，五龙宫一带群峰耸峙，古为许多名道隐居修练之地。唐贞观年间大旱，均州太守姚简奉旨上山祈雨，见五龙显灵，即时大雨如注，唐太宗李世民很高兴，就令在此敕建“五龙祠”。宋真宗时赐额“五龙灵应之观”。元仁宗时赐额“大五龙灵应万寿宫”。元末毁于兵火。明洪武五年复修。明永乐十年（1412年）敕建帝殿、山门、廊庑、玉像殿、父母殿、启圣殿、租师殿、神库、神厨、左右圣旨碑亭、榔梅碑亭、方丈、斋堂、云堂、钵堂、客堂、道众寮室、仑库等215间，赐额“兴圣五龙宫”。至嘉靖年间，此宫己有850间。此宫领五龙行宫、仁威观、姥姆祠、自然庵等众多道观及亭、台、池、井、桥。风景绮丽，峰峦叠嶂，有紫盖峰、松萝峰、叠子峰、金锁峰、七星峰、会仙峰、青羊涧、黑虎潭、隐仙岩、灵应岩、凌虚岩等名胜古迹众多，吸引历代许多名道和文学名人赋诗赞誉。元代浩然子、明代王世贞、袁中道、袁宏道等慕名而至记游赋诗。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游记中写五龙宫建筑：“层台杰殿，崇台嵌空，如悬廊复道，蜿蜒山半”；写五龙峰绮丽风景：“近看鹄立，远者罗列，皆若覆钟峰鼎，离离攒之，人影中度，兀兀欲动”，“青流近回，泉声嘀沥”；写通往五龙宫古神道的生态：“异杉老柏三人合抱者，连络山坞”，“游人如行绿幕中”。在历史的沦桑中，几遭兵火又复修，1930年又毁于大火。现尚存宫门、红墙、碑亭、泉、池、古井及隐仙岩、凌虚岩、华阳岩、灵应岩等古建筑及众多的庙观名胜遗迹。 武当山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好去处 五龙宫景区五龙宫村，有3个村民组，共有43户，165人，山林面积18880亩，原有480亩耕地，已全部退耕还林，森林覆盖率达100%，主要是松杉阔叶生态林，农户以银杏、木瓜、杜仲等经济林为主。为保护五龙宫核心景区自然生态环境，只有古神道和山间崎岖小路，直今不通公路，不通有线电话，是一个封闭偏避的山村，村民至今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 北京大学副教授陈连山、民间文学专家李征康访问五龙宫村主任、故事篓子龚常青 五龙宫、鲁家寨两村，民间文化的矿层深厚，内容十分丰富，有神话、民俗、寓言、笑话、古建筑名胜景点、奇峰秀水、历史人物、道教名人传说等，故事不仅纵贯古今，包罗万象，时空跨度大，而且语言地道、朴实，具有原始稚拙、天然浑成，未经雕琢、个性十分突出的特点，特别是研究武当文化和道教文化有比较高的研究价值。据五龙宫村村主任、也被称为故事“大王”、谜语“篓子”之称的龚常青介绍，五龙宫景区每个景点，每个山峰，每条山沟，这道山凹，那面坡，可以说都有传说故事。因五龙宫，从唐代建祠，从武当山国家森林公园大门－－五龙宫－－金顶的古神道，因在金顶以北，故古称“北神道”，早于从武当山大门－－太子坡－－紫霄－－南岩－－金顶，古为“玉金古神道”（玉虚宫至金顶）500多年，原在兴建太子坡、紫霄宫、南岩宫景区时，将五龙宫的许多景点“搬”了去。如五龙宫景区有九曲黄河墙、磨针石、磨针涧、回心石（回心庵）、榔梅台、飞升台、椴树垭、混账坡等，“玉金”古神道沿途也有磨针井、回心观、混账坡、椴树垭、榔梅祠等。五龙宫的这些名胜景点的民间故事传说，是系列化的，这也是“北神道”传承到“玉金古神道”这些“搬”建景点民间故事的来源，五龙宫景区的民间故事是值得挖掘、整理、研究的。 “我们五龙宫景区可以说是个故事窝子，它象一个藏满宝贝的石窘，里面窘了很多民间故事，我们这里也是民歌的山庄，真可惜没有人来像伍家沟、吕家河村一样帮助挖掘整理就非常好了。”李征山、李征兴是这样感慨地告诉记者的。两位老人说，我们从小就爱听老人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我们从小就好奇地跑各个名胜景点，喜欢打破砂罐问到底的要老人们一遍又一遍的讲古迹故事，我们作了长辈后又讲给后代听，要讲故事、唱民歌，真是几天几夜说不完、唱不完，所以我们非常盼望专家学者到这里挖掘整理民间故事、民歌，这次陈教授和李征康兄弟来，我们真是无比高兴，无比感谢，希望把我们这里的民间故事、民歌也挖整出来。 五龙宫、鲁家寨两村，民歌蕴藏量极其丰富，主要是阳歌、阴歌、民间叙事诗、朝山会歌（朝敬真武祖师）四大类。阳歌就是村民用于歌颂喜庆的山歌、小调，如出嫁姑娘、娶儿媳、建房架大梁、挖地锄草歌、祝寿歌、劝酒歌、儿歌、放牛娃战歌、谜语歌等。阴歌就是丧歌，也称为待尸歌、孝歌，是专门用于办丧事时“闹夜”时唱的歌。阴歌分起歌头、劝善歌、翻田埂（“对骂”，实为对歌比赛）、还阳歌四大部分，有坤腔、乾腔等。民间叙事诗，民间流传故事情节比较长的叙事诗唱本，视其唱本内容，有的适合喜庆，就用阳歌的曲调唱，有的适合丧事，就用阴歌的曲调唱。朝山会歌，农历正月初一、二月二、三月三、九月九等，组织几十人，乃至上百人敲锣打鼓、吹喇叭，唱与道教音乐有些相近的朝山民歌，朝山谒祖。头天晚上唱，路上吹喇叭，上山顶边走边唱，见了“爷”（真武祖师）要吹大调，锣鼓鞭炮齐鸣，盛是热闹。 民俗文化村的大小喇叭调有100多个曲调，图为唢呐手在演奏 鲁家寨村支书袁平书、村主任袁波介绍说，由于鲁家寨村地处五龙宫古神道，景点多，武当文化和道教文化深厚，加之自古河南、陕西、湖北安陆、襄樊及十堰各县等地一些善男信女朝山路过，村民见的多、听的多，所以故事多，民歌多，是一座民间故事和民歌的宝库。特别是今年端阳节，官山镇在吕家河村组织青年民歌比赛，我们听说后，专门租车去观看，一对照，很振奋，感到我们五龙宫景区的民歌也很多，听专家说也很有价值，亟待挖掘整理。鲁家寨村中年民歌手梁天海告诉记者，他从小就长辈讲故事、学唱民歌，器重民间乐器，家里现有2套锣鼓火炮（民间乐器），其中有一套民间乐器已有100多年历史，经常参加村民家婚丧嫁娶过民歌民乐隐。据村干部介绍，当地村民还有一个习俗，就是有时农闲或过节日，村民们凑份子（自发凑钱）玩锣鼓唱民歌过过隐。 7月4日，记者来到武当山国家森林公园采访生态保护和旅游情况，路过鲁家寨村村委会，正好遇到五龙宫村主任龚常青、鲁家寨村书记袁平书、村主任袁波、村文书张富宴正在请鲁家寨村老民歌王吴长明和中年民歌王梁天海唱歌，传看吴长明的11本手抄民间歌本，有的1个本子只记得下1个长篇叙事民歌，有的一个长的民歌要唱4个多小时。吴长明边唱，村干部边录音，进行挖整。梁天海有5本手抄传承的民间歌本。吴长明和梁天海说，唱起民歌，我们可以唱3天（白天唱阳歌）3夜（夜晚唱阴歌）不重复，兴不休。 鲁家寨村主任袁波在录音挖整老歌王吴长明的民歌 五龙宫村主任龚常青介绍说，全村方圆面积有12?5平方公里，村民165人中，据初步摸底，全村会讲故事、会唱民歌的村民有26人，占全村人口的15?8%。 新华网武汉7月22日电(房宁田建军袁正洪)名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武当山早就是中外闻名的道教文化旅游圣地，然而这一道教名山的发源地――以“五龙宫”为中心的“西神道”一带地区，至今仍然是残垣断壁、鲜为人知。 武当山最早的古建筑群至今仍是残垣断壁鲜为人知名城网2002-7-23 15:36
资料来源:新华通讯社 名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武当山早就是中外闻名的道教文化旅游圣地，然而这一道教名山的发源地――以“五龙宫”为中心的“西神道”一带地区，至今仍然是残垣断壁、鲜为人知。
谷雨时节，驱车鄂西北，慕名寻访久负盛名的武当山道茶。欣喜与武当山道教协会会长李光福、道医王太科道长和被当地称为“武当陆羽”的十堰市茶叶协会副会长、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八仙观茶叶总场场长、茶叶生产高级技师王福国等一道畅谈武当道茶，深深被源远流长、融道教文化、武当武术文化、武当茶文化于一体的武当道茶文化所陶醉。 西湖龙井，武夷岩茶，寺院禅茶，武当道茶。 据《武当山志》载：武当山，亦名仙室山、太和山，方圆八百华里，风景旖旎，群峰耸峙，飞云荡雾，气势磅礴，古木参天，泉水潺潺，气候宜人，是道教圣地，亦是旅游胜地，其道教历史文化悠久，源远流长，明代称之为“皇室家庙”，御封“大岳”，称之为“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天下第一仙山”。 1982年被国务院行文首批公布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并在文件中高度称赞武当山为“仙山琼阁”。
中新社湖北新闻网9月29日电 (李相斌、袁正洪)经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推荐，来自鄂西北房县民歌之乡九道梁乡的石世莲、陈远翠、卢成举3名民间歌手，应选参加武汉国际旅游节大型民俗文化民间歌舞表演，一展独具“楚调、巴音、秦韵”特色的地方民歌风采。 “关关雎鸠(哎)一双鞋(哟)，在河之洲送(哦)起来(咿哟)，窈窕淑女(哟)难为你(耶)，君子好逑大不该，(我)年年难为姐(哟)做鞋(咿哟)。”…… 这首2500多年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民歌至今仍在房县九道梁乡传唱，1981年，房县文化馆退休干部、文化馆员杨才德在搜集整理房县传统民歌时，在九道乡发现农民杨家管会唱诗经民歌《年年难为姐做鞋》，当时被编辑在《房县民歌》集里，引起了省、地民间文化专家的特别关注，经考察原由房县是《诗经》的采风、编撰者，也是《诗经》的被歌颂者周朝太师尹吉甫的故里。以后在九道乡及临近的门古寺镇等乡村采风到诗经相关民歌8首，有的地方民间歌手不仅会唱，而且还会用唢呐的多种地方调吹奏诗经民歌，十分动听，引人入胜。 “五句子歌来五句子歌，你的没有我的多，你唱文的我也有，你唱武的我也多，白天拿来(唱哥)当饭吃，晚上拿来(唱哥)当被窝，你看我的五句子歌多不多，我浑身都是五句子歌。”这首歌正说出了村民们喜爱赛歌过瘾，出口是歌，往往能唱几天几夜不馏现饭。据九道梁乡党委书记袁耀介绍，全乡村村有“民歌王”、“歌布袋”、“故事篓子”，组组(村民组)有歌手，全乡1万余人，有民间歌手2000多人。乡党委要求全乡各村组都要重视、抢救、挖掘、整理历史悠久的民间文化，进一步包装、宣传、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将它与九道梁乡的奇山秀水优美的自然风光旅游资源开发结合起来，与经济社会发展、精神文明创建结合起来，发展文化事业，使这种独有的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施工准备已就绪 随时可以开工 新华网 （2002-07-19 20:43:34） 稿件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武汉７月１９日电（房宁 田建军 袁正洪）负责南水北调前期工程建设的汉江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日前表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技术和施工准备都已就绪，随时可以开工。 负责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工程建设项目的汤元昌说，这一跨地区调水项目开工后首先上马的是丹江口水库大坝的加高工程。加高后，水库的设计蓄水位将由现在的１５７米提高至１７０米，相应库容达２９０．５亿立方米，较初期规模加大１１６亿立方米。 汤元昌说，目前公司已经做好相关技术准备，以及施工场地和施工区２０００多移民安置的准备。 丹江口水库建立在湖北省西北的汉江与其支流丹江汇合口下游８００米处，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水库于１９６６年初步建成，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至今仍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湖泊。 汤元昌说，工程建设初期就充分考虑到大坝后期加高的需要，预先设置了必要的工程措施。大坝加高工程将耗时５到６年时间。加高后，设计混凝土坝坝顶高１７６．６米，比目前加高１４．６米。 丹江口水库建成后对缓解汉江中下游，乃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压力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水库以上天然径流量多年平均值为４０９亿立方米，水源丰富可靠。入库水水质可达国家二级以上标准，是中国水质最好的大型水库之一。 丹江口水库后期工程完成后的最低水位和北京、天津有约１００－１５０米的高差，从丹江口水库自流向北输水，供水范围可覆盖整个干旱缺水的华北平原。 按２００１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规划，根据华北城市水资源需求的增长，丹江口水库扩容后，可向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湖北沿线缺水地区年均供水９５亿立方米，后期可调水量可增至１３０－１４０亿立方米，基本满足２０３０年这些地区的需水要求。 汤元昌说，南水北调工程实施后，不会对汉江中下游地区造成用水影响。他解释道，汉江在汛期７、８、９三个月的水量占年流量的５０％，通过水库的调节，下游的河水在汛期水量会有所下降，但在枯水期会使水位比现在有所上升，完全能保证航运。水库后期蓄水后将增加淹没面积３２４平方公里，涉及湖北十堰市和河南淅川县等地，人口２５万多人。 汉江水利水电集团即水利部丹江口水利枢纽管理局，于１９９３年成立南水北调办公室，参与中线调水工程的论证。（完） 武当坤道的养生之道 2003年02月20日 04:19 深圳特区报 【据新华社武汉2月19日专电】（袁正洪）湖北武当山著名坤道李诚玉日前因病羽化，于2月18日安葬于武当山紫霄宫东侧墓地。她的出名是因为她独有的养生之道。 中国武当内家拳暨武术散打赛落幕 新华社武汉１０月８日电（袁正洪、戴劲松）中国武当内家拳暨武术散打赛经过两天的角逐，于今天上午在道教旅游胜地武当山落下帷幕。
古老《诗经》仍活在鄂西民间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1:13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诗经·关雎》，至今仍在湖北省房县传唱，这一现象引起正在此地进行民间文化遗产挖整、抢救工作的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们的特别关注。
房县民歌之乡九道梁乡的石世莲、陈远翠、卢成举3名民间...据九道梁乡党委书记袁耀 房县公安局民警卢明友怀揣捐款乘车前往十堰市人民医院检查癌症病情,确定诊治医疗方案。...在捐款仪式上,县政法委副书记袁超 房县土城镇民政助理袁达林 房县国税“五比五树”拓展思想政治工作 www.ctaxnews.com.cn 2005-09-22 中国税...(通讯员袁孝海 教育部师范司副司长袁振国在刚刚出版的《人民教育》杂志中提出了 一个基础教育领域改革中非常... 李自成 第三卷 第五章 作者:姚雪垠 铁血读书 -... 曹操从当阳沿着沮水向房县的方向前进,到了歇马河附近就停下来,等候襄阳消息。驻军房县和竹山之间的郧阳巡抚袁继咸因手下人马单弱,不敢向曹操进攻,却没料到张献忠会智取襄阳。 县委副书记袁新云同志在房县慧泉水业有限公司挂牌仪式上的讲话 襄樊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长江支流的汉江中游，是汉江流域中的一座中心城市，实行市管县体制。平面版图呈一个不规则的平行四边形。其东线北端起自枣阳新市镇的自竹园寺林场，与随州市新城镇的界牌口村相连；南端止于宜城流水镇马头村，与钟祥市的长寿镇和张集镇相接；两端直线距离约109.5公里。西线北端起自老河口袁冲乡杨花岗村，与河南省淅川县相连；南端止于保康马桥镇，与房县和神农架林区相连接；两端直线距离约122.8公里。辖区南北纵距最远两端点，北端点为老河口袁冲乡杨花岗村，南端点为南漳东巩镇苍坪村，两端点直线距离约157公里；东西横距最长两端点，东端点起自枣阳新市镇白竹园寺林场最东端，西端点止于保康马桥镇最西端。两端点直线距离约228公里。边界线全长1332.8公里。 悲壮的血战－－大顺军英勇将士的最后一战 清朝初年，由于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征服政策，使民族矛盾在一段时间里上升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大顺军余部和大西军余部一直是这一斗争的主力。 顺治十八年（1661），南明永历帝被俘，次年李定国病死，部将有的牺牲，有的降清，结束了以大西军为主体的西南抗清斗争。这时，除了经营台湾的郑氏和张煌言部少数兵力驻于浙江沿海岛屿以外，在中国大地上继续坚持武装抗清的只剩下了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以大顺军余部为主的所谓“夔东十三家”。“十三家”这个词并不大准确，它指的是以李来亨、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党守素、塔天宝、马腾云为首的大顺军余部以及王光兴、贺珍等为首的其他抗清武装。所谓夔东，大致相当于长江三峡地区，这里山高水急，形势险要，从军事上来说，不仅是易守难攻的地方，而且切断了四川同湖北的通道，进可以出击两湖、豫西、陕南和四川，退可以据险自守。 然而，由于这个地区基本上是重峦叠嶂，人烟稀少，生产很不发达，要维持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无论在人员补充上还是在物资供应上都有很大困难。直到顺治帝在位的中期，清军用兵的主攻方向是西南地区，不可能调集重兵围攻夔东抗清基地。郝摇旗、李来亨等人还有可能进军郧阳、襄阳一带，既打击了清朝的统治，也取得了部分人力、物力的补充。西南抗清斗争的失败，使清廷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兵力镇压夔东抗清武装。 康熙元年（1662）七月，清朝四川总督李国英向朝廷建议发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会剿，并请朝廷确定统一进兵的日期。他在密疏中说： ……闯逆余党郝摇旗、李来亨、刘体纯、贺珍、袁宗第、党守素、塔天宝、王光兴等贼窜伏于荆、郧、蜀东之间。在楚则远安、兴山、归州、巴东、施州卫、房、竹等处；在蜀则大宁、大昌、夔州、巫山、建始等处；而逼近陕西之兴安。计其切（窃）据地方横亘数千余里，……楚蜀难通，气脉梗阻。向来勾通滇寇李定国等假窃号召，摇惑人心，其肆猖獗而稽天讨盖有年矣。前者台臣两次建议，奉旨会剿；旋又奉旨暂停。庙谟深远，诚非愚臣所能窥测。但诸逆向所倚恃观望，惟在滇南。今大兵远伐，六诏敉宁；而诸寇尚负固弄兵，阻我声教，……逼处内地，有同养痈。……且楚、郧、秦、蜀处处设防，旷日持久，息肩无期。……惟祈立奋乾断，敕行进剿，俾屡年逋诛之巨寇速就殄诛，……庙堂之上酌定师期，三省士马同于是日进发。……① 李国英的建议正中清廷统治者的下怀。这年九月初四日奉旨：“这所奏三路进兵剿除郝摇旗等贼，说的是。著密速议奏，兵部知道。”兵部经过秘密会议后，同意了李国英的建议，提出如下具体方案：由湖广提督董学礼调总兵三员统兵三万，从湖广进剿；陕西提督王一正调总兵二员统兵二万五千，另调河南省的河北镇总兵鲍照统兵五千，凑足三万，从陕西进剿；四川由总督李国英亲自率领，官兵酌量带往。进剿的日期确定为康熙元年十二月二十日逼近抗清基地，同时发动进攻。这个方案在九月十三日得到清廷的批准，下达给川、楚、陕三省。这年年底，三路清军进迫夔东抗清基地，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战斗从此开始了。 由于夔东地区重峦叠嶂，山势险峻，进兵运粮困难重重，清政府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采取了剿抚齐下的方针。顺治十八年八月初九日，清廷特地发布一道诏书招降刘体纯、郝摇旗等义军首领；诏书中说：“兹特开一面，赦其既往之辜，予以功名之径。刘二虎等果能悔罪投诚，真心向化，即赦其前罪，优加升赏”，云云②。次年，又颁发了同一精神的谕旨，在康熙元年，陕西总督白如梅《招抚刘体纯等书》、《回贺道宁书》内除了传达清廷旨意，还反复说明清兵入缅、永历朝廷被俘，白文选和李定国之子李嗣兴、刘文秀之子刘震部已投降，郑成功也已病死，“天下事无复可望，又何所待乎？”劝他们作“识时务之俊杰”，并且以孙可望封义王、黄梧封海澄公、谭诣、谭弘封慕义、向化侯作典型，多方引诱。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文书中都提到清方派遣招降义军首领的使者几次被郝永忠阻回①。尽管清廷的招降政策收到了部分效果，夔东之战仍然是惊心动魄的。 1663年（康熙二年）正月初一日，李国英趁新春佳节之际，带领重夔镇总兵程廷俊、抚剿署总兵梁加琦两部官兵从夔州（奉节县）出发，顺长江北岸“沿岸前进”，于初三日渡过大宁河，占领了大昌县（今大昌镇）。驻守在这里的明军袁宗第部战败，被迫将城内房屋粮草放火烧毁，撤往茶园坪。据守大昌北面大宁的是岐侯贺珍②，这时已经病死，由其子贺道宁以富平伯名义统率部众。贺道宁见袁宗第败走，清兵迫近营垒，吓得失魂丧魄，于正月十八日向李国英投降。李国英即于是月下旬分兵两路夹攻茶园坪，同时派出部分军队堵截郝摇旗、刘体纯来援之路。袁宗第虽然据险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将士阵亡和跳崖跌死的多达二千五六百人，被俘三百余名，部下新化伯冯启凤缴印投降。袁宗第带着残兵败卒乘夜跳崖脱走，同郝摇旗部合营。四川清军也因为粮草不继，暂时停止了追击。 与此同时，湖广清军在提督董学礼率领下攻占了香溪口，这里是李来亨部据守的兴山县进入长江的重要通道。正月上旬，陕西提督王一正带领陕西、河南兵也由白土关进入湖北，攻占了竹山和竹溪二县。二月十五日，郝摇旗率部同清军交战于房县赤土坡，郝部被击败。清军三十六营驻扎于房县西面的茅坪，接着又在邓川峪再次击败明军①。郝摇旗因兵力不敌，在房县境内无法立足，于六月二十日带领部下士卒和家口放弃该县山中营寨，取道上龛，在七月初十日到达川鄂交界处的吴家垣子，同刘体纯部会合②。郝摇旗经营了十二年的房县据点从此落入清军之手。 在清军步步进逼、形势逐渐恶化的情况下，郝摇旗同刘体纯商议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联合以兴山县为基地的李来亨部对清军实行反击，借以变被动为主动，打破清政府的围剿计划。这个提议得到了李来亨的积极赞同，决定首先合力迎击湖广清军。出战之前，李来亨命人杀猪备酒犒赏了刘、郝两部将士，鼓舞斗志。七月二十三日，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三部联合对湖广清军大举反击。明军英勇作战，清“楚师全军失利”①，董学礼指挥的三万官兵被杀得抱头鼠窜，“带伤、死者甚多”②，“除杀伤外，挤窜于南阳河（在兴山县境内），水为不流”③。湖广清军一直逃回彝陵（今湖北宜昌市），喘息方定。 取得东线重大胜利以后，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又联合袁宗第、党守素、塔天保、马腾云共计七部约五万明军（均为原大顺军）乘胜西上，准备一举击破四川清军。当时，清四川总督李国英统率的官兵已进抵巫山县城。部下除提督郑蛟麟和重夔、建昌、遵义、永宁等镇陆师以外，还有不久前降清、熟悉三峡形势的明向化侯谭诣、慕义侯谭弘部水师，兵力相当雄厚。 八月二十四日，刘体纯，李来亨等七部数万之众乘船直抵巫山城下。次日凌晨，开始强行攻城。巫山县地处长江三峡之中，县城面江背山。清人李调元《巫山县》诗云：“小小巫山县，云峰密似麻。天宽才一线，地仄控三巴。……瞿塘天下险，莫更说褒斜。”这一地形特点既决定了它易守难攻，而一旦攻克，守敌势必全军覆没，逃跑的可能性很小。李国英意识到生死成败决于此战，除了两次向清廷告急请速派援兵以外（就巫山战役而言这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致力于加强防守。他对部下将领说：“巫地势低凹，难驰骤。贼众若远来，利速战；我坚壁以待，彼不能久持。乘其懈，可击而歼也。”李国英“躬先士卒缮完城垣，北城下锭梅花木桩，桩下挑品字深坑；西城外之高唐观地高峻，可瞰城中，立敌楼炮台；东城外一阜峻阔，筑土寨焉”①。他责成部将分汛把守，自己坐镇城内最高处调度指挥。为了鼓舞士气，他一面“大书赏罚之格，悬示城头”，一面“以小刀自随，指其地以告将士曰：‘此本部院报国之所，不令诸君独冒锋刃也。’”②明军从八月二十五日起昼夜轮番进攻，志在必克。他们建造了土囤、挨牌、云梯等攻城设施，还开挖地道准备用爆破式透入城内的方法夺取县城。李国英则严厉督率部下官兵负隅顽抗。双方拼死搏斗了几天以后，李国英发现了明军给攻城部队运粮的饷道，就派出几百名精兵用白布包头伪装成明军，潜伏在明军运粮路旁。见有运粮士兵经过，就从暗中猝然击杀，然后把尸体和粮食拖到林木荒草间。他还下令把明军为运粮和兵员往来而铺设的浮桥砍断①，使攻城明军得不到食品等物资和兵员的补给，陷于饥疲交困之中。九月初七日，李国英认为时机已到，在黎明时分突然开城出战。明军虽然奋勇迎敌，但已成强弩之末，被清军击败，阵亡将士多达七千人②。刘体纯、李来亨等被迫于次日撤退。 1663年（康熙二年）七月至九月的东、西两线反击战，是原大顺军改编成的明军在夔东地区为了打破清军围剿而展开的两次规模较大的战役。结果是一胜一负，虽然打击了清军的嚣张气焰，自己却并没有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局面。在这以后，随着清军兵力的不断增强，夔东基地逐渐缩小，抗清义师基本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这年秋天，清廷接到湖广清军严重失利的报告，四川当局又一再求援，决定增派满洲八旗兵参战。命西安将军傅喀禅、副都统杜敏带领驻防西安满兵由陕入川，从水路抵巫山；另调京师八旗禁旅一万名，以都统穆里玛为靖西将军、都统图海为定西将军率领前往湖广，加强东路清军实力③。十一月二十九日，傅喀禅、杜敏带领的西安满洲兵到达巫山。由于途经汉中入川，“栈道崎岖，马匹困惫”，李国英奴颜卑膝地下令把自己所统四川绿营兵的马匹让给满兵骑乘，“鼓励汉兵荷戈步走”①。十二月，穆里玛、图海带领的八旗禁旅也进至房县，从北面向兴山推进②。清政府重兵的集结，标志着一场大战即将开始。明军内部一些意志薄弱者既震慑于清军的浩大声势，又忍受不了穷山僻水的艰苦生活，不断发生叛变事件。十一月间，郝摇旗部下的挂印总兵罗茂同向清军投降。十二月上旬，又有郝部挂印总兵马进玉、王之炳、张大盛、武自强，袁宗第部下的挂印总兵邓秉志、杨洵、赵云等带领部众集体哗变，叛投清朝。郝摇旗、袁宗第无可奈何，带着为数不多的士卒前往巴东投靠刘体纯③。可是，这时刘体纯部的处境也已经相当困难。从四川方面推进的满汉清兵在十二月二十三日逼近了刘体纯的营垒陈家坡，大举进攻。刘体纯部抵敌不住，退到天池寨，部下总兵锁彦龙、吴之奇、王加玉、李之翠、刘应昌、胡君贵、田守一、王之礼等先后降清④。清军乘势攻占了刘部重要据点老木崆。刘体纯见大势已去，同家属一道自缢而死。据文献记载，刘体纯“骁勇有方略，御众严明”，“颇知爱民”①。他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百姓都为之伤心落泪。清四川总督李国英为收买民心，下令以礼安葬②。二十六日，清军追至黄草坪，郝摇旗、袁宗第两人带领兵丁拼死抵抗，终因敌势过大，郝摇旗、袁宗第和永历帝所委派的部院洪育鳌被俘，长期依附于郝摇旗的明东安王朱盛蒗也被清军擒获，永历帝派出的监军太监潘应龙自缢身死。郝摇旗、袁宗第、洪育鳌、朱盛蒗被押解到巫山县城，后奉清廷旨意于1664年（康熙三年）十月十二日在该地杀害③。 在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原来坚持抗清的一些领导人丧失了信心，先后率部向清朝投降。其中最著名的如据守长江南岸施州卫（今湖北省恩施）一带的荆国公王光兴的降清。当清军开始围剿夔东义师时，他还拒绝清方招降，回信说：“当日郧阳一举，至今泪滴九原”，“不佞首阳饿夫耳，老此地云云”②，表示鉴于其兄王光恩无辜被杀，同清廷誓不两立。康熙二年（1663）十月，他却和永历朝廷任命的巡抚蒋尚膺一道带领部下兵丁七千余名向清朝湖广当局投降①。康熙三年（1664），永历朝廷委派联络夔东各支义师的最高官员总督部院毛寿登也屈膝降清②。甚至原大顺军旧部高级将领马腾云、党守素、塔天宝也觉得大势已去，在这年二月间带领部众向清军投降③。 这样，到康熙三年春天，原来的夔东十三家只剩下李来亨（永历朝廷封临国公）部仍然坚持于湖北兴山县境内的茅麓山区，以大无畏的气概抗击着三省清军和增援的满洲八旗兵共达十万之强敌。清靖西将军穆里玛统兵到达茅麓山下后，自以为兵精将勇，为了收取全功贸然下令向山寨发起进攻。李来亨指挥部众凭借山险予以迎头痛击，满洲兵坠崖落涧，伤亡惨重，镶红旗副都统贺布索、一等阿达哈哈番桑图、穆里玛的第三个儿子苏尔马都被击毙④。穆里玛追悔莫及⑤，改由汉族军队打前阵，满洲兵督战，实行长期围困。满洲八旗兵在茅麓山区吃尽了苦头，直到凯旋回京以后仍然心有余悸。嘉庆年间，礼亲王昭梿在书中写道：“康熙初，命图文襄公海为督师，同川督李公国英、护军统领穆公里玛率三省兵会剿。诸将皆于层岩陡壁间，草衣卉服，攀援荆葛而进，逾年始荡平其巢穴。故今京师中谚语有其事险难者，则曰：‘又上茅麓山耶！’则当日之形势可知矣。”① 二月初，四川总督李国英、提督郑蛟麟接到穆里玛咨文，领兵进抵茅麓山南面的黄龙山参加围剿。李国英同穆里玛、图海等观察了地势，“见逆寨高险异常，周围一百五十余里”，强攻难以取胜，但当地山岚陡峭，地瘠民稀，粮食等物资不能自给，因此他们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术，由三省官兵会同满洲八旗兵分汛连营扼守。为了达到困死明军的目的，清军构筑木城，挑挖堑沟，树立排桩，切断明军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木城是为清军驻守而设立的，城外挖掘阔深各八尺的濠沟；濠外埋设一道五尺宽的排桩，名为梅花桩。其形制是用长五尺、围一尺的圆木一半埋入地中，地面桩高二尺五寸，各根木桩之间相距仅五寸，参差排列，状如梅花。这项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工事完成以后，给李来亨部明军的行动和军需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双方相持了几个月，李来亨部贮积的粮草消耗得差不多了，求战不得，被迫拼死突围。六月十五日深夜，李来亨亲自率领总兵五名、精兵数千名分路进攻清军防线，另派三名总兵带领士卒旁攻，牵制他部清军赴援。明军抬着云梯、盾牌，手持钩镰大斧，砍断木桩，填平沟堑，“炮矢如雨，蜂拥攻打”。由于清军防御严密，突围未能成功。闰六月初九日夜晚，李来亨再次率领数千名士卒向清军阵地发起猛攻，“枪炮齐发，势如风雨骤至”。明军战士“莫不奋臂争呼，拼死力战”①。因双方兵力对比悬殊，明军虽“连攻五阵”，结果仍被清军击退。两次突围的失败，使李来亨深知打破清军重兵包围的希望已化作泡影，但他仍然大义凛然地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把清方派来招降的叛徒李有实处斩，表达了宁死不屈的高风亮节②。清军见劝降无效，进一步挑深濠堑，加固工事，以求不战而胜。 八月初四日，寨内粮食全部吃完了，军心不稳，少数官兵私自逃出向清方投降。李来亨知道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他先把妻子杀死，放火烧毁房屋，然后自缢而死③。我们对李来亨的情况至今了解得并不多，只知道他是李自成的侄儿李过的养子，在大顺军联明抗清后才崭露头角，他带领的军队估计就是李过（李赤心）在南宁地区病死后留下的部众为骨干转战到夔东地区以后扩充起来的。鄂尔泰主编的《八旗通志》《穆理玛传》记载茅麓山战役时，说“来亨子率四千余贼筑城垛，排列枪炮挨牌拒敌”①。李来亨有儿子能领兵作战，没有见到其他史籍记载。虽然我们对李来亨的生年和早期情况都不清楚，甚至连他的儿子的名字也难以查考，李自成祖孙四代在明清之际为反抗明朝和清朝统治者的暴政而英勇献身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不已。李来亨父子牺牲后，部下士卒除少数投降外，都在混战中壮烈捐躯。清朝将领惟恐有明军将士潜藏逃出，派了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穷凶极恶地实行斩草除根，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扫穴无遗类”②。至此，以原大顺军余部为主体的夔东抗清斗争坚持了二十年之久，以失败告终，大陆上公开以恢复明朝为旗帜的武装抗清运动结束了。 清政府为摧毁茅麓山这一弹丸之地，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投入的兵力多达十万以上，据李国英的描述，四川清军和驻防西安八旗兵由南面和西面，湖广清军由东面，陕西清军由北面，把茅麓山区一百五十余里的地方团团围住，清军主帅靖西将军穆里玛，定西将军图海驻于茅麓山南面的黄龙山督战，相持在半年以上。附近各省为运送军粮、物资、服其他劳役而征发的民夫更是不计其数，使百姓们承受了难以忍受的负担。王夫之记载：“而□（虏）兵督挽运，丁夫死者积崖谷，益峻法驱里民，三千里外诸军负挽，披蓑笠，缘绝峭壁蚁行，延绵弥望不绝。”①李国英之子李雯也写道：“先是楚运自西瀼、渣溪起旱（即由船运改为人挑肩负的旱运），用夫背运至茅麓山。道里险远，往返不下半月，运既无多，夫多饥毙。”②康熙二年（1663）湖南宁乡人陶汝鼐作《西山行》诗云： 西山旧将久不服，高据巉岩最深谷。绝缴孤悬楚蜀间，中原已一无秦鹿。何妨弃置守其疆，以逸待劳俟穷蹙。一旦张皇大用兵，仰攻四面如缘木。转输骤檄百万人，风雨雷霆驱比屋。正是萧莆寒食时，长沙一路从军哭。抛田应募五千余，顷刻民间空杼柚。大吏轰轰小吏愁，奸胥更喜剜民肉。纷纷鬻子叹仳离，我亦沾襟遣童仆。此去死生那得知，更番且喜还家速。仆夫垂泪向我言，人力如今贱如犊。西山上天下及泉，负挽步步石磨腹。烈日炙顶渴欲僵，百钱买浆才一掬。摇足便堕万丈崖，死者还遭勾摄牍。泣谈未了催檄来，增夫更饷巴东陆。巫山三峡又崎岖，魂魄初收岂堪复？吁嗟再遣诚万难，髓竭膏枯惨心目。谓天盖高胡不闻，六月炎炎书此竹③。 康熙初年任浏阳知县的侯朴也在一首叙事诗中写道： ……加之西山役，繁重不可当。夫草数千万，长驱解荆襄。卖牛卖儿女，赔绝赔逃荒。无计能活口，移徙走他。所以五十都，都都鲜全庄。于中逃最多，东乡与坊厢。伶俜几孑遗，鹄面而羸尪。我闻父老语，泪下沾衣裳。愿言勤抚字，拯救此一方①。 这真可谓长歌当哭，道出了民间几多辛酸。在地方志里更留下了这方面的许多记载，如湖北《安陆府志》记：“康熙二年，……民役西山，起运夫于各州县，往来死伤甚众。”②《松滋县志》记“顾觅运夫”云：“锋镝余生，闻征鼓则返走，见旌旗则魂消。一听派取粮石、人夫运米随征，男儿嚎于道，妇子泣于室。视入山一路不啻刀山剑树矣。”“二十三里（这是指里甲的里）携妻挚子担囊负耒逃匿数百里外者踵相接也。”“况当事者复迫于军情重务，或差舍严催，或亲临督比，数十万呼庚呼癸之众，嗷嗷待哺，能为我凋残之松民宽乎。”③《当阳县志》记载：“康熙元年壬寅，李来亨等盘踞竹、房、兴、巴一带，凭险不下，奉旨三省会剿，秦军上庸，蜀军巫山，楚军当阳，转输络绎往返，兵夫不下数百万。”④《枝江县志》载：“康熙元年壬寅冬，王师征剿西山，民苦夫役”，“三年中枝民流离转徙日以百户计。”⑤连远在湖北东隅的广济县，康熙二年“西山之役，济一岁索夫三千一百七十焉”①。湖南《安福县志》记：“康熙二年……民役西山，死者十之五”②。甚至有的地方还因为夫役负担过重发生哗变，如湖北大冶县，“康熙三年春正月，运夫哗。西山用师，县派民夫运粮，轮至第三批三百余人，中路逃归，拥聚北关外，左公铉等倡首，要索公县，抢掳后衙与猾胥之家。县官屏匿数日始去。而公铉自称左将军。上檄招安，至县，鼓吹迎之。公铉益恣”③。这些零星史料透露清政府围剿夔东抗清武装给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大致与此同时，为对付郑成功而采取的沿海迁界（史称“迁海”），同样使东南沿海百姓流离失所，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据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而“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当胜利者踌躇满志的时候，被征服被奴役者自然只有忍气吞声，不可能去审判他们。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即便过了几个世纪，云霾散尽，昔日的统治者随时都有押上被告席的可能。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22日 14:29 北京科影厂《发现之旅》栏目供稿 第1页:神秘之影：神农架原始森林中的野人(组图)第2页:寻踪神农：神农架原始森林中的野人(组图)(2)第3页:人猿传说：神农架原始森林中的野人(组图)(3)第4页:雪泥鸿爪：神农架原始森林中的野人(组图)(4) 第二集 寻踪神农 字幕：湖北 神农架 解说：1995年4月的一天下午，在这座名为唐家坡的山上，正在打猪草的农民陈安菊，偶然间一抬头，忽然发现了一只她从未见过的奇怪动物。 采访：陈安菊 “我在那个高坡上看，它在那里吃果子，它背向着我，个子不矮，能把树扳下来” 解说：就在陈安菊遭遇不明动物半年之后，75岁的小学教师赵坦在回家路上也与一头奇异的人形动物不期而遇。 采访：赵坦 “长头发，黑色，披在肩上，脸上没有头发，看不到耳朵” 解说：赵坦和陈安菊见到的是同一种动物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这种动物究竟是什么呢？ 采访：赵坦 “只能是野人” 采访：陈安菊 “是野人” 解说：真正的野人是什么样子呢？科学上没有定论。赵坦和陈安菊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动物，他们见到的一定就是传说中的野人吗？会不会他们见到的只是一种自己不大熟悉的动物，惊惶之间误认为野人了呢？ 古书中记载的人形动物 根据巨猿头骨复原的巨猿头像 解说：走进神农架，在这片充满原始蛮荒意味的土地上，似乎只有传说而没有历史，蕴藏着太多的混沌与迷离。据清代同治年间湖北勋阳府地方志中《房志稿》记载，房山高险幽远，石洞如房，多毛人，长丈余，遍体生毛，时出山啮人鸡犬。拒者必遭攫搏，以炮枪击之，铅子落地，不能伤。而房山就是今天神农架北部山区的房县。 1976年，在房县出土的汉墓群中，有铜铸九子灯残片，而灯上的图案呢？一个像猿又像人的动物赫然坐在树上。它是否就是2000多年前的先人们对“野人”的目击描述呢？ 解说：古老的神农架，总有一种神秘难测的诱惑力，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探险者。46岁的张金星，在神农架寻访野人已经7年了。就在进山之前，张金星曾经发下誓愿，找不到野人，绝不剃胡须。1999年9月4日，张金星在山林中找到了一个奇特的动物头骨残骸，而这一发现的地点正是传闻中“野人”出没最为频繁的地带。这块头骨会不会来自于我们要寻找的野人呢？ 字幕：2001年8月 北京 同期声：张孚允 “可能是熊……” 解说：“野人“是不是某种熊类造成的错觉呢？熊可以直立行走，站起来个子很高，脚印既大又很像人。这一只靠树站立的熊，远远望去，是不是很像一个浑身长毛的”野人“呢？ 解说：广袤的神农架原始森林，为生活在这里的各种动物提供了优良的繁衍生息环境，也生活着数量众多种类不同的熊，神农架历史上就曾有过“熊山”之称。难道所谓的野人真的是人们对熊造成的误判吗？ 2000年1月，刚刚下过新千年的第一场雪，一支科学考察队再一次踏上了奔赴神龙架林区的征程。担任这次考察领队的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袁振新教授。 63岁的袁振新从事古人类研究已经有40多年，经过多次分析考察，他越来越觉得神农架的野人和人类的祖先有着某种难以割舍的联系，如果破解了”野人“之谜，很可能就会一举揭开人类起源的真正奥秘。这应该是一个多么让人兴奋的发现呀。 神农架野考发现的大脚印 1977年，由中国科学院主持，一支“鄂西北奇异动物考察队”宣告成立，对神农架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活动，袁振新参加了这次考察并且担任考察队队长。这次考察参加人员上百人，历时近一年，考察涉及课题之广，规模之大，为世界“野人”考察史所罕见。但是遗憾的是，除去一些疑为野人的一些间接证据外，并没有找到这种动物真正存在的任何实质性证据。事后有学者提出质疑，是不是我们正在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动物呢？ 很多年过去，野人依然是个神秘的传说。袁振新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认为，神农架一定还存在着某种我们不了解的神秘人形动物。他相信，这个千古之谜很快就要揭开了。 同期声 茅屋前 解说：经过分析，目击野人的地点相对比较集中在神农架的南天门一带，张金星也正是在这一带发现了那块熊骨。那么陈安菊和赵坦见到的会不会同样也是一只熊呢？ 解说：在神农架的科考队伍当中，于军是个传奇人物。于氏兄弟三人，自费来到神农架，考察野人已经20年。39岁的二弟于工在一次考察途中，不幸车祸遇难牺牲，而饱尝艰辛的于军却依然守候在神农架。这条山路，于军不知走过多少遍，他希望能有机会与野人狭路相逢，但是见到的只是一些可疑的痕迹。 同期声：于军 “……决非人为……可能是一种高等灵长类动物……” 解说：类似的发现很多，但传说中的野人依然没有见到。1999年9月23日，也就是考察队到达神农架前三个月，农民王连路所种的玉米一夜之间不知被什么东西吃掉了三十几棵，对这一现象，当地人称之为“人熊搬苞谷”，人熊则是当地人对野人的另外一种说法。那么所谓“人熊”是不是人们对熊的一种误传呢？ 采访：袁振新 “从现场捡回的苞谷特点….绝对不是野猪狗熊猴子吃的” 解说：根据现场各种迹象，似乎可以排除把熊误判为"野人"的可能。那么我们追寻的野人它究竟是一种什么动物呢？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三岔河景区和土城镇至今保留着蜀汉章武三年摩崖石刻群、清嘉庆年间袁锦道所建佛寺及袁氏造纸、铸币、靛染作坊遗址...下午包车到湖北房县(车程3个多小时);宿汽车站对面宾馆,旁有一银耳交易市场,房县的银耳很出名(的确好吃),房县的人 爱女发话,中宗心头一暖,想起被贬房州(房县)的二十多年,正是韦后在无数个夜晚为自己亲手做汤饼吃,才使得因整日...于是,唐中宗下诏,以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张柬之为汉阳王,袁恕已为南阳王 中国市场经济报记者袁立 中国人有没有史诗 汉族首部史诗为何发现在神农架 2002年3月29日08:36 北京青年报 200多年前，德国伟大哲学家黑格尔曾推断：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二十世纪，学术界相继发现了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但学术界仍认为汉族无史诗，连文化巨擘鲁迅、茅盾等人也感到悲观。有专家认为，本月底出版的描述世界形成、人类起源的《黑暗传》，让“汉族没有史诗”的结论画上了句号。
■中国人有没有史诗？ 由神农架林区群艺馆馆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胡崇峻根据神农架地区打“丧鼓”时所唱的神话传说搜集整理的《黑暗传》历经几年的曲折，最近已完成了三校定稿，本月底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有专家认为，《黑暗传》的出版为“汉族也有史诗”的结论画上了句号。 有专家认为，从明、清流传至今数百年的《黑暗传》，极为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天地混沌黑暗到世界形成、人类起源、社会发展的艰难历程，融汇了混沌、浪荡子、盘古、女娲、伏羲、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等众多历史神话，英雄人物事件，讴歌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并且比我国现存史籍记载的有关内容更丰富、更奇特，显得特别珍贵。《黑暗传》作为远古文化的“活化石”，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神话、历史、考古、哲学、文艺、宗教、民俗和巴楚地域文化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汉族史诗为何发现在神农架地区？ 蜚声中外的神农架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网成员，它不仅是奥秘莫测的“动植物王国”、“绿色宝库”，而且是悠久辉煌的楚文化和巴文化的汇合区，形成了举世独有、神奇无穷的原始森林文化圈。 鄂西北一带，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交相契合之区。仰韶文化向南伸展，及于鄂西北。较晚的屈家岭文化向北伸展，及于豫西南。更晚的河南龙山文化，又伸展到鄂西北。1958年到1962年发掘的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其下层清仰韶文化，中层底屈家岭文化，上层是具有龙山文化特征的石家河文化，其叠压关系正是南北文化彼此激荡的地下实证。神农架历史地理的独特性造成了它的文化包容性。 《黑暗传》在神农架发现，是因为神农架有着3个独特的地位：一、在文化发展史上，它是整个文化由原初走向文明过程的独特且极佳的观测点；二、在文化形态学上，它是多元文化整合活性组织的资料馆；三、在文化地理学上，它是探索文化与地域关系的研究室。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神农架相继发现了汉族首部神话史诗《黑暗传》和中华民族文化史“活化石”《太阳经》、《太阴经》、《太阳太阴经》等古歌、木刻珍本，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宝库，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黑暗传》是如何被发现的？ 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神农架林区群众艺术馆尹本顺，长期关注《黑暗传》的整理出版工作，他向记者介绍了《黑暗传》是如何被发现的。尹本顺说，在1983年，神农架林区文化馆编印了一部《神农架民间歌谣集》，书中选载了胡崇峻、龚万文、吴承清三人搜集的神农架民歌数百首，也选入了《黑暗传》的部分内容。刘守华教授读了此书后，惊喜地发现《黑暗传》是一块罕见的璞玉，经过雕琢后将是光芒四射的无价之宝。 1986年，刘守华教授发表了《鄂西古神话的新发现——〈黑暗传〉初评》一文，并将此文寄给中国神话学的泰斗——袁珂先生审阅。袁珂读了《黑暗传》的片断和刘守华的论文后，完全赞同刘守华关于《黑暗传》是汉族神话史诗的论断。袁珂先生兴奋地表示：“《黑暗传》的发现，是一个新的突破，汉族也有了史诗！” 1986年，湖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内部出版了《汉族长篇创世纪史诗神农架〈黑暗传〉多种版本汇编》。接着，刘守华和尹本顺等专家分别发表了多篇研究《黑暗传》的论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引起了百家争鸣。 ■《黑暗传》是如何被整理出来的？ 《黑暗传》的整理者胡崇峻是1981年春调到神农架林区文化馆后，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和编辑工作的。在到文化馆工作之前，他在边远的山区当语文老师，从事教学工作达十余年。在边远乡村任教的时候，每到一处，胡崇峻首先要找当地老年人唱山歌、讲故事，他老早就有做聊斋先生的准备，但没有聊斋先生的才能。 1981年8月，胡崇峻参加了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十堰市举办的民间文学讲习班，听了本省不少民间文学专家、教授的讲课，无疑对他是一次启蒙。从此，胡崇峻走上了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的漫长之路。如今胡崇峻已经成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作为同事和同行尹本顺说，20多年来，胡崇峻把自己主要收入和精力全部放在了收集整理《黑暗传》上。从1980年开始，胡崇峻怀揣每月有限的工资，自费到神农架林区各乡镇及鄂西北房县、保康、兴山、秭归等地继续进行深入调查。为了找到一个老艺人，他曾在崎岖山路间迷路；为了购买一份手抄歌本，他曾被人欺骗。最终，胡崇峻搜集到民间抄本资料和口头唱词（诗）共5000多行。胡崇峻在此基础上精雕细刻，反复推敲，编选了2000多行入书。 ■《黑暗传》中有哪些新鲜传说故事？ 由于缺少资金，《黑暗传》的出版一波三折，一拖又是多年。最终，长江文艺出版社与胡崇峻签订了《黑暗传》的出版合同。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作为《黑暗传》的责任编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出版社看好这本书，是因为《黑暗传》将神话传说与历史事实如此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前伸及混沌诞生，后延至三皇五帝，上下亿年，纵横八荒，囊括万物，自然流畅，浑然一体，实不多见。 周伯义说，即将出版的《黑暗传》的正文，分为开场歌、歌头、天地玄黄、黑暗混沌、日月合明、人祖创世几部分。《黑暗传》全诗共由四大部分组成。前三个部分可归于巫，第四部分属于史的范畴。正式出版的《黑暗传》比1986年内部出版的版本，诗行增加了一倍左右。比如描写炎帝神农氏一生事迹的诗行由100多行增加到200多行，使神农氏的形象更加高大丰满。诗中还首次提到炎帝神农氏的兄长石年（又叫石莲），这是中国一切史书和传说故事中所没有的。 ■《黑暗传》是否成为汉民族史诗的代表作？ 华中师大教授刘守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关于《黑暗传》是否为汉民族“神话史诗”，是十多年来引起人们争议的焦点，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我和袁珂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阅读胡崇峻拥有的全部资料并了解到它流传的文化背景之后，认为它可作为“汉民族广义神话史诗”来看待。后来虽有人发表文章提出异议，但是我们仍坚持《黑暗传》的“史诗”说。 “史诗”本是出自希腊文的外来语，其传统定义和标准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样的希腊英雄史诗中引申而来。千百年来学人沿用这一传统定义，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弄得许多国家因没有这类“史诗”而在文化创造力上遭到贬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学家开始打破这个洋教条，除肯定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为杰出的英雄史诗之外，还提出西南许多少数民族中间，流传着古朴神奇的“神话史诗”或“创世史诗”，它们是一个“神话史诗群”。我正是受到了这一发现的启示，才将《黑暗传》与它们捆绑在一起给予评说的。因为不论就其内容、形式、文体特征以及存活的民俗文化背景来看，这些作品都十分接近，显而易见属于同一类型的口头文学。如果无法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学者的“神话史诗”说，以及被公认的西南少数民族的众多“神话史诗”作品，那么，同它们在这个“神话史诗地带”上连体共生的《黑暗传》所具有的“神话史诗”特征，也就难以被否定。 ■《黑暗传》能证明什么？ 文学评论家、民俗学家刘锡诚先生在介绍记者采访时说，汉民族历来被说成是缺乏想像力和叙事传统的民族，历史上没有长篇的叙事诗产生和保留下来。早在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就有人说过，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像力的民族”，缺乏想象瑰丽的神话和铺叙故事的长诗。全国解放后，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在鄂西北和华东吴语地区等汉族居住地区搜集到了几十部有相当规模的叙事长诗，而且这些叙事长诗的流传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500～700年前的明王朝时代甚至更早。《黑暗传》的搜集出版，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汉民族不仅是一个富有想像力和叙事传统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拥有包含着创世神话在内的史诗作品的民族。 ■《黑暗传》属于何种史诗？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员朝戈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体而言，“史诗”有两种：民间口传的史诗和文人书面史诗。很多学者认为，史诗是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有发现的样式。特别是口传史诗，不同民族的史诗传统，无疑具有各自的特色，但也共享许多“通则”。在规模上，我们就没有听说能把只有十来行的短诗叫做史诗的。在“取态”上，史诗往往具有“崇高”、“神圣”的品性。史诗主人公多是神或者英雄，他的英勇业绩往往构成了史诗故事的主干。在呈现方式上，史诗所涉及的，往往是关乎部落或民族的命运，甚至是整个“世界”，而通常不叙述琐碎的日常生活冲突。等等。最后，史诗多为韵文，也有散韵兼行的。散文体的史诗，也能够观察到。 朝戈金说，一个民族即使没有史诗传统，也可以是伟大的民族；一个作品即使不是史诗，也可以是伟大的作品。《黑暗传》是不是属于“史诗”，我没有深入研究。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自己得出结论来。我的看法是，它是“史诗”，或者叫“神话史诗”，还是不算史诗，都不影响对它基本价值的判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南方室主任刘亚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史诗应是在群体文化的土壤上，由民间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如果是为了某个宗教的教义宣传而创作的，就不能完全肯定地算是很原始很纯粹的史诗。对待民族史诗，我们应有严肃的态度，认定一部作品是否是一个民族的史诗，不光要看其文本，还要看其产生的过程，和作品在该地区或者该民族中的地位。《黑暗传》是否可以代表汉族的史诗？《黑暗传》具体属于何种性质的史诗？还应得到更多专家和学者研究和考证。 ■文/谢沂 天上日月星斗寒， 天地故事甚非凡。 天有多大，有多高? 地有多厚，有多深? 东南西北有好远? 几多名称在里边? 歌师如果记得全， 真正算得歌神仙。 水有源，歌有头， 句句丧歌有根由。 歌师知得天根由， 请你给我讲清楚。 要讲清，说不完， 天地奥妙玄又玄。 下至泉壤上九天， 问混沌，说黑暗。 或问日月怎团圆? 黑暗混沌多少年? 才有人苗出世间。 玄黄老祖传混沌， 混沌传盘古， 九番洪水三开天。 才有日月星光现。 伏羲女娲传人烟， 千秋万代往后传。 ——节选自《黑暗传》 袁恩让 冀州市民政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