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黄精神的时代意义
辞世四百年后，袁黄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这不仅在于他不朽的名作《了凡四训》、在于全球近百个各类袁黄研究会、在于他传世的数十种多学科著作，还不仅在于他作为世上具名善书著作的“第一人”，而更在于袁黄人格上的“真精神”，在于他立德立功立言的大丈夫、真君子本色，在于他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世人所知的袁黄，一般都会由《了凡四训》而生发出一个有着很深佛学造诣的居士形象，还知道袁黄是一个刚正不阿的清官，一个著述颇丰的学者，同时还是一个大善仁者，这固然都是对的，但通过《宝坻政书》更深入地走进袁黄，我们可以看到袁黄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将知与行、将儒家的仁爱与佛家的慈悲完满结合的代表，是一个真真正正大写的人！
在宝坻主政的五年，袁黄表现出了作为封建时代官员修身律己爱国爱民所能做到的最高境界，成为官员和士民的楷模。
一、高尚道德的不懈追求
尚德，是古来正直知识分子最高的人生境界追求。对于袁黄这样一个有着儒释道多重文化背景的读书人而言，追求高尚的道德甚至就是他虔诚的宗教。
通常，高尚的道德表现在改过和扬善两个方面。
从改过的方面说，古语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又道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早年坎坷的袁黄也曾犯有过错，一些被袁黄后来称为的过或大过，其实大多也只是“上帝都能原谅”的年轻时的过犯，即使如此，日后袁黄曾多次忏悔这些“过失”。来宝坻后，袁黄将不得已的如陪客宴饮这样的官场应酬行为都定为己过，甚至将百姓受水旱之灾亦揽为己责，每每深切检讨自己的不足，真诚进行反省，这些都显示出袁黄对自己品德上纤毫瑕疵的不宽容，更表现出他追求圆满道德的坚定与彻底。
就封建官员而言，道德的内涵无疑也具有今天我们所说的政治标准，那就是忠君爱国爱民。
无疑，袁黄是忠君的，他时时谨守着一个封建地方官员“政治”上的本分。他的爱国是炽热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明朝内政和御外的强烈关注和积极参与上。青年时代为了近距离了解倭寇的海上战术和抗倭水战情况，热血学子的袁黄竟冒着生命危险登上战船，实地进行海战考察，之后结合自己的军事知识，总结出适宜的器械战具与水战战术。为探究抗击倭寇和关外“鞑虏”的入侵，身为“布衣”的袁黄还曾只身北上，考察名将戚继光的战阵技法和“鞑虏”集结、进兵及侵入关内所经路线的地形地势，并结合古来的兵家理论和历史经验，对戚继光的阵法进行改进，分别拟制了抗倭和抗击“鞑虏”的具体战略战术，上报给有司。袁黄日后得以擢升为兵部主事，正是由于这些积累写出抗敌策论被评为朝野第一。
还要特别说明的是：任知县后，他得知倭寇早年曾侵入宝坻境内，便认真查勘宝坻所濒海域和陆地防卫情况，对时属宝坻的塘儿沽（今塘沽）和草头沽（今直沽）两处边防甚忧虑，并警示外敌由此入侵会给京师带来的巨大危险，从海况、滩头、堤岸、墩台、炮台、救援等多方面提出布防改进建议。历史也证实了袁黄的预见：晚清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正是突破直沽海防进入津京，才使得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虽然对于一个七品知县而言，军国大事自有官爵远远高于自己的王公大臣来主持，自己的建言很可能徒为一纸空谈，但袁黄仍以一颗赤子情怀和过人的才智日夜筹谋国事，在尽一个爱国者的拳拳之心，呈现的是和宋代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一样的爱国赤诚。
袁黄的爱民更是有口皆碑的。在封建时代，真正的爱民不仅仅在于“捐俸”那类的救急行为上，更在于为百姓筹谋生计的治本之道：兴修水利，扶植农桑——后世宝坻的多条水道和种稻之法正是受惠于袁黄的组织兴建和教引……
最令人感动的是，袁黄的作为并不是为了升迁而造作政绩，也不是为了“邀誉”而积累名望资本，而是一心为了贫困的百姓得到实惠，甚至为了使百姓多享受些朝廷的“优惠政策”，他竟然“欺君罔上”地将丰年报成歉收年，面对自己可能受到的责罚，袁黄义无反顾，充分表现出道德境界的崇高和人格的伟大。
袁黄的美德是多方面的，其中行善更为突出。他常说：为善最乐。现实中，他一直在以无处不在的善心扶助和滋润着百姓和身边的人，用不断行善坚守和提升着自己的道德水准。
守德，往往就意味着约束，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慎独”，这不能不提到他引入俗世并发展了的“功过格”。从实质上说，功过格就是对自己每天的行为进行道德的评判，使之成为激励和反省自己的一面“阴阳镜”。袁黄的功过格，功的开向都是向外的，即为国为民做了什么；过的部分则是向内的，即个人还有哪些过失或不足。如果说袁黄“功”的标准具有职守上的“政治”意味，那么“过”的内涵则更多是道德“结算”。而不论哪个层面，作为一个官员和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袁黄都高标准地做到了。
在袁黄身上，体现了人世间的一切真善美的高尚品德。也因之，袁黄达到了封建时代官员道德界标的高峰，成为后世的楷模。
二、积极向上的入世精神
早年的袁黄曾受命运魔咒的笼罩羁绊，自幼家庭的神佛氛围对他人生观形成也不无影响，一度使得他对科举、对庶务态度消沉。以云谷禅师和启迪和科举的成功为分水岭，冲破宿命樊篱的袁黄开始了积极向上的人生。
袁黄出任宝坻知县时年已五十五岁，对于寿命较短的古代人已濒晚年，体能和意志力自是大为下降。现实中多有高龄入仕者抱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混世心态。贪鄙者甚至会抓住最后的时光捞上一把，用民脂民膏来安享晚年并为子孙作久远谋。而袁黄却是采取了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要以此为平台和起点，用饱满的激情和坚定的意志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他曾对朋友说：朝廷用我也晚，更应具有责任感。他以“祖逖闻鸡起舞”、“陶侃运甓”的积极向上精神为榜样，要为这个世界担当更多的责任，为改变民生、为富国强民出力。
这首先表现在他积极进行行政治理上。面对宝坻地瘠民穷、弊政冗多的现状，袁黄果敢地施行了一系列兴利除弊的举措：减浮税，清厂夫，除库吏，免银鱼，汰冗员，兴水利，劝农桑，施教化……多少积年的痼疾顽政被革除，真正利民惠民的举措得实施，宝坻的面貌为之一新。
袁黄的积极人生态度还体现在他对国政和民生多方面的关注探索上。在一些尸位素餐的官员满足于当官作威作福时，他却是在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各种有益于民有益于世的学问。在宝坻期间，先后对治水、农桑、法制和科考都进行过理论和技能技法上的多方探讨，刊刻了天津地区第一部农业专著《劝农书》等十多种著作。其中的一些书籍，今天犹受到专家的重视，也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袁黄清楚，做官并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作为读书人，探求学问，传布知识，上究天人之际，下惠百姓民生，同样是在实现着人生的价值。因此，被削职为民后，他没有意志消沉，而是隐居荒村，一心以读书著述为乐，平生大部分著作都形成于此时。袁黄也因多方面学术成就，清代得入嘉善魏塘书院的“六贤祠”。可以说，晚年的袁黄达到了人生成就的另一个高峰。
面对人生的挫折，不是以意志颓唐去消磨，不是用悲观失望去沉沦，不是在纸醉金迷中去打发，而是淡定地将之视作生活的拐点，看成是另一条人生之路的开启，要用健康的昂扬的态度去面对，对命运进行不懈的抗争，这是袁黄给我们留下的另一笔精神财富。
三、出污不染的超卓人格
官场，从来都是人格清浊的试剂所。身在官场的袁黄，无疑要面对明中晚期污浊得几乎无法“独善其身”的官场生态。年过知天命的袁黄深谙其中的种种情弊，也深知只有心境澄明、用道德的高标准和强健的人格力量筑牢坚实的堤防，才不会导致“蝼蚁溃堤”和“木朽生虫”，才能够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现实中的袁黄首先要面对迎送酬酢等官场情态。宝坻为近畿之地，有运河穿境，不时有上司和致仕高官过往，这在体制上也是要迎送和奉上“车马费”的。更何况境内多有管理皇庄的不良太监常常强取豪夺，一些京城的达官贵人甚至豪奴也不时伸出要钱要物的脏手，对这些惹不起躲不开的“硬主儿”，袁黄态度明确，策略委婉：一面用真诚谦和的话语诉说百姓之苦、为民请命，一面用自身人格、学识的力量感染对方，而且并不顾念触怒对方会丢掉乌纱。不意，这“险招”却生出奇效：有原本豪横的太监在其人格的感召下，竟愿拜在袁黄门下为弟子，归化向善；一些京城的王公大臣为其“爱民重官爵轻”的品节所感，对袁黄钦佩有加，每每叮嘱来宝坻公干的差员凡事要遵从袁公的意志；素知他刚正的上司，对袁黄政务所有求请无不应允。位卑的袁黄以对权势毫不卑亢不猥琐的强劲，反而赢得了高官显贵的敬重，这与一味迎合阿谀反受上司心底鄙薄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送出”的一关袁黄把住了，“收取”同样是对这位初居官位者的考验。身为一个并不富庶地区的正堂行政长官，官衙清苦，自身贫寒，一些钦慕者和同僚常馈送些生活物品，甚至“赞助”些钱财以作为公私用度。自然，这其中不乏别有用心的人在进行“情感投资”。这时的袁黄，并没有板起面孔一味推拒，而是温言相劝，婉语谢绝。对出于至诚无法推却的，袁黄便命人登记造册，将物品存入官库，以备公用。
但他心底却坚守着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那就是绝不将任何钱物用于己身，绝不贪占其中的一铢一厘，也绝不对送礼者舍弃原则。离任时，袁黄将人们馈赠所余物品清点明白，真诚道谢后让原主领回。这一做法令人想起今天官员“上交所受礼品于纪检部门”的做法，不无异曲同工之处。
明时，地方长官可以从赋税中提取一定比例“火耗”、“羡余”银作为半明半暗的“职务收入”，宝坻历任知县也一直在这样“照章办事”。袁黄治理宝坻五年后，境内政通人和，人口增长迅速，民众收入增加，官库充盈，离任时库中余有“输羡”银一千多两。库管官吏忖度知县已升为京官，入京后需多方打点，花费必多，便提请袁知县带走此银。袁黄大笑说：安有贪财之袁知县哉！面对余银，他给出了处置办法：贫民尚多游离，可将此银折抵百姓赋税。而自己入京时，私囊空乏，余银甚至不够去京的路费。这就是清官袁黄：其心皎如日月，浩气可贯长虹，视钱财如粪土，看名节重如山！较之今天一些即将离任官员千方百计将“小金库”中钱财洗出贪占，身为封建官员的袁黄清正品节之高尚无可言喻。
袁黄主政宝坻时，曾得到皇帝“陛见”。对一个地方官员，这样的“恩宠”往往意味着升迁和前途光明，同时也是在京城为自己“活动”的大好时机。还因这一契机或可使袁黄成为官场的“潜力股”，因之京官多欲与袁黄交接。按当时官场陋习，入京官员都要“跑部钱进”——打通有司和各处关节，两袖清风的袁黄却没有这类“炭敬”之资，更不会动用民脂民膏为自己进身铺路，因而他不着一物素手进京，虽拜谒王公大臣，亦必口称宝坻地瘠民穷，无可奉敬为憾。对张着贪婪大口的各方神圣，或敬而远之，或只留书陈情。甚至还因囊中空空，连暌违日久的师长同窗亦不敢晤聚。这与那些削尖脑袋拉关系、找门路奔竞经营于官场者何啻云泥？
袁黄不仅做到了“上交不谄”，更是做到了“下交不渎”，对穷苦的普通百姓如对家人，一直谦和有礼，关爱有加。善良纯朴的宝坻百姓更是视袁黄为父母，不论端居大堂还是身在田野，百姓们对这位“知县大人”并无丝毫畏怕之心，而是充满着敬仰与亲近之情。《政书》载有这样的事例：袁黄到田间地头视察，百姓们攀扶着轿杆与知县诉说家常，有的甚至探询解决自己家庭纠纷的办法，袁黄也每每当即“现场办公”，帮助百姓解决生产和生活的各种难题。有时遇到生活艰难的农户，还为之代偿所欠钱粮……
使百姓如沐春风，与百姓水乳交融，不仅未使这位进士出身“名满天下”的袁知县有失“身价”，反而更衬映出他人格的高尚，也因之得到百姓持久的衷心爱戴。
四、爱满人间的真挚情怀
袁黄的爱是博大又无所不至的。
这不仅仅表现在他对亲人对尊长对同僚对普通百姓的爱，甚至爱及身有罪错的人及宇宙间的各种生命体，一如佛家的慈悲，广及一切“有情”。
当然，袁黄的爱有别于西方世界的博爱，而是更具体的儒家之爱，即孔子所说的“亲亲、仁民、爱物”。这从袁黄的《清晨忏悔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袁黄祈福的对象除了君王、宰相、上司外，对父母妻儿，对师友同僚及一切百姓甚至各类生命体及幽冥中的魂灵无不企及。我们还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袁黄爱得广博，爱得深切，爱得真诚，爱得无私。甚至可以说，袁黄的根本用心就是要用爱来拯救和改变这个世界。
自然，作为一个官员，袁黄的爱最多地表现在爱民上。
宝坻人曾多年津津乐道于他甫来宝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借己俸代偿民赋——用爱的实际行动来拯民于水火倒悬。
袁黄到宝坻后，遍阅四境，发现有很多荒芜之地可以开垦为农田，就制定扶助政策，亲自帮助筹划，鼓励百姓开荒耕种，同时根据不同壤质指导种植相宜作物。一连几年，均得到良好收成，使农民和煮盐的灶民都得到了实惠。这期间，袁黄是冒着触犯“欺瞒隐税”律条风险的——为照顾贫困的百姓，袁黄并未将开垦的地亩按时纳入应征赋税的范围，这不是在沽爱民之名，而是虑念一旦纳入地籍，遇灾年会增加民众的负担，这与他上报丰年为歉年的用心相同，都是一心为民，并不计自身的利害。
另一件感人至深的事例是流涕赈灾。当时濒海的宝坻地势低洼，水旱灾害不断，每遇灾年赈济便成为地方官的急务要务。在一次大灾之后，袁黄亲自组织放赈，在面对灾民那一张张饥饿的面庞时，袁黄流下了热泪，他向负责煮粥的人鞠躬行礼，恳请大家善待饥民，万不可有任何马虎和欺哄。这眼泪，是袁黄爱民悲悯心的真情流露，是一个大爱仁者纯真胸臆的自然涌动，在一个完全没有上镜机会用流泪为自己“加分”的时代，袁黄的爱无比真诚高尚！
在宝坻期间，袁黄多次求神、求上司、求豪富之家，只要能救济百姓，虽肝脑涂地，亦“心实甘之”。
诚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下，一个知县的作为未必便能使百姓真正过上幸福的生活，甚或对民众的境况能有实质性的改变，但袁黄以他的真诚和爱感动了人们，使地位低下的百姓从精神上感情上感受到了抚慰和温暖，生发了对社会对生活的良好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说，袁黄在精神上润养了宝坻人，也因此受到宝坻民众的无比爱戴——离开宝坻后生祠中袅袅不绝的香烟、数百年来口口相传咏诵不断的嘉声美名，才是袁黄留给这个世间万金不易的永恒财富，也才应是现代人远离物欲权势熏染而追求的人生境界。
以佛治心和以儒用世，是袁黄修心立身的两大基石。一方面袁黄能禁戒贪欲，淡漠物质享受，清清白白做人；一方面以昂扬进取的精神投身社会，一心为国为民，踏踏实实做事。不论是在宝坻实施的诸多善政还是离开官场后于学问上的不懈探求，无不是显扬着他高尚道德的光芒和良善人性的灵耀，这就是袁黄留与世间的真性情、真精神、真财富。
也因之，袁黄不朽！
从袁黄的一生看，其毕生追求完满的道德、清正的品节、大爱的情怀和奋发进取的人生态度，都具有普世价值，也是穿越时空的人类精神财富，尤于道德缺失修养意识殆尽的当下社会，袁黄伟岸的人格力量能起到楷模和激浊扬清的镜鉴作用，人们可从中汲取建立清平清廉清正社会的营养与正能量，这正是袁黄精神的时代意义之所在。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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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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