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袠与张璁恩怨考‖明代苏州诗人袁袠研究（转载四）
第二节 袁袠与张璁恩怨考
一、火灾冤狱
嘉靖九年，在刑部的三年任期满，吏部考核袁袠政绩出色，遂转其为兵部武选司主事，年轻有为的袁袠可谓到了一个事业的上升期。然而袁袠在该任上待了仅仅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发生了一场意外，这场意外改变了袁袠一生命运的走向。
嘉靖十年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部署忽火，莫知所起，须臾，焚爇尽”，当晚兵部无端地失火了，且火势迅猛，蔓延的很快，据《明实录》记载：“庚辰，兵部火，延烧工部，公廨、文卷悉毁”，大火从兵部祸及工部，顷刻间两部的建筑以及公文被烧成了灰烬，朝廷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袁袠恰好是当晚兵部的值班主事，“初兵部失火，君为武选主事，适当徼巡”。由于明朝的首都地处北方，宫廷建筑多为木质结构，故火灾经常发生，又兼消防设施简陋，救火难度很大，所以依照惯例对没有能及时通知救火的值班官员仅仅处以调官处罚“在法，檄巡失警，当调官”。但这次的当值主事袁袠却“以直部官下诏狱。”，而且进的不是普通的刑部监狱，上谕将他与所有兵部相关人员统统交予锦衣卫审理，被关进押解政治要犯的镇抚司诏狱中，“逮兵部左侍郎陈洪谟，武选郎中黄桢，员外郎马坤，主事袁袠、杨旦下镇抚司”。原来之所以有悖常理，将这些人下诏狱重判，是因为袁袠被指控为蓄意纵火，人为制造了本次兵部火灾“狱吏承风旨，掠立文致，劾君纵火为奸利”罪责当死。很明显袁袠是被冤枉的，因为按照原先的排班，当夜的值班员本来就并非袁袠“是夕主事杨次当直，偶烦先生代”，袁袠只不过是临时代朋友值班，故不可能蓄意纵火。而且据史料证明，袁袠虽答应代职，然“未及入而火作”。原来狱司之所以这样诬陷袁袠，乃皆因他们受到了旁人的秘密指使。“所司密受意旨，谓：‘故纵火，谋为奸利，当斩’”，即有人欲陷害袁袠。袁袠的外甥伍袁萃曾言“会部中火，永嘉以夙憾逮舅诏狱，论死”，这里伍袁萃所指的‘永嘉’正是时任内阁首辅张璁的郡望。张璁，字秉用，号罗峰，浙江永嘉人，七次会试不第，正德十六年进士二甲第七十名。嘉靖皇帝登基之初，朝臣以礼仪论其父兴献王的封号为伯父，嘉靖大不悦。张璁看准时机，公开上疏反对朝臣，支持皇上，帮助嘉靖得以承认父子之伦常，嘉靖三年最终压倒了反对派，并因此获得了皇上的信任，却也因此得罪了满朝大臣。之后张璁平步青云，连年升官。大礼议毕，张璁从一个小小的南京刑部主事被提拔为翰林院学士。嘉靖六年升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嘉靖七年负责编修大明会典，书成加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华盖殿大学士调任吏部尚书，嘉靖八年取代杨一清，成为内阁首辅。之后几年因为心胸狭窄诬告打击政敌，被几废几起，却仍时时高居首辅。嘉靖十四年致仕，嘉靖十八年卒。生平参看《明史》卷一百九十六列傳第八十四，及《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年至十四年事。而史料证明这个幕后指使陷害袁袠的人实际上正是张璁，考《（同治）苏州府志》袁袠小传：“而璁憾未已，狱吏承望风旨，坐以故纵火，谋为奸利，当斩”，原来一直以来张璁对袁袠都有“憾”，积怨甚深，故这样指使狱吏实是为了对袁袠泄愤。“宰臣故衔先公，谓实纵火，必欲致先公死”，可见张璁对袁袠的恨非常之深，以至于一定要至其于死地方才后快，所以诬陷袁袠纵火“迨乎武库之灾，谗言先入”，致使“上怒下之狱”。袁袠被认定乃纵火主犯，于是身披重枷，投入镇抚司天牢“械系请室，卒校束缚，呼声动地，搒掠百数。”锦衣卫对其严刑拷打，逼其招供认罪，以判处死刑。后袁袠曾于诗中回忆此事曰：“体肤嗟毁伤，重以冠裳羞。”
但张璁的阴谋终究还是没有得逞，从四月到七月虽然“铔炼久之”，但是袁袠骨气非常硬，他对自己没做过的事情拒不承认，狱吏“锻炼无所得”状词迟迟不能拿下“箠掠百馀，拘囚者四月，狱辞不成。”又加上张璁因为打击异己的事情做得实在太过分，惹怒了皇上，同年七月被罢官回家了。张璁既“会以事罢去”，则狱吏诬陷袁袠也就没了必要，故袁袠“乃得末减”。朝廷以证据不足，撤消了袁袠的死刑“拷掠百馀，衔者因欲甘心，会以事罢去，乃得减死”。最终皇上宣布了判决结果：“得旨……直日巡风主事袁袠并巡风吏陈铣发附近各充军”，袁袠从一名朝廷官员被判充军“戍湖州”。虽然改判捡回了他一条命，但是兵部冤狱着实成为了袁袠一生的转折，不仅断送了他人生的前途，而且使他从此对仕途心灰意冷，丧失了进取的希望与信心。交代至此，我们不得不需要搞清楚张璁为何如此痛恨袁袠。原来早在五年前袁袠殿试之时二人的矛盾竟已产生。
二、殿试结怨
其实在嘉靖五年殿试期间，大学士张璁恰好是袁袠的座主，“袁永之袠以解元高第入廷对，永嘉得其卷，奇之”，他无意中批改到了袁袠的试卷，虽然因为糊名他不知道卷子的主人，但是他依然非常欣赏眼前这个人的才华，以至于到了“奇之”的地步。阅卷完毕，张璁极力向其他主考官推荐这份卷子作为状元之选“时新贵人张公者，以先生所射策常荐居首”、“欲冠多士”。然而由于大议礼期间张璁阿谀迎上、篡改典制，故“在廷诸公恶其揽权”；又由于张璁进士成绩很差，本没有资格成为大学士，故其他同僚对其阅卷官的头衔皆不服气，“时永嘉方为学士，摈于廷论”。因此在其他阅卷官内部早已商量好，就算考生本身答得再好，若是经张璁批改的则必被降一个档次，袁袠的试卷是以“抑置二甲第一”。实际上袁袠的才名在会试考完后就非常响“荐试礼部亦在高等，一时声名倾动京邑”，可以说是这一科状元的热门人选，所以当成绩排定完毕，拆开糊名，其他阅卷官们看到张璁力荐的那份试卷的作者正是袁袠时，他们都显得非常后悔“既折封知为袁，众有悔色”。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后悔没有客观地排定袁袠名次，而且更在于这样做等于将其人拱手让给了张璁，袁顺理成章地变为了张的门生，日后张璁若是向袁言及是他们抑置其为二甲，那便会更加得罪于袁袠，“及启封见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权臣则喜于得君”，因此这时只有张聪心中是喜悦的。此时的张璁由于在朝中立足未稳，急需袁袠这样的人才投入他的阵营“宰臣既尝荐先公，意先公德之，必欲罗致党中”，以壮大其在朝中声势。更巧的是张璁与袁父早就为旧相识，袁袠上京赶考之前，张璁已经受到了来自袁父的嘱托。“与计偕将试礼部，初我祖与宰臣有识，时方被眷注，以先公旧识子也，冀引为助。”所以既然袁袠的试卷是他批改，也是他举荐的，袁家与他又是旧相识，张璁认定袁袠一定会投其门下，他一定能得到这个人才。
然而事与愿违，最终袁袠却坚决地拒绝了张璁的好意。一开始，他便不主动来拜谢张璁，“宰臣既尝荐先生，意必德已。先生一不往谒”。进士成绩出来之后，袁袠成为庶吉士“考选进士袁袠等二十人为庶吉士，送翰林院读书”，但他却只知道在院中读书，从来不去谒见张璁，“先公一不徃谒之，隐金马萧然自得也”。张璁由于非常想得到袁袠这样的人才，所以见袁袠迟迟不来，他便迫不及待，“乃先来拜先公”。见面之后，张璁急于要把自己殿试阅卷当天的来龙去脉全部告诉袁袠。“他日诣君叙致本末。”希望袁袠尽快认自己为座主“璁 亟言于袠，欲见德”。为此张璁甚至自降身份“自谓君知己”，张与袁本来应是师生关系，也即长辈与晚辈的关系，现在张竟然当着袁袠的面把辈分给拉平了，可以说张的暗示再明显不过了。然而袁袠的反应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他丝毫不打算承认与张璁的师生之谊，面对张璁的拉拢，他继续选择了无动于衷的对待“而君不对，亦不谢”。或许是对于袁袠期望太大，张璁以为他没有听清楚，故又“屡侈述其事”。然而袁袠依旧一言不发，将张璁冷在一旁，“袁不答，亦不诣谢”，张璁此时可谓难堪到了极点。更严重的是袁袠不仅无视张璁示好的举动，更是直接冲撞冒犯张璁。两人一天在路上相遇，袁袠不仅继续不认座主，且“途遇永嘉，不肯避骑”。
袁袠的举动摆明了是瞧不起张璁，事到如今张不仅对袁袠死了拉拢之心，更是“衅怼遂作”，将其恨之入骨。五年之后兵部发生火灾，张璁遂抓住机会，陷害袁袠死罪，报了一箭之仇。从张璁将袁袠视为门生、知己，而袁袠将张璁视为路人甚至是仇人这一违背常理的现象来看，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更深层的原因。
三、袁张矛盾之深层原因探究
关于这一原因，首先，乃由于吴地文人间本身就具有着对迎来送往不感兴趣的潇洒士风，王世贞曾云“自世宗朝执政者好拔其党，据津要，以相翼毗，而轻于弃名士大夫。而士大夫亦丑之，莫肯为用，而吾吴最盛，前先生者有王参议庭、陆给事粲、袁佥事袠”，可见如王庭、陆粲、陆师道这样的一大批吴地文人普遍有着洁身自好、不喜结党扎堆的个性，对此袁袠亦不能免，他曾自言其生性“简懒”，即不喜周旋于多人之间。“所至尝鐍户默坐，不肯泛交人”，喜欢独处内省，不乐易与人接触，所以对于当时官场动则援结攀附的风气，袁袠显得“弗合时制”。由于袁袠天生喜静恶动，不合于群的吴人性格，导致了他不愿意与人拉帮结拜，攀附结交。甚至连自己写作的诗文作品也不愿意轻易给生人过目。“所为诗文未尝輙以示人。有求者非相知多不应”。 然而毕竟袁袠不是一个朋友也不要，正如前文所言他的诗歌只给“相知”的人看，所谓相知便不是那些位高权重、能互相取利或酒肉饭局上的朋友，而是有着相同志向、信念，真正懂对方的人，“志同气合即倾倒无间，故知君者莫不贤爱之”。一旦找到了这样的朋友，袁袠便会“与朋友相然诺，不以炎凉移变”。他的这种交友方式可谓挚诚君子式的交友。很显然，张璁不属于袁袠相知式的交友类型，故其不愿与张拉帮结派。
其次，拒绝张璁，乃由于袁袠所处的政治阵营与其政治立场所至。这一点在为其好友屠应埈所作的行状中，他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时阁臣务纷更制典，诸吉士皆少年负气，不肯谒诸阁臣，出又不避骑” ，可见庶吉士们不肯与张璁等人来往的一个最重要的要原因即张璁“纷更制典”。众所周知，张璁、桂萼等人为了讨好嘉靖帝获得升迁，变更了明朝留下来百年的庙号制度，更议了明孝宗与兴献王的谥号，这便是明代著名的大议礼事件。而袁袠自嘉靖五年进入翰林院读书以来，便早已属于这个庶吉士集团。袁袠曾于其文中说道他们这个集团中人的性格普遍具有“性本疏迂，加之简懒，深衣衽袖弗合时制”的特点，其中“疏迂”即指性格固守陈旧、迂腐、不切合实际；“深衣衽袖”本指衣与裳连在一起披体深邃的一种古衣，然而此衣已与明代当时的穿衣时尚不合，故而袁袠在此拿来借指严守古法、不会变通的性格。关于庶吉士阵营的这种个性，在袁袠的文学主张中也可窥见一二：“学者生于叔季，不能大观逖听、游心邃古，而苟安卑陋，未见其有成也” 。故而作为庶吉士集团的一员，袁袠对张璁擅改古制的政见断不能认同。
复次，袁袠拒绝张璁，除了因以上提到的地域与政治特点之外，尚由于其个人性格之耿介。所谓“耿”，即光明之意。在官场中袁袠始终遵循《中庸》的教诲“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 ，正直为官，绝不攀援竞上“仕宦不求朋援，直道而行”。哪怕是自己同乡、乡试座主徐缙的举荐，袁袠一样拒绝，“无何同邑徐公自学士出掌吏部铨，先公故门生也，素见知爱，将荐进之，先公逊辞不就” ，可见他骨气清高，爱惜名节。袁袠能“处权利能见几退让”，洁身自好，“性素俭约，尤慎取予。自筮仕历官，不妄受人馈遗，图书自随而巳”，他为官的目的是要实现得国而治、一起颓敝，绝非为了利欲。所谓介，本意为甲胄，甲胄硬也，耿介的介正取其本意，即言其骨气硬朗、不会转弯，有气节。一直以来袁袠都是一个气节硬朗之人，这体现在：第一、他对待上级官僚与下层老百姓的态度上。“见达官或与平衡，见乡人顾恂恂下之”，即待人处事奉行不卑不亢的态度：对上一视同仁“不能媚权贵人”；对下不欺压百姓，同情民生疾苦，和百姓做朋友，“久在田亩，农夫野老皆与慰劳，话耕作便宜”。第二、当他面对不义之时，能坚持原则，敢于顶撞上级。嘉靖二十年 袁袠在广西担任学政期间曾经发生了这样一桩事情“两广自韩雍后，监司谒督府，率庭跪”明宪宗朝，韩雍担任两广都督，平定广西叛乱时立下规矩：凡是藩臬二司的官员去拜见他的时候都要当庭行跪拜礼，以示尊重，这种礼节久而久之形成了惯例。但是无论这种规矩在广西沿袭了多久，因其不合儒家伦理，袁袠即拒绝执行，“率庭跪，袠独长揖”，亦不管这样做是否因与众人不同而让上级难堪“或谓先生将得罪，先生笑而不顾”，事实上袁袠的做法也确实惹怒了巡抚“时张半洲为政，怒弗许。舅竟不见而去”。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贬官与嘉靖十年的牢狱之灾后，面对封疆大吏，袁袠依然能不行不义，可见其骨气之强硬。第三、他的气节体现在他对于理的坚持，即认理而不认人。“居官，与僚寀同事和而不同”，他非常有主见，如果与人产生分歧，对于袁袠而言他一定会根据道理而不是人情处事，与同僚“遇事可否，一揆之道义”。若是道义在他这一方，而同事的做法有违道义，他便要一争到底“事有非理及人不当意者，面加斥责”，对同事当面斥责，丝毫不给人留尊严。尽管把同事们搞得很难堪，“然实无他肠”，袁袠并没有什么坏心思，斥责完后还与其人为友。“已即置之不宿怨”不生隔夜仇。这是典型的对事不对人的性格。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因不了解袁袠性格而对他产生了误会，“与人寡合，颇为不相知者所嫉”。
综上所述，袁袠不仅不愿与张璁拉帮结派或不能认同张璁的政治之主张，在其心中更应当十分厌恶张璁的为人。因为反观张璁的为人，是要利不要节，依靠大议礼来讨好皇上，以得到升迁。张为官的目的是为了权力，且对此趋之若鹜，为了获得权力更是不惜颠倒黑白，不择手段打击异己。因此袁袠曾将自己拒绝张璁的行为直接形容成“远希长孺之蔑卫青，近鉴李彖之远国忠”。可见在他心中张璁即等同于卫青、杨国忠这样的人物：都依靠某种途径与逢迎讨巧的手段而受到皇帝宠信，攀上高位权倾朝野之后即得意忘形，不务正业，打击异己，胡作非为；他期待自己能效法汲黯与张彖这样的古代名士，不畏权贵，不媚宰臣，将拒绝张璁视为一件有骨气的事情。很显然，张璁非但与袁袠志不同道不合，更是与他的道德理想都背道而驰。所以袁袠根本不愿与其结交。故其以这种过激的方式来拒绝张璁，实在“情理之中”。
所以当张璁用尽招数讨好袁袠的时候，袁袠却在众目睽睽之下羞辱了他。因此张璁有足够的理由痛恨袁袠“触怒蓄憾，切齿仄目”，他恨得咬牙切齿、眼眶迸裂，恨不得将袁袠碎尸万段。但此时的张璁方才升任大学士，立身未稳，袁袠也刚刚成为庶吉士，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因此张璁“大怼衘之，然无以发也”。嘉靖十年兵部失火，张璁终于在忍耐中等来了复仇的机会，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袁袠，一定要将其置于死地。
四、袁张矛盾的影响与波及——庶吉士之厄
袁袠与张璁之间所发生的事情，讲到这里似乎已经应当告一段落。然而袁袠与张璁这场个人恩怨背后所造成的影响与意义却远没有结束。
嘉靖六年十一月，朝廷发生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翰林庶吉士风波。包括袁袠在内的，进入翰林院读书刚满一年的丙戍科庶吉士们被吏部草草授职：“翰林院庶吉士陆粲工科给事中，王宣福建道御史，王嘉宾、邝忭、华察、林云同俱户部主事，张鏊礼部主事，屠应埈、袁袠、赵时春俱刑部主事，郭秉聪、张渠工部主事，余棐大理寺评事，江以朝、杨恂俱南京大理寺评事，李元阳、王格、张铎、连鑛俱知县”。从中亦可见他们所授官职卑微，最高不过科道官，大多是六品主事、评事等基层办事人员，甚至尚有出为知县者。这样对待庶吉士实在有悖常例。因为据大明职官志记载庶吉士作为内阁与部署高级官员的储备力量，必须在翰林院读满三年书，待三年之后重新考试排定名次“庶吉士读书已经三年，例该内阁查平日考校名次，重加考试，取分上中卷封进”。依据这个新名次，再分配官职，“钦定本部照例，上卷二甲授翰林院编修，三甲检讨，中卷科道、部属或外补，各本题请”，上卷直接进入翰林院任职，其中前两甲授编修，第三甲授予检讨。在明代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除了少数特例外，凡是内阁成员，之前必先在翰林院任过职，所以进了翰林院就等于拿到了内阁的一张通行证。中卷分配到各个部署（六部）、科道（言官）中任职，最差的则是外地任官。现在对于丙戍科的庶吉士们，他们既没有既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读完书，又没有参加授职之前的例行考试，便被直接剥夺了继续留在翰林院的权利。分给他们的官职仅相当于中卷所得官位，这实在有违公平。而且不允许庶吉士分辩，因为这条命令来源于上谕“奉圣旨，这庶吉士卿等既会选停当，但俱未及三年，都难以留用……袁袠等照原科甲阴授，都送吏部，拟奏定夺，遵奉”，这无异于间接宣布丙戍科的庶吉士们政治前途渺茫。既然如此，我们不禁想要知道丙戍科庶吉士们为何被禁止继续留在翰林院深造而被草草授职呢？
实际上这场清洗的幕后主使者不仅仍然是张璁，而且这场庶吉士厄运的发生与袁袠冷拒张璁事件有着莫大的关系。袁袠本人成为了这场大清洗的导火索。因为袁袠对张璁的无礼冷遇，袁袠连累的不仅是自己，更是全体翰林庶吉士。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多个文献证据把这场清洗庶吉士风暴的源头直接指向了嘉靖五年张璁和袁袠之间发生的那场不快，“张璁恶之，出为刑部主事”。张璁因为厌恶袁袠，所以把他从庶吉士直接授职为刑部主事。“张璁恶之”的“之”指什么呢？即上文袁袠不报谢张璁这件事。“璁亟言于袠，欲见德。而袠不谢亦不谒。乃密言于上谓：‘诸吉士皆少年浮薄，非大器’”，从这条材料中可以看出张璁因袁袠对自己不敬，而向皇上弹劾，但他的矛头不仅对准袁袠，更指向了全体丙戍科庶吉士，控告他们所有人轻薄浮躁、不成大器。实际上袁袠只不过丙戍科被贬庶吉士当中的一员，明明是袁袠一个人闯下的祸，为什么其他庶吉士也要跟着受牵连呢？“（张璁）乃先来拜先公，徃答不遇，以为瞰其亡也，盛蓄怒思中先公矣。未几，乃上言诸吉士无状，不当在禁林，请尽出之”，这条材料亦可以说明在袁袠拒绝张璁事件之后，张璁十分生气，想要报复袁袠，然而过了没多久全体庶吉士就遭到张璁以没规矩、没礼貌为理由的弹劾，统统被赶出了翰林院。这些材料都将这场庶吉士授职风波的源头指向了袁张之矛盾，说明没等到嘉靖十年火灾，张璁便已经开展了对报复袁袠，但是在报复袁袠的同时却把袁袠这个意涵的范围扩大了一圈，即因为要报复嘉靖五年袁袠对自己的无礼，所以张璁断送了包括袁袠在内所有的庶吉士的前途。张璁的做法实在是有些不可理喻，亦有些不合逻辑。然而我认为袁袠拒绝张璁与张璁弹劾全体庶吉士这两件事情之所以能连的起来绝非偶然，张璁这样做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因为袁袠事件带给张璁的不仅仅是愤怒，还让他认清楚了一个实事。
原来嘉靖五年殿试，张璁极力拉拢袁袠另有目的。嘉靖三年，张璁与桂萼因为帮助嘉靖皇帝承认自己的父亲和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斗得死去活来，几次九死一生，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大议礼事件。然而当我们仔细分析张璁所受到的攻击时便不难发现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张璁的主要敌对势力，即以杨廷和、杨慎为首的朝臣们，他们大部分进士成绩都比较好，且出身翰林，因而可以说张璁的政敌便是翰林集团。其次张璁自身的学历出身问题又屡屡被作为翰林集团的攻击对象，以张、桂为首的集团，进士成绩大多在二三甲末尾，没进过翰林院，没当过庶吉士，升官全靠做皇帝的代言人。由是在在大议礼期间，这个问题屡屡被政敌当做鄙视、弹劾的把柄。虽然之后张璁在议礼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并以此进入内阁成为首辅，但是明代人对于出身问题的确非常执着，言官们依旧对他的低学历与官位来路不正的问题念念不忘，继续在背后对他冷嘲热讽肆意弹劾，一刻也没有停歇。综上所述，可见张璁既遭到翰林集团的攻击，同时又因自己的非翰林出身而遭人攻击：“大学士张璁自以非由翰职起家，骤居辅导；而议礼时，又輙被词臣攻击，颇怀怨忿”，以此在张璁心里自然非常讨厌这些出身翰林、自命清高且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官员，他也很清楚这件事会影响到他的政治地位的稳定。
然而最初在张璁看来解决这个敌人的最佳办法不是消灭，而是拉拢，是和这个阶层打成一片，最终让他们默认自己的学历，甚至得到高学历人群的支持与认可，形成一个围绕自己的高学历集团，从而为自己正名。当他作为殿试阅卷官并且袁袠的考卷出现在他面那一刻，这种希望无疑达到了顶点：第一、旧的翰林集团因为在大议礼过程中和他产生过正面冲突，所以对他的看法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轻易改变。但是新人和他没有产生过直接矛盾，所以不存在此问题。而所谓新人便是新一批有资格进入翰林院的进士，所以要想拉拢只能从新庶吉士潜在人选中拉拢。第二、作为殿试阅卷官，想获得新的翰林盟友，甚至是让这些人对自己死心塌地，最方便也是最可靠的捷径无疑是利用考官便利，在新一代的庶吉士当中建立门生——座主这种牢固的政治关系。在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明代的官场风俗。在明代殿试考试是为了排定进士的名次，而进士的名次直接关系到考生今后的官位大小，就是以成绩来分配官职，成绩好的自然分到的部门就好。所以批改考生卷子的阅卷官便成为了考生仕途上的关键人物，于是考生与阅卷官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而重要关系即门生和座主的关系，考生既要感谢座主对他的提拔之恩，又因为在官场上初出茅庐需要有经验的人为他提供指引，所以久而久之，围绕着门生与座主之间便形成了一张紧密的利益关系网。既然要报恩，门生为官自然会替座主办事。这种关系乃明代政治中最稳定可靠的途径之一。因为袁袠的卷子是他批改的，所以他与袁袠便自然地形成了这种关系。第三、有了天时、地利，还需要好苗子，在这个以成绩分高低的集团中，袁袠因为其自身的卓越才华，未来无疑将进入翰林院，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所以当袁袠的考卷偶然间出现在阅卷官张璁面前的时候，他意识到天时、地利、人和都已经齐备了，他很有可能借此机会摆脱翰林集团对他的围追堵截。
故当张璁极力举荐拉拢袁袠的时候，他的目的其实并不单纯：“惟时一二要路稔知先生之名，欲招致先生，以为羽翼”，他是想利用新的庶吉士门生来消解整个翰林集团和言官们对他的敌意，使他的地位获得承认。而一旦袁袠成功进入庶吉士集团，成为新一批高学历代言人，同时又作为门生成为了他的第一批学生时，张璁也就等于第一次稳固地获得了翰林庶集团的支持，同时也获得了自己的高学历集团。这对消灭张璁的敌人，挽回张璁的面子，稳固张璁的地位来说可谓雪中送炭，不攻自破。而袁袠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的突破口与关键人物。这或许就是张璁对袁袠礼贤下士，热情示好的一个最根本原因。
然而袁袠的行为无疑宣告了张璁整个计划的破产。实际上袁袠的地域、学识、志气、政见与性格早就决定了他从一开始便已加入了那个与张璁为敌的阵营，而且无论张璁如何费劲心机讨好、拉拢也无法挽回，因为张璁不了解的不仅是袁袠一个人，更是翰林集团这一类人。正是由于这个阵营人群性格中所含有的正直，耿介，甚至是保守的一面，注定了他们和张璁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决定了他们永远不会向张璁做出妥协。
所以袁袠看似个人行为其实表明的是一种集体的政治立场：嘉靖五年四月袁袠成为了新庶吉士集团中的一员，他的拒绝也就意味着张璁亲手选定的新翰林代言人拒绝了他，那么袁袠身后便会有更多的其他翰林成员声援他来抵制张璁，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嘉靖六年十月，张璁入阁，整个翰林院中竟然没有一个庶吉士来向他道贺，“璁进阁时，庶吉士不屑赴揖也”。可以说袁袠的拒绝行为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全体翰林庶吉士集团，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新旧整个翰林集团永远不会和张璁善罢缓和，对袁袠的失败实际上宣告了张璁整个新翰林计划的破产。袁袠和张璁矛盾背后所隐藏的是翰林集团与张璁集团的矛盾。虽然张璁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袁袠这些人为什么会拒绝他的善意与橄榄枝，但袁袠等人的反应却从感情上彻底伤害了张璁的自尊心，这让本来就因此而自卑的张璁的自卑心理因此变得有些畸形了。同时身为一个出色政治家的张璁虽然之前对翰林集团错误估计，但此时的他却敏锐把握住了政局的动向——那就是无论他的态度变得怎样，翰林集团都永远无法与之化敌为友，更不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翰林集团永远都瞧不起他，可以说自己与整个翰林集团彻底无缘了。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从袁袠事件走出来的张璁随即彻底丧失了对整个翰林集团的信心与希望，取而代之的只有无尽自卑与仇恨。于是他转变了所有策略：既然不可能让这些人妥协，得不到的，那么就彻底毁灭。
以上这些便是为何张璁因为袁袠一人而清洗整个翰林庶吉士集团的内在原因。可以说袁袠成为了张璁与翰林集团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嘉靖五年袁袠初拒张璁时，由于时机尚不成熟，张璁遂未对翰林集团马上展开清扫行动。到了嘉靖六年十一月，也就是袁袠事件发生的第二年冬天，张璁终于等到了机会。首先由于张璁集团尽心为皇上办事，其党羽成员们在嘉靖六年十月纷纷升职了：“命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办事”，张璁一跃成为了礼部的最高长官，并且得尝所愿的进入了内阁，成为了阁员。而他的同党桂萼也升官了“丁丑以礼部尚书桂萼为吏部尚书，仍兼翰林院学士”，升任为吏部得最高长官，管理官员的任免与升迁。张璁集团真可谓一时间风头无两，焰势滔天。其次、恰在此时翰林集团的成员却不争气得罪了皇帝，“（张璁）入阁未几，上以侍读汪佃进讲洪范九畴不称旨，令吏部改掉外任”，就在张入阁的同时，侍读翰林学士汪佃向皇上进讲《尚书》由于言语不当，惹怒了嘉靖，上谕遂将其逐出翰林院。这件事情也成为了整个翰林之厄的引线。
张璁敏锐地捕捉到复仇的机会已经来临。他借着皇帝对自己的宠信与对翰林学士汪佃的不满情绪，抓住机会，落井下石，“璁遂揭请考核”。由于在大议礼过程中翰林集团的固执给皇帝留下了非常差的印象，所以嘉靖当即同意张璁以内阁来考核翰林的上奏，“因命内阁选择翰林诸臣，称职者留用，不称者量除他官”，而此时的内阁早已经张璁的天下，于是考核的结果可想而知。不光是汪佃外补通判，凡是不服气张璁，和张璁有矛盾的翰林统统被外贬，“祭酒陆深讲筵仵旨，谪延平府同知；一时刘栋、杨惟聪、崔桐、徐阶等皆外补，十去其七”。
庶吉士既为翰林的组成部分，而且在汪佃一事之前以袁袠为首的新庶吉士已经向张表明了态度，故在老一批翰林成员被清洗之后，新庶吉士亦不能幸免。“璁又以庶吉士皆乳臭之子，不堪教养 ”，张璁继续向世庙弹劾新庶吉士也都是只会发牢骚的愤青书生，没有实干才能，不仅没有再教下去没有意义，而且“又不当出为科道，止据其中第除选”只配下方基层。
张璁的上奏亦得到了处于愤怒情绪下的嘉靖的批准：“上谕内阁庶吉士，不须教养，并除遣之”。然而张璁以公泄私愤做法实在太过分，以至于平日忍气吞声的其他内阁成员，此时也公开表示不满与反抗，“大学士杨一清请照常例留三五辈在翰林，及选，选科道言官。张璁独奏言：‘臣观此辈心切奔竞，口尚乳臭，固不应处之翰林。而科道言官又岂少不更事者宜居之？况旧例教养三年成毕方得改授。皇上既以此辈不堪教养，早为除遣，是欲退之矣。而内阁反进之，何欤？宜查照甲第，除授部属知县等官，如此则将来必无营求幸进者矣’” 。最终在朝臣们的一致反对之下，嘉靖帝最终选择了折中，虽然没有将庶吉士统统贬官外地，但还是剥夺了他们能继续成为翰林的权利。于是便有了本小节开头那一幕清洗庶吉士风波。至此张璁可谓基本完成了对翰林成员尊严的复仇与政敌的清洗。历来学者把这件事称之为明代“翰林一时之厄”。
然而，或许是因为袁袠事件对张璁打击太大，张璁从此对翰林庶吉士集团彻底失去了信心。报了仇之后的张璁非但没有就此罢手，反而从此之后心里疾病进一步恶化了，他脑海里固执的认为庶吉士这一类人都是忘恩负义的一丘之貉，所以对付所有成绩优异的庶吉士的唯一办法便是简单粗暴，统统外补授职、劳动改造，一个也不准留在翰林院读书任官，“夫考丙戍、己丑二科庶常，并从外授。己丑永嘉主试，寔所举士也，无留者。悻戾可知”，所以即便到了嘉靖八年与嘉靖十一年成为了殿试主试官，张璁却不仅完全丧失了拉拢优秀进士成为门生的勇气，而且更是在仇恨驱使下颠倒是非黑白，他尤其讨厌那些成绩好的庶吉士，越是馆元就越不配留在翰林院，成绩倒数的人反而有资格留在翰林院，“嘉靖壬辰科庶常，官元为吕怀拜给事，盖用前二科袁袠唐顺之例。末名两度俱郭希颜，反留为史馆。时留用者七人，而主事至九人，皆首揆永嘉意也”。
可以说袁袠事件充分证明了张璁虽然是个好的政治家，但也是一个心理有问题的病人和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在张璁心中自私又狭隘的个人恩怨与自私自利的个人权势永远排在了国家集体利益之前。他性格自卑，心胸狭隘，报复心强。即便是亲手断送了袁袠等人的仕途前景，完成了政治目的，但依旧不依不饶，难以能平息怒火。最终四年之后他成为首辅，一手导演了嘉靖十年的兵部火灾冤狱，将袁袠亲手送进了死牢。他身为首辅、身为国家的半壁江山，在国家急需用人之际，却因为一己之权利，毁掉了一批又一批有志于报效国家、有才德兼济天下的年青士子。他的极端报复行为，使国家也少了一群栋梁之才，也使得袁袠这样的有材之士，才能得不到发挥，看透官场的黑暗，丧失了为官的兴趣，不能为国家尽忠出力。
回过头来再看看袁袠，导致这场翰林集团厄运的直接原因正是袁袠当年对张璁一系列不敬的行为。袁袠是这场斗争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这场斗争的发起者。他是张璁对翰林集团前后态度转变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袁袠拒绝张聪之前，张璁妄想争取新翰林集团；袁袠出现，张璁的希望值到达顶点；袁袠事件之后，希望破灭，张璁只想毁灭整个翰林集团。袁袠成为这个关键点的原因就在于：他登上政治舞台的出场时间，以及他自身具备的条件都让袁袠成为了张璁实现这一争取新翰林计划的理想性人物。然而正由于他这个代言人的无情拒绝亦将张璁拉回现实。正是袁袠的表态引来了张璁对整个翰林集团的大清洗。而袁袠个人的不幸遭际，实则是嘉靖前期这场张璁集团与翰林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袁袠亢直耿介的性格虽然赢得了后代史官的一致尊重。但同时也正是因为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导致了他很难在嘉靖朝这个高手能人辈出的政治舞台上生存下来。不可否认袁袠拥有命世之才，然而想要得到施展才学兼济天下的机会，首先要学会做人，学会尊重规则，并在规则中生存下来。很不幸袁袠的性格导致他不会妥协，并一手主导了他人生的失落与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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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袁文献 ywx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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