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城》连载(四)

走过依旧湿漉漉的平台，人们仍在跳舞，旁边的残垣已经拆除干净，废墟上再也没有突出的标记，连一件成型之物也无从保存。只有十八梯本身还完好如初，显得像是彻底烂掉的躯体中的一根脊椎，被上半城的重量压得弯弯曲曲。以前十八梯一带到处是这样狭窄曲折的路线，穿过奇形怪状的木板或砖石房子，从上半城到下半城，现在其它的线路都埋没在废墟中了。

沿着阶梯往下走，经过了平台底下一家火锅店和紧挨着的公厕，再往下阶梯两旁就是瓦砾堆了，从前是连片错落的棚屋，内情总是无法全然藏匿，细节近在咫尺，一副落满陈年阳灰的蚊帐，连同犹存微光的帐钩，一件斜斜挑出晾晒的衣服，一个在天井缝隙光线中趴着小凳做作业的小孩，像是蜘蛛网笼罩下的小飞虫，一路陈设在曲折蜿蜒的梯坎旁边，和梯坎上拧成一股粗麻绳来去的人流，说不上谁是谁的背景。

“你记得那个发行员吗？”陈天问，“坐在这段阶梯上死去那个”。

那是我们来到鱼城第三年的事情，酷暑的天气，一个兼职当了晚报发行员的棒棒，年纪有五十多岁了，卖了一大早晨加中午报纸，大部分报纸都没卖出去，下午实在累了，坐在十八梯石坎一段转角歇气。太阳很大，他用一张晚报遮在脸上，倚靠在梯坎上打个盹，后来很久没有动静，旁人觉得不对劲，揭下报纸一看，他眉眼和嘴巴都紧闭着，已经没有气了。大约是年纪大又中暑了。他去世时还穿着晚报统一发的黄马甲，晚报为这事发了报道，还组织了一次捐款，用来给他办丧事，和补助一下他垫江乡下的家庭。

后来我走在这条弯弯拐拐的石梯上，也会想起这件事情，当时也有点震动，有时想到我们自己，会不会突然倒在扫街跑热线的途中，还背着帆布的采访包。后来也渐渐淡忘了，直到今天，阶梯上的人群和房屋都已消逝，余下稀落走过的，是步履匆匆的行人，和像我们一样来找寻一点什么，虽然什么也找寻不到。

我们一直走下十八梯底部，矮矮的围墙裹着山一样的废墟，中间剩下几条街的路牌，像是刻意为这些废墟起了几个名目。一栋带有巴洛克拱劵的民国建筑，孤零零地立在废墟中央，或许是当初哪个国家的领事馆。我出于好奇走进去看过，它的内部被黑暗笼罩，上下分割出无数贫穷褴褛的空间，为栖居的众多人户占据，近于蜘蛛的巢穴，早已没有往昔的一丝荣光，只剩下外表的大理石躯壳。数十年中，它半死不活地呆在下贱却活泛的邻居之中，分享街上传来的人气和油烟味，如今总算摆脱了这些人群和蛛网，却显得无精打采。在它对面，一棵瓦砾堆中残余的黄桷树荫下，莫名保留着一个“工人之家”的门楼，毫无关联的它们，成了两个仅有的幸存者。

这会儿阳光出来了，和在细雨中相比，废墟似乎活了过来，闻到一种难以描述的酸腐气息，让我陈旧钙化的肺部立刻找回了那年春天的记忆，似乎疼痛马上就要回来，不由加快脚步。难以想象这里过去红火的气息，一路是升腾而起呛人又迷惑鼻孔的呛辣子和火锅料气息，夹杂着鸭脖子的糟味儿，地摊有无数名目的小货陈设，并不畏惧脚步触碰，布店里张罗的被褥似乎搭到了街面上空，人们在床幔之下擦身穿行、进食和交易，每次我逛街都有一种进入洞房的恍惚感。

陈天告诉我，以往这里叫花街子，是红灯区，陪都时期报社是国民政府陆军部，附近还有几个大衙门和外国领事馆，达官贵人下了班就过来喝花酒。

我依稀看见了60年前的场景，日本轰炸机的翅翼刚随天边的余晖消逝，夜晚的灯红酒绿又开始复活，人们从隔壁的防空洞和废墟中涌出，刹时重新填满大街，喝花酒或苦酒灌醉自己，吃毛血旺、烧白和海椒，在女人身上或自己的汗液中寻求发泄，我怀疑身边汹涌的是同一群人，不管是战争、饥饿和你死我活的斗争，都没能改变他们身上寻找乐子和忍受苦楚的顽强本性。这条街道就在我租住的大楼的身后，每次从楼上下来融入人流，似乎可以无穷尽地走下去，没有出口。如今却一眼望到了头。

只有出租屋的大楼还在，尽管它毫无特色，背面只泛着一层生病的黄疸色，就像是废墟前面的一堵砖垛子，还没有电梯，却因为体量显得不小而躲过了劫难。

眼下这幢楼的面目发黑，让人想起鱼城冬天阴湿的雨，十五年间，它衰老的速度比我想象中更快。六楼的窗户依旧安着铝合金防盗栅栏，有一扇却被人遮上了木条百叶窗，挡住了三年生活的记忆，还有最初那些文字出生的信息，也使我没有心力爬上依旧陡峭的台阶。那里十有八九跟从前一样，有一面挡住去路的铁栅。就算那后面有什么，我也早已没有了钥匙。不，这里并不适合怀旧。

前天中午，我从楼底“铁门住宿”的通道入口往下走。

剥落的毛笔招牌挂在陈旧的铁栅栏上，也许从一开始它就陈旧了，一个守在寒碜的街边无法走开的人，从来没有过鲜亮的时刻，因此怠于加上一个“旅馆”的名目。谁十五年来一直守候这样的街景，也难免心生厌腻：街面是稀脏的烂泥，行人脚底踩着自己的黑色倒影，对面市场飘出剩余的烂菜叶味道，几只垃圾桶总是劈头盖脑委屈地顶着垃圾，而不是安稳地装在桶里。对于从这条街上顺路拐下来的人，难免不会有好脸色，这一点一直阻挡着我越过栅栏门限。

斜坡下拐角隐约看见几个男人，借着入口的微光打小牌，似乎是看守。有时一两个棒棒半敞着衣襟，睡眼惺忪地走上斜坡出来，肩上捎着一根竹棒，只有他们可在这个地下世界出入无阻。

栅门顶上标明了床铺价位，竟然仍旧是五块钱，似乎这里的时钟被人为拨停了，停止在一个僵住的时空里。在男女五块钱一晚的床位之外，终究增添了十元的单人房和二十元的电视房，以及淋浴，使它似乎稍稍脱离了全然的棒棒旅馆层次。或许是这一点，使我看似寻常地逾越了从来没能尝试的铁栅门界限，向斜坡下的世界走去，心里想着被询问时的回答理由。一个男人带着竹棒走上来，与我擦肩而过，我不动声色，走向拐弯处几个打牌的男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关口，似乎仍旧是十五年前那一桌人，面貌像他们手里落上微光的纸牌，早就玩旧了，却没心情换一副。

我从牌桌旁边经过，心里打着无声的鼓。事先的答案在我心腔里浮动，我到这里找邓要发。但没有人出声问我。我轻易就走过了入口微光的拐角，到了地下的黑暗里。除了防空洞里的舞厅，这是我第一次走入地下的鱼城。

似乎哪里有一两盏电灯，隐约看出内情，近于一个车库，立着一些柱子，柱子之间的车位被隔成一个个小房间。主路两旁摆着架子床，有一两个人躺在床上。他们就是五块钱一份的地下床位的旅客，也是主人了。节能灯在甬道深处投来没有温度的灯光，照亮了淋浴的字眼，字眼后则是上了漆似的黑暗。虽说是男女床位，却几乎看不到女人。

几条狭窄的甬道通向深处，隐约见出平行的一条甬巷，房屋都锁着门。它确实不能叫旅馆，不如说是地下的另一个街区，和头顶的鱼城平行存在。我不敢深入，怕自己显出形迹可疑，只在路口探望。主路深处是一个仓库，几个男人在搬运地上的编织袋。一个男人问我干什么，我问这是地下旅馆吗，他急促地说你找外边的人。我似乎得到了一个凭证，回头走出来。

这里和我从前多少次想象的不一样，缺少夜晚的鼾声，梦话和磨牙齿的声音，还有脏话，黄段子和喷头水声的泼溅。我在这里找不到邓要发矮小又肌肉发达的身影，不知道哪一张架子床上，休憩过他下力一天后涣散的身体。也许在漆黑得反光的淋浴间墙壁上，依稀映出了逝去的影子，无从确认。

即使是单身在鱼城做棒棒的时期，在邻近的中药材市场和解放碑之间奔波，按他喊大姨的房东吩咐，把二手冰箱独力背上我租住的七层楼的岁月，他也不甘于长年寄居于地下空间的一张床，在路旁吃一份三块钱的棒棒饭。有时候他帮大姨搬东西上楼，也从来不久坐，放下了东西，就拿着棒棒下楼，邂逅时却没有忘了叫我一声“袁老师”，让我总觉得欠他点什么。我没来得及下决心走下铁门后的通道去找他，他已经离开。在记忆之城里，只留下了一个佝偻承重的背影。

我去北京后手机换号，丢失了他的小灵通号码。这是我长久以来感到遗憾的事，即使是到了眼下，打算彻底作别鱼城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