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袁愈嫈先生

前年春节前后，我偶然从贵州文史丛刊的普定专辑上看到袁愈嫈老师的照片，才知道她是普定人氏。前几年普定文联创办刊物，约写一篇短文，我提到普定籍的学者、艺术家任可澄、袁晓岑、刘纲纪，恰好漏掉了自己的授业老师。于是想，一定要写写袁老师。无巧不巧，次日晚间，接到袁老师的小儿子祖志的电话，就对他说了这事。谁知他告诉我的，却是袁老师已于不久前去世、享年91岁的消息。不能让袁老师健在时看到一个老学生对她的怀念，令我无限怅惘。

袁老师是我念高一的语文教师。她女儿张其苏、儿子其凯都是我的同学。那时候，我所读的私立清华中学已改成公办的花溪中学，调进来许多新老师新同学。我是一个偏科偏得很厉害的坏学生，数学外语极差，只着迷于文学。语文课本当然远远不能餍足阅读的胃口，就三天两头到校图书室换书。那是个虽不大却很殷实的图书室。几架小说和话剧，几乎被我读光了。（前些日子回校参加校友座谈会，一位老老师还对我说：“我退休以来就是学你的办法，常跑图书馆找书看。”）这种学生当然就与数学老师疏远，同语文老师亲近。一次不知怎么谈到了李小峰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袁老师家里藏有一套，就向她开口借阅，她立即应允，第二天就抱到学校来了。袁老师的先生张仲石是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们在石头村有一幢带小园的小砖房。袁老师命名为“半亩园”。但这是多年以后才知道的了。一套新文学大系我全翻了，看完一本换一本。废名和他的《万寿宫》、《芭茅》等等，就是从中见到，惊喜不置，而终生喜爱的文字。两卷小说、两卷散文，我都先后借过两次。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的序，连同从父亲的《万有文库》中带来的叶圣陶为《苏辛词》、《周姜词》写的序，这几篇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论文，夸张一点说，就是我的文学理论启蒙课本。那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到处一片新气象，袁老师也非常重视吸收新的文艺理论，而当时最易见到的是私营出版社出的胡风和他的理论大将亦门（即阿陇）的著作，袁老师买了不少，看完后给我看，或是先给我看。我囫囵吞枣地浏览，那文字又晦涩，句式很复杂，又没有社会生活和文艺创作的实感作为阅读的基础，可以说是春风吹马耳，急雨过陡坡，读了也白读。只是此前已在教员阅览室里读了些《鲁迅十年集》中的文字，对胡风颇有好感而已。记得还把他的短诗《夕阳的歌》抄在本子上。震动全国的胡风事件发生了。来势汹汹，迅速恶化为大案。我很关注地读报上的有关文字，却从没想过这与我有什么关系。这是十万八千里以外的事。有一次，袁老师忽然找了个机会对我说：看过几本亦门理论的事，不必对人说起，国家允许出他的书，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但我们也要好好学习批判他的文章，消除受到的错误影响。我当然连声答应，但心里根本没当一回事，因为确实算不上一回事。后来全国大学院系调整，贵大改为农学院，文科并入贵阳师范学院，张仲石先生离开花溪，袁老师也随之调到贵阳六中去了。回想我和袁老师的这一段师生情谊，有点像旧时的师徒关系，比只有课堂授受的一般师生关系要密切得多。对这段带有启蒙作用的师生关系，和袁老师慈祥耐烦的师德，我十分珍视。至今还保存着一本作文簿，我用毛笔字作文，袁师用红毛笔批改。上面有许多过誉和期许的话，老来忆及，只觉汗颜。那时我不论老师出了作文题以后是不是另附“自由命题”这句话，都只写自己想写的莫名其妙的题目，袁老师也没有加以制止。我有时候忍不住要开玩笑，袁老师有一次讲到“物以稀为贵”，我脱口而出说：“稀饭比干饭贵”，引起同学发笑，她只是半恼半笑地说了声：“这个戴明贤！”就接着讲课。多年后读到老师的《半亩园诗选》，她对花溪故居生活的怀念很深，很美。“篱栅带流水，村居时忘愁。高树聚野鹤，陇头听鸣鸠。山青烟霞近，水澄钓竿浮。波漾灞桥动，露重柳枝柔。拾级灵山坳，踏青放鹤洲。夜读虫唧唧，晨课诵声讴。春秋多佳日，行吟对山邱。笔锄并耕勤，而忘叔世忧！蜗居半亩园，放歌漫石头。”（《村居》）末句“石头”指地名石头村。

再见袁愈嫈老师，已是将近十年以后了。大约1973年罢，袁老师忽然由祖志弟陪同光临寒舍，教我大感意外之喜。坐定叙谈，才知道老师已退休，即将动身去成都工学院其苏处。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仲石先生已经过世。我们都避开这些话题，只谈些家常话。我还拿出几本印存来请她看，当时我正大刻其印章，以消磨时间。后读《半亩园诗》，见有记这次“外迁”的两首七律，有“孙阳已去漫嗟及，马骨空回又奈何？有饭甘香能饱暖，青山何必是乡坡”之句，足见当时的伤心郁闷。她还去了前引《 村居》里那个幽美的半亩园，凭吊作别：“荒园半亩尽苍苔，初植松樱渐成材。白鸟争鸣栖树巢，红花斗艳绕篱开。时评书画暄畦畔，或论诗骚傍石台。园在人亡今易主，悲怀难遣永含哀。”（《花溪故居》）。

后来，其苏又从成都调北大，其凯仍在西安工院，次女祖荫也在成都工院。袁老师就在儿女之间随兴去留。我与她虽未通音讯，但还是从一些老同学处知道她的行踪和安乐的晚境。

1983年，忽然得到一本袁老师语译、唐莫尧先生注释的《诗经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非常高兴，连忙去信祝贺和感谢。我虽对袁老师始终怀着温煦淡远的师生情谊，又何尝真正知道老师的学问和事业呢！原来袁老师早年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是著名学者王伯沆先生的高足，对先秦文学有深湛的研究，诗集中有《西安译〈诗〉杂咏》绝句二首：“衰年罹疾只幽居，每涉《风》、《骚》在病余。大块文章皆富我，一窗明月半床书。”“斗室安然好置身，篇章芳润漱清新。钩深取极探微义，喜对风人共夕晨。”亲切地刻画了屏绝尘务，唯以古籍为伴、古人为侣的既清雅也岑寂的晚年心境。贵州出的这部“全译”，其实是袁、唐二位都各自注释和语译了的。但当时出版界的气魄和财力，都不能与今日相比，才想出了这个各取一半、合为一书的办法。后来，两位老先生又都各自进行增补修补，分别出版了自己的诗经专著。这次读半亩园诗，意外地发现有一首七绝，是收到我祝贺信后的口占：“‘老树新花灿烂开’，新花放自苦寒来！君今出蓝青逾蓝，异众超群济世才。”注云：老树新花句为戴明贤来信中语。“新花放自苦寒来”，七个字蕴含了多少酸辛苍凉，欲说还休，欲哭无泪。如鱼饮水，冷暖只有自己知道。后两句是对老学生的勉励。看看自己不学无术近老境，真无颜面对先师！

祖志老弟告诉我，袁老师后几年定居北大其苏处，晚境十分美满，参加了北大“民盟”支部的一些老年人活动，支部给她做过寿，最后又为她隆重治丧。我在诗集中读到一首七绝《燕园生涯》，正是写照：“绚烂晴光景物妍，槐花柳絮艳阳天。丛丛碧树蕤精舍，娓娓诵声绝韦编。伏案不知时己晚，笔耕难计月儿圆！喜知婿女殷勤意，美满生涯乐暮年。”集中屡见“古都子兼女，神京婿如儿”，“佳儿善事亲”、“乐有贤子女，慰藉无不宜”的句子和诗题，在浓郁亲情里，袁老师不仅心境怡然，更能在耄耋之年笔耕不辍，“收藤结大瓜”地先后完成了《诗经全译》、《毛诗文例》、《诗经艺探》等专著，称得上晚晴灿烂了。

从诗集里我还惊喜地发现袁老师与谢孝思先生交好数十年，集中频见赠答之作，计为《赠别谢孝思二兄》、《仲谋二兄自江南来黔，访我不遇赋此代书》、《仲谋二兄自黔来函招我同游苏杭作复》、《仲谋二兄赴京开会绕道西安来访临别赋赠》、 《八三年会见仲谋兄口占》、 《仲谋二兄旅京开会电话相约前往聚会》等题。写于1934年的《赠别谢孝思二兄》开篇就说：“三载游京华，懿行已私淑。结交为兄弟，情义等骨肉”。注云：“三十年代，我姊妹二人至南京升学，由于人地生疏，得同乡谢君多方相助升学于南京中央大学事，得以顺利考取。后我抵京，也得相助。迨日寇入侵，学校停课，我姊妹又与谢氏弟兄及高莲枝等同乡，避难杭州。谢为人刚正不阿，热情助人，其弟孝慈亦同，故与我等成为莫逆交。”后来我向谢老问起，谢老感慨地说了一些往事。我又从谢老处知道谢家与肖娴老人家是世交，双方家长还订下婚约，萧老几乎做了谢老的嫂嫂。我听了这些城南旧事，十分感动，也十分欢喜，我们贵州出了多少可爱的老人啊！

在袁老师的课堂上，有一次她让我们把一段文字挤掉水分，压缩到尽可能简练的程度。她巡行在一片沙沙写字声中，走近我桌子，随手拿起我那本《苏辛词》翻看，发现一枚“戴氏藏书”的印章，问是谁刻的。我说是我刻的，她高兴地说，你还会刻章？几时也给我刻一颗藏书章。我口头答应，心里知道这只是老师善意的奖励，没敢献丑。现在回忆起这件几十年前的小事，忽然发现，我这个老学生，沾溉于袁愈嫈老师甚多，虽然心怀感激，却从来没有对老师作过一点回报，而且弥补无从了。（作者：贵阳市文联戴明贤）

湖南袁氏（hunanyua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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