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沂蒙（三）

寂寞沂蒙

以前村里逢年过节，朱英传还能领到点东西，新村委上任以来一直没有动静。选举给朱英传带来的，只有这包军嫂洗衣粉，也像她一生的所得。

87岁的柳启云是大山村里最老的共产党员，多年中却背着“叛徒家属”的身份。

1942年，从新泰出嫁到大山村的柳启云参加了八路军举办的“识字班”，听说入党是“进步”，因为不甘落后入了党，就在屋后大石头底下填表。入党后时常要晚上出门，在野地里开会，丈夫问起又不敢说，挨了不少打。后来按支部安排，把丈夫也发展成了党员。

到了内战时候，国民党的军队打来了，党员跟着部队转移，丈夫身体有病走不了，乡下要求他必须转移，走到一个山上，丈夫又回家拿一双鞋底子。结果来了一个手枪上挂红绸子的人，把他带走活埋了。  

处死柳启云丈夫的人，至今是个谜团。柳启云说是地主还乡团，和丈夫在土改中结下了仇。村中人另外的说法，则是她的丈夫不肯转移，党组织认为他留下来是要勾结国民党，因此把他处决了。建国之后，柳启云一直没有“烈属”名分。到了文革时候，丈夫“叛变”的事被人翻出来，柳启云挨了批斗，挂牌戴高帽游街。连番的冤屈让她想到了上吊求死，被女儿硬把绳子解了下来。女儿说“过去了就好了。”

文革之后，柳启云的丈夫由于没有正式打成过叛徒，因此也谈不上平反。以后她找到了县委，得到了老党员生活补助，从最初的一月10块，涨到了现在的500块，但心里的委屈并未完全消除。近年的一件来自省上的“沂蒙六姐妹”支前事迹宣传。柳启云认识六姐妹中的一个，她常对女儿贺传英说：

“我那时候干得比她们要多，为什么没人说了？”

柳启云回忆，当时夫妻都入了党，家里自己只吃一顿煎饼，晚上喝稀的，省下了粮食给部队吃。支前的时候，她当着村里的妇女主任，组织大家做棉衣棉裤、用麻线纳鞋底、摊煎饼，日以继夜，六姐妹干的活，她一人也能干了。

解放以后，柳启云没有再成家，自己带大一双儿女，还当过两次省劳模，上济南开过会。那时家里穷，劳模证和衣物一起装在一个大瓮里，贺传英翻出来玩，被人拿走了。柳启云的家里，只剩下一个蒙阴县组织部发的“老党员优待证。”

眼下居住的老屋里，唯一显眼的一套茶具，是前些年县上慰问送的，茶杯的把手已经断了。回忆起一生的遭遇，柳启云的脸紧皱起来，微闭的眼睛里，流出两滴眼泪。

当年的那场战争，在村民们的回忆里，并不全是以后教科书里的样子。起初是闹土匪，《蒙阴县志》记载的数千人大股土匪，有十多起之多。一次土匪攻破了大山村崮顶上的围子，打死了6个人。沂蒙山区土匪整整闹了10年，各县县志上皆有记载，各处崮顶上多有石头砌的围子，人们日常的生活都在围子里。离岱崮镇最近的一个崮顶上，寨门已经塌陷，石头屋子还保留得好好的，一块平展的大石上，刻出了一副石头棋盘，标示“当兵不犯寨之时，二人对弈，旁人观之，实有神仙之趣”。当初想必这里首当其冲，眼下虽开发为旅游区，却是荒草离离，游人罕至。

日本人来的时候，起初很友善，当时三四岁的申士钦就被日本兵抱过。八路军发动民众抗日后，他们却变得凶残，申士钦的爷爷是个秀才私塾先生，被日本鬼子拿刀架着脖子勒索钱财，当场被吓死。八路军抓汉奸，申士钦的大伯和父亲两兄弟都被当做汉奸抓去，大叔回来气死了。国民党拉壮丁，八路军叫动员，其实都是一样，不去要挨打。申士钦的叔叔和三个同伴一块参军，两人死在外头，其中一个是张兰梅的公公，评上烈士之后，家里要求垒了个空坟，用棺材装上几件旧衣服下葬了。叔叔在兖州战役中牺牲，烈士陵园里有他的名字，可是他参军早，没有后人领补助。

抗战时大山子是日本人、国军51军和八路军防区的交界处，51军抗日死的人最多，一次扫荡时司令于学忠到八路军防区躲避。八路军死的也不少，在通向大山村的一处水塘边就打了一次恶仗，八路军寡不敌众，人泡得遍塘都是。大崮前村背后不远是歪头崮，魏茂顺7岁的时候，躲在山上眼见一个连的八路军被日本人围到崮上，手榴弹和机枪的声音震荡了山谷，飞机投瓦斯弹迷住了八路军的眼睛，日本人得以攻上去，八路全军覆没，只剩一个卫生员从死人堆里逃出，村民们将这81具遗体安葬在了诸葛镇的张耿村。这是八路军战史上的一次恶战，小时候的魏茂顺并不觉得恐惧，现在想起来，却觉得后怕。

王庄乡拐棒峪抗战时毗邻山东省委驻地，朱英传当年家穷出嫁迟，也是村里“识字班”和支前纳鞋底的一员。眼下83岁的朱英传独居在村头，屋子里没有点电灯，半边堆着黑乎乎的柴草，床头和冷灶连在一起。平时一个高桩馒头吃两天，自己拿茶壶提水，靠着一年600块老年补助金生活。朱英传的丈夫在解放战争中被动员入伍，当了九年的兵，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战场上，整天趴在雪地上，一天一碗饭也吃不上，谁没得喝，回来落了一身的病。”23年以前老伴去世，待遇也没了。床头箱子里还保存着一张复员证。对于朱英传来说，这张发黄的纸片失去了意义，“还不如人家死了的，待遇好。”

在朱英传床脚下，摆着一包“军嫂”洗衣粉，“是上半年选举发下来的，我洗衣服少，还没用完。”2012年4月拐棒村进行了村委换届选举，1400多人的村子，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投票的有八十来人，都是老年人。镇里为了发动人投票，蒸了两锅馒头摆在老银杏树下，招引带小孩的婆姨。登记参加投票，就发一包洗衣粉。朱英传年轻时在识字班里学的几个字，早丢在脑后了，只是请人登记了名字，领了洗衣粉，把选票交给别人，任他们填谁。

以前村里逢年过节，朱英传还能领到点东西，新村委上任以来一直没有动静。选举给朱英传带来的，只有这包军嫂洗衣粉，也像她一生的所得。

70岁的王秀英喜欢赶庙会。

红石峪村后太平山的顶上有一座老母庙，每年三月三和九月九办庙会。老母庙地处一个石头围子当中，平时只是一间石头屋子，里面有两尊神像。屋前空地长满荒草，只有附近养鸡场的鸡偶尔来刨啄。九月九日这天，荒草被烧掉，石头垒的香炉里香火旺盛，地上铺上各人带的红布，摆上了颜色鲜艳的果品点心茶水，供品和人群分为几层，按照年龄大小，由近及远地下跪叩拜，一直延伸到远处的石头围子，最远处是风车的背景。王秀英愿意提着供品篮子，走一个小时山路上去，给老母献上香火。由于供的是女像，赶庙会的基本都是女人。祭献之后，人们在石围子中间坐下来，围成一个圈拉呱，看当中的人抖开红绸子扭秧歌。

秧歌是八路军时候传下来的，为了扭秧歌，村里的姑娘媳妇才放了脚。王秀英从小喜欢跳大秧歌，十六岁的演节目，修沙沟水库时，在工地上表演了三年节目。

四月八日，王秀英还去临朐县的沂山赶了东镇庙会，庙里供的是沂山山神，当年显灵帮助宋朝天子赵匡胤打败了对手。这天又是西天佛祖的生日，神佛就合在一块了，又逢大集，各种好吃的好玩的应有尽有，自己有好东西也能提着卖。王秀英提上一篮子供品，穿上节日服装，扎起红绳，到会上烧高香念佛号，看人唱歌跳舞踩高跷，敲锣打鼓撑着红罗伞盖，抬上供品游行送神，老人小孩脖子上都扎着求平安的红领巾，王秀英自己也表演了扭大秧歌。那里的庙修得好，神像最近重塑了金身，人山人海的。去年的庙会，诸葛镇大峪村的京剧团也去了。

大峪村的京剧团是最近几年出名的，行头却是清末留下，日本鬼子来了逃难，村民分头藏到庄稼地里，文革当中别的村里戏箱子都没收了，大峪村的又被人藏起来。“玩儿比命根子还厉害呀。”京剧团团张结高说。

大峪村的演出主要是正月初五送火神上天。这天全村不生火，一早上，表演节目的人群在村委会外集中，这时村里打工的人都还在家过年，人手角色齐全。上妆之后先向火神供献祭拜，而后列队出行，穿过全村一路表演节目。演古戏的人站在高跷上，唐僧师徒西游，猪八戒背媳妇，全是男人，比扭秧歌的妇女高出一截。其它则是舞狮子和表演骑驴骑马，推元宝车的人，还有时新百戏，能想到的都演出来。演员总有上百人，从七十岁的公公，到十二三岁的孙子，轮着来，男女老少人人参与。看戏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一直爬到墙头上。演戏队几乎家家走到，每到一处停下，讨个打赏，就当街开演，这时似乎又与送火神全无关联，只是图个玩儿了。“就是平时不在家，趁过年热闹一下，有个气氛，也给大家找个事干，免得聚赌生事。”村支书刘汉顺说。最近几年，村里人的热闹传出了名声，每到演出，江苏河北的一些网友也慕名前来，长枪短炮对准自娱自乐的村民们。

到了村口的树林空地里，演出达到了高潮，高跷队绕圈疾走，唐僧骑到了狮子背上，此后是摆好了供桌，文武两班“大臣”跪拜，恭送火神爷爷上天，一年村中兴旺平安，风调雨顺。

今年夏天，这一带遭遇了记忆中最厉害的风灾，申有周的地里，收割后的玉米茬子全是倾斜的。玉米在六月份的台风中被全部碾平，又在此后弯曲着爬起来，结下了比往年小的棒子。坡下的速生杨树林则无此幸运，一片片地躺倒折断。村民来不及折价出卖，村中道路也被堵住。整个沂水县，躺倒着一片片这样的树木。大峪村年初送走火神的树林中，台风也掏出了一块空地，会是来年祈拜的一个重头。

这时的火神爷爷已经不止是管火，却是无所不管的大神了，就像火对于农家，并不止是烧饭取暖那么简单。跪拜之后，独轮车推来的元宝被当场焚化，火光冲天，火神爷爷也就随着这一阵火光上天，为村里人祈福去了。

起先送火神的节目是演京剧。张结高的爷爷和三爷会演京剧，自己从小学戏，唱的是花腔，扮武将，拿手的是《辕门斩子》和《蝴蝶碑》。到了文革，也唱过样板戏。文革之后演出队再开张，张结高演过小戏《四个老汉开荒》，后来当了京剧团长，京剧却很少唱了，因为不好玩，没人爱看，角色又难。小戏就容易得多，各样人都能参与。72岁的张继水是村里的京剧台柱子，唱小生，最得意的角色是《穆柯寨》里的杨宗保，扎上装束一身银白，一亮相开声，引来全村女孩子注目。那时候演戏的都是男的，女人不能参与。自从不唱京剧了，张继水就再没开过声。眼下的收秋季节，老哥俩在地里挖地瓜，坐在装地瓜的独轮车把上晒太阳，微风吹动灰白的须发，一句戏也不知从哪里开腔了。

大致与沂山庙会同时，对于道托乡或者夏蔚镇的天主教徒来说，也是圣母升天的隆重节日。在道托乡牛心官庄的山顶上，十一年前建造的圣母堂的尖顶，是方圆百里地平线内外最显眼的标志，在节日和礼拜天，信徒们手捧十字架，打着圣旗，抬着圣母和耶稣像，从山下一步步叩跪祈祷到山顶，模仿耶稣受难的路途。最近的两年圣母升天节，场面盛大，四面八方的基督徒前来礼拜，远至青岛、江苏。夏蔚镇的天主教活动场面，也极为盛大，政府出动众多保安维持秩序。广场上一边是耸立枪支的支前纪念碑，另一边则是耶稣的十字架，圣旗取代了红旗，人们对着更永恒的旗帜敬拜。

教区神父驻在临沂，时常会来巡视讲道，日常的讲道由长老主持，平日在泥土中劳作的农民们，此时在拱顶、彩绘玻璃窗和圣母、耶稣的画像之下，聆听天国的道理，并为日常的过失隔着一块半透明的木板忏悔。听取忏悔的神甫也是乡下装束和口音。

堂外幸存的石碑则说明，这座教堂始于1901年，是前来沂水传教的德国神父建造，村民们叫他黑神父。从那时起牛心官庄全体村民皈依了天主教，至今通常的家庭已经传到六七代，附近的村庄里也有很多天主教徒。看守教堂的侯立进今年77岁，出生时受洗，祖上五辈奉教。他每天早晚都会打开教堂大门，在圣母的画像和耶稣的苦像前跪下，用乡音祷告。

在匪祸和战乱中，圣母堂数次被毁。建国后，教堂的神职人员成了间谍，外国人受驱逐，本地人被关，教堂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拆除。文革之后，教堂再次建造起来，直到2001年，远近村落的教友们出工出料，用了60万建起这座堂皇的教堂，教外人难以相信。

侯向强当时也捐了钱，放下生意义务干了两天活。他是第六辈的基督徒，在牛心官庄长大，以后出门打工做生意，最远到过大连，现在县城开印刷公司，对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他特别在意，认为有信仰可以使他在做生意中坚持底线，“不会坑人害人，危害社会。”侯向强的三姐是修女，今年47岁了，在南京教区隐修，不久就要发终身侍奉誓愿。

教友们的婚丧嫁娶，都采用了天主教仪式，死后葬在圣母山坡上的信徒墓地。这片墓地也是整个临沂教区的圣职人员墓地，松林之中，掩映着22位修女，和几位外国主教、神父的墓碑。

但教堂的创始人黑神父，没有在此长眠的幸运。在1942年的战乱中，八路军地方部队派民兵押送黑神父去乡政府，讯问身份。黑神父已经摘了眼镜脱鞋上床，被来人押走，路上没了眼镜走不快，就被民兵枪杀了，尸体下落不明。打死黑神父的民兵，在村民的记忆中成了“还乡团”，据说后代全都疯癫或横死了。

战乱和革命都渐行渐远，在这片坚固又风化流失的土地上，只有神灵的气息经久不灭。大山村的果园之旁立着关帝的祠庙，贴着大红“囍”字。高庄镇傍晚昏暗的道路上，有人燃纸焚香，向道路神献祭还愿。每年正月初一，跑运输开车的人家，把大小车辆停在公路上，焚香献供，人群俯伏跪拜，祈求一年的行路平安。

圣母山下的村庄里，有一座在黑神父旧居地基上建起的耶稣堂，是日常做礼拜的地方。暮色四合的时候，教堂钟声敲响，正在干活或行路的人们低首祈祷，村落笼罩在一片安谧虔诚的气氛中。但在农家的墙上，也刷着“打击无序上访”和“出外打工勿忘计生”的大幅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