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焦桥袁氏家族的袁守侗,祖上是富甲一方的望族,而他本人,则是乾隆年间的重臣,他审贪官,治河患,是于社稷有功的能臣,为百姓造福的良吏。他的一生有着哪些传奇经历,受到了怎样的恩宠?而他一人的荣宠,对于整个袁氏家族来说,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高级教师夏树海为您讲述《传奇尚书袁守侗》。
在山东,特别是淄博和邹平一带,一说“小北京”,上了年纪的人都会想到焦桥大富豪袁紫兰和东平村。民间传说“山西康百万,河南沈万三,比不上山东袁紫兰”。东平村就是过去袁紫兰家的东庄园:有南北大街四条,东西大街五条,村内99座楼阁排列整齐,错落有致,整个建筑群高大宏伟、气势壮观,都是仿照皇家的建筑风格,当然规格要远逊于皇家建筑。因而,人们把东平村叫做“小北京”。
“小北京”的正中有一富丽堂皇的府第叫“尚书府”,三间过殿式门楼高高耸立,两扇朱红大门上方高悬蓝底金字匾额,上面是乾隆御笔亲书“尚书府”三字。“尚书府”的主人就是袁紫兰的孙子袁守侗。由于其祖父袁紫兰名声太大,乃至于后人只知道袁紫兰,而忽略了官位权势其实比祖父还高的袁守侗,到袁守侗任尚书才是袁家的鼎盛时期。
袁守侗(1723—1783),字执冲,号愚谷,长山县焦桥人,是山东大富豪袁紫兰之孙,诗人王渔洋的孙女婿。生于1723年10月23日。守侗自幼聪颖,器宇不凡,秉承家教,用心苦学。乾隆九年(1744年)甲子乡试,以“五经”夺魁,后中举人,是乾隆年间的著名大臣。历任内阁中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军机大臣、直隶总督等要职,是朝廷一品大员。
乾隆14年(1749年),袁守侗26岁担任内阁中书(国务院秘书);乾隆18年,受大学士傅忠勇的知遇,被提拔到军机处(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从此,他在乾隆盛世政治舞台上的官场传奇开始正式拉开帷幕。
一、初入宦途小试牛刀治盐务,再赴岩疆励精图治扬家风
袁守侗在军机处谨慎勤奋工作了二年,积淀了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于乾隆20年迁任内阁侍读,工作在皇上身边,替皇帝起草诏令,商量政务。乾隆乃清朝有名的圣明皇帝之一,向来以“人品”、“廉洁”和“才能”用人——袁守侗能被皇上用到身边来“侍读”,说明他确有大智慧、大学问。
第二年,袁守侗升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组织部秘书长),自然成为朝廷官员巴结逢迎的对象,但是他秉公办事,不避嫌怨,谢绝一切吃请与托关系走后门,并对不正之风敢于揭发,致使政绩考察被评为一等,于是乾隆26年,被提升为监察御史(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即任浙江盐驿道前往浙江治理盐务,这年38岁。
当时,浙江盐务混乱,管理漏洞百出,偷税漏税非常严重,袁守侗到任后,立即着手治理整顿,重新制定盐务管理制度,即使过去按规定应得的款项,也必须按新制度封存充公,不得入私人腰包,一时盐驿之风大正,大大增加了国库收入。这次成功办案为他以后的屡次升迁奠定了基础。
乾隆28年袁守侗升任广西按察使(政法委书记)。广西属于边远落后地区。按照《大清律》,内地犯人,充军、流放和移民安置,基本都是往这样的地区迁移。迁进的这些人大都不是善良之辈,多是劣迹斑斑,不服教化,于是频频发生当地少数民族与移民之间的矛盾冲突,致使社会骚乱,政局不稳。乾隆接到广西方面的奏章后,再三斟酌,决定任命袁守侗为广西按察使,前往处理。
广西本是袁守侗的祖父袁紫兰和伯父袁承幼曾经做官的地方,柳州的百姓有口皆碑。袁守侗到任后感到压力很大,他严以自励,并自撰一联悬挂于衙门大厅,自勉自戒,联曰“三世莅岩疆,看闾阎食德饮和,半是当年赤子;一麾来禁闼,偕寮才明刑弼教,全凭此日丹心”。这正是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政治境界!
袁守侗殚精竭虑,明察秋毫,调查分析了冲突事件的原因,果断的向皇上呈明详情并请示:“发配来的移民人数太多又不服教化,必须向其它各地疏散,并把重囚犯人判处死刑,杀一儆百。”乾隆皇帝批准。就这样,袁守侗大智大勇,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和扶民策略,恩威并施,顺利解决了冲突事件,维护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在他任职的几年中,还解决了一些陈案,平反了一些冤案,当地百姓都称他为“袁青天”。
二、一身正气清廉自律反贪吏,两袖清风治河赈灾立新功
袁守侗是清代十大清吏之一,当过军机处章京,久任吏、户、礼、刑诸部侍郎、尚书,曾五次被乾隆帝派为钦差大臣,出京查办封疆大吏和高级将领重案,是乾隆帝的信任之臣、办案能臣。据《清史》记载,袁守侗是朝廷中能独当多面的重臣,国家每逢危难之事,必派袁守侗前往处理。
乾隆31年(1766年),袁守侗父亲去世,守侗告官回老家焦桥守孝。三年期满除服,乾隆将他留在北京,乃授以三品京堂,继续在军机处工作。乾隆34年提升为太仆寺卿兼吏部文选司事,旋即又晋升为吏部左侍郎(组织部副部长),兼任工部右侍郎(建设部副部长);乾隆37年(1772年)又晋升为刑部左侍郎(中央司法部副部长)。
这一年,云南查获一起大贪污案,主犯是云南布政使(省长)钱度。年初,云南省宜良县知县朱一深控告云南省长钱度贪婪,强制下级官员购买他的黄金和玉器。乾隆帝命令刑部侍郎袁守侗前往云南,会同云南巡抚李湖去审查此事。三月初,钱度的家人张林、顾安用车装着箱子去云南,拉着很多金玉器件,连人带货被全部扣留查办。乾隆皇帝意识到钱度有贪赃行为,于是下旨命袁守侗和李湖马上对钱度严加审讯,务必得出实情。袁守侗秘密布控,不久,又拿获钱度的家人王寿,从身上查出钱度的一封家信和带着的二万九千多两银子。信中写道:回家以后,做个地窖或夹缝墙,把这些银两储藏好,以备后用。至此,钱度的贪赃行为全部败露。袁守侗将案审结果上奏乾隆皇帝:钱度每逢从浙江银库发放银两时,每一百两银子,扣除一钱七八分不等,任期内,前后共发放了二千二百余万两,克扣余银四万余两。乾隆帝看了奏章后,立即下旨:杀,无赦。7月26日,钱度被押赴法场斩首。
乾隆41年,袁守侗迁为户部尚书(财政部长),赐紫禁城骑马,又奉命赴四川查办富德滥用犒军银,结案后返京复命,赐黑狐端罩。
乾隆42年又调任为刑部尚书。当时,黄河水患频繁,泛滥成灾,经常决口。河南、山东水灾严重,广大百姓受灾非常严重。袁守侗又奉命前去治理黄河,赈济灾民。守侗到达灾区后,看到灾情严重,民不聊生,心急如焚。于是,悉心策划,精心施工,并亲自登上黄河大堤,指挥督促施工,最终将黄河决口堵上,并开仓赈济抚慰灾民,救百姓于水火,灾区的百姓都感念袁守侗的恩情,称颂他的功德。
乾隆44年,袁守侗调任直隶总督,赏顶戴花翎,赐黄马褂。乾隆皇帝特御制七言律诗一首,褒扬其政绩。诗文是这样写的:
督军兼理抚民事,责重器资特简诸。
中外久经勤扬历,淀河并赖善防疏。
葺修行馆犹馀务,保障京畿慎匪纾。
幕府一年凡两易,抡材宅牧益愁予。
你既督管着军事又兼管着民事,责任非常重大,是我精心挑选的难得人才,到任后不必事事都向我请示,你办事我放心,见机行事就行。你勤奋工作的声誉早已是名扬朝野,治理河务清淤抗洪,水平都是超一流的。到任后先不要忙着修建厅堂馆所这些民事,保护好京城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直隶总督需要经常调换,已经换了好几任了,你是我精挑细选的栋梁之才,任重而道远,一定要尽职尽责保护好我们皇城的门户为朕分忧!
在这首诗中,既有乾隆皇帝对守侗的表扬赞赏,也有对他殷切的嘱托,足见乾隆皇帝对袁守侗非常器重。
乾隆皇帝御赐袁守侗的这座诗碑刻于乾隆45年,是乾隆帝御笔亲书,碑高3.32米,宽0.94米,龙头碑。现保存在保定市古莲花池的东碑廊。
三、勤励笃学再沐春风救李郎,鞠躬尽瘁清明操守照汗青
袁守侗是乾隆九年的举人,喜好作诗,著有《双桐轩诗稿》。据《纪文达公遗集》之卷九《袁清悫公诗集序》记载:“乾隆13年到19年,袁守侗担任内阁中书(国务院秘书)。他与大学士秦涧泉、卢绍弓、尚书纪晓岚等诗词名流结为文社,大家经常聚在一起研究学问,写诗赋词,虽然工作比较繁忙,但他始终笃学不废,大家诗文互相往来,留下了许多文坛佳话。
袁守侗和李调元的故事,更是被后人久传。
李调元是清代文学家、戏剧理论家、诗人,是继苏轼和司马相如之后的又一位巴蜀文化巨人。在李调元十多年的宦途中,他与袁守侗之间的友谊在尔虞我诈充满艰险的官场,可谓感恩知己、莫逆之交。
乾隆29年,袁守侗奉旨出京,到四川成都办案,住锦城的黄华宾馆。派人到当地的书店去买书,买来一本李调元和邓在珩合编的《李太白全集》。当他读到李调元写的序文《重刻太白集序》时,顿觉耳目一新,大加赞赏,认为李调元的水平可以与东汉魏晋时期的著名学者皇甫谧相比,说“四川书店没有多少值得读的书,只有这一本还值得一读!”虽然没有跟李调元相见,但是李调元的名字已经深深的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缘有凑巧。乾隆31年,李调元调到翰林院的庶常馆散馆,任吏部文选司主事。当时袁守侗任吏部侍郎,是李调元的直接上司。两人第一次见面,袁守侗十分高兴地说:“久仰大名,早就读过你写的《李太白集序》,那水平真是不让当年的皇甫谧啊!”二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袁守侗还把李调元推荐给当时的相国大学士刘统勋。从此,李调元和袁守侗诗文唱和,互相往来,私下交情日益深厚。在以后的几年中,李调元官路畅通,不断升职,可以说离不开袁守侗的举荐和庇护。
乾隆46年李调元担任广东学政,回京述职,提升为直隶通永道。当时袁守侗任兵部尚书兼直隶总督,负责京城及其附近地区的军政和民事管理。袁李二人相隔很近,往来密切,友情更加深厚。
同年八月,袁守侗母亲去世,他奉旨带印扶灵柩回老家焦桥守孝3年。临离京,乾隆皇帝劝慰他说:“我知道你向来很孝顺,但是一定要节哀,既要保住礼节,更要保重身体,你当好国家的栋梁,那就是最大的孝。”袁守侗谢恩之后,安排好管辖的工作,满怀丧母的悲痛心情回了焦桥老家。袁守侗一走,官场庇护人一去,李调元终因秉性耿直,为官不善迎合而得罪了人,遭人参劾、陷害,落职下狱,充军发配伊犁。
就在李调元被发配到新疆伊犁之后的生死之际,在家丁忧的袁守侗接到了皇上的圣旨,马上回京继任直隶总督,赴河南治理河务水患。袁守侗速将丧事料理完毕,临从老家焦桥上路之前,先给皇上上了一道呈报病情的奏折:
直隶总督袁守侗奏报病情折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三日
我从9月4号患上了吐血之病,到27、28号身子才稍微见轻,只是元气尚未恢复,身体有些虚弱,在路上不能走的太快,现在准备行装,估计10月7号就能够到达省会,请皇上放心。
皇上的御批:你现在身体怎样了?务必好好调养,彻底康复。你是国家的栋梁,我非常殷切的挂念着你!
袁守侗带病就职,治理河务,乾隆深受感动,亲自迎接到卢沟桥,双手扶起跪拜谢恩的袁守侗,握着他的手亲切地慰问说:“看你面带病容,气色还是不太好,你应当先回总督府认真的加以调养,如果你累倒了可让朕上哪里再寻个好的直隶总督代替你呀?”守侗更是被皇上的圣恩所感动,带病登上黄河督工。乾隆皇帝马上又下了一道圣谕:“所有北京、天津、河北的地方官员,一律服从袁守侗的统一调度指挥,以保证治河工程圆满完成。”
袁守侗继任直隶总督之后,就听说了李调元落职下狱之事,感到非常惋惜。重病中的袁守侗念李调元是老下属,又是至交,又很有才华,在繁忙的治河工作中,相机在黄新庄向皇上呈明详情,冒颜苦劝,竭力为无辜的李调元辩护求情。乾隆皇帝很买袁守侗的帐,准奏让李家交了二万金免了罪。袁守侗持圣谕派人星夜兼程飞驰千里之外把李调元亲自接回了家。
正当李调元一家重新团聚的时候,袁守侗终因病情加剧,不幸病逝。
当时,李调元在通州的寓所得到讣告,是痛哭流涕,作诗悼念袁守侗,诗文是这样写的:
清德名门柱石才,一朝星陨共失差。
举朝尽讶成城坏,故吏忧悲泰岳馈。
曾教弥衡云汉上,能救李白夜郎回。
从今不作燃灰梦,也更何人解爱才。
既失知己,又去官位,李调元宦念俱除,从此不再为官,过着“笑对青山曲未终,依欗闲看打鱼翁”的清闲生活,也才为后世留下一笔沉甸甸的文化遗产。这被传为清代文史上的一段佳话。
正在焦桥老家丁忧的袁守侗,因悲伤过度而不幸染患了吐血之病。当接到圣旨让他继任直隶总督赶赴河南治理河务水患时,袁守侗速将丧事料理完毕,并马上回京接受紧急任务,赶往灾区,带着重病投入到指挥抗洪救灾的繁重工作中,直到完工才回了总督府。最终因劳累过度,病情加剧,病逝于乾隆48年农历五月十六,享年61岁。
袁守侗是在任去世,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袁守侗去世,举朝痛惜,满朝文武大臣都说:“栋梁之臣的智慧才能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就去世了,真是太可惜了!”巨星陨落,乾隆帝震惊哀悼,给予高度评价:“袁守侗是个端庄稳重谨慎忠实德才兼备的优秀臣工。”强调以后继任直隶总督的官员“必须以袁守侗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像他那样当好直隶总督。”并授袁守侗光禄大夫,赐太子太保,谥号“清慤”(清廉谨慎诚实),把他的牌位放入贤良祠,在国史上写好传记,载入历史,特下诏令在他的家乡焦桥修建“清慤公祠”,以亲王的葬礼仪式和标准下葬。
太子太保,是一种荣誉称号,就是论德才可以当太子的老师。贤良祠是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王公大臣死后才有资格放入牌位,还必须得皇帝批准。位于地安门西大街103号旁门。据统计,有清朝入祀贤良祠人员有175名。
袁守侗在世时的显贵,曾带来袁氏家族经济的空前富裕,他们大量兼并土地,扩充庄园。焦桥村周围的几十个村庄的土地几乎都是袁家的。当时,长山、邹平、齐东乃至高青、桓台、临淄、寿光等县都有袁家的“屋子”(看管土地、山林的小庄园,现在的韩店镇有个村名字就叫“袁家屋子”),据说袁家曾荣挂过三次“千顷牌”,一顷等于一百亩,三次“千顷牌”就是近30多万亩。粮食多得难以计数,是有名的大富豪,可谓富可敌国。
据袁氏后人回忆,袁氏家族在大量兼并土地的同时,对府第、花园、祠堂及茔地都作了总体安排。袁氏府第开始主要分布在焦桥四村(焦桥东南、焦桥西南、焦桥东北、焦桥西北)。后来又在袁家的东庄园(东平村)继续扩建。当时的焦桥村,楼阁殿堂星罗棋布,大街的要冲、巷口是高耸的过街牌坊,都是用清一色的汉白玉条石砌成。牌坊分三层,有好几丈高,游人、车马可自由通过。牌坊中间镶嵌的石匾上雕刻着该牌坊的命名,大多是皇清帝王和名人的手笔。
袁守侗贵为朝廷一品大员,他的府第更是富丽堂皇,在东平及焦桥村最为壮观。袁守侗的府第叫“尚书府”,三间过殿式门楼高高耸立,两扇朱红大门之上,兽环金钉,熠熠生辉,大门上方高悬蓝底金字匾额,上写“尚书府”三字,乃乾隆皇帝御笔亲书,府内正殿高大宏伟,气势壮观。1781年袁守侗母亲病逝,守侗奉旨带印扶柩还家,与刘墉密谋诱拿山东巡抚国泰,据说就是在这座大殿商量的。
到袁守侗为官,是袁家最鼎盛时期。袁氏府第的建筑都是仿照皇家的建筑风格,建有正殿、偏殿、过厅、配房等。在袁家的东庄园,有南北大街四条,东西大街五条,村内99座楼阁排列整齐,错落有致,御书金匾及朝廷重臣的赠匾达200余架,袁家还建有戏院子,里面有戏楼及亭台楼阁,富丽堂皇。据袁氏后人说,现存春辉堂院落的后面就是戏院子的旧址。可谓盛极一时。整个建筑群高大宏伟、气势壮观,都是仿照皇家的建筑风格,当然规格要远逊于皇家建筑。因而,人们把东平村叫做“小北京”。
焦桥村西南角高岗上的建筑群是袁氏家族的南祠堂(现在的焦桥镇中心小学的校址东北邻)。该祠堂坐北朝南,东边紧靠主街大道,西边胜利河流水潺潺。祠堂建有三间高大宽敞的门厅,两扇朱红色大门上方是一架醒目的匾额,雕刻着“清慤公祠”四个黄金大字,也是乾隆皇帝御笔亲书。雌雄两个石狮,端坐于大门两旁,威风凛凛,显示出主人的地位和威严。平时族人出入大门东侧的便门,遇到重大节日,才开大门。
进入大门后,是宽大的走廊式花厅,花厅东侧是清慤公祠的东院,院内有小亭四座,都是黄瓦红柱,四角飞翘,其外貌别具一格,乡里罕见。其中一亭,内有一座通碑,高一丈多,碑文是乾隆御书,所以叫“御碑”,亭子叫“皇亭”。碑亭的后面是祭厅,祭厅的东西两端各设有一门。厅堂正中摆有长条香案,案上供奉着清慤公袁守侗的牌位,每逢祭祀时节,香烟缭绕,昼夜不绝。过了祭厅是三间大殿,建筑宏伟,比祭厅高出许多。进入大殿,大殿建筑雄伟壮观,富丽堂皇,正中高悬蓝底金字的御书匾牌,匾文是“诰命奉天承运”等字,十分醒目。正墙上悬挂着清慤公袁守侗的巨幅画像,两侧挂满了刘墉、纪晓岚等朝廷重臣的题词。大殿两侧各有两间配殿,供进香人休息、更衣之用。
花厅的西侧便是清慤公祠的西院。西院的建筑比东院更加宏伟,两院之间有过厅相连。最前面有碑亭两座,碑文均记录着袁紫兰的官爵和政绩,过了碑亭是三间祭厅,厅内雕梁画栋,幔帐长垂,香案之上供奉着袁紫兰的牌位。祭厅的后面是并排的三座大殿,三殿之间有便门相通。中间大殿为东西两院的最大建筑物,能容纳500余人,大殿正墙之上悬挂着袁紫兰的巨幅画像。出了大殿,有小道通往后院,后院内有十几间配房,是护院人和勤杂人居住的地方。
清慤公祠一祠两院,地势西高东低,相差一尺多。两院殿厅排列不一样,西院在前,东院在后,大概是因为东院供奉的袁守侗官位高,并有御碑皇亭,所以居上首。但属于晚辈,不能越祖,所以地势较低,殿堂坐落靠后。西院供奉的是袁紫兰,身为长辈,所以殿堂坐落靠前,宏伟高大,地势较高。但官位不如他的孙子袁守侗高,所以居下首。这样的布局,先国后家,二者兼顾,国内罕见。
袁守侗死后是皇封御葬,坟墓的规模、形式自然与袁氏其他人不同。墓地选择在东祠堂以北,独墓为茔,围墙立院,院门是三间牌楼,坐南朝北,门匾之上雕刻“圣恩”二字,坟墓略高于院墙,坟墓前立着一座龙头大碑,上面雕刻着“诰命皇清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袁公守侗之墓”等文字。出院门,有条三丈多宽的“神道”直通袁家东大茔,“神道”两旁,石人石马,高一丈多,栩栩如生。“神道”北端立着一座高大的龙头神道碑,为袁守侗神道碑。现保存在东平村东北,碑高3.1米,宽0.86米,厚0.31米,碑文记载着袁守侗的官讳爵位及赐葬谥号。村民称其叫“夸官碑”,1984年被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代尚书袁守侗这段尘封的历史,为我们梁邹悠久的历史文化再添了一份厚重,纵观袁守侗宦途传奇生涯:
从内阁中书、内阁侍读到监察御史、按察使,再升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礼部侍郎,两次任直隶总督,一直升到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可谓扶摇直上,位高权重,是乾隆皇帝的一位能臣,信臣,忠臣,重臣,所倚重的股肱之臣。他勤励笃学,至忠至孝,恪尽职守,清正廉洁,勤政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谓学习型和亲民型官吏,这些都值得我们今天大力继承和发扬。
乃至任直隶总督病重弥留之际,仍不忘乾隆皇帝“幕府一年凡两易, 抡材宅牧益愁予”之重托,自请解除官职,特举荐由刘峨来代替自己接任直隶总督,刘峨后来政绩颇著,提升为兵部尚书,被乾隆皇帝赐紫禁城骑马。这也是袁守侗感皇上知遇之恩、鞠躬尽瘁之举,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纪晓岚在《袁清悫公诗集序》这样评价他:“以经济立功名,以操守励风节,载在国史,光耀汗青。”乾隆皇帝高度评价他:“端重笃实,才守兼优。”袁守侗现已被收录到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的《中国宰相全传》一书。
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袁守侗的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清正廉洁共建和谐社会”仍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故事外的思考:
1、袁守侗作为一个汉人为何能官至极品,官职做到这么高?
通过查阅《中国古代通史》、《帝国兴衰》和《正说清朝十二帝》,乾隆皇帝是清朝有名的文治皇帝,圣明皇帝,他在汉官的任用上更注重于亲和满汉关系,对汉儒他认识到:“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谁占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发挥其才能智慧,谁就能获得大业成功。更何况袁守侗也的确是“根红苗壮”、高智商、会做官的大才,为官谨慎,弘扬正气,大智大勇,政绩卓著,是能臣,信臣,忠臣,重臣,股肱之臣。乾隆皇帝评价他:“端重笃实,才守兼优。”广西的百姓称颂他“袁青天”,足以说明。
2、袁守侗清正廉洁,是清朝有名的清官,为什么还带来了袁氏家族经济的空前富裕?袁守侗维护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该如何评价袁守侗?
张明武先生在《我的历史观的一个突破》一篇文章中历史的公正的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毛主席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化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其一,清朝的吏治腐败是人所共知的,“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们闭着眼也能想像到,袁家通过正常的国家俸禄,不可能聚敛起这么多的财富,我们也不要妄评袁氏官吏能够“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袁守侗能五次被委任为钦差大臣查办封疆大吏的贪污案,足以说明他自身还是相对“过硬”的,袁家能聚敛那么多财富,在当时并没有违反乾隆皇帝的大政方针,即乾隆皇帝的政策允许的,是“合法”的。再说,袁守侗这样一位政绩显著的能臣、信臣、忠臣、重臣、股肱之臣,乾隆皇帝的赏赐恐怕不只是黄金白银、黑狐端罩和黄马褂吧,赏赐他一些封地,我们也是应该理解的。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大片土地就是财富。我们不能因为这样一个财富问题没有澄清,就讳莫如深,绕开它不说,而无视袁氏历史文化中富有积极意义的因素。
其二,袁守侗从政期间,忠于封建君王,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我们更应该用辩证的、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在那个时代,君王就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们应该说,忠君就是爱国。我们能接受范仲淹,就应该接受袁守侗,何况毛泽东也曾经钦佩过曾文正(国藩)呢。
最后,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袁守侗的《双桐轩诗稿》中的一首借景抒情的清雅小诗:
依松阁看移竹
节阁依松起,悠然远市尘。
为高君子节,移与大夫邻。
向背枝仍旧,台亭势已新。
萧萧孤月夜,烟翠更宜人。
题解:作者在松林中的亭阁上看移植过来的竹子
注解:小小亭阁依傍松林而建,悠然远离于都市的烦杂踪迹。
它是为了高尚的君子气节,而移植过来与松树为邻居。
枝叶仍然象以前那样生长,但亭阁的环境已是焕然一新。
萧萧风声相伴着夜空中的一轮明月,四周弥漫着青蒙蒙的云雾,真令人心旷神怡。
表达了作者积极进取决心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热爱生活、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和高雅的心境。
湖南袁氏(hunanyua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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