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归来

只有深深低下头，才能走进上海城隍庙傅家街42弄1号的过道。高度只有临街大门的一半，似乎立刻从大上海来到了一个尺码不同的世界。狭小的平房被廉价的旧物占据，陈阿娣坐在堆满杂物的床上。四年来，她和一只拴在过道立柜上的猫一起生活。闷热的夏日正午，窗式空调没舍得打开，一架旧电扇呼呼转动。

四年前，陈阿娣的丈夫李如兴从这间生身的平房里逝去，终年67岁。从安徽军天湖劳教农场返回上海后，他的后半生陷入了贫病的缠裹。一份死亡证明书表明他死于多种混合疾病：甲状腺癌、出血和肺部感染。促进死亡的原因一栏里，标注他右下肢截肢，他在农场时的同伴们认为，这起源于早年在闽北农场放排、长期浸泡水中引发的双腿脉管炎。

去世前几年，李如兴的右腿开始溃烂化脓。“医生说，不如一次截完，会顺着腿一路烂上来”。房间里保存着他生前坐的轮椅。他没有养老金，坐上轮椅之后领取每月几百块的低保。他的医疗费能够报销六到八成，但自己负担的一些非处方药价格高昂。2010年癌症发病后，他没有拖上很长时间。

对于邻居胡定国来说，李如兴只是次第逝去的难友中的一个。每年固定两次的闽北农场旧人聚会，参与的人都在减少。这是他们少有的交际。平时，他们大都蜗居在和李如兴家类似的老城区旧屋子里，或是僻处遥远的郊区，目睹生身的城市渐行渐远。不论存亡，这个群体都面临相似的处境：晚年没有养老金。

这来自一个历史留下的死结：原国家劳动总局1980年发文通知，文革后从劳改、劳教农场“清理回籍”的人员，之前漫长的留场就业劳动不算连续工龄。到了社保普及的年代，这条旧文成了昔日场员们难以逾越的障碍。

56年前，和电影《归来》中的主人公陆焉识类似，胡定国和李如兴在新生政权的政治运动中，作为首批劳教人员去闽北农场，历经大饥荒的生死劫，四年后随整个农场迁往安徽军天湖。在那里，他们和从上海送去的劳教人员严祖佑、商周、郁志敏等数千人会合，再度拓荒垦殖。和陆焉识一样，他们在劳教期满后“留场就业”，在农场度过半生时光，其间包括了整个“文革”。他们不会想到，如此漫长的劳动，在后半生会被一纸文件否认，在伤病发作的年龄，无法得到退休的权利。

此外，在当年的安徽军天湖、白茅岭暨其他劳教劳改农场，还有一大批当年无法返城的场员，在农场演变而成的“社区”里度过了一生。如今他们或可自认比返城的同伴幸运：用一生的离乡背井和艰苦劳役，换来了晚年的退休待遇。但在身份上，却没有完全摆脱旧日身份的阴影。

他们恰如在电影结尾，始终没有归来的另一个陆焉识，只是无人日日举牌守候。

胡定国的家是面临东刘家弄的一个狭小门面和阁楼，门面里几乎无法转身。上阁楼要爬一架木梯，木梯上还搁着一架电扇。阁楼的内景近似李如兴身后的平房，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地堆满了从五金、碗碟到被褥的各种物品，只有一台正在运转的空调，把这里从同样的暑热之中挽救出来。

这可能是由于儿子在家，刚满20岁的他在一家网店值夜班，胡的妻子则在汉庭酒店保洁。楼下四壁挂满30元以下廉价服装的门面，是这个家庭的重要生计来源。胡定国今年已经76岁，16年以来，他的收入中并没有养老金一项。直到今年5月，他才拿到了第一笔千余元的社会基本养老补助。

从农场回上海以来，年过五十的胡定国打过零工，做过生意，全家十几年住在自家租的制线厂房里，八年前厂子关闭，才搬到这座父母留下的老房子。最多的时候，房子里住四个人，胡定国在楼下打地铺，有时在大街上浇一层水，铺上席子睡，甚至贪凉快去到附近的外滩。胡定国的妻子小他28岁，是农村人，原在他开的厂里打工，结婚后胡定国需要补贴妻家。在胡定国的难友中，这样的搭配是通常的成家途径。

李如兴和陈招娣结婚时，陈招娣的前任丈夫患肝腹水去世，带着三个孩子。陈阿娣说她接受李如兴的原因是“听他讲故事，同情他的经历。”婚后不久陈阿娣怀孕，没敢生下来，在两个月时打掉了，“要是活着，今年35岁。”

和胡定国夫妇的情况相反，李如兴和陈招娣结婚的一个原因是，李如兴当时刚从劳教农归来，父亲过世，母亲和两个弟弟住着这间平房，他没有地方上户。李的户口落在了陈招娣家，人也呆在陈家。直到母亲去世，弟弟结婚搬出，李如兴和陈招娣才住进了这间屋子。

双腿残疾之前，李如兴摆过地摊，卖过服装、小百货和水果，还开了一年多的三轮摩的。陈阿娣则在公交车上售票。以后上海整治交通，4800元买的摩的被政府500元收购，期间撞了一次车，赔偿伤者7000元，辛苦钱都亏了进去。残疾之后，日常起居都是陈阿娣服侍。晚年没有退休金，靠低保和妻子补贴的李如兴脾气变差，喜欢喝酒抽烟，两人时常吵架，陈阿娣一直下不了决心离开，“我可怜他，没离婚，不然他一个人死了没人知道。”李如兴病逝后，陈阿娣出钱安葬了丈夫。

维持婚姻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间平房。李如兴死后，陈阿娣面临和大弟的产权之争，一番冲突之后，“政府保护老年妇女”，陈阿娣得以在这里继续居住。眼下这间平房的户头上有4个人。一旦动迁，必须分割利益。

和陈阿娣不同，住着吉安路上一处更加狭小房间的郁志敏盼望着动迁，这几乎是他摆脱眼下困境的唯一希望。

从农场返沪成家不久，郁志敏就陷入了和陆焉识一样的住房窘境。实际这是当年上海人普遍的难题。高峰时期，这间十五平米的石库门后厢房住过八个人：母亲、弟弟儿子、媳妇、两个孙子，以及郁志敏夫妇。眼下仍有郁志敏夫妻带着一个孙子住在这里。妻子得了癌症，无法走下黑暗陡峭的楼梯，生活需人服侍，夫妻几乎整天只能呆在房间里。房间里没有卫生间，使用的仍旧是古老的马桶，每天倒入并不邻近的公共厕所。

和难友们一样，郁志敏没有退休金，妻子的癌症治疗加大了家庭的压力，“以前结婚时买的首饰都卖了。”郁志敏以前卖过螃蟹，95年因为水产市场被拆而关张，闲在家里。早年的积蓄又在一次投资中损失殆尽。郁志敏的妻子是当年的农场插队知青，得病之后，郁志敏为她办理了伤残鉴定，补交了5000多元买工龄提前退休。但郁志敏自己的事却没有如此简单。

“60岁那年，我去问劳动局，说叫我自己加金买工龄，要买15年。”对于妻子生病、孩子正在上学的郁志敏，这是一笔昂贵到不划算的费用。他从此放弃了拿退休金的想法。这决定了10年后的今天，郁志敏只能拿到每月700多元的低保，以前数目则还要低。

“年纪大了，不想那么多了，只是等着动迁。”66岁的郁志敏说，这块城区半年后就会改造。

但对于林钧国来讲，这份最后的希望已经用掉了。他家的老房子已经拆迁掉，兄弟姊妹七人分割，之后林钧国在淮海中路租了一间房子，和儿子合住，每月要2000多元房租。

在退休年龄之前，林钧国曾经试图交钱补齐工龄拿退休金。和好几位场员一样，他到农场开具了留场就业12年的工龄证明，开设了社保账户，缴纳了一年半的个人养老保险金。为了领到退休金，林钧国还放弃了低保。

但当60岁的门限最终过去，社保局却告诉他，留场就业12年半的工龄无效，他需要另外缴纳9万元。林钧国没有能力再缴纳这笔钱。

雪上加霜的是，得知林钧国无法领取养老金，年龄小20岁的东北妻子提出离婚。双重打击之下，林钧国血压急升，血液冲上眼底，导致血管爆裂，一只眼睛失明。为了拿医保治病，林钧国不得不接受吃低保的现实。

商周（化名）是这群难友中处境比较好的。从农场归来之后，他一度是个很成功的生意人，是这群人中唯一买了房的。但随着年龄增大，生意力不从心，眼下他不得不搬出自己在繁华地段的大房子，搬到偏远地段的小房子里，换得差价来保障晚年。

但更可靠的保障仍是社保。为了得到领取养老金的权利，商周聘请了律师准备寻求劳动仲裁，和最终起诉社保局。代理商周和另外一名场员案子的律师严佳斌，则是另一名“归来者”严祖佑的儿子。和当年的众位伙伴不同，严祖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在政治案件平反后落实了工作，成为了一名作家，可以说是真正归来了。

但一次街头的偶然相遇，把他和过去的难友重新联系在一起：在一处公交站，骑电动车的商周认出了刚刚下车的严祖佑，二人接续了中断数十年的农场回忆。

他们的记忆里，还共同储藏着两个中队伙伴的生存片段：在街头捡瓶子的陶维贵，商周10几年前遇到，请他吃过两顿饭，以后不知下落；一个无家可归，住在浴室里给人搓澡的老人，浴室拆迁之后去向不明。

严祖佑觉得，这不光是商周一个人的官司。即使仅仅是上海劳改局系统的军天湖和白茅岭农场，就孳生了让成千上万名没有退休权力的“归来者”，全国更是无法计数。“要让这些当年的伙伴们，真正得到归来的权力，不再是寄居在上海屋檐下的外人”。

1958年，李如兴因为偷了“一个苹果”被送进少年管教所，以后遣送闽北农场劳教。26年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具的一份复查决定上写着，“李如兴有一般小摸小拿行为，情节轻微”，原教养处分不当，予以撤销。

和他一起去闽北农场的胡定国，初中毕业后闲在家里。接下来的情节有些像是荒诞剧，“派出所来人找到我父亲，说公家办了劳教所，你的儿子可以申请，上6个月学，分配工作。”荒诞剧的背景，是当时上海响应北京“建造水晶城”的精神，“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淘汰阶级异己和不安定分子。这些人又和前一年的“右派”混合在一起。“入学”一个礼拜，胡定国被遣送到新开辟的闽北农场，干上了一份没有自由又艰苦无比的“工作”：伐竹、放排、种地。

新开辟的农场几乎没有生存条件，连干部也常常借宿农家柴房，露宿天井，粮食要向当地商借。胡定国和李如兴干的都是放排的活，竹子从高山上砍下来，扎成竹排顺水放走，转运往上海。外地人不熟悉水性，常常有人在激流乱石中落水身亡。冬天则要在冰水中放排，埋下了李如兴的残疾隐患。

更大的威胁是饥饿。

三年饥荒期间，福建受创深重，地处深山的闽北农场难于幸免，干部和劳教人员的口粮统一为每月21斤谷子。在饥饿高峰期，胡定国和伙伴们仍需上山伐竹，输往上海。饥饿和重体力劳动夹击带来了死亡，据胡定国回忆，近两万名在1958年去福建的劳教人员，整体迁往军天湖时只剩下五千人左右。

另外的幸存者记录则显示，在条件比较好的中队里，死亡率也超过了一半。活下来的人有感于偷生难得，时至今日，每年仍会在五月五日和“双十”举行两次难友聚会。

1962年，或许出于条件过苦、死人太多和沿海“备战”的多重考虑，闽北农场整建制迁移，胡定国和李如兴坐在一辆火车里回到上海，以为可以就此留下，却随即辗转西去。相对幸运的是，胡定国没有像陆焉识那样远赴青海，而是去往离上海四百余公里的安徽军天湖。这里是另一片尚待开拓的荒地，只有一点从前省属农场的基础。主要的劳动由种番薯伐竹变成了栽茶种稻。

两年之后，随着“社教”运动在全国开展，一大帮新生力量来到军天湖以及邻近的白茅岭农场，补充了58届“老劳教”们衰竭的劳动力。严祖佑、商周、陶善宝等人都在这一批中，同乘一辆大客车来到军天湖。其中除了严祖佑这样的“反革命思想犯”，大多数仍旧是小偷小摸、打架或者摸女孩子头发、参加社会上的舞会之类。陶善宝的劳教理由最为特别：“叛国”，实则是和同伴瞎聊时宣称要去香港，找那边的爸爸。更有人是没有任何出格行为，只是无业被收容，“安排就业”，譬如18岁去到白茅岭农场的吴菊珍。

白茅岭农场的农活中，严祖佑认为最艰苦的是水田“双抢”。头顶的烈日和膝下滚烫的泥水夹击，整个人像在蒸笼中，即使是管教干部，也是人人一顶斗笠上身赤膊。水中有钉螺和蚂蝗偷袭，手上则是不能停的活，要干到两头黑。没有完成定量的，需要“挑灯夜战”，必需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完成割早稻和插晚稻的双重任务。严祖佑的办法是服用“喘息停”装心脏病，“不然我肯定会死在水田里。”白茅岭场员胡世承的记忆中，更苦的劳动则是冬天跳进结冰的池塘，打赤脚挖塘泥做肥料。

商周和郁志敏的记忆则是“严管队”的窑厂烧砖。这是对犯错误人员的惩戒式劳动。酷热的炉窑旁，新出炉的砖还未完全冷却就被运走，除了一双手套别无防护，时常容易烫伤。烧砖的任务量是正常的窑工三倍。在超强的劳动压力下，有人吐血身亡，有人割静脉自杀，有人将手臂伸到搅拌机里自残，结果当场身亡。郁志敏靠身体熬了过来，等到了解除劳教的时候意料不到的是，劳教期满后只能“留场就业”，仍旧住在原来的宿舍，吃原来的伙食，干原来的活，“场员”头衔不如“二劳改”的俗称来得实际。

军天湖农场的一位退休管教干部介绍，建国后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提出对于劳改、劳教期满人员“多留少放”，不让他们回到社会上，政策一直延续到60年代。接踵而至的“文革”，更断绝了大批“陆焉识”回到上海的可能。

即使是在人身自由方面，场员和劳教人员的区别也不大。已经留场就业的郁志敏因为偷跑回上海探亲，被抓回农场后，受到了细麻绳的“五花大绑”，被吊在工具间横梁上。这是一种把人捆成粽子的绑法，勒过胳臂五六道的麻绳在背后打上一个死结一个活扣，后颈的活扣一抽，人就从地上被提起来。郁志敏被吊绑之后，双臂有半年不能正常活动，吃饭和大小便都要人服侍，经过扎针灸才恢复过来，至今肩膀仍时常发病酸痛。

劳教人员们初到军天湖，当地还近于荒地，连茅草房子也没有。根据《上海市监狱志》记载，迁徙当年，农场就种植水稻9700余亩，最高年产量达到近700万公斤。农场还开垦茶场6000余亩。白茅岭农场则在34年间累计生产水稻1.7亿余公斤，种植油菜近3000亩，茶园13000余亩。两地的茶厂、机械厂等厂房留存至今。此外，在文革的政治风波期间，军天湖还使用犯人和场员劳力，修建了预备用于关押大批上海“走资派”的帽子山战备坑道工程。

今天的军天湖和白茅岭，仍可见场员开辟的连绵稻田与茶园。虽然已被当地农民承包，仍旧保留某种独特气质，迥异于外界。青葱植被中，场员们当年居住的茅屋早已倒塌，以后建起的红砖瓦房也在细雨中凋零，没有醒目的物证为他们存留。只有一处当年仓库的内墙上，保留着“尽主人职，享主人乐”的标语，似乎证实着当年他们确曾是这里的主人公。

按照一贯的按政治标准“分类管理”原则，在留场就业期间，场员依旧被分出四类：戴反革命帽子场员；无帽场员；预备职工；正式职工。正式职工理论上可以和干警同吃同住，能达到这一层面的场员数目极少，属于特别的政治奖励，绝大多数人都是“非正式就业”。这实际上为文革结束后回城场员的境遇埋下了伏笔。

前述军天湖农场的退休干部认为，劳教并不是刑罚，是行政处分。劳动教养出台之际，本身带有安置就业性质。因此劳教人员要和刑事犯分开看待。劳教期满成为场员后，已经在农场就业，他们劳动者的身份不可否定，对农场创业的筚路蓝缕之功更是明摆着的事实。

陶善宝曾经两次从农场逃跑。

第一次逃出后，在车站过夜时被抓，回到农场后受到了关禁闭和五花大绑吊起来的惩罚。陶善宝事前还对这种刑罚好奇，人一被抽起来却昏了过去。为防逃跑，陶善宝的头上推成了一条条茶带样的径路。

但他还是再次逃跑了。这次是翻山，出外后四处游荡，靠给人照相为生。一直到多年后，陶善宝回到上海，在福州路迎面碰见当年吊打他的管教队长。挺他扭头就跑，队长却在背后追着喊，陶善宝你别跑，你的案子平反了，还有钱好拿。

文革后期，政治气候变化，各类人群返城大潮初现，人心浮动。农场干部也在想法调回上海，对场员管理不再严格。不少人步陶善宝之后尘。

前文提及的陶维贵，当年从农场逃跑后，即在芜湖街头开始捡瓶子生涯，被一位出差的管教干部发现，带回农场。以后干部当众问他，是在外面颠沛流离舒服，还是在农场有吃有住好。陶维贵回答，当然还是外面好，自由，自己想什么时候捡瓶子，就什么时候捡。干部悻悻无语。

更多的人是利用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去上海就不再返回农场。上海市劳改局直属的农场，在白茅岭和军天湖之外，还包括苏北和青海，即陆焉识的发配之地。各地场员们自发回城的暗流，和知青、下放、支边人群返城的大潮汇合到一起，推动了人口政策的闸门。1981年，公安部宣布劳改政策调整，“两劳”期满人员“哪里来回哪里”，农场开始对场员“清理回籍”，最终催生了返城的大潮。

清理回原籍的场员，要与农场签订“三不”协议书：不要房子；不要工作；不要补偿。这意味着他们回城后只能自谋出路，也为以后的养老问题埋下隐患。

在大潮之前，仍然横着户口的高门槛。当初被劳教之时，场员们的户口都迁出上海，落户到外地农场，眼下要回乡却勉为其难。对于很多人来说，生身的上海屋檐之下，已无接纳他们的方寸之地。陶善宝平反之后，因为文革中父母离婚，和母亲断绝了来往，父亲又在国外去世，无人接收户口。直到1995年，陶善宝的户口才落到了哥哥名下。

严祖佑平反之后，法院考虑让严的户口迁回上海，曾经特意派人去严的家里查看。“我家在三楼，法院的人站在楼下叫我姐的名字，是我母亲先出来答应。法院的人一看，说这下放心了。”

在回城大潮后的房屋短缺年代，即使是兄弟姊妹，因为居住面积狭小和牵涉房产，也常常不愿意接纳场员的户口。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结尾，陆焉识被女婿逼迫“净身出户”重返大西北，是无数现实中的“归来者”遭遇的影子。

严祖佑说，找个老婆解决户口，是当时场员回城的一个通常方式，“美丑不论，即使是瘸腿也可以。”严祖佑回城后，他的一个幼年玩伴，尚未从外地劳教农场归来，曾经托人找到严祖佑，想请他介绍一个有上海户口的对象，被严祖佑拒绝。

清理回城的政策一直没有公开，场员回城的过程因此拉得很长，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初期，农场发出“逾期不归，除名处理”的通知，场员们才回农场补办手续。商周1993年被“清理回沪”，此时他已离开农场十余年。

因为政治性案件被平反的严祖佑，是伙伴们中的幸运者，但他回沪的过程也颇为曲折。先是作为社会闲散人员安置在一家百货商店卖货，直到撤销了劳教处分，经过辗转争取，他才被“落实政策”，调入中学任教，成了国家干部。

在“精简城市人口”和“社教”运动中被收容的多数劳教场员，手中都持有办案单位的“复查决定”，里面标明了错判或撤案处理，在他们看来，这也就是“平反”。但这些1980年代中后期的通知书上，却没有“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安排工作”的提法，反而一般留有某种小尾巴。

李如兴1987年的“复查决定”上，写着“有一般小拿小摸行为，情节轻微，属教育问题，原对李收容劳动教养不当，应予纠正”的字样。“小拿小摸”在李如兴的难友们看来是非常牵强的字眼，“只能说是根本没有理由。”而蹉跎了一生的李如兴，虽然被宣告撤销劳教，却并没有得到“平反”的待遇。

胡定国的复查决定字样比李如兴稍形严重，称他“有一般小偷小摸行为及生活作风不够严肃”。复查决定同样撤销了对胡定国的劳教处分。但胡定国提出既然已平反，要求安排工作，“公安局却说他们无此权力”。胡定国也没有像严祖佑那样得到补偿。

这实际上并不符合平反政策。1986年，中央办公厅曾下发文件，要求对于文革结束前“被错误处理的人，必须在政治上彻底平反，经济上适当补偿，工作上合理使用，生活上妥善安置。”上海市则曾在1989年下发（沪府发〔1989〕38号）文件，规定对于历史老案错误处理人员平反后，“部分难以安置的原无业人员由劳动服务公司代办退休手续”，男50岁、女45岁即可退休。奇怪的是，这个文件并未广为人知，签订了清理回城“三不协议”的胡定国们也没享受到这个待遇。

眼下他刚开始领取的困难补助，可算是这个未曾完全公开的安置政策的遥远回声。2014年，上海市民政局下发了《关于2014年度各区县历史老案平反人员生活费缴款的通知》，将补助标准提到了1170元。

当然，这与案件没有平反的场员们无关。

返回上海困难重重，约有一小部分人留在了农场。严祖佑估计，这些人不过十分之一，基本上是无亲可投，无处落户。

78岁的吴菊珍18岁被收容教育，“说是给工作”，来到了白茅岭农场。她没料到会在这里呆上一辈子。吴菊珍的父亲早逝，母亲没有工作。清理场员的时候，她在上海已经没有亲人。吴菊珍留在了白茅岭，和另一个场员成了家，因为男方年纪已大，没有子女。前两年丈夫生病去世，吴菊珍在世上彻底成为了一个人，住在白茅岭枫树林场员社区的一座老房子里。

入夜之后，平房的窗户透出昏暗灯光，吴菊珍一个人在灯下玩牌。她没有打开日光灯，似乎电灯微黄的光线要更温和一些。屋子里没有大件的器具，到处散落着零碎什物，既往的生活全部显露在这里，和她本人一样颜色暗淡，不反射光线。吊扇呼呼转动，是房间里唯一的响动。唯一的安慰是：她能拿到退休工资，不必像返城的难友们为晚年发愁。

吴菊珍居住的枫树林社区，是一处有十几排瓦房的院落，以前是分场干部的住宅。八十年代初农场萎缩，干部们纷纷调回上海，留下的场员们从以前的茅草房子里搬入这里，形成留守场员的社区。最多时有几十户，眼下只剩下26个退休的老人。

2014年7月12日傍晚，这里刚刚落雨，黑暗似乎来得比大街上更早一些。院落中沉黑无人，两三处微弱的灯光，隐在狭小的窗户深处。一位寻找丢失的鸡的老人，身影在篱笆和院落的阴影里徘徊。

王娥妹和顾柳根住在院落最里边，是少数双方尚在世的场员夫妻之一。顾柳根1958年因为“扯小姑娘辫子”被劳动教养，王娥妹则在6年后因为“偷家里东西”来到军天湖。留场就业后，大龄场员婚配困难，往往只能“内部消化”。为了摆脱集体宿舍的生活，两人于1970年结婚，得到一间宿舍和一个可以生活的铁皮炉子，从此能保证吃上热饭菜。两年后王娥妹生了一个女儿。

1982年，两人的劳教处分被撤销，补发了300元钱。已经成家立业的他们选择了留在农场，转为正式职工。

选择留场之后到退休前的岁月，像返城自谋生路的场员一样，充斥了艰难。形势变化之下，农场像外界一样推行土地承包，留下的场员必需包地。但这并没使王娥妹夫妇迅速致富，反而陷入了困境。

承包第一年，虫子吃掉了稻穗。顾柳根一家欠下农场两千多元的债务，按月从王娥妹的工资里扣除，连带利息一共扣了十几年。为了加快偿还这笔欠债，顾柳根在55岁的年纪去上海打工，无法再承包土地的王娥妹，则依靠初中文化水平替生意人记账，另外放5条牛。期间还死去一条小牛，被农场罚款。

熬到50岁，一身伤病，感觉“吃不消”的王娥妹情愿少拿退休金，办理了病退。丈夫顾柳根则患上了青光眼，因为农场医疗条件差，一只眼睛完全瞎掉。两人还都患有心脏病和脑梗。

两人的女儿在农场长大，在农场印刷厂工作，以后印刷厂实行分流，女儿跑供销完不成指标下岗。王娥妹夫妇为女儿每年缴纳社会养老金，以后为她找到一个上海开出租车的对象，结婚之后户口迁回了上海。

雨后闷热的夏夜里，顾柳根裸着上身，穿着一条三角短裤，坐在自家木板床的席子上。屋子里去年装了空调，但转动的仍然是吊扇，以及王娥妹手中的蒲扇。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发生了两次断电，点上堆积着烛泪的蜡烛。但王娥妹仍对眼下的起居感到满意。空调之外，家里有液晶电视和微波炉，是在上海亲戚的帮衬下购置的，“我们的条件比大多数人都好。”

最让王娥妹满足的，是依附房子的一个卫生间。装了抽水马桶，有淋浴设备，四壁贴着瓷砖。在斑驳陈旧的院落内部，这个意外光滑和白净的地方，似乎足以补偿她的一生。

在军天湖农场，91岁的仇雪娥和67岁的儿子徐惠中住在一起，两人先后被劳教，仇雪娥从闽北农场被迁来军天湖，和儿子相遇。徐惠中文革结束后没有离开军天湖，成了家，仍旧住在场员时代的屋子里，奉养母亲。7月13日，腿脚不便的仇雪娥坐在藤椅里，徐惠中立于身后，母子两人留下了生涯中难得的一张数码照片。褪色的砖房墙壁上，贴着小孩子的上学奖状，这个家庭已经在农场繁衍到第四代。

这些选择留下的人们，虽然已经退休，却并不是真正自由的。枫树林社区的门口，可以见到打量外人的监视者。7月12日当晚，外人探访枫树林社区的消息被传到军天湖，第二天一早，记者和几位故地重游的场员一行来到军天湖社区不久，就被当地派出所带走，行李遭到搜查，随后遣送出境。记者询问“这些人已经退休，他们是否没有对外交往的自由”，派出所负责人回答说，这个地方特殊。

唯一可为安慰的，是用一生的代价换来的退休金。

7月30日，商周和严佳斌一起前往虹口区社保中心，工作人员仍旧答复：必须要有农场正式职工的证明材料，否则根据政策规定，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

这重复了13年来的事态轨迹。

2001年，商周向街道提出缴纳个人养老保险，社保中心称他的档案不全，无法证明在农场时期的工龄，不能办理劳动手册。商周回到军天湖打听，得知自己的档案从劳教之后是空白，这种现象并非他一例。若要办理养老保险，他需要自己补足全部十五年的个人保险金。商周只得放弃。

2009年，已到退休年龄的商周，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农场补办档案，被拒绝后起诉到静安区法院。静安区法院判决商周败诉，但经过庭外调解，农场社区管委会同意为商周补办档案。

拿到档案之后，商周办理了劳动手册，开始缴纳保险费，但他很快发现，他只是获得了虚幻的胜利，面前真正的拦路虎，是前文提及的（80）劳险便字82号文件，实际是劳动总局1980年12月发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局的一纸批复。

这份《关于刑满就业人员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称，在国家没有新规定之前，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为转为正式职工，清理或遣送回原籍的，在劳改单位就业期间不计算工龄。劳教就业人员也按此办理。依照这条规定，商周必需自行补足

商周无奈走上信访之路，曾到北京上访，多次给上海市市长韩正写信，并得到市委市政府信访部门统一格式的回复“经办单位将会按有关政策规定研究后给您回复。”

以后，商周在新华书店的《劳动保险法》一书中，终于查到这条“有关政策”。商周说，当他向社保中心出示这份阻断他的退休之路的条文，“社保局的人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有这份文件？”

眼下，垂暮之年的商周准备再次向社保局申请，要求认定自己在留场就业期间的工龄。行政程序不通之后，再向法院提起诉讼。和很多场员一样，商周没有子女，晚年的忧虑使他不得不直面这个“无物之阵”。作为回城场员之中较有活动能力的人，商周的案件具有“风向标”意义，众多难友们注视着他的成败。

商周的案件不容乐观，2009年康某某诉上海市社保中心一案可为前车。康某某是原白茅岭留场场员，1987年清理回上海。2009年10月康某提出办理社保工龄认定，被社保局以“政策规定”拒绝，之后向黄埔区法院起诉。法院认为康某提供的材料“仅能反映其曾在白茅岭农场工作，无法证明其曾转为正式职工”，依据同一政策判决康某某败诉。

更让场员们难以接受的是，他们往往在办理社保支出缴纳了数年的养老保险，却在最终的工龄门槛前止步。在宣根发和商周手头，都保留着当年的缴费记录。林钧国在2004年补齐了档案，以自由职业身份参保，缴纳了一年半的保险费用，却在办理退休时被告知，农场的工龄不算数，需要自己补交20多万元。在一封写给“卢湾区社保中心领导”的信末，他签注“生命不息，上访不止。”

严佳斌认为，黄埔区法院引述“有关政策”的理由并不充分。在他看来，国家劳动总局的复函只是一个暂行安排，并且是有保留的。原文字样是“在国家没有新规定之前，可暂按以下意见处理”，“可”字说明也可以有别的方式。一个“暂”字，则没有理由长达34年，期间包含了无数劳教、劳改场员生命的衰老和逝去。

著名劳动法专家常凯介绍，劳动总局1980年批复的主要依据是，计划经济年代只承认连续工龄。1953年劳动部规定，凡在某单位、企业工作期间曾离职的，工龄从最后一次回单位和企业时算起。由于场员被清理回原籍算是离职，再次参加工作时，留场就业的工龄就不被计算。

但只承认连续工龄的政策实际已经撤销。1987年劳动人事部《关于印发〈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若干问题解答〉的通知》规定“职工被辞退前的工龄及重新就业后的工龄合并计算”。常凯认为，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从理论上讲，劳动部1980年的规定应该已失效。

在实行社保以来，更不存在只承认连续工龄的问题。因此这份文件已经完全与现实脱节。

近年来，国家屡次要求各个部门清理与现实脱节的过期法规和文件，这份不符合《劳动法》以致《宪法》“保护劳动者权利”基本精神的陈旧文件，却不在清理之列。场员们疑心，这里面或许包含了一种态度，“让我们这群人自然淘汰，全部过世之后，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严祖佑说，他自己虽然“上岸”，却放不下这些难友们。当初在政治运动中被劳教，已经是一次沉重的伤害，让难友们付出了大半生的代价。现在他们却在风烛残年再次受伤害。“一个社会不能昧着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