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七载县令考述》之初为溧水、江浦令
摘 要：袁枚于乾隆七年至十三年出任江苏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县令，显示出仁爱之心与非凡的吏才；但亦饱尝“俗吏”之苦，并因“风流”遭人非议，从而导致日后辞官。
袁枚自乾隆七年(1742)外放，先后于江苏溧水、江浦、沭阳、江宁任县令七载。他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亦不乏仁者爱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思想，所以七年来确实为百姓干了些好事，颇有政绩，以致“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清史稿》袁枚本传)，显示出袁枚出众的吏才。他称得上是一个清官、好官。
一、初为溧水、江浦令
袁枚离京后先至金陵拜谒长官，谒毕心情抑郁，作《谒长吏毕归而作诗》二首，其一有“书衔笔惯字难小，学跪膝忙时有声。晚脱皂衣归邸舍，玉堂回首不胜情”之句，其二有“偶参转运庭，伛偻趋而左。黯然神始伤，县令乃是我”之句。为自己不能不对长官卑躬屈膝、降低人格而感到痛苦。但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故而暂且委曲求全。
袁枚外放首先是任江苏溧水县令。溧水在南京东南百馀里，是一个偏辟的小县。袁枚于五月份的一天抵达溧水，次日即与前县令交接，听罢前县令介绍溧水情况，深感“人世”之艰难。袁枚有诗记云：
县令为我言：江南最难作。皇帝爱民心，民奉为孤注。借此群号呼，饥黎争欲赴。妇女攀轮辕，呵官相抵牾。帑金虽百万，顷刻宁得富？食者未覆盆，饿者已前仆。更闻二麦伤，秋来弥足惧……（《途中寄金二质夫》）
溧水县生产落后，百姓生活贫困，又导致社会治安不好。前县令束手无策，故朝廷派袁枚来扭转局面。袁枚一介书生，初次任令就面临这样的局面，不能不感到巨大压力，以及身为“父母官”的沉重的责任，一时竟产生“惴惴殊自怖”的畏惧心理。但袁枚毕竟是有上进心的人，是有仁爱心的“儒生”，他还是暗暗表达了改变溧水现状的愿望：
愿持吟咏怀，弦歌安士庶；愿持编摩手，搜剔除奸蠹。幸宽大吏嗔，冀免乡人恶。
袁枚决心转换其人生角色，即由吟诗作赋的书生文人变为安民除奸的行政官员。这是客观现实与主观责任感逼迫袁枚作出的抉择。
袁枚很快就适应了县令的角色，并抓住了治理政务的关键。孙星衍尝记云：
枚尝言为守令者，当严束家奴吏役，使官民无壅隔，则百弊自除。其为政，终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故江宁县知县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传》）
袁枚认为“为令”之道，其一是民主为政，尽量清除官民之间的隔阂，彼此沟通，使民情能及时上达，法令能及时下传；其二是以法治县，这与他自幼受其擅刑名之学的父亲袁滨的影响有关。后一点在袁枚看来尤为重要，故除了及时处理讼狱之外，更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法治措施，以整顿社会治安。孙星衍记云：
多设耳目、方略，集乡保，询盗贼及诸恶少姓名，出所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则榜其姓名，许三年不犯湔雪之，奸民皆敛迹。
这是治安“三把火”：一是派遣吏卒为耳目，常到乡里调查、了解治安状况，迅即回禀，以便及时酌情治理；二是为盗贼恶少建立“前科”档案，一旦有人再涉嫌犯法，可心中有数，严加审理；三是对歹徒张榜曝光，以实行群众监督，但又给予出路，使其看到改恶从善的前途。实践证明袁枚这套法治措施是十分成功的。孙星衍记一佚事从侧面反映了袁枚于溧水的政绩：
初，枚为溧水知县。其父自广西来，虑枚年少，不诸吏治。乃匿姓名，访诸野。有女子告曰：“吾县袁知县政若神明。”其父乃大喜，入署。其后，士人多以枚断讼事附会为小说。
袁枚吏才初露锋芒，溧水县初步得到治理，深得民心。但至六月份，袁枚于溧水仅一个多月，即接到调往江浦任县令的命令。袁枚此时刚进入“角色”，对自己的吏才充满自信，对溧水百姓也产生了感情，故对离开溧水有“鸟因枝稳恋残春”（《自溧水移知江浦留别送者》）般的依恋之感。而当他动身赴江浦之日，吏民夹道送行，甚至“有以万民衣披我（按：袁枚）身者，金字辉煌，皆合郡人姓名也”。袁枚大为感动，于车中感赋一律云：
任廷才学种甘棠，不料民情如许长。一路壶浆擎父老，万家儿女绣衣裳。早知花县此间乐，何必玉堂天上望？更喜双亲同出境，白头含笑说儿强。
与当初“玉堂回首不胜情”之怀念翰林院相比，此时袁枚已是“何必玉堂天上望”矣。“民情如许长”，显然是百姓对袁枚为政的高度肯定，使袁枚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善良的百姓之情义激发了袁枚勤政爱民、甘当循吏的思想，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其主导思想。
江浦位于长江北岸，与南京隔江相望。此地百姓生活条件较好，平时亦少有人惹事生非。袁枚政务比较轻松，生活亦较平淡，每日只是处理一些例行公事而已。因为闲暇较多，加之袁枚乃翰林院出身，自有好学者慕名登门求教，袁枚又喜欢提携年轻人；因此设帐授课成为袁枚日常生活的一项内容。其教授的学生有秀才李应、熊成元等多人，师生关系甚密切，袁枚《从江浦移至沭阳，秀才李应、熊成元等送余渡江，淹留弥日，赠之以诗》中有“想缘绛帐情难割，直觉长江水不深”之句可以为证。袁枚之招收弟子，当从此时开始，此后一发而不可收，“门生遍天下”（《随园老人遗嘱》）。
袁枚于溧水时即显示出断案之才能，曾有江苏高淳秀才李名世路过溧水，偶尔旁听袁枚审案，为其公正严明所倾倒，竟“赁屋居此问。日听一二事，归与父老传”；后知袁枚移知江浦，又特地从家乡赶来，“惝朱提八流”，以表仰慕之情。（《诸知己诗·李名世秀才》）而在江浦曾审一“母子案”，不仅显示其判案敏捷，“有神明之誉”；而且显示其“忠厚待人”的本性，（见蒋敦复《随园轶事·母子案》）兹不详述。
袁枚于江浦任职时间亦不长，约乾隆七年(1742)年底，又调任江苏沭阳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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