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愈高：收藏的正道

袁愈高认为，藏家须有三个条件：学识、经济基础、胆量。如今的藏家最缺乏的是学识，很多人以“捡漏心态”来看待收藏，很容易坠入小道和陷阱。一代代热爱收藏的文化人，薪尽火传，将历代艺术宝藏长储于人类文化脉理之中，无疑维系着民族文化命数之所在。

袁愈高，1949年7月生于宜宾，1964年底进入成都161厂（国营清江仪表厂）半工半读，学习航空仪表模具制造专业。1983年初调入四川省文物总店。现为四川省文博副研究员、四川省文物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任四川省金石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先后与高文合编了《四川铜币图录》《四川近代纸币图录》《中国历代压胜钱收藏与鉴赏》等著作，独立编著《四川近代徽章集》《四川近代书画家》(一、二、三集)以及《四川近现代名家扇面欣赏》《沈贤修印谱》《印海遗珍》等多本专著。

藏品是面镜子，照出真伪，照出品格

“有钱”的“穷人”

记者：请谈谈如何与收藏结缘的？

袁愈高：1962年我在宜宾上中学时，历史老师陈光中的课很吸引我。他喜欢美术，因为单身就住在学校，寝室里有很多藏品。我常常到他寝室去观看他收藏的各种古钱币，他则给我讲一些有关古钱币的知识，我对钱币收藏产生了兴趣，后来逐渐发展到对字画、瓷器、青铜器、杂件等文物古玩上。在那里我完成了我的收藏启蒙教育。

记者：看来，一个魅力十足的人影响了你的一生。

袁愈高：的确如此。1964年我到成都后，每月有5元生活补助费，除去必要的生活品，还有两元零用。当时成都的会府尚有旧货市场，另外在几个城门洞、红照壁、老南门大桥等地还有一些古玩地摊，我见到了大量钱币、晚清民国时期书画家的作品，有伍瘦梅、张霞村、郭伯安、杨建屏等人的真迹，卖价很低廉。那时我的兴趣全在老钱币上，对书画也无财力问津。后来我订阅了许多文史杂志，自学文物考古，向当时省馆文物馆专家沈仲常先生、王家佑、四川大学成恩元先生等请教。自己在地摊上买了不少钱币，一元的银元当时卖价才两角钱。日积月累，我收藏的钱币达到3000多种，其中不乏各个朝代的珍品钱币。

记者：当时《四川日报》的记者刘传建先生曾经撰文报道你的收藏，形象地称你为“有钱”的“穷人”……

袁愈高：这话基本准确。1983年我调到省文物总店收购部，开始在成都商业场四川省文物商店收购部工作，专业从事文物字画的收购和鉴定。我向钟礼成、刘廷碧、刘镕等先生学习，在实践中摸索。第二件影响我人生的大事，是我在1983年初加入中国钱币学会，随后又加入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博物馆学会；第三件事是1985年我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在郑州举办的全国第一期钱币鉴定培训班，人们戏称为“钱币鉴定的黄埔一期”。老师是钱币界的一流专家学者，如吴筹中、唐石父、朱活、王贵忱、郭若愚等，使我对钱币专业知识有了更深的认识，提高了古钱币鉴定水平。

1986年，我与高文先生合编《四川铜币图录》，收集川地珍稀铜元140多种，还分出等级和市场参考价格。我带着这本书先后拜见了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纸币研究权威吴筹中和被国际钱币界称为“中国钱币界元老”的马定祥老师，不料这一见面，反而改变了我的收藏之路。

记者：他们提出了什么意见？

袁愈高：钱币品相的等级是一个科学分等的问题，它对确定钱币的文物价值与经济价值至关重要。马定祥先生所采用的“钱币评定十级制法”，迄今还是钱币界的圭臬。十级制主要根据珍稀多寡为标准，一级——大珍；二级——珍；三级——极罕；四级——罕；五级——甚稀；六级——稀；七级——很少；八极——少；九级——较多；十级——很多。马老师看到我和高文的新著，在“凡例”中就表明“本书是参照我国著名钱币学家马定祥先生对钱币的十级制评定方法，结合各币目前存世量之多寡以及《中国钱币目录》等书，对四川铜币进行评价的。”他称赞了此书的价值，话锋一转，认为有关钱币的课题已经被前人做得很细致了，不大容易再出新研究成果。他指出，四川书画历史悠久，名家辈出，但外界仅仅知道张大千、郭沫若、谢无量等人，这是远远不够的。四川历代书画家何止万千，其中优秀者不乏其人。一席谆谆教诲，真叫“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记者：你就因此而转向了？

袁愈高：是的。我回到成都后，把我收藏的中低档钱币2000多枚一次性转让了，将此资金用以购买四川近现代书画家作品，决心全力以赴研究四川近现代金石书画。事实证明，马定祥先生的建议完全正确。

撼人心魄的绝作

记者：在你从事书画研究的经历中，肯定有很多失之交臂的故事……

袁愈高：我很早就结识了张大千先生的弟子龙国屏先生，常聆听其教诲，看他写字作画，使我逐渐形成了对传统国画的审美趣味。1973年初，我在华兴街街口，遇到一老者手持一幅张大千的花卉手卷，一米多长，很精美，应是大千的得意之作，只是品相差点。因要价25元（是我月工资的三分之二）而未能买下。这样的作品，如今标价早在1000万元左右了。

记者：这真是令人扼腕！

袁愈高：藏家必须具有三个条件：学识、经济基础、胆量。我看来是钱少加胆量小（笑）。1972年某天我路过西玉龙街小福建营，看到一个老太婆在家门口摆书画摊，一问才知是知名画家姚石倩的遗孀，正出卖姚石倩的遗物维持生活。姚石倩整四尺作品仅卖5元一张，我嫌贵，最后以4元一张的价格挑选了两幅花鸟画。姚石倩是齐白石弟子，白石老人来成都期间曾在姚家小住。齐白石上午作画，午饭后小睡一阵，下午才开始题款、盖章。我见到4幅没有题款的白石老人手迹，1元一张，估计是姚石倩的夫人悄悄“捡”起来的，她对我说，齐白石把印章裹在腰杆上，“根本莫法”。我嫌无款无印，后来推荐一个装裱师傅去看，他是内行，立即买下，然后请白石老人另一弟子余中英题款：“此乃先师白石老师所作。”他裱成四条屏，委托春熙路一家寄卖行卖了160元。现在的行情，这4幅画远不止160万元。

记者：我看到一个报道，你的书画研究中甄别了不少历史上的错误记载。

袁愈高：比如《益州书画录》中，很多书画家籍贯不详。书里提到龚定求是广西人，我在自己收藏的龚定求山水画上，见到他的一方闲章，有“家在桂林”四字，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再比如同书里提到徐煌是滇南人，我也是通过一张徐煌的花鸟条幅上的闲章，确定他是云南彝良县人。

2008年，我费尽心力将珍藏的《沈贤修印谱》付梓，使这一孤本问世。沈贤修号禅和子，浙江吴兴人，生于1835年，卒于1914年，曾流寓成都作过小吏；学印从吴秋衣，真、草、隶、篆无一不精，又长绘事，交结甚广。此册印谱，即为沈先生随身携带之物，前有张之洞、顾复初等于光绪年间的题跋真迹，内收沈贤修钤印600余方。这是我收藏的珍品，原装为四册，实为罕见之物。

记者：你还出版了篆刻“圣手”蒋蓼渔的遗作……

袁愈高：那是四川省金石书画研究会筹措的，印谱叫《印海遗珍》。蒋蓼渔（1910—1966）是崇州人，自幼失聪，自学篆刻，18岁赴上海治印为生，后到江西景德镇学习陶瓷画像和浮雕技艺。1940年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悬牌收件治印，一时名噪山城，当时的政府要员如于右任、林森等人的印章，大多由他制作。1949年后，他先在成都南打金街悬牌刻章，后来入东城区艺锋刊刻厂。1959年调望江楼公园创作木刻水印薛涛笺，后改任盆景技师。我现正着手编印邓石如的《完白山人印存》，是我从双流一教师那里买下的……正是出于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感情，我和研究会同仁才倾力为之。如果再不着手抢救挖掘，50年以后这些真迹就将湮没于历史长河！

不能当通才，勉力做专家

记者：所谓“乱世藏金，盛世收古”，如今是收藏大兴的时代，你觉得收藏界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

袁愈高：有两点。一是藏家的相关知识跟不上，一味盲目追求藏品升值。一些人总是渴望“捡漏”而一夜暴富，这怎么可能呢？行内所言“多看少买，免得出拐”是良言。第二，收藏是一个大境界，需要学养和多学科知识的积累；对于文物艺术品的鉴定，也应该与时俱进，更新鉴定知识。现在市场上充斥繁多的仿品，都是利用先进的科学工艺制造，几可乱真，而收藏者就不能不知其工艺。所以，虽然收藏者不可能当通才，但也要勉力做专家。

记者：你参加过多次成都大庙会的鉴宝活动，在省内的民间藏品里，遇到过让你振奋的藏品吗？

袁愈高：见到的赝品太多了。有人拿来一幅费丹旭的仕女图，画不错。费丹旭号晓楼，字子笤，浙江乌程人。工写照，如镜取影，尤精补景仕女，潇洒自然。但这幅赝品题款把费丹旭名字写掉了中间一个字，这分明是出自民国时期苏州的仿品。我印象较深的是一对来自自贡市的孙氏老姐妹，她们带来一大箱子父亲遗留的书画。她们的父亲在民国时曾经担任敦煌的税务局局长，内有张大千、谢稚柳等人真迹，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更可喜的是还有一个精裱的扇面集，收有三十多位晚清中等名家之作。我看完告诉她们，这些都是真迹。她们非要让我估价，我告之：这批书画价值应该在100—120万元之间。这让她们喜出望外，她们原以为能值几万元就不错了。

采访手记（2012年11月5日）

成都收藏界和古玩市场，自民国以来在国内一直享有盛誉，近30年来愈发升温。在近几年成都大庙会举办期间，四川省文物总店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免费鉴宝活动最为吸引眼球。已经多次以鉴宝专家身份参加活动的袁愈高先生，对我回忆起这段经历，依然心绪难平。

11月5日下午，天空飘着雨丝，我和袁愈高聚于送仙桥河边收藏家吴国先的茶室。袁先生温文尔雅，以朴素的话语展示其几十年的心路历程。谈到热烈处，他回头望着门外飘落的树叶，若有所思：“每个收藏者都有自己的收藏之道。但藏品恰恰是一面镜子，从中不但可以发现真伪，而且可以映照收藏者的品格。而一般收藏者动辄就是钱、钱、钱，渴望一夜暴富，多半是鸡飞蛋打。而系统深入地研究藏品所蕴含的艺术和秘密，让不为人知的珍宝公诸于世，才是收藏的正道啊！”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他轻声说道。

“记得一次中央电视台来成都举行鉴宝活动，我也应邀参加了。有一位外地老者带来一件所谓乾隆时期的象牙质地的乾隆御览印章，还拿出了一个‘权威’鉴定机构开出的证书。既然如此，他还要拿来鉴定，就说明心里没底。我当时就决定，这样的真迹应该在深宫。我仔细看完雕件后，就知道这件东西不但是赝品，而且连象牙都不是。因为掩藏在镂空龙纹之下，可以发现有一条无法打磨平整的合缝。这就说明，东西是利用模具注入塑胶压合而成。我把结果告诉了收藏者，他很不高兴，把那个‘权威’鉴定机构的证明给我看，希望说服我。我问，这个鉴定证明花了多少钱？他说支付了鉴定费1000元。呵呵，我明白了，看来不但收藏者心态有些失衡，我们的一些鉴定机构显然也是指驴为马，是冲着利润在胡乱‘鉴定’啊。”

谈到这样的现状，袁先生显然心情好不起来。很多宝贝的确藏在民间，但往往被大量的赝品包围，加之人们渴望暴富的心态作祟，收藏正在失去它的本来面目。

2003年至2006年，四川美术出版社连续出版了袁愈高主编的《四川近代书画家》一、二、三集，收入四川近现代已故书画名家600人，对四川地区的美术史研究起到了补遗拾缺的作用。四川省博物院副院长、著名美术史专家魏学峰在袁愈高《四川近现代名家扇面欣赏》一书序言里指出：“袁愈高先生长期从事文物研究，近十余年又专志于四川近代书画的整理、研究……甘于寂寞、广览博涉，为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四川近现代书画家及其作品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可以让世人重识张大千、张善子、谢无量、刘孟伉、李琼久、陈子庄、孙竹篱等一流大家的风采。这部书有助于书画作品真伪的鉴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此书又是一部非常实用的工具书。”

袁愈高先生不愧是葆有文化的有心人，披沙沥金，穷数十年之功，在没有一分钱研究经费支持的情况下，挖掘、整理出一大批近代钱币、金石、书画等领域的著作，不但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也对人们深入了解巴蜀文化的传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来源：成都日报）

编注：袁愈高系袁光五郎公派下“愈”字辈后裔。

湖南袁氏（hunanyua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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