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昶 (1846—1900)，原名振蟾，字爽秋，浙江桐庐郭坊(今桐庐镇)人。清同治六年(1867)举人，后补内阁中书，历充会典馆、方略馆、天文算术馆诸差。光绪二年(1876)进士，授户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光绪十八年(1892)，以员外郎出任安徽芜湖道，任上五年，政绩称最。光绪二十四年(1898)，奉调入京，授三品京堂衔，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次年出任太常卿，办理外交。袁公先后在中央和地方为官从政三十余年，始终坚持做到忠心为国，诚心为民，舍己为公，不谋私利，深受士民爱戴。死后，朝廷谥忠节。

                              (一)

    旧时，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有座三忠祠，是浙江人民为纪念因忠耿护国，反对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被冤杀的三位浙江籍京官而专门建造的。这三位京官就是太常卿桐庐人袁昶、吏部侍郎嘉兴人许景澄、兵部尚书海盐人徐用仪。
    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扶清灭洋为号召的义和团，从山东扩展到山西直隶，直逼京师。清政府剿抚无效，恐慌失措，震动了帝国主义列强，开始调兵入京，妄图实行镇压。而以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为代表的一伙清皇朝守旧派，却认为义和团势力既无法扑灭，则可用他的“法术”来战胜洋人，把洋人势力消灭掉。只要把义和团群众推到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第一线，即使赶不跑侵略者，也可以用帝国主义列强势力来消灭义和团。他们怀着这种左右皆得利之心，导义和团入都，在慈禧面前盛推“拳民忠勇有神术可用”，蛊惑慈禧下诏义和团攻打使馆。袁昶是办外交的，他奔着与各国讲信修睦、保全国家的宗旨，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二千五百余言的奏疏，力陈攻打使馆于国于民之危害。他一面向朝廷上奏疏，一面偕许景澄会晤俄、美、英、法四国公使，劝阻各国调洋兵入京，以防事态扩大。可惜，主宰朝廷的慈禧太后对袁昶的奏疏，只用“汝所奏不合”五字作答。五月二十日慈禧召开大臣会议定对策。袁昶也不放过机会，在御前会上侃侃陈词：“拳术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公使，悖公法，事将不可收拾。”徐用仪、许景澄和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皆支持袁昶之议。光绪默然，慈禧不悦。退朝后，载漪又密召甘督董福祥率军入京，协助义和团攻打使馆。二十五日，以光绪帝名义发出了一道没有点出外国任何一个国家名字的宣战书。以致京师惨遭焚掠，积尸盈途，秩序大乱。
    袁昶为挽回这一混乱局势，与许景澄又冒险直谏：要求严旨切责董福祥，饬令甘军悉行退出紫金城外，不许重至东交民巷，再向使馆攻击者即行正法；要求责成大学士荣禄土限期将义和团驱散出城，以救眉燃之急。谏疏还以当时北京城发生的大量事实严厉驳斥了载漪“拳民忠勇有神术可用”的谬论，指出：攻打使馆今已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拳民骸骼狼籍，遍于东交民巷口，其刀抢不入之术安在?数万拳民攻四百余洋兵所守之使馆，至今二十余日之久未能攻破，其技俩亦可想而知。袁昶写这份亟疏时，心情非常沉重。他在谏书的末尾这样写道：“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顾念存亡呼吸，区区蝼蚁，微薄心意，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乞太后、皇上圣鉴。”慈禧读了这份谏疏，倒稍有回心，决定罢拳队，而载漪等权贵却阳奉阴违，纵攻使馆如初。
    袁昶目睹京城日益混乱的局势，心焦如焚。得知攻打使馆禁而不止，还是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翅、礼部尚书启秀等人在暗中策划、操纵，更是激愤不遏。袁公为了国家的安宁，民众的安宁，不顾个人安危又与许景澄伏阙上疏，泣请速斩信崇邪术、误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翅，以及军机大臣裕禄、山西巡抚毓贤、甘肃提督董福祥，以遏乱源挽救大局。同时，他还沉重痛言，先斩了祸首，绝断了祸源，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此时，在朝堂上停止攻使馆还是继续攻使馆的斗争非常剧烈。太常寺少卿张亨嘉，被袁昶那种为国不惧死的精神所感动，也出班向帝、后启奏。因他讲的闽语，慈禧听不懂，便问袁昶：“他说的是什么?”袁昶回答：张亨嘉所讲很多，主要有四条：邪术不可用，边衅不可开，使馆不可攻，公使不可杀。慈禧立即变脸问：“这是他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袁昶有心保护张亨嘉，便将担子揽过来说：微臣是太常卿，张亨嘉是臣的属下，他的意思自然是微臣的意思。这时的袁昶胆子越说越壮。还当廷责问：“拳队扶清灭洋，是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还是抑括五洲各国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来；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则洋人多于华人数倍，岂能灭尽?”接着他又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春秋之时已有明约，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如今攻使馆，要开杀戒，一背礼义之道，二背国际公法。”许景澄怕袁昶一人力量单薄，便走上前去启奏：“太后，甲午一战，中国的对手是一个弹丸小国日本，结果是丧师辱中，如今再与众国为敌，只怕国力不足，重蹈甲午的覆辙。”慈禧听后勃然大怒。载漪等权贵，见慈禧发怒，即矫旨捕斩袁昶、许景澄。当时，慈禧实在说不出什么杀人理由，只得在袁、许两人被杀的第二天，在上谕上含糊地批道：“太常卿袁昶、礼部侍郎许景澄，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多语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袁昶、许景澄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据说，当时袁、许两公是直接由朝堂上押送到菜市口问斩的，因为没有革职查办的程序，所以，他们依旧穿着朝服，项挂朝珠，举止从容赴刑场。监斩官是大学士徐桐的儿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他狐假虎威，要剥下他俩人的官服。袁昶愤怒责问：你有什么资格来褫夺我的功名?许景澄也怒目责问：皇上并没有下诏罢官，我们是皇上钦点的进士，你算什么东西?两人横眉怒目警告徐承煜：你们宠信邪术，滥杀公使，到时候你们的下场必定比我们惨。不信，来日我们见证于地下。说着两人英勇就义。是年袁昶五十四岁，许景澄五十五岁。不久，兵部尚书徐用仪也因支持袁、许两人被弃市。史载：三公被杀，举国称冤。
    后来的形势发展果如袁、许所言：七月初三袁昶、许景澄被杀，七月十二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七月二十二日慈禧、光绪逃出大内，西遁长安。为了退洋兵，慈禧又下令，将当日倡言灭洋的大臣全都处死。徐承煜为了自己活命，先骗说徐桐上吊自杀，期望能以自己父亲的死，换回自己的偷生。谁知他逃到京郊又被日本兵抓住押回北京，朝廷将他问斩于袁昶、许景澄归天的地方——菜市口。次年十二月，光绪帝下诏，将诬谄被杀的太常寺卿袁昶、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开复原官，并录用三人子嗣。宣统元年又下诏追谥袁昶为忠节，许景澄为文肃，徐用仪为忠烈。浙江人民为了纪念这三位爱国爱民之官，特在西湖边上构祠，定名“三忠”。
                                  (二)

    杭州西湖边上有袁昶死后奉祀他的三忠祠，在安徽芜湖江中书院内，还有袁昶生前皖人专为其建的“生祠”，以纪念他在芜湖道任上，为官五年给当地百姓惠使善政。
    袁昶在京里当了二十多年京官，于光绪十八年(1892)，朝廷委派他去安徽任芜湖道台。袁公一到任，就怀着为民办实事、做好事的决心，严约僚属，痛抑胥吏，详询民间疾苦，诚心施善政，建设地方为民造福。
    他重视兴建书院，培养地方人才。过去这里教育落后，学子少。为了改变这一面貌，在他所辖州县中，捐廉俸四千余两，修建书院、斋舍。引聘品德优良、学识渊博的人才担任学舍主讲。考核经史、义理、掌故、时务和清末从西方传人的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的“格致学”。务使学子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同时，还创建了尊经阁，购书数万卷藏于阁，供学者阅读研讨，这对培养人才起了良好作用。
    他重视加强武装，维护地方安全。光绪二十年，也就是在他上任芜湖道的第三年，中日失和，长江戒警各国兵舰游戈，皖江上下盗匪出没无常。袁公为了地方安全，带头捐出百金，组织了一营地方义勇军，保卫民宅，保卫商埠，保卫教堂。并同英使馆商定，令英舰停泊江中，犒以羊酒，款以温语，使英舰士兵自行约束。芜湖地方的安宁得到了保障，民众高兴，官兵高兴，外国人也高兴。是年，袁公还报效军需八千两，受到朝廷奖励。
    他重视关税收入，支助地方建设。过去这里欠税很多，偷、欠关税尤甚。对此袁公抓紧不放。光绪二十一年（1895)，仅清厘关税一案，就裁汰常关外销公费等欠银八千余两。自是偷欠关税之弊得以纠正。当时，新关出口以谷米为多，中日构衅时，米禁甚厉。事平后，英商与英公使敦请开禁。袁公立即上报大吏批准解禁开放，因民利而民利之。为增补江宁厘税，他特责成商董与商舶，运米出口时，每石交税银一钱。当时每岁出口谷米数千万石，税银收入十分可观，有效地弥补了地方财政之不足。
    他重视水利建设，为地方除灾害。当时，芜湖西南圩堤严重缺陷，每年有冲决。冲决时遭涝灾，涝灾一去就遭旱灾，百姓饱受水旱两灾之苦。对此，袁公听在耳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下决心根治水旱两虎，带头捐资五千，发动民众大修水利。除自己亲自指挥外，还委派得力吏员督修。不到两年，就修好了芜湖到鲁港十二里长的江防大堤。新建了防涝大堤三百七十丈，并在两岸筑斜坡，以杀水势；中设陡门一道，涵洞三道，备水启闭之用。总计用工六万七千五百余工，费木石以万计。自是使内湖外江圩垸所围的数万顷良田，蓄池有资，旱涝有备，农民旱涝之苦大为减轻。芜湖百姓把袁公尊为“大救星”，自发在芜湖江中书院内，建袁道台“生祠”，以资纪念。
    芜湖人民对袁公的感情非常深。当他们得知袁公在北京菜市口被冤杀，就为之悲泣；当他们得知袁公被平反，就为之欢笑。至今这里还留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光绪二十八年(1902)，也是袁昶平反的那年。军机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来到芜湖江中书院，一开口就问陪他去的芜湖道台和书院学生：“这座江中书院尊经阁是谁造的?数万卷藏书是谁购的?芜湖到鲁港的十二里江防大堤是谁独力捐银五千两修建的?”道台与学生一齐回答：“是袁昶，是袁昶!”张之洞微笑着说：“不错，是太常卿袁爽秋造的。不过，我还要告诉诸位一个好消息，皇上、太后、军机处已决定为庚子国变时被错杀的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等平反了。”张之洞接着又说：“浙江人要在杭州西湖为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位浙江京官造三忠祠，袁太常在芜湖居官五年，颇多善政，你们以前为他建有生祠，那太小了。”张的话音刚落，芜湖道就立即表态：“将这座江中书院改建为太常祠。”在场人员个个拍手叫好。
    袁昶在芜湖道上，广施惠政，深受芜湖民众爱戴，也受到了朝廷赏识，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升他任陕西按察使，未及行，五月又擢江宁布政使，未待上任，又调他到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未几授光禄寺卿转太常寺卿。袁公到京第一件事，就是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向朝廷举陈时政二万余言，详论世界列强之形势及中国之积弱，提出强国之道“在于劲旅，更要不拘一格重用人才。苟得其人，则治政、理财、练兵、防海、交邻之策，可次第就理。”光绪帝读后深为赞许，亲书其纲要颁布各部院大臣议行，朝廷多有采纳。其时，朝廷财用匮乏，众议要以增加厘税弥补不足。袁昶坚决反对，说“增厘税，名病商，实病民，万万不可增议。”增税之议于是作罢。袁公就是这样，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三)

    袁昶不仅为官从政有远见卓识，政绩斐然，在文坛也颇有造就。尤其他为诗更是独树一帜，与沈增植同为晚清浙江诗派的代表。其诗上承清中叶秀水派的钱载，学谢灵运、
    韩愈、孟郊、黄庭坚，容晋唐和北宋风格于一炉，颇受诗坛青睐。晚清福建诗派首领陈衍说：“余谓爽秋五言古，实以潘陆颜谢骨格，傅以北宋诸贤面目，功力甚深，不愧雅音。”晚清诗坛盟主金天羽说：“渐西(指袁昶)能从山谷溯太白，而得蒙庄之神。凡艺事有独至，必真率互见，乔松石怪，不掩其丑。隐文彰义，标论卓伍，良不可及。”在他的诗作中好多是反映晚清重大历史事件和世界风云。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热情。特别是对满清政府腐败起内讧蠹国家梁柱，以致无力抗御外来侵略，更是愤慨。光绪二十一年(1893)，他得知威海失陷，立即写了一首《哀威海卫》诗：“我军左威右镏岛，形胜天然鬼工造。增台巨夯震九地，火弩水雷环百道。堡坞却作偃月形，杀气飞鸟不敢停。如何黑云朝压垒，壮士夕化虫沙井。呜呼内讧梁柱蠹，亿万金钱铸此错。几时鞭石驾鼍梁，义旗东指王师渡。”借此痛斥起内讧导致威海失陷的那些大臣。
    他的著作甚富，已刊行的有《渐西村人初集》十三卷，《安盘诗续抄》十卷，《春闱杂咏》七卷，《永明楼集》一卷，《于湖小集》七卷，此外还著有农桑、兵匪、舆地、治术、掌故等书。
    袁昶在外为官数十年，从不忘记关心桐庐家乡的建设，更不忘记培养桐庐家乡的学子。为此，他特捐俸四千金于学校，以取岁息为学费，补助贫寒学子。不少学子得了他的补助更加勤奋学习，成为有用之才报效地方，报效国家。
    桐庐人民为有袁昶这样的好儿子深感欣慰。 (文章自桐庐网)

袁微子--袁放--袁日涉

本文作者：袁日涉(http://www.2008z.com/)

    我的爷爷袁微子(1913--1991),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学术委员会委员、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爷爷生于1913年11月3日，浙江桐庐县人。1936年毕业于安微大学教育系。193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教授许杰、周予同、陈望道的影响下，主持组织"秋罗文艺社"，主编《秋罗》周刊，反对复古读经，提倡大众语言，抨击反动统治。《秋罗》一年后被国民党省党部勒令停刊，爷爷因被捕。停刊始末以笔名"何奏"撰文，刊载在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上，并将被捕情况写成了小说《雪夜》，发表在王统照主编《文学》上。

1936年爷爷大学毕业，进入上海开明书店，在叶圣陶的领导下，参加《新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分担《少年习作展览》的编选，并每期撰写评说。1937年抗战开始以后，爷爷回到浙江，在天台、安定、衢州、桐庐、严州、杭州以及浙西等地的中学、中专和浙江医学院担任教员，利用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宣传抗日救国，编辑刊物，撰写大量文章宣传革命，引导大批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曾创办过《浙江日报》副刊《江风》，揭露黑暗统治。以后，又去福建南平，由共产党组织安排进入《东南日报》，主编《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使之成为国民党报纸中的"红帽子"，直到抗战胜利。他在东南一带各种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散文、杂文，被称为"浙江才子"，出版有《浪花集》。

1949年以后，爷爷历任杭州师范军管会军代表、教导主任、浙江省文教厅调查研究室主任、中教处到副处长、浙江省文联党组成员、编审部长、《新儿童报》社社长。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教育刊物《浙江文教》，担任第一任主编。1955年3月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从此开始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研究工作，曾任小学语文编辑、室主任、编审、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长。1986年12月离职休养。1990年任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1955年到1966年，爷爷同志除参加各套（十二年制学校两套、十年制学校一套）课本的研究和讨论外，主要负责高年级教材的编写。1956年第一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颁布时，他著有《小学文学作品教案分析一例》，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几年间，他曾在《人民教育》等刊物上不断发表有关小学语文教材、教学研究的文案。叶圣陶先生亲自修改小学语文课本的课文，他认真研究叶老的修改意见，写出心得，在《江苏教育》上连载。北京景山小学校创建初期，爷爷曾协助该校编写过小学语文课本。"文革"等的十余年，他兢兢业业、诚诚恳恳，付出了心血，也积累了丰富的教材编写经验。

"文革"中，爷爷随教育部"五七"干校到安微凤阳，利用劳动之余，钻研医学，为干部和农民诊治疾病，积累了较多的临床经验。回到出版社后，主持工农读物的编辑工作，编辑出版了《解剖学基本知识》、《生物学基本知识》、《病理学基本知识》、《内科学基本知识》、《外科学基本知识》、《中医临证基础》等十余本医疗卫生丛书与其他读物。其中《中医临证基础》作为北京医学院的教材使用至今。"文革"后，爷爷积极参加小学语文教材建设，主持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材编写工作。不到三年，完成了全套教材的编写工作。为了帮助教师掌握教材，搞好教学，他在编教材的同时，亲自登上讲台，试教课文，并创了编辑人员上讲台试教的范例，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日本教育界将此作为中国小语教学的代表进行专题研究。他在认真总结我国小学语文传统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提出了小学语文教材及教学改革的主张。他认为，小学语文教材及教学的改革，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渗透到语文学科中去，在发展学生语言的同时，提高他们的认识能力，从小培养他们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他指导出，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不仅要编选好课文，还应强调按语文基本功训练的要求，安排若干重点项目。组织一个完整的系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训练，使教材建设逐步走向科学化。在教学中，他着重强调安要处理好学习语文与认识事物的关系，语文教学与思想教育的关系，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教与学的关系，并强调思维训练，发展智力，培养自学能力，以适应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需要。他主持编写了十年制、十二年制小学语文教材，以及有关课外读物，主持编写了中师《小学语文教学法》、《小学语文教学与儿童认识发展》、《小学语文整体性改革》，《小学语文教学》、《小学语文学习》等。深入全国各地讲学，走遍了27个省、市、自治区，调查研究，裨盖广大师生，成绩卓著，为小学语文教材建设和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潜心写作，发表了大量有关小学语文教学的文章。论著有《小学语文教学漫读》、《小学语文课文类型研究》等。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介绍中国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成果，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在中国进行了小学语文心理学研究的活动。

  爷爷是教育界的前辈，又是教育家、编辑家。他一生献身教育事业，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语文修养很高，文字功底很深，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不辞辛劳，任劳任怨，一丝不苟，积极工作，为小学语文教育尽心尽力，在行政管理和业务工作方面，都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爷爷坚持党性原则，作风正派艰苦朴素，廉洁奉公，革命事业心很强。他谦虚谨慎，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平易近人，助人为乐，深受师生和同事们的尊敬，是全国一亿小学生和小学教师的好老师。爷爷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他主休以后，仍然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种活动；仍然投身小学语文教材建设，促进全国语文教学改革，关心中青年编辑干部的成长；仍担任三套教材的主编，三个杂志的主编和十余个刊物的顾问。生命不息，工作不已。

   爷爷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为党的教育事业特别是教材建设事业，为党的教育事业特别是教材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爷爷过世以后，奶奶和爸爸把爷爷安葬在十三陵。爷爷的许多好朋友都给他提了词。奶奶说："刻骨络心"，爸爸说："温暖"表示爷爷永远温暖着我们。刘国正爷爷的字写的特别好！爸爸请他书写了两句话，放在爷爷的照片旁，右边是"四海耕耘倾心一亿小学生教泽应永存"，左边是"一生坚毅信步八千云月路夕阳作黎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