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局外人(二)

袁凌袁氏物语2018-12-22 17:45:30




摊在路边的生意



徐国能摊子上的货是各种外套,碎花棉袄,以及裤子。妹妹的则是手套、护膝、围巾这样的“小货”。每件货的毛利,大约是40%左右,顾客砍价到3成以下,就只好作罢了。

 

这天早上,徐国能只卖了200多块钱的衣服,不到平时一半。

 

“雾霾天,出来的人少”。徐国能说。旁边卖手套、护膝之类小货的大妹,生意倒要略好一些。大妹20岁那年来北京就是帮大哥看摊,以后一直跟着大哥一起设摊,两人的货配着卖。

 

好在这处早市是合法的,徐国能缴纳了每月800块两个摊位的费用,就可以放心摆摊。 七点左右,早市和附近的农贸市场大约同步开张,八点半左右,两位穿黑色大衣大男人过来收钱,一些临时摆摊的小贩,按日头缴纳每天20块钱的散摊费用。相比起妹妹,这些人卖的是更小的货,从镜子、刮胡刀、神香到小收音机之类。光顾这处早市的,既有老北京,也有外地打工者,这些人戴口罩的也寥寥无几。临十二点关张之前,最后照顾徐国能生意的,是一对骑电动车的环卫工人夫妻,买了一件35元的碎花袄子。

 

虽然有雾霾,总算天气不是顶冷。前几天冷的时候,“零下十度照样摆”。徐国能的大姐夫张国胜说,以往摆路边摊时,双手双脚都长冻疮,溃烂流水,人只能不断地跺脚来暖和一点和止痒。遇到下雨,货物遮上塑料布,人披个雨衣站着,夏天则靠一把遮阳伞,一把大蒲扇,晚一些出摊,到十点来钟才收。

 

十点二十左右,早市收摊,徐国能和大妹收车回大杂院。旁边的安徽阜阳摊主下午去另一处马路市场,那里似乎没被城管盯上,但徐国能和大妹在那没有位置。他们以往下午摆摊的地点,在从住处往北走的京旺家园小区路边,但从2016年元旦开始,城管查得更紧,不敢去。

 

本来周末城管不查,但上周日新来但一个卖包的小贩,想抢一个卖玩具但老摊户的地盘,两人打起来,新来的小贩主动打电话向城管举报,大家只好赶紧撤退,出了摊却没做成生意。

 

“这两年,城管查得越来越紧,做不下去了。”徐国能抱怨。他连车带货被查抄过两次,每次都是交了罚款才取出来。去年apec会议其间,妻子陈招娣一辆新电动摩托车被交警没收,1600元打了水漂。一般在老式小区里“打游击”的“小双”,前两年丈夫刚过世,一次连车带货被抄走,托了关系,过了一周才取出来。其他的兄弟姊妹也大多被抄过。

 

“城管来抄,‘群防’打头阵。”徐国能总结说,群防总在前面,负责锁定目标,城管再适时出场。“群防”是近乎社会混子的年轻人,难于防范。

 

危险并不只来自于城管。每日骑三轮车往返十几公里的路,也需要小心翼翼。路过环行铁道的一截,车辆拥堵,车上货物堆得过高,为了防止翻车和撞车,徐国能只能下车推行过铁轨。他的上一辆车,就在前年一次交通事故中报废了。

 

那是徐国能生平中的一次濒死体验。当时他骑着三轮车在芍药居附近路上逆行,和一辆转弯避让面包车的大公交相撞,徐国能飞了出去,坠在马路上的一刻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但回过神来只是手破了皮,撒了一地的货物垫住了他的背。交警到场没收了三轮车,前来收购的人却嫌轱辘扭成麻花的车太破放弃了,徐国能得以拆下车上有用的蓄电池,装在了眼下这辆上。公交车司机还给了徐国能二百块医疗费,徐国能觉得自己并没有伤,不想去医院,就退掉了。

 

前一段徐国能还在大杂院门口翻过一次车。相比起那次死里逃生,就不算什么了。

 

日常的苦不值得提。夫妻各自出摊的时候,中午饭都在外面买着将就,一屉小笼包对于爱吃肉的徐国能来说就可满足。早市相邻摆摊的一个河南小伙子,不断在数落炸油条和肉包子不能吃,“里面的肉不知道哪里来的,想到恶心”,徐国能并不接话。傍晚收摊回家,两口子才能做顿像样的饭吃,还把早上的稀饭煮好,凌晨起来热一热。有时候煤炉子没封好,火熄了,还要重新生火,饭到嘴时快睡觉了。小妹妹的晚饭自己不开伙,在双胞胎姐姐家搭着吃,只有早晨自己煮个稀饭。摆摊的中间,从来也不去上厕所,也不敢多喝水。被城管撵的时候,感觉自己“跟个乞丐差不多”。

 

除了早市和路边“打游击”,徐国能近来卖货的另一去处,是每逢周三、周日的集日,在朝阳金盏乡亿宏达农贸市场摆散摊。这是北京周边保留下来的少数集市之一。二弟夫妇和两个妹妹也去这里。集市上人群熙攘,生意多少好于路边早市,缴二十块钱摊位费,一上午能卖三四百块钱。但在这个周日大集上,徐国能的生意仍旧低迷,以致有空调解一位新来卖辣椒面的小伙和老摊户的租金纠纷。倒是小妹的眼镜小货摊子有些忙不过来,和二弟夫妇相比,显出她缺了一个帮手的窘境。

 

唯一没有来赶集的,是三弟夫妇,他们在三河县跑展销会。

 

展销会是徐国能往年做过的一种生意形态,由一个大老板组织,租下一片场地,招徕一二百家商户入住,缴纳租金,卖百样货的都凑齐,打出一个某某展销会的大牌子,名头响亮一点,周期十天半月,一般在北京的远郊区,有时也去到郊县和天津的地盘。一个地方结束了,再换地方,一拨人结伙跟着走。

 

开展销会的三弟他们都住小旅馆,晚上展销会场用篷布围住,有保安看着。夏天的时候,商户可以就地睡在白天的展位上,省去住宿费。展销会近年越来越少,展位费由一两千元上升到5000多元一期,几乎吃尽了商户利润,二弟夫妇到两个展位缩成一个,跑展销会是出于不得已。

 

前年,他们被小舅子拉下水卷入河南襄县的一场传销,回来时丢了早市的位置。他们的儿子徐飞讲述,这种传销称作“1040模式”,号称拥有实业,每人缴纳入会费56000元,可以当时返还10000多,发展下线到某个级别,可以返还1040万元,宣传者称大家加入的是国家为实现“中国梦”的一支特殊战略部队,因此这时必须拿钱退出,“把机会留给后来人。”为了早日达到“1040”级别,有人不惜掏巨款发展下线,好在徐飞的父母还只是一共交了10余万会费,相当于一年多都生意白做。

 

不过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为了拉亲戚入会,和徐国能还有别的亲戚都吵翻了,到眼下仍不大来往,成了众兄妹众游离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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